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邊天”：殺人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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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僅能頂“半邊天”，女人還能用棍棒打死自己的的校長。
文革打死人的模範，就是從“半邊天”女學生開始的，而且專殺身邊最善良的人。

文革“半邊天”們：殺人償命！

老編的話

百歲老人王晶垚先生走了。他離休老幹部的職業生涯平淡無奇，他的另一個身份卻令人念茲在茲——他是文革中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卞仲耘校長的丈夫。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自己的學生——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次日，王晶垚先生做了這輩子最正確的一件事：他專門買下一部120照相機，拍攝了妻子傷痕累累的遺體和家人哀痛場景，使之成為珍稀的“文革”受難者鐵證。

很多年後，他對采訪者說：“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曆史上多麽黑暗的一頁！”可歎可悲的是，他等了55年，還是沒有等來妻子被打死的真相。

本號轉載《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以誌緬懷。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致死。圖為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衣服。王晶垚攝於1966年8月6日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師大實驗中學一間會議室，宋彬彬宣讀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謝》，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道歉。

北師大實驗中學的前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校於1917年。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統戰人士、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的女兒曾在這裏就讀。

在上世紀60年代，這所學校接待過阿爾巴尼亞友人、工人李瑞環、甚至西藏農奴；隻要開口，她們能輕易借到全套軍裝或傣族服飾來排練歌舞；她們知道許多內部消息，能看違禁的書籍和電影；校園裏的柿子成熟了，掉下來爛在草叢裏，也沒有一個學生去摘——女生們覺得那是可恥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裏一場混亂的批鬥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心愛的女學生毆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關於“校長之死”的真相，48年來，始終沒有清晰的描述。

從2001年秋天起，當年師大女附中的同學，葉維麗、於羚、宋彬彬、劉進陸續開始自發地走訪調查。她們希望還原，校長遇難的8月5日前後，北師大女附中到底發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麽原因，促成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她們將之稱為“八五事件”調查。

她們曾以為真相觸手可及。然而，8年調查中，她們發現：近半個世紀後，有許多感情，已被湮沒；冷漠、遺忘與互相傷害，仍是回憶那個時代的主題。

 

卞仲耘、王晶垚的幸福一家

我的記憶帶著血跡

明眸皓齒，五官標致，氣質端莊——2002年5月，在北師大實驗中學85周年校慶上，1966屆初三3班學生馮敬蘭看見了副校長卞仲耘的黑白照片。這是她第一次仔細端詳校長的樣貌。卞校長含笑凝視著，馮敬蘭卻渾身發冷。

馮敬蘭有點想不通，13歲時，為什麽總覺得校長是個老態龍鍾的女人？為什麽從沒有發現過她的美麗？2002年，馮敬蘭已經51歲，從一名女中學生變成國企職工，與照片中的卞校長去世時的年歲相仿。

馮敬蘭的同班同學葉維麗，也在這張照片前停留了15分鍾。校友們在身邊來往，她卻沒有聽到一句評論。“一群中國最好的女校的學生，怎麽能在文革開始兩個月內做出殺害自己校長的事情？”葉維麗說，很長一段時間，她都為此感到困惑。

這時，葉維麗已是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曆史係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學一樣，‘八五事件’給我帶來巨大的心靈創傷，我的文革記憶是帶著‘八五’的血跡的，是帶著1966年北京‘紅八月’的血跡的。”在2014年1月12日見麵會上，葉維麗說，即便到了美國，卞校長的身影還出現在她的噩夢裏。

為了能夠麵對自己，也解決這個困惑，從2001年開始，葉維麗決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國的時間，開始一項針對“八五事件”的調查。

 

1950年代中期，卞仲耘和她的一對兒女

文革中，馮敬蘭出身不好，被列為班上批鬥對象。卞校長遇難當天，她到班上去，發現課桌被分成兩邊，中間拉了一根繩子，懸掛著粉紙黑色隸書體的對聯，上聯是“老子打天下……”，下聯是“兒子鎮妖崽……”，對聯很長，幾乎拖地。

她隨意問一個同學發生了什麽事，那位同學不僅不回答，還不屑地對她說："我和你的本質不一樣！"

馮敬蘭還記得，班上一個幹部子弟特別蔑視她，“你知道我為什麽討厭你嗎？你跟我討厭的一個小學同學長得特別像！"

馮敬蘭因此更關注文革中顯示出的人性的醜陋，“私欲和野心，過分張揚的個性，強烈的表現欲，女人的嫉妒心、虛榮心和病態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們生命的毒素。"

得知葉維麗要調查“八五事件”後，馮敬蘭主動承擔了幫忙組織、聯絡的工作。

葉維麗還記得，卞校長遇難的第二天一早，學校廣播裏傳來一個女同學的聲音：“死了就死了！”廣播裏說了很多，但隻有這冷漠絕情的一句話，一直留在葉維麗的心上。說這話的是劉進。

劉進，原北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擔任學生代表會主席。當年，她隨父親劉仰嶠（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從河南來到北京。

“穿著洗得發白的布褂子，褲腿挽到膝蓋赤腳不穿鞋，齊耳的短發紮起一個硬撅撅的刷子，像電影裏的女遊擊隊員”，一位同學回憶這位學生領袖，“全校學生都認識她，她卻不認得我們。"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女兒們

時隔38年後，葉維麗才有機會拋出埋藏已久的問題。2002年，一次插隊知青聚會上，她見到劉進。後者頭發已灰白，剪得更短了還是一副風塵仆仆的模樣。葉維麗上去就問她：“你是不是說過那句話：’死了就死了’？

“說了。”劉進沒有猶豫。

劉進告訴葉維麗，那是傳達校長遇難當天晚上北京市領導的意見。劉進的父親6月中旬因被打成“蔣南翔的黑副帥”而停職，聽到領導說這話，劉進心裏“咯噔”一下：“難道我爸爸也會這樣？"

劉進說，卞校長死後，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卻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還是惡？"這之後，她決定隻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鄉插隊4年後，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師，後來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葉維麗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麽時候成立的；卞校長遇難那天的具體過程……劉進發現自己隻記得場景片斷，卻不記得更多細節。

劉進便去找宋彬彬求證。1969年初，宋彬彬去內蒙古插隊，後來相繼考入長春地質學院、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1980年赴美留學，兩人一度中斷聯係，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國才重新熱絡。

 

妻子被害第二天，王晶垚拍下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

她問宋彬彬，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麽時候成立的？宋彬彬卻反問她，"我是不是紅衛兵啊？" “你都戴了紅袖章了，怎麽不是呢？”劉進急了。（半邊天殺人，殺人記憶呢？）

她對宋彬彬懷有愧疚。幾十年來，宋彬彬在罵聲中度過，劉進覺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師大女附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劉進提議宋彬彬簽名的；宋彬彬帶隊上天安門城樓，也是劉進臨時安排的。如果沒有這一切，或許之後的曆史會有所改變？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宋彬彬本來一直不願意出麵，2002年，她與“八五事件”的聯係被寫入美國一本學術著作，並被大學課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麵澄清的必要。（她出麵是因為這段殺人曆史影響了她在美國的生活了，並不是她良心發現。她是為自己洗白）

“卞校長的死一直在心裏放不下，她的慘死讓我感受到的不隻是震驚和悲哀，還有一輩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國後，劉進和她商量調查記錄學校文革初期的情況。之後葉維麗、於羚與劉進、宋彬彬匯合。2007年底，馮敬蘭也正式加入進來。

五人中，葉、宋、劉都是幹部子弟，馮敬蘭與於羚則來自普通家庭。她們組織同學聚會拜訪健在老師，希望能夠最大限度重新記錄當年的事實。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四個孩子

遺忘與回避

然而，調查的進展卻遠遠不如預想得順利。

她們遇見不少支持的老教師，“你們頭發都白了，再不記錄就晚了”。但不讚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師說，文革已經定性了，要向前看，沒必要記錄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導主任，給劉進寫下六七頁紙的書麵意見，提出對把細節摳得如此仔細的質疑。“紅衛兵就是一個暴力符號，你們為什麽要分這麽清楚呢？沒有任何意義！"——這位老師對文革如此憎惡，有次在四川吃飯，不小心進了一個以紅衛兵為主題的飯館，立刻拂袖而去。

劉進曾碰見初中部的一位同學。當年，正是這個班同學去卞仲耘家貼滿“卞豬頭”的大字報。劉進問她知不知道這件事。沒想到，對方一拍桌子，厲聲問：劉進，你要幹什麽？（ 殺人犯在此）

一次聚會時，一位女同學仍像當年一樣用諧音稱呼一位老師為“王八種”。文革時，這位同學就曾在窩窩頭裏摻沙子、插白旗，說王八種吃！其他同學提起這段，她反駁道：“有嗎？我有嗎？" （ 殺人犯在此）

葉維麗到學校校史辦去查找資料，工作人員竟然不知道卞校長當年是被本校學生打死的；2002年春，為紀念學校成立85周年而印製的校史“大事記”出版，1966到1976年期間，除了提到學校改校名外，其餘一片空白。（學校是掩蓋殺人曆史的幫凶）

 

紅衛兵貼在卞仲耘家的辱罵大字報

梅樹民老師是當年的教導處副主任、學生黨支部負責人，也是“八五”當天與卞仲耘一起被批鬥的五位校領導中唯一健在的目擊者。1972年劉進插隊回京，第一個去拜訪的老師就是梅樹民。

當時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學點日語，便問梅樹民老師能不能教她。梅樹民愣住了警惕地問：你怎麽知道我會日語？

“梅老師居然害怕了，以為這又會揪出什麽曆史問題。"意識到這些時，劉進難受極了，"沒想到文革對老師的精神傷害延續至今。

那次見麵，梅老師留她吃了炸醬麵。之後她時不時去和梅老師見麵聊天，也曾說過“對不起老師”的話，不過兩人卻不多談文革。

2006年4月，葉維麗、劉進、宋彬彬和於羚決定共同去拜訪梅樹民老師。她們雖然做了最壞的打算，卻發現梅老師比預想得還要冰冷。他不說“請坐”，也沒有倒水，反複說：黨內有決議，不便多談。問到“八五”當天的細節，他幹脆回答：“我的腦袋上扣了紙簍，什麽都看不見。"場麵就此僵住了，誰也不作聲。（施虐者問受害者：你看到啥了？）

過了很長時間，梅老師才責問劉進和宋彬彬：”當時你們都到哪裏去了？你們學生黨員都到哪裏去了？"

四個都已年過半百的學生尷尬地坐在一邊。

 

紅衛兵勒令卞仲耘校長去學校接受批鬥的條子

等到再和劉進見麵，梅老師又問她："如果是你父親，你也會這樣做嗎？”“我當時特別盼望你們能來救我！”

劉進曾經認為，自己作為一名中學生對許多事情都無能為力，然而梅老師的問題，讓她“感到一個師者、長者責問的分量”。

這次拜訪兩個月後，劉進親筆寫了一封道歉信寄給了梅老師。她曾在電話中詢問老師是否有收到，老師隻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後，梅老師終於又在一次見麵時主動開口提起：“劉進啊，你寫第一張大字報之前為什麽不跟我說一聲呢？”他還說，"你們當時怎麽就不能想點辦法把老師們集中起來學習呢？這樣不也是種保護嗎？"

這一連串的“為什麽”，讓劉進越來越反思自己與文革的關係，“在曆史的大潮麵前，人們往往來不及思索而表現出自己最本質的那一麵，如果每一個文革的親曆者都能夠真誠地回憶和反思，那麽連接這些回憶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實曆史。"
（文革中 有很多的人選擇善良，但是你們選擇了罪惡）

 

1946年初夏，卞仲耘和丈夫王晶垚在晉冀魯豫解放區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願意協助調查的人當中，真相的獲得也不那麽簡單。50年前沒有錄音筆、攝像機，諸如此類的眾多細節，僅靠個人記憶難以取得公論。

劉進記得，得知校長已經“不行了”，被放在一輛手推車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著車送去醫院的；而卞仲耘的遺屬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對工友王永海的談話記錄顯示，“是兩個老師用擔架把卞校長抬走的”；另一份時任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胡誌濤撰寫的《八五祭》中卻記載：“校醫帶著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另一個分歧在於，“八五事件”發生時，師大女附中到底有沒有成立紅衛兵？劉進、葉維麗認為沒有。調查時，不少同學回憶說，7月31日，學校貼出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馮敬蘭尤其印象深刻，因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特別說明，非紅五類家庭出身隻要表現好，也可以申請加入。這讓她心頭一熱。

宋彬彬的記憶則是，臨近“8·18”上天安門前，她和同學們還在匆忙縫製紅衛兵袖章。

 

北師大女附中90周年紀念文集中的文革部分

2013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師大女附中1967屆初中生李紅雲從一位校友處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開會決定，第二天宣布籌委會成立，並成立“紅衛兵”。然而，這個結論很難得到認同。

“一般而言，凡在紅衛兵三個字前帶前綴詞的組織，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都是因為’紅衛兵’這三個字已經被使用”，一位筆名“朗鈞”的研究者說。

“想從紅衛兵成立的時間說明卞仲耘的死與紅衛兵無關，沒有這個必要了吧！"一位老師毫不客氣地說，“花那麽多篇幅去解釋“主義兵”和“紅衛兵”不是一回事，人家隻會覺得可笑、可氣。四十年了，還在這裏喋喋不休講這種紅衛兵內部的小分派，能說明什麽？蠢！" （這些女人的目的就是要洗白）

而最關鍵、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張寫有七個人名字的字條。

這張字條最初在紀念卞仲耘去世的獨立紀錄片《我雖已死》中發布：右起第一豎行寫著師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鬆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後兩位是“劉進”“宋彬彬”。紀錄片描述：這張七人字條是王晶垚從醫院處獲得的原件，簽名者都是革委會負責人。

同樣為北師大女附中1968屆高中生、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王友琴也曾來拜訪王晶垚，事後介紹這張字條：這張字條是王先生請求當時在現場的女附中師生寫的。王晶垚看後很生氣，對來訪的另一位朋友喊：“什麽請求？應該是我’要求’，’強烈要求’！"

 

卞仲耘一家與友人出遊

不過，劉進自己卻完全不記得這張字條的存在。

2008年3月，劉進終於聯係上了七人字條上唯一的老師李鬆文。數學老師李鬆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位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

李鬆文老師一下子也不記得這張字條的來曆了。“讓我先想想。”他對劉進說。

隔了些日子，李鬆文老師告訴劉進，據他的口憶，這張字條是醫院要求他們開證明時寫的，“當時時間已經很晚了，沒法到學校去開，我就問大夫簽名作證行不行。大夫說可以，但得有老師簽名。”於是，李鬆文老師帶頭第一個簽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後，再依次寫下在場六位同學的名字。

雙方各執一詞。一方認為王先生是訪談後的二次記憶，屬於“孤證”；另一方認為李鬆文老師的口述最多算是案發44年後的一份口供筆錄，並不能成為曆史案件的旁證。

葉維麗有感而發，“人們對卞之死的反應以及她們對’死亡宣告’的記憶，反映出每個人在當時所處的政治地位和個人處境，也說明了記憶的主觀性。"

總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細節，阻礙著讓曆史回歸本來麵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師大女附中幾位老校友倡議為卞校長立一尊雕像，表達對卞校長永遠的歉意，並讓後人銘記。

1967屆高中畢業生羅治作為主要聯絡人，向各屆校友傳達。羅治本以為會一呼百應百分百讚成。不料，有同學聽說後反問她：卞校長不是高血壓心髒病死的嗎？有人說：現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諧，還提那些幹什麽？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從來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組織聚會發布特別聲明：怎麽瞎鬧都可以，不許談國事文事（文革之事）！

羅治還保留著一張流傳到她手裏的諷刺漫畫：畫中羅治拿著小本做傳達指令狀，旁邊一頭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劊子手和主人們說去吧！

羅治想不通：這群當年從中國名牌女校畢業的、最好的學生，怎麽能對校長之死如此蒙昧和無動於衷呢？

她特意把那個說卞校長因高血壓而死的同學請到家裏，打開電腦讓她看材料。兩人吃了中飯吃晚飯，從上午十點一直聊到晚上九點多，這位同學終於接受了羅治告訴她的情況："原來是這樣啊。”隨後捐出50元錢。

校方的反應也出乎熱心校友的預期。

校友們最初與校方討論的方案是：在學校裏開一個雕像落成儀式，卞仲耘校長的雕像將被安放在校園的操場上。但最終雕像落成時，校方表示樓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學樓一層的一間會議室內。

雕像底座上隻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學們曾經建議的“文革受難者”沒有刻上。

她們擔心，要寫了這五個字，估計連會議室都放不進去。

 

在卞仲耘雕像前的懺悔

拚接與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脈絡漸漸從不同人的記憶碎片中拚接出來：8月5日下午的“遊鬥’分為四步：卞仲耘、胡誌濤等五位校領導先是圍著大操場示眾三圈；接著，被押到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台上接受批鬥爭；批鬥後，被押到小操場接受勞動性體罰，挑土抬土；最後分散到操場北邊的廁所、宿舍樓等地搬花盆、掃樓道、摳馬桶蓋。

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

有同學看見胡誌濤校長開始穿著白衣服，轉了一圈換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學補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潑成了黑色；有同學記得，在小操場，看見卞校長頭朝下地躺在手推車上！還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車一腳，但也有人糾正說，不是踢，是怕校長頭朝下躺著難受，又不敢上前去糾正，就用腳踩了一下車子，以便讓校長的頭變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訪百餘位師生後，劉進把調查報告送交北師大實驗中學存檔。內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給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三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史”文革部分的幾個問題》，其中第二部分，僅注釋就有100多條。

當月底，調查文章《也談卞仲耘之死》刊發在一個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電子刊物上。同年8月，這篇文章更名為《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發表在另一家雜誌上。文章以馮敬蘭為主持人，五人交替敘述“第一張大字報”“工作組期間”"後工作組時期”“八五事件”“紅衛兵”等六個要點，講述五人小組8年來的調查情況。

 

文革初期一起挨打的卞仲耘與胡誌濤

按照通常的邏輯，這種事件的調查，最後都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指向：校長因何而死？因誰而死？

馮敬蘭說，調查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沒有人願意明確地指向這些名字。

當年高一（3）班的學生顧湲告訴劉進，“八五”遊鬥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級發起，“主要是高一才來女附中的學生，多數是軍幹子弟，文革時特別凶。”

劉進想找到這些同學采訪，但時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無辦法。當年，高一（3）班同學之間相互批鬥得也很厲害，彼此心懷芥蒂互不往來，顧湲說，沒有兩個人在同一個地方插隊，至今，該班也沒有組織過一次同學聚會。

也有些曾在不同時間段圍觀的同學，對參與者有如此回憶：一個初二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等。

她們會是校長之死的直接責任人嗎？是否需要披露出她們的名字？五人小組討論後一致同意：不寫。

（這些人打著調差的幌子其實就是幫罪人掩蓋罪行，有不寫名字的罪人嗎？）

 

卞仲耘校長，約攝於1964年

劉進覺得，“這個話題異常敏感，而所有人隻是目擊沒有證據。是否參與了打老師？隻能靠自己內省。”馮敬蘭則說：“八五事件是一次群體事件，每個環節都對卞校長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難真正說清’誰是凶手’。況且，這種民間調查不具有司法意義，沒有權力公布相關者的名字。" 

那麽，對於直接參與批鬥校長的同學要寫到什麽程度？她們有了分歧。劉進反對提及他們；葉維麗和馮敬蘭不同意，“一定要給她們一些壓力”。討論來討論去，最終，以五人訪談錄形式出現的調查報告中，出現了“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等既有所指又語焉不詳的形象。
（劉進是打著調查的旗號在保護罪犯）

調查報告中還曾出現了一位丁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家人看後，提出異議，說隻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現。幾番權衡，大家同意了這位老師的請求。
（邪氣是可以壓倒正氣的）

"既要追尋真相，又不願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構成曆史事件的細節，又要宜粗不宜細。這就是真相的困境”，馮敬蘭說。

 

卞仲耘丈夫王昌垚的控訴

傷痕難消

調查的過程，既是還原曆史的過程，也是調查者重新認識過去自己的過程。劉進還記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學聚會，多數不是當年的幹部子弟。聚會主題是為“八五事件”調查初稿提意見，但同學們一聊就聊了6個小時，重現了許多劉進自己都遺忘的事實。

有同學說，那時劉進6點多到校，帶領同學們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還要求同學們扮成衛生員拉著一位“傷兵”同學匍匐前進——有同學明明跟不上，卻為了在劉進麵前表現得革命，不得不硬撐著做。

另一位同學說，媽媽給她在上海買了條黃色的褲子。她穿到學校那天，劉進一眼瞧見，就說：哎喲，你褲子怎麽這種顏色。這位同學聽後嚇得再也不敢穿這條褲子了。
（說明劉進是個革命小將，她帶頭的調查就是一場戲）

調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話："無形之間把我們分開了"，羅治看後，抓起筆就把“無形”劃掉了。她告訴劉進，高中時期，往往正上課呢，幹部子弟就陸續出去開會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麽會是’無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幹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團結，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劉進是在刻意模糊淡化關鍵調查細節）

葉維麗也有類似的體驗。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學校組織去長安街歡迎外國首腦，班上一個出身特別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參加。這位女生就安靜地坐在教室寫作業，像沒事人一樣，葉維麗由此記住了她。

 

卞仲耘女兒的控訴

一次為調查而舉行的聚會中，兩人相遇了。葉維麗說起這段故事，表示欽佩。沒想到話還沒完，這位頭發花白的女同學竟放聲大哭——學校裏以出身論各種資格，她始終極為自卑，又無人可以傾訴，當時隻是故作鎮定。

在時隔近半個世紀後，劉進、葉維麗等幹部子弟們才第一次知道當年同學們對她們的看法——對自己給別人帶來的壓力，她們此前一無所知。
（劉進是在刻意模糊淡化傷害，用無知做借口）

“今天看來，我其實起到了宣傳偏激思想和一味盲從的作用。”劉進對記者說，“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這種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和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仇恨心理結合起來，最終引發了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劉進是在刻意模糊淡化傷害，自己的罪惡轉移給一個模糊的概念-革命，開脫自己）

最受傷害的人莫過於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歲的王晶垚與後老伴兒居住在北京市海澱區一套小三居裏。房間裏擠得滿滿當當，一摞摞書、紙箱和各種雜物占據了絕大部分空間。主臥室的一個壁櫥上，擺著卞校長的黑白遺像。旁邊擺著白色蝴蝶蘭絹花，有時也換成百合。碰上祭日，門廳也會再掛一張遺像。

 

家人的悼念

關於“八五事件”的紀錄片以及其它媒體關於此事的報道，被放在遺像前供奉著。

卞校長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買了照相機，將卞校長的遺容、紀念物都拍了下來。從1966年冬天起，他個人開始對“八五事件”做訪談筆錄，采訪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長胡誌濤等很多目擊者。這些筆錄被記在活頁紙、小紙片或效率手冊上，被裝進牛皮紙袋或扁盒子裏，40多年後，已發黃變脆、字跡模糊。

五人小組中的於羚，就曾連續幾年幫助王晶垚整理過去的曆史資料。每周三次，於羚到王晶垚取回資料，回家謄抄，再去念給王先生聽，逐字逐句核對。為此，於羚在55歲時開始學習電腦打字。

不過，即便對於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輕易展示：一個寫著“殉難”二字的扁盒子，放著最重要的談話記錄。小皮箱子裏的當年物證：一塊表帶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寫了“打倒”二字的白襯衫、一件粘有糞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難7年後，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定性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校方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1970年，卞仲耘被內部平反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才給卞中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塊錢賠償金在卞仲耕工作過的校園裏種一排樹以示紀念。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1979年，王晶垚開始通過法律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要求調查直接殺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鬥會上製造偽證的人……不過各方麵的反饋告訴他：此路不通。

年歲越大，他對自己保存的資料越來越生出種偏執與保守。這也讓他顯得越來越難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區退休教師徐小棣說，一次他到訪王家，正撞見小皮箱子裏的遺物攤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憶之中。看見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隊撞破隱私一樣動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離看他時，他的痛苦特別多。”徐小棣說。

劉進曾對王晶垚的大女兒王學說：“你父親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紀念活動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帶著無法稀釋的悲哀。

王學回答：“你說得太對了。"

王晶垚與葉維麗的父母都相識，2001年葉維麗最初開始調查時，王晶垚還曾給葉維麗看了一張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麽。”王晶垚告訴葉維麗，這是卞仲耘遇難後的手——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一樣。不僅如此，他見到卞仲耘時，臉已經全部變成紫黑色——布滿了被毆打後的血印、腳印。

 

王昌垚的追思

然而，隨著調查的進行，王晶垚與她們漸漸產生了分歧。

王晶垚堅持認為，劉進、宋彬彬雖然可能沒有親自動手打人，但事發時仍屬於學校的權力當局，負有很大責任。“八五事件”發生時女附中已經有紅衛兵組織且紅衛兵並沒有進行有效的搶救。

王晶垚身體還行，但聽力和記憶力直線下降。問人的名字，通常要問兩三遍；與人交談，總是重複著同一句話，“她們是壞人！"

2014年1月13日，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讀報紙上的相關報道，並自言自語道：“錯？！那是罪！寬容？對罪犯也能寬容嗎？"

“紅衛兵要翻案了！要改寫曆史了！”王晶垚在家裏喊。

半個月後，一份王晶垚先生簽字的聲明流傳於網上：“
一、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誌的凶手！
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誌！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王晶垚先生簽字的聲明

公開道歉後，學者徐賁、朱學勤等撰文，"道歉裏缺乏真誠的懺悔，她隻是認了一些小’錯’，而根本沒有看到（或承認）自己在極權之惡中該承擔的那份’罪責”、“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回避” ……

來自家人、社會的重重壓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體采訪。

還有同學對馮敬蘭的文章《請放開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見：最多是“還原”，每個人都不可能放開。

馮敬蘭深受觸動。她回想起，卞校長去世當晚，她回到家，跟誰都沒有提起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遺忘了一樣。調查中，她常常想，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結論是：“這就是我對生命的漠視。當時那種教育，讓人的感情變得粗糙、心腸很硬。年紀大了，漸漸恢複了，有了同情心惻隱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百歲壽星王晶垚。攝於2021年3月1日

而作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關注的是，卞仲耘之外，這些當年的女學生，是否也關注同樣在文革中被侮辱與被毀滅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華台飯莊的一名女服務員，被該校紅衛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時隻有19歲，連姓名都不得而知——“這些生命有沒有真正引起過她們的痛苦？"

眾說紛紜下，是這一代人的故事與掙紮。"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一樣，從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沒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軌跡像我們的一樣，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狀態如此重合”，葉維麗說。

徐小棣則認為：“這其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應該重新認識自己。”。（殺人者要被判刑，坐牢，槍斃！）

或許，這是在無法消弭的分裂與隔閡之外所有當事人——所有願意直麵自己青年時代黑暗一麵的、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們，得到的唯一共識。

 

1963年，北京師大女附中慶祝從事教育工作卅年以上教職工大會合影留念，前排左起謝瑩、鄧逸真、趙靜園、關秉衡、王明夏、劉希璞、李寶忱、錢德福、許占魁，後排左起卞仲耘、胡誌濤、孫岩、蘇靈揚、江隆基、劉皚風、丁丁、鄧穎超、楊秀峰、林礪儒、閻伯銘、浦安修、於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