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權”說不。海之子的婚姻2.0
喜歡中國傳統婚姻2.0，反對西方極端“女拳糞子”把男人當精子和金子提供者的“昏姻”3.0，所有文章均原創，無版權請隨便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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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羅玉
前麵說過，這個所謂的“母權製”時代並不存在，所謂女性的第二性別是由私有製基礎上產生的“父權製”強加的這種命題，自然也就無法成立。同樣，不管是在原始狩獵時代，還是在農業時代，女性一直都是主要勞動力，所謂女性因為不參與生產勞動，沒有發明創造力而成為男人的“附屬品”，這個邏輯前提也崩潰了。
波伏娃舉古希臘雅典的女性被關在屋子裏，不能自由外出為例，說明女性自始至終都普遍處於被奴役狀態。古希臘女性被禁錮，代表不了現代女人也被禁錮。但古希臘婦女被禁錮，與古希臘城邦起源於部落搶婚和海盜劫掠女人為妻有關，因為妻子是搶來的，怕她們跑了，隻能禁錮在家裏，然後成為一種傳統習俗。古羅馬人在建國時，也發生了其後代津津樂道的劫掠薩賓女人的曆史傳說，所以古羅馬共和國一直是男權社會。但這些都不是來自兩性對立，因為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劫掠人口，是不論男女的，一般是讓長相好的女人為妻，醜的為奴，同時讓所有男人都為奴。而古羅馬人劫掠薩賓女人時，還是城邦共產主義製度，並沒有產生私有製。所以波伏娃所謂的父權製來自私有製的說法無法成立。這樣古希臘神話中“女性成為神話配角”就好理解了，至於她例舉的妖怪裏有女性，當做女性被男性奴役的證據，但古希臘神話裏同樣也有各種男性的凶猛鬼怪。這是波伏娃非常粗糙簡單的性別二元對立法。
波伏娃說到社會對女性經血的排斥，證明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奴役。這是因為原始人在叢林生活的時候，尤其夜晚，經血的氣味尤其容易引來猛獸，蛇類和毒蟲，從而危及整個氏族或部落的安全。這時隻能把來月經的女性和大家隔離開來，以免全軍覆沒。但後來人類逐漸把這個原因忘記了，隻記得女人來月經會招來災禍，而且這樣的災害在現實中屢次發生，於是把這種因果關係轉移到了宗教迷信上。這是原始人類愚昧的體現，同時這麽認為的也包括所有女性，因為她們也經常被拖累，並沒有特別的性別歧視。在這樣的部落裏，那些因為傷病而拖累部落的男性成員，通常也會被無情拋棄，比如新西蘭的毛利人，會毫不猶豫地殺死家屬中的男性老人和病人。
波伏娃從女性月經再提到處女膜情結，認為這也是父權製壓迫婦女的表現。但實際上，在地球上有很多已進入私有製（父權製）的民族裏，根本沒有娶處女的習俗。根據韋斯特·馬克在《人類婚姻史》中進行的大量調查，很多部落的女孩，必須先由人幫助破處才能出嫁，有的民族的妻子，還必須先懷上別人的孩子才能娶回家，還有的民族，規定固定的節日，允許已婚婦女自由地進行婚外性交。而那些重視處女膜的文明民族，主要是怕女性跟不同男性隨意亂交，後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亂倫，導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孫夭折，體弱多病，殘疾和弱智，從而影響家庭和整個族群的延續。處女情結最初都是基於這種理性主義而建立起來的，絕不能簡單地歸於所謂的“父權製”霸權，更因為同時也發生在很多部落與民族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
波伏娃接著舉了一些如男性生殖器受崇拜，男性縱欲頻繁必須禁欲，男人肉體消失證明了女性死亡的關係等事例，用來指代女性和男性完全不同，其實這些隻要置換一下性別，同樣也可以用在女性身上。
波伏娃又宣揚“男人對女人身上那象征的，既非常迷醉，又無比厭惡---，在基督教的觀念中，肉體代表的是敵意的他者，所以唯有女人才是肉體”，其實基督教同時教導妻子和丈夫都要禁欲，相對而言，由於女性獲得的性快感和高潮更長久，也許更容易迷戀男人的肉體，又如何能推導出“唯有女人才是肉體？”
為宣揚女人對男性的從屬地位，波伏娃認為男人“為房產，地產和性口驕傲，也以妻子為榮”。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妻子也是其所有者和共享者，此時的妻子，又何嚐不能以丈夫為榮呢？因為丈夫賺來的房產，地產和牲口，她也有共享權；丈夫死後，她就是直接的財產繼承人，哪怕離婚，也有自己的那一半。這種二元對立的例子，在波伏娃《第二性》全書裏比比皆是，但隻要內容不變，任意調換一下性別，同樣的事實都可以成立，波伏娃這種男女二元對立的邏輯就會崩塌。
還有因“過分的鄙視，過分的尊重，過分的家庭瑣事，都讓妻子失去了性吸引力。”，也可以同樣用於她的丈夫，因為在外打拚、勞作和奔波的絕大多數男子，也會慢慢憔悴變老，虛弱多病，同樣也會失去性吸引力。
波伏娃又說女人“白天，她順從的忍受仆人的地位，夜晚搖身一變，成為一隻貓或鹿”。以示女人隻能為男人做無條件的犧牲；同樣的邏輯，在外日曬雨淋的男人，白天是女人的奴隸，夜晚搖身一變，成為一頭必須滿足妻子性欲的老黃牛，平時還要承受妻子的責罵、嘲諷和數落。
因此，波伏娃呼籲女人“為自身去自由創造。在成為同類之後，女人似乎依然讓男人畏懼。”這裏所謂的“為女人自身去自由創造”，最終目的無非就是消滅婚姻家庭，繼而消滅私有製。波伏娃與薩特、福柯和阿爾都賽等法國共產黨員領導的法國文革運動，以及通過性解放對家庭價值觀的解構和威脅，也確實“讓男人畏懼”；在五月風暴結束後，薩特責怪法國共產黨沒有及時舉行巴黎版的十月革命，否則薩特和波伏娃不但要讓所有男人恐懼，也會讓女人恐懼。
果然，在“神話和現實”一節裏，波伏娃指出“父權社會以維護世襲財產為核心目標”，由於她們把私有製等同於父權製，女性主義要想“解放婦女”，首先就要消滅私有財產，回歸到那種子虛烏有的共產共夫的原始社會階段。波伏娃並不承認在私有製社會裏，女人自己也是私有財產的受益者。波伏娃反而認為私有製裏的女人與一般被壓迫者如奴隸，仆人和窮人的地位都一樣。但男性奴隸、仆人和窮人又怎麽解釋？他們也是對女性的壓迫者嗎？
波伏娃把所有男性歸納為一種性別霸權時，一直在回避這類問題，把社會等級問題，故意歪曲成性別問題。波伏娃僅以中產階級中的部分家庭主婦為例，通過整體概念“女性”和“女人”，來涵蓋和代表所有階層的女性，極易誤導讀者，從而將所有男性當作一個整體來仇視。
在第四章“女性的形成中”，波伏娃把女性從孩童到老年的生活，不問青紅皂白，也一直與男性進行二元對立。比如把小女孩的攻擊性和嫉妒心，歸結於對父權製本能的反抗，其實男孩也一樣，豈不是在反抗母權製？小女孩因為沒有陰莖和不能像男孩那樣站著小便而自卑，以及裸露時產生的羞恥感；且不說女孩因沒有陰莖而自卑的來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學，已在學術界變成笑話，女孩蹲著小便，本來就是由自己的生理結構決定的，和後天文化毫無關聯；隻要是在熱帶之外高緯度生活的人類，男性裸露也都有羞恥感，按波伏娃的邏輯，也可以推理出男性遭到了母權製的奴役。
但波伏娃把上述再自然不過的現象，歸結於“所謂“女性化”的女人本質的被動性特征”，認為是父權製文化強加給女孩的，所以女孩不但應該站著撒尿，還應該到處裸體亂跑，或者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男孩，現在西方白左掀起的性別混亂，正在這條路上狂奔。
波伏娃說當小女孩被破處，想到讓男人的陽具插入她的體內，就特別感到厭惡，也是因為女性天生的客體性導致的。但男孩想到第一次做愛也會有厭惡感和恐懼感，親自體驗後也很痛，嚴重的也會疼好幾天。
波伏娃還把女孩減肥，化妝和女性氣質，當成在父權製營造的壓迫製度下“女性化”的結果，尤其是月經帶來的羞愧。但男孩長出毛發，也有同樣的困惑。他的男性氣質，意味著要承擔起養家糊口，保護家人的責任，會給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性成熟中，男孩也會感到“羞愧”。這種可以兩性置換的問題，波伏娃隻談女性一方，目的就是製造二元對立。
至於波伏娃定義小女孩“她的劣等性，開始僅是感覺到某種剝奪，現在缺失陰莖成為汙穢和罪惡。因此，她在走向未來時，是殘缺的，恥辱的，帶著原罪的。”這類來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學語句，隻適合進行意識形態抒情，並沒有實在意義。
波伏娃接著舉幾個少女怕在巴黎街頭被騷擾為例，證明父權製對女性的壓迫無處不在，這其實隻是一個簡單的治安問題，因為隻要政府把城市治理得好，任何人都可以安全上街。如果治安混亂，男性也不敢輕易上街，他們照樣怕騷擾、跟蹤和偷搶。
因為上述單方麵對女性性別的歸納總結，波伏娃斷定女性們“接受了她的劣等的觀念，確立了自己是劣等性的真理。”作為女性主義者，波伏娃把古希臘三位名人對女人的歧視延續到了20世紀。
但每個女孩的個性不一樣，很多女孩性格潑辣剛毅，僅從法蘭西的曆次革命中即可窺全貌：如法國大革命那群衝擊製憲會場要求立即批準《人權宣言》的勞動婦女，麵對革命黨大炮轟擊時的那些女保皇黨們，巴黎公社參與巷戰的女戰士，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一點也不比男性差，甚至在反對雅各賓專政時，暗殺揚言要屠殺6分之1巴黎市民的馬拉的刺客夏洛特·科黛，也是一位女性。更早前還有一位聖女都德。到波伏娃《第二性》這本書出版前，西方女人已經取得了各種自由主義女權運動的巨大成就。但作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波伏娃認為自由主義女權運動的價值不大，所以經常會把婦女經過鬥爭取得的成果，一棍子打死。
當然，波伏娃定義的這些無能的女性，作為人類整體的一個代表，有時也會通過“講下流故事”和“摔杯子”進行反抗。
波伏娃接著下達了她最驚人的論斷：由於父權製把女性關進婚姻的籠子裏，於是“從古到今，性交一直是一種服務，為此男人要以贈送品或保障生計等形式來回報女人。然而，性服務是出賣服務給一個主人”，這就是她著名的“婚姻等於賣淫論”。在作這個判斷時，她像前麵一樣，完全否定了女性從原始社會到農耕時代，女性作為主要勞動力和發明創造者的角色，到了工業化時代，波伏娃僅以少數中（資）產階級的妻子當家庭主婦為依據，推理出整個工業社會的女性，都呆在家裏要丈夫養活，所以變成了寄生蟲，當作資本主義父權製的本質特征。但實際上，和狩獵與農業時代一樣，從西方的機器工業化一開端，女性就緊跟著男性進入了車間，靠出賣勞動力養活自己。到了二戰前後，波伏娃寫作《第二性》時，西方女性的主流，都已經外出工作，與男人一起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和家庭。這些占主流的女性，並不需要任何人養活自己，自然她們的婚姻也不是“賣淫”。
與狩獵時代和農業時代一樣，對工業社會女性在生產勞動方麵貢獻的否定，是波伏娃對女性的進一步歧視和汙蔑。
波伏娃談到母親對私生子的恐懼，以至有的女孩子得知懷孕後自殺，有的未婚媽媽會扼殺剛生下來的嬰兒。法蘭西的倫理混亂，追溯到古代，來自高盧人還沒有發展出倫理文明，而在近代，則從路易十四為加強王權，讓地方貴族聚集到巴黎附近的凡爾賽宮，開展獵豔和通奸大賽開始，這種腐敗的風氣，傳給後來的資產階級，最後波及到整個法國城鎮。乃至在1850年，巴黎3分之1的孩子都是私生子。而這種隨意放縱的性解放，恰恰又是波伏娃等人極力宣傳和親自實踐的。法蘭西的兩性混亂傳統成就了波伏娃，波伏娃再通過自己構建意識形態和身體力行，繼續推進法蘭西的道德敗壞，據說今日法國差不多一半的孩子，都和父親沒有親子血緣關係，同時超過10%的法國人都有過亂倫經曆。
波伏娃提及“很多女人特別是很多少女都是被虐待狂。這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種變態。它不是解決女人的性命運衝突的辦法，而僅僅是以沉淪來逃避性命運。”先天性受虐狂的形成有各種原因，更多可能來自基因突變，而不都是由“父權製壓迫”導致的，因為早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有些女性就已經產生了這種變態而奇怪的需求。由於很多原始人並沒有什麽性禁忌，這種性受虐狂，並不受“男權倫理”的影響。否則，波伏娃就得證明：原始共產主義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性受虐狂。
波伏娃還把女同性戀當作客體對父權製的反抗形式之一，但除了後天因受到性侵而形成終身陰影的女性，和受到暗示誤導由直女被人為掰彎等幾種情況，女性轉變為後天女同性戀外，女同性戀主要來自先天性的基因變異，哪怕女性主義者宣揚的那種男女平均（在沒有婚姻家庭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得以徹底實現，她們還是也會持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在第五章“處境”開頭，波伏娃自己也承認她讚美的斯巴達共產主義城邦，和納粹一樣存在著“國家直接對女人進行監控”。
至於她說的19世紀中產階級家庭都包辦婚姻，可以用當時文獻中大量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證偽，包辦婚姻既與當時的法律不符，也與基督教的婚姻自主背離。女性主義者經常捏造事實，以推銷自己的思想。她因此說男人選擇女人餘地大，女人則沒有選擇。這當然是偏執的說法，實際上90%以上的男性，對女性也沒有選擇的自由，更多是一群男性在競爭和討好一個女性。豈不也可以反推出存在一個母權製社會？
波伏娃承認“二人世界在愛情中的欲望僅僅和他們本人有關，他們厭惡第三者的插足，彼此都希望別人無法取代。”但又認為“可是這種忠貞隻有在一時衝動時才有意義，而一時衝動會使性衝動的魔力迅速消退。”但婚姻的排他性，是我們智人經過20多萬年的自然選擇取得的結果，在基因遺傳中是一種自然特性，而在現實社會中，完全符合人類延續的理性，怎麽會是一時衝動？如果婚姻沒有排他性，就會產生亂倫，從而危及部族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婚姻的忠貞，反而是高度符合理性精神的，因為這直接關聯著人類的命運。
波伏娃既然把專偶製婚姻家庭視為“父權製”的結果，認可“女人在婚姻中被拘囿一偶，她要將這個牢籠裝飾城一個王國”，主要體現在要幹“無休無止”的家務活。
波伏娃完全否認婦女家務勞動的價值，實際上男人也一樣在做家務，同樣也是“無休無止”。在大多數家庭，尤其是農業時代，男子主要在田間勞作的時候，讓同樣在田間勞作的女性會先回家做飯，這是對女性的照顧。但婦女在洗衣做飯洗碗打掃屋舍帶孩子時，男性同時也在幹著諸如搬運、修補和製作的家務活。到現代的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在農村屬於男子幹的重活累活等家務，雖然沒有了，但也很少有男子不跟妻子分享家務的，比如搬運燃料，修理家具和檢查安裝各種家用設備等等。
因此波伏娃得出的結論“勞動分工使得妻子——仆人的命運令人厭惡”，也很難成立。如果妻子是仆人，那為一家提供經濟收入，在外打拚、要受很多委屈並省吃儉用的丈夫們，也可以用牛馬和奴隸來指代，並進一步推理出母權製壓迫。
波伏娃認為“婚姻在如今是已經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殘留物，妻子的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如”，這裏她發揚了唯物史觀，認為婚姻是私有製的產物，因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會消滅私有製，回歸類似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社會，那時婚姻失去了物質基礎，必將消失，所以把它稱為“已經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殘留物”。在唯物史觀看來，資本主義是私有製的最後形態，以金錢衡量一切，所以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婦女“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如”，在這個時候，浪漫愛情和母愛都被女性主義者認為是虛偽的。
波伏娃用來體現女性附屬品的證據，還有“女人冠夫姓”，但是冠夫姓是西方貴族傳統，並不是性別壓迫，因為平民都沒有姓氏，平民沒有姓氏，並不能說明平民的“男女”之間就是平等的，尤其是波伏娃等女性主義所追求的那種平均主義，也無法在平民那裏找到。而在全民都有姓氏的中國古代，也通常被女性主義者指責為“父權製”，偏偏中國的出嫁女，完全不需要冠夫姓，因為儒家的“同姓不婚”禁止這樣做。
波伏娃在“母親”一節理，認為生育功能不再受生物學規律控製，既可以可以不婚不育，也可以通過避孕墮胎免除分娩和養育孩子的痛苦。她還通過關注人工授精，希望走向單性繁殖活無性繁殖，擺脫女性作為母親的生物學屬性。因為波伏娃把女性受孕和生養孩子，視為被男權社會強加給自己的霸權條款，所以世界上並不存在真正的母愛。母親要麽直接終身仇視和厭惡自己的女兒，要麽那些貌似願意為兒女付出一切的母親，實際上是想終身控製兒女的命運。波伏娃這種說法，這也是後來女性主義普遍宣揚控訴原生家庭，仇視父母的源頭。波伏娃以偏概全，完全抹殺了母愛的偉大和無私，因為這種母愛是我們智人從20多萬年的曆史中進化出來的，隻有那些真正愛自己孩子的女性，才能讓後代延續下來。當然，波伏娃在這裏又代入所謂的母權製階段或母係社會階段，認為隻有那時的母愛是真實的，但這已被證明是一廂情願的虛構。
波伏娃認為由於婚姻及其各種義務是父權製社會強加給女性的，當女人絕經，步入晚年，兒女都長大成人後，就開始有了性覺醒。但實際上，女人絕經也是自然進化的結果，主要是高齡女性生育對身體損害太大，還有就是因此延長壽命，可以幫兒子兒媳帶孫子，更有利後代的健康成長。波伏娃認為中產階級婦女太多空虛，喜歡品頭論足，是因為被父權製關在家中，沒有婚外性自由。但公司女性一樣喜歡八卦，背後對別人說長論短，這是女人的天性，與所謂家庭禁錮無關。
最後波伏娃一直在數落和貶低，甚至是侮辱女性，認為她們“自始至終從屬於男人”，“認強權為公理”。“不會破壞，不想革命，寧願一直被禁錮在閨房中”，並且“奴性十足，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喜歡哭，沒有邏輯和判斷力”等等。
因此“女人隻能對月光和日落無奈地傷感”，這裏的“月光”和“日落”所象征的，其實就是波伏娃們幻想出來的那個母權製共產主義的群婚階段。
波伏娃指出：女人要想自我解放，必須與“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和“革命意誌”結合起來，推翻私有製，重歸共產共夫的社會。
她警示女人不能繼續“被剝奪了作任何事的權利”，這個“任何事”也等於去實踐共產共夫。波伏娃呼籲女性“隻能用反抗來運用自由”，以“爭取自身的解放”，也就是通過推翻私有製及其產生的所謂父權製，去實現共產共夫的烏托邦。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羅玉
前麵說過，這個所謂的“母權製”時代並不存在，所謂女性的第二性別是由私有製基礎上產生的“父權製”強加的這種命題，自然也就無法成立。同樣，不管是在原始狩獵時代，還是在農業時代，女性一直都是主要勞動力，所謂女性因為不參與生產勞動，沒有發明創造力而成為男人的“附屬品”，這個邏輯前提也崩潰了。
波伏娃舉古希臘雅典的女性被關在屋子裏，不能自由外出為例，說明女性自始至終都普遍處於被奴役狀態。古希臘女性被禁錮，代表不了現代女人也被禁錮。但古希臘婦女被禁錮，與古希臘城邦起源於部落搶婚和海盜劫掠女人為妻有關，因為妻子是搶來的，怕她們跑了，隻能禁錮在家裏，然後成為一種傳統習俗。古羅馬人在建國時，也發生了其後代津津樂道的劫掠薩賓女人的曆史傳說，所以古羅馬共和國一直是男權社會。但這些都不是來自兩性對立，因為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劫掠人口，是不論男女的，一般是讓長相好的女人為妻，醜的為奴，同時讓所有男人都為奴。而古羅馬人劫掠薩賓女人時，還是城邦共產主義製度，並沒有產生私有製。所以波伏娃所謂的父權製來自私有製的說法無法成立。這樣古希臘神話中“女性成為神話配角”就好理解了，至於她例舉的妖怪裏有女性，當做女性被男性奴役的證據，但古希臘神話裏同樣也有各種男性的凶猛鬼怪。這是波伏娃非常粗糙簡單的性別二元對立法。
波伏娃說到社會對女性經血的排斥，證明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奴役。這是因為原始人在叢林生活的時候，尤其夜晚，經血的氣味尤其容易引來猛獸，蛇類和毒蟲，從而危及整個氏族或部落的安全。這時隻能把來月經的女性和大家隔離開來，以免全軍覆沒。但後來人類逐漸把這個原因忘記了，隻記得女人來月經會招來災禍，而且這樣的災害在現實中屢次發生，於是把這種因果關係轉移到了宗教迷信上。這是原始人類愚昧的體現，同時這麽認為的也包括所有女性，因為她們也經常被拖累，並沒有特別的性別歧視。在這樣的部落裏，那些因為傷病而拖累部落的男性成員，通常也會被無情拋棄，比如新西蘭的毛利人，會毫不猶豫地殺死家屬中的男性老人和病人。
波伏娃從女性月經再提到處女膜情結，認為這也是父權製壓迫婦女的表現。但實際上，在地球上有很多已進入私有製（父權製）的民族裏，根本沒有娶處女的習俗。根據韋斯特·馬克在《人類婚姻史》中進行的大量調查，很多部落的女孩，必須先由人幫助破處才能出嫁，有的民族的妻子，還必須先懷上別人的孩子才能娶回家，還有的民族，規定固定的節日，允許已婚婦女自由地進行婚外性交。而那些重視處女膜的文明民族，主要是怕女性跟不同男性隨意亂交，後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亂倫，導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孫夭折，體弱多病，殘疾和弱智，從而影響家庭和整個族群的延續。處女情結最初都是基於這種理性主義而建立起來的，絕不能簡單地歸於所謂的“父權製”霸權，更因為同時也發生在很多部落與民族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
波伏娃接著舉了一些如男性生殖器受崇拜，男性縱欲頻繁必須禁欲，男人肉體消失證明了女性死亡的關係等事例，用來指代女性和男性完全不同，其實這些隻要置換一下性別，同樣也可以用在女性身上。
波伏娃又宣揚“男人對女人身上那象征的，既非常迷醉，又無比厭惡---，在基督教的觀念中，肉體代表的是敵意的他者，所以唯有女人才是肉體”，其實基督教同時教導妻子和丈夫都要禁欲，相對而言，由於女性獲得的性快感和高潮更長久，也許更容易迷戀男人的肉體，又如何能推導出“唯有女人才是肉體？”
為宣揚女人對男性的從屬地位，波伏娃認為男人“為房產，地產和性口驕傲，也以妻子為榮”。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妻子也是其所有者和共享者，此時的妻子，又何嚐不能以丈夫為榮呢？因為丈夫賺來的房產，地產和牲口，她也有共享權；丈夫死後，她就是直接的財產繼承人，哪怕離婚，也有自己的那一半。這種二元對立的例子，在波伏娃《第二性》全書裏比比皆是，但隻要內容不變，任意調換一下性別，同樣的事實都可以成立，波伏娃這種男女二元對立的邏輯就會崩塌。
還有因“過分的鄙視，過分的尊重，過分的家庭瑣事，都讓妻子失去了性吸引力。”，也可以同樣用於她的丈夫，因為在外打拚、勞作和奔波的絕大多數男子，也會慢慢憔悴變老，虛弱多病，同樣也會失去性吸引力。
波伏娃又說女人“白天，她順從的忍受仆人的地位，夜晚搖身一變，成為一隻貓或鹿”。以示女人隻能為男人做無條件的犧牲；同樣的邏輯，在外日曬雨淋的男人，白天是女人的奴隸，夜晚搖身一變，成為一頭必須滿足妻子性欲的老黃牛，平時還要承受妻子的責罵、嘲諷和數落。
因此，波伏娃呼籲女人“為自身去自由創造。在成為同類之後，女人似乎依然讓男人畏懼。”這裏所謂的“為女人自身去自由創造”，最終目的無非就是消滅婚姻家庭，繼而消滅私有製。波伏娃與薩特、福柯和阿爾都賽等法國共產黨員領導的法國文革運動，以及通過性解放對家庭價值觀的解構和威脅，也確實“讓男人畏懼”；在五月風暴結束後，薩特責怪法國共產黨沒有及時舉行巴黎版的十月革命，否則薩特和波伏娃不但要讓所有男人恐懼，也會讓女人恐懼。
果然，在“神話和現實”一節裏，波伏娃指出“父權社會以維護世襲財產為核心目標”，由於她們把私有製等同於父權製，女性主義要想“解放婦女”，首先就要消滅私有財產，回歸到那種子虛烏有的共產共夫的原始社會階段。波伏娃並不承認在私有製社會裏，女人自己也是私有財產的受益者。波伏娃反而認為私有製裏的女人與一般被壓迫者如奴隸，仆人和窮人的地位都一樣。但男性奴隸、仆人和窮人又怎麽解釋？他們也是對女性的壓迫者嗎？
波伏娃把所有男性歸納為一種性別霸權時，一直在回避這類問題，把社會等級問題，故意歪曲成性別問題。波伏娃僅以中產階級中的部分家庭主婦為例，通過整體概念“女性”和“女人”，來涵蓋和代表所有階層的女性，極易誤導讀者，從而將所有男性當作一個整體來仇視。
在第四章“女性的形成中”，波伏娃把女性從孩童到老年的生活，不問青紅皂白，也一直與男性進行二元對立。比如把小女孩的攻擊性和嫉妒心，歸結於對父權製本能的反抗，其實男孩也一樣，豈不是在反抗母權製？小女孩因為沒有陰莖和不能像男孩那樣站著小便而自卑，以及裸露時產生的羞恥感；且不說女孩因沒有陰莖而自卑的來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學，已在學術界變成笑話，女孩蹲著小便，本來就是由自己的生理結構決定的，和後天文化毫無關聯；隻要是在熱帶之外高緯度生活的人類，男性裸露也都有羞恥感，按波伏娃的邏輯，也可以推理出男性遭到了母權製的奴役。
但波伏娃把上述再自然不過的現象，歸結於“所謂“女性化”的女人本質的被動性特征”，認為是父權製文化強加給女孩的，所以女孩不但應該站著撒尿，還應該到處裸體亂跑，或者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男孩，現在西方白左掀起的性別混亂，正在這條路上狂奔。
波伏娃說當小女孩被破處，想到讓男人的陽具插入她的體內，就特別感到厭惡，也是因為女性天生的客體性導致的。但男孩想到第一次做愛也會有厭惡感和恐懼感，親自體驗後也很痛，嚴重的也會疼好幾天。
波伏娃還把女孩減肥，化妝和女性氣質，當成在父權製營造的壓迫製度下“女性化”的結果，尤其是月經帶來的羞愧。但男孩長出毛發，也有同樣的困惑。他的男性氣質，意味著要承擔起養家糊口，保護家人的責任，會給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性成熟中，男孩也會感到“羞愧”。這種可以兩性置換的問題，波伏娃隻談女性一方，目的就是製造二元對立。
至於波伏娃定義小女孩“她的劣等性，開始僅是感覺到某種剝奪，現在缺失陰莖成為汙穢和罪惡。因此，她在走向未來時，是殘缺的，恥辱的，帶著原罪的。”這類來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學語句，隻適合進行意識形態抒情，並沒有實在意義。
波伏娃接著舉幾個少女怕在巴黎街頭被騷擾為例，證明父權製對女性的壓迫無處不在，這其實隻是一個簡單的治安問題，因為隻要政府把城市治理得好，任何人都可以安全上街。如果治安混亂，男性也不敢輕易上街，他們照樣怕騷擾、跟蹤和偷搶。
因為上述單方麵對女性性別的歸納總結，波伏娃斷定女性們“接受了她的劣等的觀念，確立了自己是劣等性的真理。”作為女性主義者，波伏娃把古希臘三位名人對女人的歧視延續到了20世紀。
但每個女孩的個性不一樣，很多女孩性格潑辣剛毅，僅從法蘭西的曆次革命中即可窺全貌：如法國大革命那群衝擊製憲會場要求立即批準《人權宣言》的勞動婦女，麵對革命黨大炮轟擊時的那些女保皇黨們，巴黎公社參與巷戰的女戰士，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一點也不比男性差，甚至在反對雅各賓專政時，暗殺揚言要屠殺6分之1巴黎市民的馬拉的刺客夏洛特·科黛，也是一位女性。更早前還有一位聖女都德。到波伏娃《第二性》這本書出版前，西方女人已經取得了各種自由主義女權運動的巨大成就。但作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波伏娃認為自由主義女權運動的價值不大，所以經常會把婦女經過鬥爭取得的成果，一棍子打死。
當然，波伏娃定義的這些無能的女性，作為人類整體的一個代表，有時也會通過“講下流故事”和“摔杯子”進行反抗。
波伏娃接著下達了她最驚人的論斷：由於父權製把女性關進婚姻的籠子裏，於是“從古到今，性交一直是一種服務，為此男人要以贈送品或保障生計等形式來回報女人。然而，性服務是出賣服務給一個主人”，這就是她著名的“婚姻等於賣淫論”。在作這個判斷時，她像前麵一樣，完全否定了女性從原始社會到農耕時代，女性作為主要勞動力和發明創造者的角色，到了工業化時代，波伏娃僅以少數中（資）產階級的妻子當家庭主婦為依據，推理出整個工業社會的女性，都呆在家裏要丈夫養活，所以變成了寄生蟲，當作資本主義父權製的本質特征。但實際上，和狩獵與農業時代一樣，從西方的機器工業化一開端，女性就緊跟著男性進入了車間，靠出賣勞動力養活自己。到了二戰前後，波伏娃寫作《第二性》時，西方女性的主流，都已經外出工作，與男人一起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和家庭。這些占主流的女性，並不需要任何人養活自己，自然她們的婚姻也不是“賣淫”。
與狩獵時代和農業時代一樣，對工業社會女性在生產勞動方麵貢獻的否定，是波伏娃對女性的進一步歧視和汙蔑。
波伏娃談到母親對私生子的恐懼，以至有的女孩子得知懷孕後自殺，有的未婚媽媽會扼殺剛生下來的嬰兒。法蘭西的倫理混亂，追溯到古代，來自高盧人還沒有發展出倫理文明，而在近代，則從路易十四為加強王權，讓地方貴族聚集到巴黎附近的凡爾賽宮，開展獵豔和通奸大賽開始，這種腐敗的風氣，傳給後來的資產階級，最後波及到整個法國城鎮。乃至在1850年，巴黎3分之1的孩子都是私生子。而這種隨意放縱的性解放，恰恰又是波伏娃等人極力宣傳和親自實踐的。法蘭西的兩性混亂傳統成就了波伏娃，波伏娃再通過自己構建意識形態和身體力行，繼續推進法蘭西的道德敗壞，據說今日法國差不多一半的孩子，都和父親沒有親子血緣關係，同時超過10%的法國人都有過亂倫經曆。
波伏娃提及“很多女人特別是很多少女都是被虐待狂。這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種變態。它不是解決女人的性命運衝突的辦法，而僅僅是以沉淪來逃避性命運。”先天性受虐狂的形成有各種原因，更多可能來自基因突變，而不都是由“父權製壓迫”導致的，因為早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有些女性就已經產生了這種變態而奇怪的需求。由於很多原始人並沒有什麽性禁忌，這種性受虐狂，並不受“男權倫理”的影響。否則，波伏娃就得證明：原始共產主義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性受虐狂。
波伏娃還把女同性戀當作客體對父權製的反抗形式之一，但除了後天因受到性侵而形成終身陰影的女性，和受到暗示誤導由直女被人為掰彎等幾種情況，女性轉變為後天女同性戀外，女同性戀主要來自先天性的基因變異，哪怕女性主義者宣揚的那種男女平均（在沒有婚姻家庭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得以徹底實現，她們還是也會持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在第五章“處境”開頭，波伏娃自己也承認她讚美的斯巴達共產主義城邦，和納粹一樣存在著“國家直接對女人進行監控”。
至於她說的19世紀中產階級家庭都包辦婚姻，可以用當時文獻中大量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證偽，包辦婚姻既與當時的法律不符，也與基督教的婚姻自主背離。女性主義者經常捏造事實，以推銷自己的思想。她因此說男人選擇女人餘地大，女人則沒有選擇。這當然是偏執的說法，實際上90%以上的男性，對女性也沒有選擇的自由，更多是一群男性在競爭和討好一個女性。豈不也可以反推出存在一個母權製社會？
波伏娃承認“二人世界在愛情中的欲望僅僅和他們本人有關，他們厭惡第三者的插足，彼此都希望別人無法取代。”但又認為“可是這種忠貞隻有在一時衝動時才有意義，而一時衝動會使性衝動的魔力迅速消退。”但婚姻的排他性，是我們智人經過20多萬年的自然選擇取得的結果，在基因遺傳中是一種自然特性，而在現實社會中，完全符合人類延續的理性，怎麽會是一時衝動？如果婚姻沒有排他性，就會產生亂倫，從而危及部族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婚姻的忠貞，反而是高度符合理性精神的，因為這直接關聯著人類的命運。
波伏娃既然把專偶製婚姻家庭視為“父權製”的結果，認可“女人在婚姻中被拘囿一偶，她要將這個牢籠裝飾城一個王國”，主要體現在要幹“無休無止”的家務活。
波伏娃完全否認婦女家務勞動的價值，實際上男人也一樣在做家務，同樣也是“無休無止”。在大多數家庭，尤其是農業時代，男子主要在田間勞作的時候，讓同樣在田間勞作的女性會先回家做飯，這是對女性的照顧。但婦女在洗衣做飯洗碗打掃屋舍帶孩子時，男性同時也在幹著諸如搬運、修補和製作的家務活。到現代的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在農村屬於男子幹的重活累活等家務，雖然沒有了，但也很少有男子不跟妻子分享家務的，比如搬運燃料，修理家具和檢查安裝各種家用設備等等。
因此波伏娃得出的結論“勞動分工使得妻子——仆人的命運令人厭惡”，也很難成立。如果妻子是仆人，那為一家提供經濟收入，在外打拚、要受很多委屈並省吃儉用的丈夫們，也可以用牛馬和奴隸來指代，並進一步推理出母權製壓迫。
波伏娃認為“婚姻在如今是已經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殘留物，妻子的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如”，這裏她發揚了唯物史觀，認為婚姻是私有製的產物，因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會消滅私有製，回歸類似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社會，那時婚姻失去了物質基礎，必將消失，所以把它稱為“已經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殘留物”。在唯物史觀看來，資本主義是私有製的最後形態，以金錢衡量一切，所以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婦女“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如”，在這個時候，浪漫愛情和母愛都被女性主義者認為是虛偽的。
波伏娃用來體現女性附屬品的證據，還有“女人冠夫姓”，但是冠夫姓是西方貴族傳統，並不是性別壓迫，因為平民都沒有姓氏，平民沒有姓氏，並不能說明平民的“男女”之間就是平等的，尤其是波伏娃等女性主義所追求的那種平均主義，也無法在平民那裏找到。而在全民都有姓氏的中國古代，也通常被女性主義者指責為“父權製”，偏偏中國的出嫁女，完全不需要冠夫姓，因為儒家的“同姓不婚”禁止這樣做。
波伏娃在“母親”一節理，認為生育功能不再受生物學規律控製，既可以可以不婚不育，也可以通過避孕墮胎免除分娩和養育孩子的痛苦。她還通過關注人工授精，希望走向單性繁殖活無性繁殖，擺脫女性作為母親的生物學屬性。因為波伏娃把女性受孕和生養孩子，視為被男權社會強加給自己的霸權條款，所以世界上並不存在真正的母愛。母親要麽直接終身仇視和厭惡自己的女兒，要麽那些貌似願意為兒女付出一切的母親，實際上是想終身控製兒女的命運。波伏娃這種說法，這也是後來女性主義普遍宣揚控訴原生家庭，仇視父母的源頭。波伏娃以偏概全，完全抹殺了母愛的偉大和無私，因為這種母愛是我們智人從20多萬年的曆史中進化出來的，隻有那些真正愛自己孩子的女性，才能讓後代延續下來。當然，波伏娃在這裏又代入所謂的母權製階段或母係社會階段，認為隻有那時的母愛是真實的，但這已被證明是一廂情願的虛構。
波伏娃認為由於婚姻及其各種義務是父權製社會強加給女性的，當女人絕經，步入晚年，兒女都長大成人後，就開始有了性覺醒。但實際上，女人絕經也是自然進化的結果，主要是高齡女性生育對身體損害太大，還有就是因此延長壽命，可以幫兒子兒媳帶孫子，更有利後代的健康成長。波伏娃認為中產階級婦女太多空虛，喜歡品頭論足，是因為被父權製關在家中，沒有婚外性自由。但公司女性一樣喜歡八卦，背後對別人說長論短，這是女人的天性，與所謂家庭禁錮無關。
最後波伏娃一直在數落和貶低，甚至是侮辱女性，認為她們“自始至終從屬於男人”，“認強權為公理”。“不會破壞，不想革命，寧願一直被禁錮在閨房中”，並且“奴性十足，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喜歡哭，沒有邏輯和判斷力”等等。
因此“女人隻能對月光和日落無奈地傷感”，這裏的“月光”和“日落”所象征的，其實就是波伏娃們幻想出來的那個母權製共產主義的群婚階段。
波伏娃指出：女人要想自我解放，必須與“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和“革命意誌”結合起來，推翻私有製，重歸共產共夫的社會。
她警示女人不能繼續“被剝奪了作任何事的權利”，這個“任何事”也等於去實踐共產共夫。波伏娃呼籲女性“隻能用反抗來運用自由”，以“爭取自身的解放”，也就是通過推翻私有製及其產生的所謂父權製，去實現共產共夫的烏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