朱令案重啟之我見

朱令案重啟之我見

首先想對《白宮請願鬧劇過後的斷想》一文受到的拍磚和質疑作一個回應。

有人無法認可我用“鬧劇”一詞，並且認為此案僅僅剛開始，還遠未結束。我想說，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一定是把“朱令案”與“白宮請願案”混為一談了。我說的“鬧劇”指的是“白宮請願案”。此案雖以朱令、孫維為話題，其實是由與兩者毫不相幹的兩姓旁人發起和參與的案子，與“朱令案”橋歸橋、路歸路，並且此案已由不具名且非官方身份的律師的回應而告終。

至於以崔哥們的素質，在心有不甘的情況下再到另一權力機構——議會去上演一場請願大戲，也未嚐沒可能，隻是依據“一個公民不能被同一罪名追訴兩次”的司法原則，縱有“議會請願”這樣的大戲上演，隻怕也不會有任何回應，還有可能招至警察，因為請願的都不是當事人。作為兩姓旁人，為一方出頭指控另一方，在中國可以，在美國不行，這屬於無理取鬧，特別是你冒犯的是權力機構。別以為在美國你是人民你就是老大，其實，權力機構才是老大，因為他們有權威，並有維護權威的國家機器供驅使，所以，“白宮請願案”隻能到此結束，不會再有新戲上演。

至於指責說我反對和阻擾朱令案的重啟，這話從何說起？朱令案雖然已經有19年曆史，但還有一年的追訴期。當事人隻要願意重啟，司法部門又願意接案子，對雙方來說，都是皆大歡喜的買賣，我這個局外人管得著嗎？

退一萬步說，就算過了追訴期，不是還有遙遙無期的網絡追訴可資利用嗎？以朱家和朱粉們不訛上誰絕不罷體的氣勢，不找出一個為此案背鍋的主兒，這案子肯定會沒完沒了繼續下的。至於這鍋是黑鍋還是白鍋，朱家和朱粉是不會理會，在他們看來，縱然讓你背了黑鍋，你那點委曲與朱令受的傷害比，也隻是小巫見大巫。

然而經過十九年歲月的蕩滌，很多事兒已時過境遷了。昔日以罪推定的公安依舊以罪推定，而昔日以罪推定的法院卻奉行起無罪推定，朱家失去了讓人背黑鍋最有利的時機，遷怒是免不得的。十九年前因遷怒不上孫維而遷怒醫院未果，此番再遷怒不上孫維恐怕隻能遷怒公安了。

當然，朱家不可能象上回把醫院告上法院那樣，再把公安也告上法院，隻能是借網絡平台放風說“公安受孫家勢力所壓拖案十九年未決”，明指公安實指孫維的家勢阻擾公安依法辦案。

然後，從網上爆料的雙方家勢看，孫家的家勢既無網民傳的那麽邪乎，隻不過是民主黨派，遠非實權階層，朱家也非草民弱勢，從朱家率先走上層路線，孫家隨後被動跟進看，朱家的實力其實也不俗。據說朱令父母效力於中科院。中科院的高知們有多大的社會能量，我們這些邊遠草民是不清楚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的話柄權是我等草民百姓無法企及的，往往某中科院院士的一句話，馬上能掀起全國性的大辯論。試想以此能量責令公安加速進程，公安豈有不效犬馬之勞的？隻是公安的證據有限，而孫家也不是張高平這樣沒勢力的草民，就算把神探聶海芬請來，麵對勢均力敵的兩家，她也未必敢象對張高平那樣以有作案時間作案空間為由隨意構陷。

事實上，當時的公安是以聶海芬式的構陷方式企圖構陷孫維，並且也把這一企圖通報給朱家，並得到了朱家的首肯和期待的。隻是最後收手，沒能將事先與朱家溝通好的方案作實交給朱家，讓人家眼巴巴等了十九年，直到望眼欲穿。究其原因，應該不是因為孫家勢大，而是因為孫維是個女的。

聶海芬所以能將張高平讞成“強奸案”，靠的張高平是個男的，說一個男人強奸一個女的，隻要有作案時間和作案空間就足夠了。沒人會懷疑男人有強奸女人的動機。而朱令案的聶海芬們無法讞成孫維的投毒罪，是因為找不到動機。你光說她有作案時間和作案空間，卻拿不出人家的做案動機過不了正規法院關的。但總不能說是孫維因強奸朱令不成，遂起殺心吧？這也太不靠譜了。於是，方舟子就推出了一個比較靠譜的嫌疑人——貝誌誠，因為隻有男人才會跟女人演義愛恨情仇這樣的戲文。

我要先聲明一下，我不但不是方舟子的粉絲，而且非常不屑此人，每每看到他那稀疏的頭發配上一對鬥雞眼的鬼樣子，都感到由衷地惡心，恨不能給他一拳。其實我是個很善良溫和的人，很少會有想湊人的衝動，所以，我自己也常被方舟子給我的感覺嚇到，所以，平素都是有意避開有關他的報道。但這次不然，他對這個案子的所有觀點和立場，都與我不謀而合，我能解決的方案是，摘下他的文章，在不看他本人尊容的情況下，閱讀他的觀點。

話說方舟子這靠譜的推測一經發表，廣招唾罵，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你罵歸罵，總要拿出一個更靠譜的說法吧？沒有，這也頗有中國特色。

現在話題又不得不回到孫維作案的動機上來了，是兩人愛上同一個男人而導致的情殺嗎？不象。因為警察從一開始介入案件就調查兩人的父親有沒有積怨。從這一點看，顯然沒有一個被兩女所爭的男士存在，否則早就從那方麵下手調查了。

調查兩人的父親，從另一個側麵也證明兩家勢力其實是旗鼓相當的，因為隻有在鼓相當者之間，才有可能產生矛盾，產生積怨。

當然，這是指正常情況下，但別忘了，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民族，就有為數相當多的人，非常的感情用事。他可以在別人的挑動下，對一個非親非故、無怨無仇、甚至從未謀麵的人產生不共戴天之仇，這樣一種特性，常常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來玩“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把戲，而被玩者樂此不疲，代代出此奇葩。

但我不得不說，你願玩或被玩都是你的自由，但不要玩到美國去丟人現眼。美國司法的特點是不會通司法程序造成新的受害者，所以在美國司法體製下，你所看到的是隻是一片“寧可錯放一千，絕不構陷一人”的光景。即使對已經罪名成立的案子，也是盡可能的淡化當事人的罪名。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司法並不象某些人說的那麽“黑暗”，相對美國來說，還是比較公正的。比如馬家爵案子，罪名是明顯的，辦案是神速的，雷厲風行間人就給斃，舉國上下一片歡騰。

這種事兒要在美國，不審個十年八年，是結不案子的。曾經有一個高科技公司，一個退伍軍人，不知道什麽原因沒有完稅，結果被財政部課以重稅，重的此人估計這輩子是還不清了。財政部當然責令公司協辦，公司也照例交辦給財務科作帳。

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的法律文書有的財務，一般都是下到職員所在的公司執行。比如某職工離婚拿到法院的判決書，上有他需要每星期支付前妻的撫養費，這個文書的執行人就不是職工本人，而是他的公司，由他的公司財務將錢直接打到他前妻的帳上，當然，公司也會把收入稅上交財政部，所以，職工拿到的錢是在各種法律文書下被拿走後所剩的，絕對不可能象中國的公司那樣，實際收入遠遠高出應得的工資額，美國人的工資單上實際收入永遠隻會比他應得的工資少。

這還不算，因為職工個人的收入財目都是由財務部門通過W4表製作後上報聯邦或地方財政部，所以，每當我聽到中國人呼籲官方公開官員的收入，並美曰其名“民主”時，我都想發笑，要知道，真實的民主是，老百姓的錢在官方的財政部是完全透明的，想藏著掖著，門都沒有。

言歸正傳。那個退伍軍人經些作帳，想必每月都白幹了，生活恐怕已無法維持，頓時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搞了一把槍就把財政部十幾個人都突突（看來也是個不小的公司）。結果當然是悲聲四起，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道，無非是燭光夜的人群，教堂送別的隊伍，受害者家人的回憶，最後一個擁抱。。。至少架勢上說，受害者太無辜了，司法若不給害家屬一個說法是很平息群情激忿的。但按照美國獨立的“司法公正”的一慣風格是，以精神病為由使嫌疑人免於罪責。但麵對激忿的受害人家屬，法院又如何演義這捉放曹的把戲呢？這是我所關注。很快，司法就進到精神病鑒定這一塊，但很差強人意，報紙所附的照片都是這人在隊伍上非常出色，經常得獎的照片。這樣明顯的忽悠，受害者的家屬怎麽想呢？結果沒事兒。沒有有報怨，因為他們已經從公司獲得大量賠償，金額應該是他們幾輩子也掙不來的。沒人再關心這個案子，這人是不是精神病，任憑法院定奪。

我不想說這些受害者現實，其實事情已經無可挽回，讓肇事者搭上一條性命也於事無濟，獲得經濟賠償應該是受害者家屬唯一的希望。因為這些受害者不是家裏的頂梁柱就是家裏的半邊天。美國人鮮有不是房奴車奴欠了一屁股債的，而且這些債都是兩人一起背負，現在陡然失去一個人，這債務如何償還，往後的日子如何過下去？所以，說了歸齊就是錢的問題。

其實，朱家死咬著孫維不放，很大程度上也是錢的問題。當然，我們不排除朱家有要為朱令的受害找個賠葬人的心理，而孫維是最有可能成為這個“殉葬”者的人選，但我更願意認為，朱家是善良的，他們並不想構陷誰，隻是希望在自己百年後，朱令能得到照顧。那麽，上麵我說的案例就是一個很好參考。

上麵那個例子，賠償方是雇主（EMPLOYMENT），朱令受害的時候，也不是社會閑雜人士，而是有EMPLOYMENT的，那就是學校。朱家其實是可以向學校索賠的。繼續咬住孫維於事無濟。孫維雖然曾經做過這個案子的嫌疑人，但現在不是了，不管朱家或朱粉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當警方允許她出國時，她就不再是嫌疑人了，況且現在聽說她已經是公民了，朱家如果繼續追究下去的結果，很可能變成朱家一家的獨角戲。所以，比較現實的方案就是找學校索賠。這是我的觀點。

 

2013.8.10晚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