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馬克思主義哲學錯了
回答“我相信科學、邏輯和常識,所以不信基督教”
最近幾個月在網上與老同學們討論基督教。大家思想活躍,人又非常聰明,讓我收益匪淺。經過這段時間的討論,同學之間慢慢出現幾點主流意見:
1. 我們大多數人的專業是理工科,學的是數理化,幾十年在工程領域工作。我們相信科學,認為人應該遵從事實和邏輯,不應該相信鬼神。
2. 《聖經》裏有很多違反科學和邏輯的地方,比如人死而複活、九十幾歲老婦人生孩子、水變成酒之類。我們不相信。
3. 很奇怪,科學發達的西方人為什麽還信基督教?
我與同學們背景相似,彼此可以深入理解。在討論中我逐漸意識到,他們的思想有兩大源頭。一是理工科教育和後來工作中形成的對科學的切身認識。在他們從事的專業裏,造船、熱能、機械、材料等背後的理論基礎是牛頓力學;通訊、電子、自動化、電力等的理論基礎是麥克斯韋爾電磁學。牛頓力學與麥克斯韋爾電磁學構成完整的“經典科學”體係,有別於在二十世紀才誕生的、包括相對論與量子理論的“新科學”。二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在學校時,大家對政治課都不太上心,但是它卻是大多數同學係統學習過的唯一哲學體係。人都有信仰,就是思考時遵循的最基本原則。當麵對大問題時,人必然依靠信仰,即使平時不知道自己信什麽。如果人頭腦裏隻有一套信仰體係,哪怕殘缺不全,人也會別無選擇地采用這個體係。
這兩個思想源頭都不來自中國傳統。五四運動中知識精英們喊出口號,要求引進“賽先生”,就是現代科學。它來自西方,在中國曆史很短,同學們卻把崇拜它視作理所當然。馬克思主義也在五四後進入中國,現在中國卻把它當作立國根本,想想很有意思。但是在現代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人們卻信仰基督教,隻把科學當工具,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極端。要理解這種中西方的巨大差別、同時回答同學們有關基督教的深層問題,就需要追根溯源,審視現代科學怎樣推動西方哲學思想的變化、以及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產生的。
在中世紀,基督教在西歐社會裏占據主導地位,主宰人心和社會。王權影響力遠比不上基督教。從君王到大眾都認為神是世界的主宰、人一輩子的追求、以及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這與同期的中國很不同。在中國,皇權主宰一切,宗教為政治服務。皇權傳統讓一般中國人覺得與西方文化強烈隔膜。在當時的西歐,所有思想的基礎都是基督教,造成神學發達。所有學者首先是神學家,然後才可能是哲學家。著名學者達彌盎Peter Damian (約1007 –1072) 和阿奎那Aquinas(1225-1274)都說過,“哲學是神學的侍女”。這並非貶低哲學,隻是陳述當年的事實。科學則更次要,屬於哲學的一個小分支,稱為“自然哲學”。當時西歐人的科學知識主要來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書籍,比如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史稱“古典科學”。教會主持古代知識整理工作,其取舍的依據當然還是基督教義。
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天主教士哥白尼(1473-1543)提出日心說,挑戰西方社會堅信千餘年的地心說。伽利略(1564-1642)在1610年公布自己的天文觀測結果,支持日心說。這是西歐人第一次不依賴古代經典、完全自主創新的科學發現,代表現代科學誕生,曆史意義非凡,震動當時社會各界【1】。
隨後,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20年發表劃時代哲學著作《新工具論》,提出歸納推理(induction)在認知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就是理論應該以實驗或現實為基礎,人應該通過係統性觀察、在實例中總結出真理。培根因此創立了經驗主義哲學(empiricism)。在此之前,西方思想界跟從亞裏士多德方法論,在所有知識領域裏強調演繹推理(deduction),就是以基督教會認可的教條為基礎,以形式邏輯方式論證思想,不重視現實,也不要求實驗或觀察。這類似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那時萬事以馬列著作和毛澤東思想為出發點,包括科學教學與研究,直到鄧小平複出、在1978年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原則”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變【1】。
繼培根之後,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曆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等也分別著書立說,支持經驗主義觀點。西方哲學界強調獨創性,大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思想體係,不像儒家學者那樣熱衷於為前世做注解。培根、洛克、休謨都各有很多獨到建樹。培根的名句“知識就是力量”在中國家喻戶曉。洛克是自由主義之父,社會契約理論家,《政府論》的作者,其觀點後來深刻影響美國《獨立宣言》。休謨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傾向,是個懷疑主義者,認為很多被廣泛接受的觀念是錯誤或無意義的。
有趣的是,休謨還可能是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鼻祖。他出身上層家庭,從小聰明好學,卻覺得傳統知識精英職業,比如律師和大學教授,受太多社會約束,所以他意興闌珊。他也曾嚐試過應聘教授職位,卻都被拒絕,於是做了自由作家,靠寫嚴肅的哲學書賺錢。他的成功一方麵因為他很有見解,另一方麵也要感謝社會環境。當時的英語世界裏有一大批非常嚴肅、非常好學的人認真地閱讀他高深的哲學思想。他自稱是到那時為止,靠寫書賺到最多錢的作者。
法國哲學家、神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創立了現代理性主義哲學Rationalism。他也是解析幾何的創始者,與伽利略和培根生活在同一時代。笛卡爾認為培根的經驗主義太偏駁,隻看到物質現實在科學中的重要性,卻忽視了理性的作用。笛卡爾認為,有些真理不來自現實,人獲取它們隻需要依靠理性原則,比如邏輯和數學等。他認為在科學中僅有實驗是不夠的,還要依靠人的智能和理性。物質世界按理性原則運行,人頭腦裏也有理性原則。理性原則屬於精神範疇,物質本身並不能產生它們,它們來自神。笛卡爾也被稱為現代哲學之父,大名鼎鼎,盡人皆知。後來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德意誌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Leibniz(1646-1716)等也是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到斯賓諾莎哲學的影響,愛因斯坦也談及他對自己的啟發。關於萊布尼茨,同學們大概都還有印象。微積分裏有以他為名的定理。
在蘇聯與中國的教科書裏,現代科學因為“突破基督教的羈絆”才誕生,這不符合曆史事實【1】。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為理解《聖經》才研究宇宙。他們的工作由教會直接或間接資助。在現代科學剛誕生時,基督教會帶領整個西歐社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大討論,最後達成共識,決定支持科學發展,並允許它相對獨立於基督教。教會這樣做,依據來自《聖經 羅馬書》1:20,“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神學因此發展出“兩本書”教義。神為人準備了兩本“書”,《聖經》與神造的宇宙。它們都包含神要告訴人的真理,所以人需要認真讀好它們。教會負責讀第一本書,科學負責讀第二本。隻要科學遵守真實的原則、誠實地反映神造之物,就符合神意。所以現代科學的基本精神是真實,這個原則來自基督教。上述所有早期科學家和哲學家,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爾等,都首先是虔誠的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或哲學家。
馬克思生長在德意誌地區。在他之前,德意誌有深厚的唯心主義傳統,產生了康德、黑格爾等偉大的唯心主義基督徒哲學家。馬克思唯物主義是對所在社會裏主流思想的一種極端否定。
中文“唯心主義”是外來語,德文是Idealismus,英文是Idealism,直譯都是“理想主義”。唯心主義與理想主義在中文字麵上相距甚遠,造成大多數人不知道它們之間的本質聯係。古希臘的柏拉圖提出“理型論”(Theory of forms),就是現實中的萬物背後都有一個完美、抽象、隻存在於精神世界的“理想形態”(forms 或ideal forms)。比如生活中具體的友誼是現實的,而友誼的理想形態,就是最理想的友誼,是抽象的。柏拉圖又認為,這些抽象的理想形態真實存在,而現實世界是理想形態的一個影子。用平常人熟悉的語言來說,世界與人都圍繞、或追隨理想形態。但是柏拉圖並沒有說理想形態完全決定現實。他相信二元論(dualism),比如認為人是二元的,有靈魂與身體,靈魂可以認知理想形態,而身體不能。雖然他更強調靈魂對身體的影響,但他認為二者互不隸屬,相互作用。
近代唯心主義興旺於德意誌地區,康德是最關鍵的推手,其背後的信仰根源是當時在德意誌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基督教。哲學上,這個學派被認為延展了柏拉圖的理型論,但比柏拉圖更強調抽象意誌對物質世界的決定作用,於是成為一元論(monism),就是世界隻有一個根本,其他都是衍生物。用柏拉圖信徒們的語言來說,德意誌唯心論認為物質現實都基於,人生目的也都是,最完美的理想形態ideal forms,所以稱它為“理想主義”Idealism。而其中的“最完美理想形態”當然就是神與神的國,雖然“神與神的國”本身超出了哲學的傳統範疇。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Materialism)都是近現代名詞,但都在古希臘找到了源頭。其中唯物主義曾長期被西方主流社會遺忘。一般西方人對唯物主義的了解來自《聖經》。《新約 使徒行傳》記載,聖保羅傳道時路過希臘雅典,被伊比鳩魯學派的追隨者們奚落。伊比鳩魯學派認為,人生最高目的就是追求快樂,是一種古典唯物主義。馬克思在著作中也談到伊比鳩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算是延展了後者的思想。傳統的西方人覺得唯物主義墮落、毒害人心,其追隨者們不信神,隻追求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一個多世紀前,西方思想大量湧入東亞,包括Idealism與Materialism。那時的東亞知識界普遍更喜愛西方左派。大概最早的日文與中文翻譯者不想讓讀者感覺到這兩個學派名稱裏隱含的褒貶,所以沒有直譯Idealism。
曆史上,德意誌遠比英法更保守。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1337-1453),法國演變成中央集權國家。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離婚問題,與羅馬天主教廷長期不和,促成英國教會在1532年脫離教皇。在英法兩個國家裏,政治力都上升,擠壓一部分基督教原有的影響力。而在德意誌地區,古老的教會傳統力量一直深厚,政治力則鬆散。德意誌大眾篤信基督教,民風淳樸,人民思想方正、深邃。1517年,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牧師馬丁路德,在小鎮教堂門上貼了一張紙條,列出95條自己對教廷官方教義注解的不同意見,涉及神學的方方麵麵,學術性高、意義艱深。放到現在,即使資深的基督徒都很難理解。但是在當時,竟然在德意誌全境引發對羅馬教廷的思想反叛,可見德意誌人對基督教教義研讀得多麽認真、態度多麽嚴肅。到了啟蒙時代,這種強烈的基督教信仰讓德意誌地區成為唯心主義哲學的熱土。
康德Immanuel Kant(1723-1804)是德意誌、以及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巨擘,影響了他身後所有西方哲學家,當然也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康德出身中產階級,父親是馬鞍製造商,父母都是虔誠的路德派基督徒。康德從小看到父母在生活艱難時依靠信仰展現出堅韌精神,切身體會基督教對個人與社會的關鍵作用。他成長的年代,恰逢新興的科學和哲學思潮蔚然成風,衝擊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年輕時他閱讀英法意哲學家們的著作,比如休謨的書,覺得這些理論輕視了人的靈魂和靈魂背後的神,於是潛心研究多年,於1781年完成《純粹理性的批判》,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代表作。
在此書的前言中,康德寫下一段著名的話:
[A]bove all, it will confer an inestimable benefit on morality and religion, by showing that all the objections urged against them may be silenced for ever by the Socratic method, that is to say, by proving the ignorance of the objector.
大意是,“最重要的是,本書將為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觀提供巨大幫助,擊潰反對它們的所有意見,用的是蘇格拉底的辦法,就是證明那些反對者很無知”。這句話道出了《純粹理性的批判》、以及康德所有著作的宗旨,就是為基督教和傳統道德保駕護航。
康德認為人具有先驗知識,比如關於時間與空間的天生直覺。先驗知識就像一副人永遠摘不掉的有色眼鏡,隔在客觀現實與人的意識之間。人無法直接感知現實,必須讓先驗知識過濾和包裝它、賦予它意義,然後才能完成認知。換句話說,康德認為,現實不能直接影響人的認知。所以與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相比,在康德的模型中,現實在認知過程中的重要性降低,而包括先驗知識在內的意識升格成主導角色。科學研究就是人認知現實的一種特殊形式。西方哲學與神學保持職業界限,前者不直接談及靈魂或神,但是在西方文化裏人人都懂,意識的背後就是靈魂與神。正因為康德重新把神放在主導地位,西方人才稱他為Idealist,也就是“唯心主義者”。前文講到,經驗主義認為知識都來自現實。理性主義則將現實與理性並重,認為真理既可以來自現實,也可以來自純理性。康德的理論比它們複雜,融合了它們的優點,但更強調意識在認知中的關鍵作用。
康德是德意誌哲學界的燈塔,他的理論體係很全麵,其中的一項核心內容是他的倫理學,體現在《道德的形而上學》等著作中。簡單講,康德堅信根植於基督教信仰的傳統道德,但是在新時代,理性思想衝擊信仰,所以他要為傳統道德找到理性基礎。或者說,他要用理性學說重新包裝傳統道德。他提出道德的普世準則,稱之為kategorischer Imperativ(德文)categorical imperative(英文),標準中文翻譯是“定言令式”。這個翻譯讓人看不懂,所以我把它重新翻譯為“無條件道德準則”或“最高道德準則”,意指沒有先決條件,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事務上都應該遵守的準則。康德認為,無條件道德準則隻有一個,但是表達形式多樣。康德給出幾種表達,比如,“隻有當你接受它成為普遍規則時,它才可以成為你的行為準則”或“無論對待自己還是別人,永遠不要把人隻當作工具,而要把人當作目的”。其實這就是“基督教道德金律”,《路加福音》6:31,“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康德對後世影響巨大。同學們熟悉的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尼采等人,都是他的崇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和校長,很推崇康德。一戰結束後,威爾遜主持成立國聯,希望以此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其基本思路就來自康德在1795年發表的著作《論永久和平》。國聯後來失敗。二戰後美國又主持成立聯合國,其基本思路還是康德。康德的國際秩序觀建立在他的 “無條件道德準則”之上。他認為,民主製度下的老百姓不會投票支持戰爭,所以為了保持世界和平,所有國家都應該施行“共和製”,就是現代人講的代議製民主。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是繼康德之後另一位德意誌唯心主義哲學巨匠。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是“青年黑格爾派”裏的積極分子,都曾著迷於黑格爾的學說。黑格爾極大地豐富了辯證法理論,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中的“辯證”部分就直接來自黑格爾。我們在中學、大學和研究生院裏學到的那些哲學概念,比如對立統一、矛盾、否定之否定、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都可以在黑格爾的思想裏找到源頭,隻不過用詞稍有不同。黑格爾把事物的發展抽象為先有正題,正題引起反題,二者相互矛盾,形成合題,然後進入發展的下個階段。上一階段的合題轉變成為新的正題,正反合過程在更高層次上循環。
黑格爾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在死後出版的書裏寫道,“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從他永恒的精神角度考慮,神必須把他的兒子耶穌派到人間。神要把自己與自己相區分(意指上帝與耶穌相分離),也就是把愛與聖靈區分開”。一個職業哲學家,在著作中這樣直白和動感情地談論神和耶穌,非常少見,也很出格。這樣強烈的信仰當然會深刻體現在他的學說中。在黑格爾辯證曆史觀中,曆史發展的原動力和終極目的都是“絕對精神”。他認為曆史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依據辯證法向前、向上發展。曆史本身就是絕對精神在現實中的體現,也是絕對精神向人展露的過程。類似地,個人的自我認識,就是他的精神加入絕對精神的過程。民族精神的發展,就是民族精神加入絕對精神。即使不信教的讀者也能猜出,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概念,就是神的一種哲學說法。費爾巴哈指出,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不過是以精神、思維形式表現出來的上帝。
拿破侖在法國掌權後,對外發動一係列戰爭,逼得原本鬆散的歐洲各中小邦國迅速軍國化。德意誌社會中的主流於是趨於忠君愛國,非主流則趨於極端化,社會矛盾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席卷歐洲的1848年大革命發生了。費爾巴哈、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這場革命中走上曆史舞台。
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 1872)比馬克思年紀稍長,父親是德意誌著名法學家。費爾巴哈年輕時聰明好學,直接受教於黑格爾。1841年他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質》,核心思想是“上帝是抽象的人類”,很像很多同學們說過的,“神是人造出來的”。這個觀點違反基督教義,他被視為唯物主義者,離經叛道。他曾把著作拿給黑格爾過目,黑格爾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到了1848年,大革命在歐洲各國相繼爆發。革命黨人出於宣傳鼓動需要,急尋反對舊體製和舊秩序的理論,越極端越好。於是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變得非常時髦,他也被視為革命英雄、唯物主義先驅。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他對這種名聲並不太在意,對政治運動也興趣不大,而更注重做研究和寫作。
大革命時期,費爾巴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共形象類似,都是反基督教的唯物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激進,但費爾巴哈的學術名聲更大。很自然地,他們在革命隊伍裏存在競爭關係。馬克思曾嘲諷費爾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義者”。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就不難理解馬克思的態度。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晚於馬克思,是這節中最年輕的一位哲學家。尼采不像其他哲學大師,不太注重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而更注重及時反思社會潮流。他非常敏銳地觀察社會,語言能力超群,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上帝已死”。很多中國讀者看到他如此輕慢神,就以為他與自己一樣是無神論者,其實不然。研究者深入推敲尼采的所有作品後總結,他的信仰屬於德意誌民間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3】,是基督教內部支持教會改革的一個流派,觀念比較保守,在19世紀很流行。
尼采感慨於科學突飛猛進,新思想層出不窮,嚴重衝擊傳統基督教。他特別重視進化論的影響力,認為達爾文把人與低級生命,比如荷塘裏的水藻,說成同源,那麽人還怎麽相信自己是神造的?還怎麽為神代表的愛與真理奮鬥?還怎麽信仰神?所以他才歎息“上帝已死”。因為上帝死了,人們再不可能寄希望於天國,隻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現實世界裏,要在活著的時候求得生命的所有回報,於是人就要追求“權力意誌”、要成為“超人”、要主宰世界。為實現這些現實目,他要利用和犧牲普羅大眾。
尼采不是說,“我認為上帝死了,所以勸你們不要再信仰上帝”,而是說,“你們已經殺掉了上帝,卻還不自知。讓我告訴你們今後社會將是什麽樣子。在沒有上帝的新世界裏,大家都將隻顧爭權奪利,聰明能幹的人將犧牲大眾,沒人再追求愛與真理了”。尼采過於悲觀,低估了基督教信仰的生命力。從尼采的時代到現在,科學和新思想發展得越來越快,但是基督教並沒有像他以為的那樣衰落。1900年尼采去世時,世界上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數大約是5.88億,占總人口35.6%。2020年基督教總人口數約24.3億,占總人口33.4%。上帝遠沒有死。
讀大學時,我曾遇到多位同學,讀尼采的書讀到昏天黑地,到頭來卻抱怨沒讀懂。回頭看,他們的問題出在基本預期上。當時很多人學哲學是尋找聖人,希望聖人的書幫自己看懂世界、聖人的生活軌跡能成為自己效仿的對象。人都需要信仰,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宗教如佛道儒從屬於政治和權力,發展受限、內容簡陋,經常不能滿足現代人的需求。當時中國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退潮,不受同學們歡迎。於是大家轉而讀尼采,希望他能代替孔子和馬列,為自己與世界指明方向。大家不了解的是,在西方,宗教為人提供信仰,哲學隻是門學問,不負責信仰問題。隻有馬克思主義試圖越俎代庖,包山包海地自稱是信仰、又是科學、又是哲學。其他西方哲學家們沒計劃為個人與世界提供根本出路,也沒準備把自己變成聖人。尼采才華橫溢,但後來瘋了,英年早逝,死在瘋人院,死因是梅毒。這樣的人生,怎麽有資格成為同學們的楷模?他都不能為自己找到思想出路,更沒能力為他人提供信仰。
西方哲學比國人習慣的儒道佛等學說更嚴謹,每個觀點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邏輯基礎之上,類似於幾何學裏的所有定理都必須基於一套公理。中世紀時,西方哲學的基礎是基督教信仰。在文藝複興時期,基督教確立“兩本書”理論,就是《聖經》與物質世界都來自神、都反映神意,二者是一致的、統一的。從此之後,西方哲學家們就有了兩個相輔相成的說理基礎。從文藝複興到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中葉,現代科學爆炸式發展,不斷產生關於物質世界的新結論,讓哲學家們越來越重視。科學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所有哲學學說。
馬克思比更早的和同時代的哲學家們都極端。德意誌人認為費爾巴哈非常極端,馬克思卻嘲笑他還不夠極端。費爾巴哈懷疑神的來源,認為神是人造的、人把自己的好品質投射給一個虛假的神。但總體講,費爾巴哈認同基督教的內容,承認神體現善、正義和智慧,隱含信神的個人和民族可以借助基督教讓自己變好。馬克思卻在自己的理論中全麵拋棄神,轉而完全倚重當時的經典科學。因此馬克思主義自認是唯一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哲學。
圖1. 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列表。馬克思的哲學著作幾乎都發表於1850年之前。恩格斯後來添加了少量注解和補充,但沒有大改變。
二十世紀之前的科學,史稱“經典科學”;與之相配的宇宙觀,史稱“機械宇宙觀”。早在文藝複興時期,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就提出了“伽利略相對論”,就是所有物理規律以同樣形式適用於所有勻速運動的參照係。他舉例,如果船勻速行駛,在封閉的艙室裏,人不可能知道船是否在移動,因為在靜與動之間,身邊所有物理現象都沒有區別。同時代的笛卡爾總結,宇宙就像個精準的鍾表,所有物體按嚴格的機械規律運動,就連有生命的動物在本質上也是機器,人的身體同樣是機器。物質世界裏的萬物都按既定的機械法則運行,所以在平時神不需要介入。但是笛卡爾認為神還是關鍵的,因為神設計與創造了宇宙,並在最開始時推動它運轉。另外,神賦予人靈魂。笛卡爾說過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認為人的自我意識,思考能力等,不能用機械規律解釋,反映出靈魂來自神。
伽利略之後大約一個世紀,偉大的英國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建立牛頓力學體係,極大地強化了機械宇宙觀。又過了大約一個半世紀,英國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在1831年發現電磁感應定律,德國人高斯Johann Gauss (1777–1855)在1835年提出關於電荷和電場的高斯定律,蘇格蘭人麥克斯韋爾James Maxwell (1831–1879)在1861年列出麥克斯韋爾方程。至此,電磁學全麵完成,進一步豐富了機械宇宙觀。
馬克思於1840年代建立起他的哲學體係。當時,機械宇宙觀在處於巔峰時期。它有幾大特點:
時間與空間影響其他事物,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變時間或空間,所以時空是絕對的。一維時間與三維空間構成四維時空,每一維都雙向無限延伸,維與維之間互相獨立。時空中的任意兩點之間又無限可分。這種時空觀是純幾何、純邏輯,機械宇宙觀認為它也是現實的。康德斷言,人不需要從現實中學習就可以懂純幾何與純邏輯的時空。但是人隻處在現實的物理時空中,不處在純邏輯和純幾何的時空中。機械宇宙觀認為,現實的物理時空就是純幾何與純邏輯時空、二者是一回事。
圖2,機械宇宙觀認為,在運動的船上、或在靜止的島上,時間和長度都是一樣的。對於任何觀察者,島上與船上的尺子永遠一樣長,兩處的鍾表永遠走得一樣快。即使在今天,一般人也會覺得尺子到哪兒都一樣長,鍾表在哪兒都走得一樣快。對於絕大多數人,機械宇宙觀體現基本的邏輯和常識。
綜合牛頓物理和電磁學的經典物理認為,宇宙裏的物質都可以抽象成質點或質點的組合,每個質點在時空中確定,並具有兩種屬性,質量與電荷。這兩種屬性產生質點之間的作用力,影響質點未來的時空狀態。經典物理精準描述這些力,所以可以精準預測未來。在機械宇宙觀中,宇宙萬物的狀態是確定的。所有隨機現象都源於人無知、或人圖方便,並非因為事物本身是隨機的。比如擲硬幣,機械宇宙觀認為,如果考慮硬幣上每個形狀細節、拋擲者用力的全部過程、桌麵與空氣分子的詳細情況等,擲硬幣的結果完全可以預知,並不是隨機的。擲硬幣顯得隨機,隻因為人沒有考慮所有細節。
很多學過經典物理的高中生都想到過,如果知道宇宙在某個時刻的完整狀態,那麽整個宇宙的未來就可以被精準預測,整個宇宙的曆史也可以被精準算出。但是機械宇宙觀的兩位主要締造者,笛卡爾與牛頓,都反對這種“決定論”。他們基於基督教信仰而認為,神有自由意誌,神按自己的樣子造人,也給了人自由意誌。神與人的自由意誌讓宇宙未來不那麽確定。當然,宇宙的過去也因為同樣原因不能被完全推算出。無論如何,在19世紀中葉,人們普遍對科學充滿信心。當時的科學界還不知道原子存在內部結構或宇宙還在不斷擴張。不但一般老百姓、就連頂級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認為,科學要麽已經、要麽即將完美解釋宇宙中所有物質現象,從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星係、以及中間的一切。
在馬克思之前,主流哲學家以神為本,以科學為用。神對哲學重要,因為一方麵哲學要麵對人的靈魂,而科學無關靈魂。另一方麵,當時的科學還不能解決一些哲學上的關鍵問題,比如宇宙的起源。馬克思邁出了其他哲學家拒絕邁出的一步,徹底拋棄神,希望完全立足於科學,並因此把自己的學說直接說成科學。十九世紀初歐洲大陸上接連不斷的社會革命是馬克思走向極端的外部誘因【2】。在內部邏輯上,馬克思采用了其他哲學家無法接受、或認為過份牽強的三個立論:
表達方式有多種,包括“人是高級動物”、“人是社會動物”、“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等等。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其1637年的著作《談談方法》中有句著名論斷,“動物是機器”,意思是動物行為遵循機械規律,從屬於物質。法國早期唯物主義者梅特裏於1747年匿名發表著作《人是機器》,模仿笛卡爾“動物是機器”的論點,聲稱靈魂隻是肉體的產物,靈魂不再高於物質。馬克思主義哲學接受了梅特裏的觀點,但語言更直接。把人說成動物,就切斷了人與神的特殊關係。
基督教認為,神按自己的樣子造人,所以人與神一樣高於物質,物質為人服務。而馬克思把人納入物質範疇,斷言物質決定人的思想,因此人被降格,不再淩駕於物質之上,而變得聽命於物質。雖然每個人都知道肉體或物質能影響人的思想,比如人餓了就想找吃的。但並沒有科學證據表明肉體產生靈魂,或包括肉體在內的物質因素完全決定人的思想。聖徒彼得和保羅明知危險,還堅決信仰耶穌,即使被處死也不易誌,就是在西歐人人皆知的例子。
在基督教文化圈裏,把人與動物等價,被視為對人極端冒犯,原來不被社會接受。但是在1859年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後,變成了可討論的哲學話題。達爾文認為,人與動物一樣,都是由低級生物進化而來。其實他的理論隻是關於肉體演變的一種科學假說,沒有涉及到人的靈魂。但是很多人靠“腦補”,憑空添加了關於靈魂的“進化論”。認為“靈魂是進化而來”的觀點,沒有科學根據。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裏,馬克思寫道,“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主義又認為,人的群體,如社會、階級、黨派等,是客觀的、物質的,遵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等機械規律,屬於科學範疇。把人的本質定義在群體層次上,就繞過了個人。即便個人的靈魂、自我意識、精神、愛、希望等存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裏也變得不重要,不值一提了。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定型的19世紀中期,機械宇宙觀處於巔峰時期,信者眾多。當時科學本身對宇宙起源沒有好的解釋,辯證唯物主義就依據經典科學中的能量守恒定理提出運動永恒論,認為時間是無限的,過去和未來都是無限的;能量永恒,物質從來都運動,也將永遠運動;所以宇宙從來都存在,也將永遠存在。沒有了起始點或終點,宇宙也就不需要起源論了。我們現在知道,宇宙有起點,能量也不完全守恒。當時社會對經典科學過份樂觀,促使馬克思的思想走向極端,也幫助馬克思主義被大眾接受。
在經典科學和機械宇宙觀裏,物質運動遵循嚴格而精準的機械規律,人在其中沒有作用。這點符合唯物主義基本觀念,“物質世界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馬克思認為,物質決定人的思想。他不再像哲學界前輩那樣依賴信仰,而把自己的理論完全根植於機械宇宙觀。馬克思主義者們驕傲地宣稱,自己的哲學基於最先進的科學成果。而科學就是研究物質世界的學問,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科學。但是科學不需麵對人的靈魂,而哲學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用難以令人信服的邏輯避開了這一點。
如果人是機器或動物,那麽人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被利用。機器與動物沒有靈魂。它們沒有獨立的“我”,服務它們沒有意義,所以它們不可能是目的,隻能是工具。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被利用。隻有承認人有靈魂、靈魂來自神,人才有神聖的內在成分,才值得被尊重,才可能是目的,才可能被服務。
一般人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並試圖利用一切外部因素,包括其他人,為自己服務。基督教認為,你有權把自己看得重要,因為你來自神,你的靈魂神聖。但基督教提醒你,其他人也來自神,他們的靈魂也神聖。所以你要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這種態度基督教稱之為“愛”。基督教道德金律就是基於愛,“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福音》6:31 )。
而馬克思主義認為,你可以利用其他人,因為他們隻是動物。他們的靈魂隻是物質的衍生物,你怎樣對待物質,就可以怎樣對待別人。但你要知道你也是動物,你的靈魂也隻是物質的衍生物,所以你要像看待動物、看待別人那樣看待自己,你也要被利用。現實中,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裏,每個人都被領袖或組織利用。老百姓都是領袖和組織的工具,比如中國號召老百姓做“革命的螺絲釘”、“發揮老黃牛精神”等。
馬克思唯物主義與功利主義有內在關係。這裏的功利主義指唯利是圖、追求功名利祿,不是Utilitarianism的譯名。馬克思主義讓人相信,你不要看重靈魂、不要看重個人,而要看重自己所屬階級的經濟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對手資產階級拿走了我們的經濟利益,你應該“武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就是為奪財而殺人。剝去文縐縐的表層,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是利益好處最重要,為此你要無所不用其極。相信利益好處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當然就是功利主義者,其中聰明能幹的那部分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人傳統上把唯物主義者看作是貪圖感官享樂的低下卑鄙之徒。
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剛剛成型不久,科學開始大變革。機械宇宙觀盛極而衰,最後崩潰。
十八世紀後期,法國科學家庫倫Charles Coulomb(1736-1806)發現電磁力。1861年,麥克斯韋爾方程問世,電磁場理論趨於完整。1881年,英國科學家湯姆森J.J. Thomson (1856–1940)根據麥克斯韋爾方程首先推導出磁場中運動電荷的受力公式,但存在錯誤。1895年,荷蘭科學家洛倫茲Hendrik Lorentz(1853–1928)提出關於電荷q在電磁場中受力的正確方程式:
此方程提出後不久,包括洛倫茲在內的很多科學家就意識到它存在嚴重問題。具體講,靜止的觀察者與運動的觀察者,根據洛倫茲電磁力方程Eq.1,在同一個實驗中會得到不同結論,違反伽利略相對論。下麵是一個例子。
圖3:洛倫茲電磁力方程式違反機械宇宙觀。
同一個物理過程,隻因觀測者所在參照係不同,洛倫茲電磁力方程式給出兩個結論,Eq.2和Eq.3,互相矛盾。這個問題困擾物理學界很多年。科學家們曾懷疑新生電磁學的方方麵麵,試過各種辦法,都不成功。直到1904年,洛倫茲又發表文章,提出“洛倫茲時空轉換”,簡單講就是從觀察者角度看,其他運動參照係裏的長度變短、時間變慢,這個矛盾才解決。具體如下:
在圖3下方,觀察者與電荷+q同步運動。導線中的負電荷靜止,正電荷以速度v向左運動。依據洛倫茲時空轉換,正電荷之間距離變短,密度變高,高於靜止的負電荷密度。導線從原來電中性變成帶正電。電荷+q靜止,不受磁場力,但受到電場力:
Eq.4的第一項電場力正好等於Eq.2的第二項磁場力,矛盾解決。
但是洛倫茲本人隻把這種轉換看作技術竅門,聲稱這個竅門可以解決問題,卻不敢進一步思考背後的物理意義。洛倫茲是當時最權威的電磁專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一生成就斐然,深受行業尊重,卻無法接受時空真的會依觀察者不同而變化。絕對時空觀念深入每個人的思想,就連頂級物理學家也不敢懷疑。
一年後的1905年,一位專利局小職員愛因斯坦發表了劃時代的論文,提出狹義相對論。其關鍵技術內容就是洛倫茲時空轉換,但是愛因斯坦講出了別人不敢深想的事。時空不是絕對的,依運動速度變化而變化。這個觀點引發科學革命。
利用狹義相對論再看Eq.2與Eq.4,原來磁場力與電場力本質一樣。二者是同一種力在不同參照係下的不同表現形式。很多人以為,相對論效應隻在特別高速度下才會呈現,離日常生活遙遠。這是個反例。
圖4.1920年愛因斯坦受邀訪問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與洛倫茲在一起。洛倫茲在此做物理學教授。他比愛因斯坦資曆更深、也更年長。愛因斯坦非常尊重他,曾說過一生中受他的學術影響最大。
圖5,左側是經典物理學中的氫原子行星模型,右側是量子物理學中的氫原子模型。
近代科學家們早知道分子可以被分解成原子,但是發現原子內部結構要晚得多。1808年,英國化學家道爾頓John Dalton(1766-1844)基於牛頓的原子論提出了第一個近代原子模型,認為原子就像一個個堅硬的實心小球,不同元素的原子不同。1897年,湯姆森首次發現電子,但還不知道原子核的存在。他認為原子像布丁球,類似於中國的年糕球,實心、裏麵鑲嵌著芝麻。其中“實心糯米”帶正電,“芝麻”就是電子,靜止、帶負電。1909年,湯姆森的學生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發現原子核,人類才知道原子內部基本上是空的,原子的質量與正電荷都集中在非常小的區域內,電子不是靜止的,而是高速運轉。盧瑟福提出“原子行星模型”,其中電子環繞原子核轉動,就像行星環繞太陽轉動那樣。這個模型在很多其他實驗中得到支持,被科學界廣泛接受。
但是盧瑟福原子行星模型引發經典物理危機。如上圖左側,電子繞原子核運轉,形成電場擾動,根據麥克斯韋爾方程,會不斷產生電磁波,向外發射能量。電子不斷失去能量,速度逐漸變慢、軌道變低,最終必將跌入原子核,就像人造衛星在失去能量後跌入地球。所以經典物理無法解釋為什麽原子可以在宇宙中穩定存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丹麥物理學家玻爾Niels Bohr (1883-1962)在1913年引用量子概念建立了玻爾原子模型。如上圖右側,其中的電子隻能在一係列特定軌道上運轉,其能量隻可能采用特定的、離散的數值,不再是連續變量。電子還可能失去能量,但必須在不同軌道之間跳躍。當電子跳入最低能量軌道之後,沒有更低能量軌道可跳,所以無法繼續發射電磁波,原子結構於是穩定。
玻爾提出原子量子模型,是量子物理誕生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早在1901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在研究黑體輻射問題時就運用了量子概念,但是當時他隻當作技術性竅門,沒有深究其背後革命性的物理意義,類似洛倫茲處理時空轉換的情況。1905年,愛因斯坦研究光電效應時也采用了量子概念,但也隻當作技術性竅門。機械宇宙觀深入人心,連偉大的愛因斯坦也不能免俗!玻爾的量子化原子模型代表思想革命。後人對玻爾模型有許多改進,但量子的概念從玻爾始被主流科學界接受。
總之,經典科學體係中存在固有矛盾。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以相對論與量子物理為主要內容的 “新科學”在二十世紀初誕生。之後,科學進入新一輪爆炸式發展。下麵一覽表列出與本文有關的其他一些重大科學發現:
同學說出“我相信科學、邏輯和常識,所以不信基督教”,是隨口而出的實話,但不一定想透了這句話的意義。他們覺得科學、邏輯和常識是統一的,所以是強大和靠得住的,是自己可以信任和信仰的真理。但是,這個直覺不對。上節講到經典科學自相矛盾,所以被新科學取代。但是以相對論和量子物理為主要內容的新科學卻嚴重違反人的常識與邏輯。當科學、常識與邏輯之間互相矛盾時,這些同學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內心的信仰體係。
圖6,兩列火車相向而行,男人和女人分別站在所在列車的中央。兩人交錯時,在他們之間點亮一盞燈。對於不同觀察者,燈光照亮兩車頭和尾的順序不同。
相對論破壞事件的時間順序與“同時性”。相對論認為,在任何參照係裏,光總以恒定速度c傳播,所以上圖中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覺得向前的光和向後的光速度一樣。於是:
比如在男人看來,光先照亮紅車尾,然後照亮綠車尾。但是在女人眼裏,順序相反。可見,相對論破壞了時間先後順序的客觀性。常識認為,兩件事發生的先後順序是絕對的,對於每個人都一樣。人的日常邏輯多基於此。比如“人死不能複活”,本質就是認為“活”在先、“死”在後,順序不可能顛倒。
再比如在男人看來,光同時照亮綠車頭和綠車尾。但是在女人眼裏,綠車尾在先、綠車頭在後。人的日常邏輯也經常基於同時性是客觀的,但相對論破壞了這個邏輯。
圖7,量子雙縫實驗。雙縫實驗是量子物理中最基本的實驗形式,它的曆史遠早於量子物理本身。1801年就有人用這種實驗研究光波幹涉現象。上圖實驗中有三個主要硬件,最前麵是粒子發射源,最後麵是對粒子敏感的顯示屏,中間隔板有兩條細縫可以讓粒子通過,左邊是“縫1”,右邊是“縫2”。實驗中發射源每次隻發射一個粒子,前後粒子相隔的時間足夠長,保證在任一時刻,在發射源與顯示屏之間最多隻有一個粒子。粒子可以是電子、質子、光子、原子等。實驗中有一位觀察者,可以選擇不觀察,或在“觀察點A”粒子進入縫隙前觀察其狀態,或在“觀察點B”粒子通過縫隙後、到達顯示屏前觀察其狀態。
雙縫實驗產生了多個非常重要、但違反邏輯與常識的量子物理結論:
在早期實驗中,發射源采用傳統意義上的純粒子,比如電子。實驗預想是顯示屏上將出現如上圖左側下方的2個感光區域,分別對應隔板上的2條細縫。但是在實驗者不觀察粒子中間狀態的情況下,一次次實驗結果都違反預想,顯示屏上出現了如上圖右側下方的波紋狀多個感光區域,仿佛粒子變成波,同一個粒子的波同時穿過兩條縫,然後在屏幕上產生波幹涉現象。經過物理界廣泛深入的討論,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在1926年提出薛定諤方程,認為在無人觀測的情況下,粒子是以波函數的形式存在。德國物理學家玻恩在同年指出,波函數的本質是數學概率波。他們對上述實驗結果的解釋是,沒有觀測的情況下,在放射源與屏幕之間,基本粒子不是以機械宇宙觀中的質點或質點組合的形式存在,而隻是概率波。換句話說,在經典物理學意義上,如果無人觀測其狀態,粒子在發射源與顯示屏之間是不存在的。
如果實驗者在粒子進入雙縫前(觀察點A)觀測粒子路徑,那麽粒子就呈現經典顆粒狀態,每個粒子隻通過一條縫隙。發射源發射大量粒子後,顯示屏上呈現2個感光區,如上圖左側下方。觀測造成這樣的差別,出乎預料。科學家們的主流意見是,觀測讓波函數“坍縮”,讓粒子從概率波狀態變成經典粒子狀態。從機械宇宙觀的角度看,人的觀測使得粒子從“不存在”狀態變成“存在”狀態,也就是觀測締造了物質。
主流物理學家們明確表示,他們不願深究“觀測”代表什麽,因為這個問題可能超越傳統物理學範疇,進入哲學與信仰領域。但還是有人試探。著名物理學家諾伊曼在1932年提出,觀測的關鍵是意識、意識造成了波函數坍縮。用平常人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創造物質”。這個“意識”的主體可能是個人,也可能超越個人,比如是神。從1960年代初開始,現代量子物理學家維格納Eugene Wigner(1902-1995)進一步論述和推廣諾伊曼的觀點。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量子物理學界積累了大量實驗,都沒找到證據否定這一觀點。
總之,在實驗中觀測造成了波函數坍縮。觀測必須有觀測者。這些實驗至少表明,物質不獨立於人。如果進一步,意識造成波函數坍縮,就表明意識可以締造物質。不管怎樣,這些實驗結果否定了物質的客觀性,當然也就否定了機械宇宙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唯物論。
如果在粒子通過雙縫後(觀察點B)觀察粒子路徑,科學家本來預測顯示屏上會出現波幹涉圖樣,因為粒子在通過縫隙時還“不知道”自己將被觀測,但實驗結果【4】似乎與之相反。粒子也呈現經典顆粒狀態,每個粒子也隻通過一條縫隙。發射源發射大量粒子後,顯示屏上呈現2個感光區,如上圖左側下方。
在觀察點A和B觀測,後果完全一樣。這個結論令人驚訝。按一般邏輯,粒子先經過隔板,然後才會在B點被觀測。按時間算,觀測發生在“未來”,粒子通過隔板是“曆史”或“過去”。在這個實驗中,未來改變了過去,違反了常規因果關係,違反人的常識與邏輯,當然也違反了機械宇宙觀。
利用雙縫實驗的研究非常多。為了不讓讀者感覺沉重,這裏不深入介紹。不過有一個關鍵細節值得說明。觀測手段在雙縫實驗中無疑非常關鍵,在圖7中以攝像頭代表。如果真用攝像頭觀測,很容易擾亂實驗結果的解讀,比如人們會猜測攝像頭的具體工作方式影響了實驗結果。現代雙縫實驗采取了一些巧妙的辦法繞過觀測機製帶來的潛在影響。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世界著名物理學期刊《物理評論快報》Phys. Rev. Lett.在2000年的文章 “延遲選擇量子擦除實驗”Delayed Choice Quantum Eraser【4】,其實驗設計巧妙,體現行業前沿,結論涵蓋量子物理中的各大關鍵問題。這篇文章已成為經典,但依然有爭議。一些科學家認為它的實驗設計還存在缺陷、“未來改變曆史”的結論不完全可靠。文章的第一作者Y. Kim是韓國在美國的博士留學生,另一位作者史硯華(Yanhua Shih)本是1980年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做教授。
包括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在內的“新科學”,讓全世界都感到不舒服。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裏,新科學違反人們習以為常的機械宇宙觀。在東方共產黨國家集團裏,新科學否定物質客觀性,直接顛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的基石,挑戰共產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新科學的誕生和大發展,恰逢西方與共產黨國家集團展開激烈的意識形態競爭。兩邊都非常懷疑新科學,但是表現方式和對科學造成的後果大相徑庭。重溫那段曆史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兩種信仰體係的根本不同。
二十世紀初,當新科學正在擊碎流行了幾百年的機械宇宙觀時,信奉機械宇宙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卻在沙俄取得政權。當時蘇共裏還有很多人真誠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敏銳地察覺到新科學與自己的信仰水火不容。在1920年代蘇聯就開始批判相對論和量子物理了,並在1929年的第二屆全蘇馬克思列寧主義科研機構大會和1931年的共產主義物理學家會議上達到小高潮。比如莫斯科大學物理學教授葉戈爾申在會上總結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說前者質疑原來的時間、空間和物質等概念,造成唯心主義興盛;後者認為粒子運動路徑受觀測者影響、量子狀態在被觀測前並不客觀存在、隻在被觀測後才出現,是“公然否認客觀存在,否定因果論”。這些會議齊聲發出警告,自然科學領域已出現了唯心主義傾向,甚至批判量子物理學創始人玻爾想利用物理學消滅馬克思主義。此後,1931年聯共(布)中央決議宣布,要在自然科學和哲學領域“對反馬克思主義者進行無情批判”。
但是1930年代是蘇聯的多事之秋,最高層忙於無情的大清洗、大饑荒、平叛等急迫任務,沒太多精力處理自然科學界的哲學理論問題。再加上當時蘇聯科學界還保留很多沙俄時代的“舊知識分子”(列寧用語)和他們維持的舊學術氣氛。一些科學家深受西方思想影響,敢於在關鍵時刻堅持原則。比如蘇聯物理學家弗蘭格爾在1931年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說:“辯證法無權謀求科學領導地位”。在1934年的一次會議上,他又表示:“在哲學領域,我不是小孩子。我從列寧、恩格斯著作中讀到的那些內容不足以取代我原有的方法論觀點。這就是我的觀點,我絕不放棄它”。政治高壓之下,還有科學家立場鮮明,毫不妥協,維護科學精神,造成這次蘇聯批判新科學運動虎頭蛇尾。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蘇聯最高層再次掀起了反對西方新科學的運動。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末,相對論和量子物理都有了長足發展,成為西方科學的主流。基於廣義相對論的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論也已被提出,並積累大量觀測結果,包括光譜紅移的證據,代表能量不守恒。蘇聯官方認為這些西方墮落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影響越來越大,已經威脅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以必須回擊。官方學者們列出新科學的罪狀,包括相對論宣揚時間與空間因觀察者不同而不同,違反唯物主義;量子物理引入量子態描述物質的最基本性質,那根本不是“真實的物質”,完全違反唯物主義;宇宙不斷擴張,是學術“癌症,侵蝕現代天文學,是唯物主義科學的主要意識形態敵人”。蘇聯強烈反對宇宙大爆炸理論,認為它很像《聖經 創世紀》裏神造宇宙的故事,屬唯心主義理論,是假科學。
這場在科學領域裏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政治運動,由蘇共第二號人物、斯大林預想的接班人,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日丹諾夫親自主持,於1946年開始布陣。在運動如火如荼時,日丹諾夫於1948年突然去世,影響了運動的發展。1949年召開全蘇聯物理學大會,本來計劃把反對唯心主義物理學運動推向高潮,但是被嚴峻的美蘇冷戰形勢打斷。負責核武器研究的蘇聯科學家私下向斯大林抱怨說,此時批判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將影響核武器研發進度。斯大林馬上意識到問題重大,於是布置好的政治運動不了了之。這時候的蘇聯與1920年代不同,人民已經變得滑頭,真心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已沒有幾個。這件事再次讓蘇聯人看懂,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行不通,隻是用來撐門麵的。此後蘇聯繼續在政治上打壓新科學,直到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後施行去斯大林化改革,蘇共理論家們開始宣稱,“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這是出於政治需要的表態,背後沒有科學或哲學基礎。經過30多年社會主義製度訓練,蘇聯左右兩派都已習慣說假話。為了眼前政治利益,即使蘇聯頂級科學家和哲學家也踐踏學術嚴謹性,不考慮國家意識形態是否還正確。
中共與蘇共都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有差別。早期蘇聯還殘留東正教傳統,很多人對信仰和主義非常嚴肅,思想深刻。而中國有深厚的忠君傳統,在中共體製下,人首先要忠於偉大領袖,對於抽象的信仰和主義則遠不如蘇聯人嚴肅。這種情況在國人裏非常普遍,經常融化在血液裏,少有人例外。比如毛澤東建國後開始關注核物理,因為那是世界科學的最前沿,更與核武器息息相關。在1955年的一場會議上,毛與中國最好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座談。錢三強對毛說,質子與中子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則認為物質無限可分,並問與會者的意見。結果包括錢三強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吱聲了。幾個月後在1956年初,毛又拿同樣的問題去問大科學家錢學森,“你們科學家說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錢學森當時什麽也不敢說,但在文革時對這個問題正式表態過,“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
不難預料,毛澤東在後來幾十年裏對“物質無限可分”的觀點越來越自信,因為他問過中國最好的科學家,每個人都誇他說得對,沒人反對他。於是這個觀點成了中國物理學界最神聖的信條,嚴重影響了中國理論物理的發展。物質無限可分,本是很多聰明、但非專業物理學家的人常有的誤解,毛這麽想本無可厚非。錢三強和錢學森都是大才子,在國家科技體製裏位高權重。其中錢三強專門研究原子內部結構,在法國長期留學,師從世界著名科學家居裏夫婦。二錢在當時都有機會對毛解釋,“大約40年前,德國科學家普朗克就發現微觀世界的量子化,後來實驗也證明了,所以物質小到一定程度後就不可能再分割了”。這並不算冒犯領袖,但他們卻選擇了沉默,因為沉默能保住領袖的麵子,保住自己的利益,也沒有得罪任何具體的人。但是他們的沉默嚴重傷害了整個中國的科學發展,他們屍位素餐。這兩個人可能都比前麵提到的蘇聯物理學家弗蘭格爾更聰明、更有學問,社會地位更高,卻完全沒有後者那種維護科學原則的勇氣。
蘇聯批判相對論與量子物理的消息,在1950年代初就傳到中國。但是當時的中共高層總體教育程度低,現代科學背景尤其薄弱,懂得這些哲學爭論的人很少,所以沒有重視。再加上當時中國科學界的骨幹大多是民國遺留人物,出身西方教育,知道相對論和量子物理的結論經過實驗驗證,覺得蘇聯對新科學的批判莫名其妙。那時一般中國人還不太懂蘇聯式嚴酷的政治運動,所以發生在蘇聯的批判在中國沒有引起很大波瀾。
1960年代初,中蘇交惡。毛澤東想與赫魯曉夫爭奪世界共產黨國家集團的領導權。赫魯曉夫逆轉斯大林的政策,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西方軟化,讓毛澤東看到機會,可以把自己樹立為馬列主義思想的正統,於是開始部署在全國掀起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熱潮。這個政治運動當然需要衝進科學界,於是毛采用了他慣常的操作。第一是麵授自己的女婿孔令華和自己的文膽陳伯達,讓他們按自己不公開的目的保持運動大方向。二是發動廉價的底層群眾衝擊目標。當時找到一個從中學直接進入黨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學生羅嘉昌,還有一個滿嘴跑火車的湖南小鎮中學教員周友華,各寫了一篇依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駁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文章,讓他們進入科學院教訓科學家們。科學界的頭麵人物們馬上嗅出了這番操作背後的政治用意,紛紛表忠心緊跟毛主席,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然科學基本理論”。於是從科學院到各大專業研究所、再到大學,幾乎所有科研機構都卷入,科研活動被嚴重打亂。那場運動波及的學科包括相對論、量子物理、自動控製理論、化學共振論、摩爾根遺傳學、宇宙學,等等。
當時主持科學界的學術領袖包括錢學森、周培源、錢三強、竺可楨、李四光等大名鼎鼎的學者。他們都從小接受嚴格正統的西方科學教育,青年時期在西方長期逗留:
留學時,他們在西方教授的指導下,於西方文化氛圍中,都做出過斐然成績。但是回國後他們都失去了求真的精神,文革期間在權力麵前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堅持維護科學。他們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卻阻礙了科學在中國發展。這些人一生浸淫在科學裏,為什麽骨子裏卻沒有對科學的忠誠呢?因為忠誠於科學的實質是忠誠於真實。真實是科學的根本,卻不是科學的內容。它不屬於科學,而在科學之外。一個人浸淫在科學裏並不代表他忠於真實。那麽什麽人才忠於真實呢?基督徒。耶穌說,“我是真實(I am the truth)”,所以耶穌的信徒們忠於真實。基督教社會崇尚真實,為科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所以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歐,並一直在西方社會裏發展得最好。而這些中國大學者們內心還是傳統臣民思想,把忠君放在真實之上。學習西方科學、到西方留學和生活等,都沒有為他們帶來信仰層次的改變,所以無論他們多聰明,讀了多少書,有多少學術成績,在西方生活多少年,當了多大的官,到頭來還是君王的奴才,沒有捍衛科學必需的勇氣。中國的科學就敗在這些人手裏。
圖8,當時中國最高科學殿堂就是這樣反對相對論的。他們反對“光速不變原理”的唯一根據是中國高中政治課本裏講到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其源頭是總結恩格斯的一段話。相比之下,蘇聯批判西方新科學時,還保持一定的學術水準。比如他們發展自己的替代理論,試圖重新解釋已發現的實驗結果。中國反對西方新科學,基本都是大字報水準。
大概在1987學年,交大特別為優異生開設了一門物理課,內容包括相對論和量子物理。但是老師在課堂上絕口不談現代物理背後的哲學問題,卻加入大量數學公式與推導。記得課上講到量子光學裏的光柵實驗,與雙縫實驗大同小異,但技術上遠更複雜。老師把薛定諤方程式、傅裏葉分解等寫得滿黑板。我下課後試圖問老師關於波函數坍縮的問題,自然引到觀測的本質。兩個老師裏年長的一位立刻警覺,不想再多說一句。年輕的先遲疑不決,後來向老的學樣,也閉嘴不言。那時文革已過去10年,但還是沒人敢討論“意識決定物質”這樣的話題。中國科學家們頭腦中深深印著“政治最重要,科學精神算個屁”的信條。他們經常非常聰明,有的也很勤奮,但是對科學沒什麽堅定信念,所以在那種環境裏就變得懦弱無骨。他們避開科學中的關鍵問題,隻依靠一些技巧,比如複雜繁瑣的數學,混口飯吃。
人都是相似的。相對論與量子物理讓各個國家、文化、政治製度下的人都感覺難以接受,覺得它們違反了常識、邏輯和人們本已習慣的經典科學觀念。不但一般人如此,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也如此,比如毛澤東。不但馬克思主義者如此,基督教文化圈裏的人也一樣。實際上,相對論與量子物理在西方科學界遭遇大規模懷疑。下麵講兩個西方科學家懷疑相對論與量子物理的例子。他們都對新科學的誕生有過實質性貢獻,卻又深深懷疑新科學。第一個是發現光速恒定的美國科學家邁克耳孫,第二個是偉大的愛因斯坦本人。對比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兩種意識形態的差別。
圖9,物理學家邁克耳孫Albert Michelson(1852-1931),普魯士猶太人,幼年時移民美國,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短期服役後,在近30歲時,赴西歐繼續深造,接觸到物理學最前沿,並從此迷上測量光速的問題。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邁克耳孫一生致力於設計最好的實驗方法與實驗設備。1887年在俄亥俄州,他與莫雷合作,試圖用實驗證明以太存在,辦法是測量不同實驗條件下光速的變化。但實驗結果卻是光速在不同情況下的差別非常小,小於實驗誤差範圍。他們的實驗設計精巧,考慮周到,精度極高。世界主流物理學界因為這個實驗結果開始相信光速是恒定的。這個結論對物理學後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邁克耳孫因此獲得19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是邁克耳孫本人卻從沒相信過這個結論,並且終生認為自己的實驗是個巨大失敗。他堅信經典物理學,不能接受相對論,無法想象現在中學生都知道的光波基本性質,包括光可以在真空中傳播、光速獨立於光源速度等。他認為他那場著名實驗沒有發現以太是因為精度不夠。在後來約40年的職業生涯中,他不斷改進方法重新實驗,希望增加精度後就能發現以太,直到他去世。當然他最終也沒如願以償。
抖音裏有個小段子,在飯店裏,男生坐在淩亂的餐桌旁等待女朋友。女朋友趕來後說自己太餓了,端起桌上的飯碗就開始吃。男朋友馬上高喊,“那是上一撥人剩下的!”於是女朋友立刻吐出嘴裏的飯。這個小段子說明,人關注事情有高低之分。隻有當重要的問題解決了,人才會關注次要的事。女朋友非常餓,頭腦裏本來關注吃飯,但是聽說碗裏的飯是別人剩下的,立刻意識到比填飽肚子更重要的問題出現了,於是馬上把飯吐出來。
類似的道理也適用於東西方陣營對待相對論。蘇聯最重視辯證唯物主義,所以蘇聯人最介意相對論破壞了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性,違反了唯物主義。美國的邁克耳孫也知道相對論破壞了時間和空間的絕對性,也覺得極不舒服。但是在他所處的文化與科學環境裏,時間和空間絕對與否,不被認為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真實。所以他的努力方向是提高精度再實驗,因為實驗是科學家獲取真實的手段。
意識形態就是社會信仰,永遠最重要。蘇聯人信仰唯物主義,按唯物主義的指引探討新科學。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聯這樣做嚴重阻礙了科學發展。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基督教,信仰真實原則。邁克耳孫反對相對論,依據真實原則靠實驗證明自己的觀點。即使後來證明他錯了,他的行為也沒有阻礙科學發展。《聖經》中耶穌說,“我是道路”,就是這個意思。即使人最初錯了,如果按耶穌指引的方向努力,也會逐漸找到正確方向,找到真理。
《聖經》中耶穌說,“我是真實”,卻沒有說“我是邏輯”、或“我是科學”、或“我是常識”、或“我代表物質的客觀性”。耶穌之後兩千年,人類開始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回頭再看耶穌的話,就覺得他說得非常對、非常精準!假如耶穌說,“我代表物質的客觀性”,基督徒也會像蘇聯人那樣對待新科學。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最早利用量子概念解決物理問題的人之一,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但是當玻爾和海森堡等一批年輕物理學家發展出一整套量子理論時,史稱“哥本哈根詮釋”,愛因斯坦就退縮了,從根本上懷疑這套理論。大概他後半生都沒有相信過量子物理。具體講,哥本哈根詮釋認為,粒子在被觀測前以代表概率的波函數形式存在,觀測讓波函數坍縮成經典粒子。愛因斯坦不能接受物質在本質上是隨機的,也不能接受“觀測”造成粒子從波函數狀態變成經典粒子狀態。
圖10,1930年於荷蘭,愛因斯坦和玻爾在一起
關於物質的隨機性,經典物理中存在很多隨機現象,但是經典物理認為物質本身是確定的,隻因為人的無知、或為了人的方便,所以才引入隨機概念。量子物理則認為,粒子的所有屬性在本質上就是隨機的,不可能精準測量或預計。愛因斯坦完全不能接受這點,於是發出科學史上一句著名感歎,“我不相信神靠擲色子來決定宇宙”。
所謂“坍縮”就是,觀測前粒子隻是概率,觀測讓它們變成經典粒子。這個觀念破壞了機械宇宙觀、經典物理、和唯物主義共有的兩個基本假設。一是現實獨立於人而存在,二是人可以了解現實而不同時破壞現實。在量子物理中,如果人不去觀測,粒子隻是波函數,在經典意義上不存在,所以破壞了第一條。如果人去觀測,波函數就坍塌成經典粒子,也就是說觀測造成物質狀態改變、人無法觀測到不被觀測時的粒子狀態,破壞了第二條。愛因斯坦又不能接受,於是發出科學史上另一句著名感歎,“我相信在我不看月亮時它也存在”。
愛因斯坦猜想,量子物理理論徹底錯了,量子世界與宏觀世界並無本質區別,問題出在實驗手段不足、或還沒有找到正確理論。他與另外兩位科學家在1935年把這種懷疑變成了可驗證的假說,名曰EPR佯謬。在之後的80多年裏,圍繞EPR佯謬的研究成了理論量子物理的主流。EPR佯謬的核心叫“隱藏變量問題”。愛因斯坦假設,粒子狀態在被觀測前其實已經確定了,隻不過人不知道,所以叫作“隱藏變量”。隱藏變量在被觀測時顯現,僅此而已。如果EPR佯謬被證實,那麽粒子在被觀測前本質上並不隨機,現實還是獨立於人而存在的,人的觀測也沒有破壞現實。那樣的話,哥本哈根詮釋就崩潰了。可見,EPR佯謬直擊量子物理的核心。
舉個類比的例子幫助大家理解EPR佯謬與哥本哈根詮釋的區別。設想一個高中生夢想考進交大,高考錄取完全依照分數,評分靠計算機,絕對公正。從現在到進交大,這個孩子需要經曆高考和收到高考結果郵政快遞兩個關鍵時刻。在高考前,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將被錄取,所以他能否成為交大人本質是隨機的。高考日所有考生上交考卷後,他是否進交大就確定了,但依然無人知道,直到他打開高考結果快遞信封之前。愛因斯坦的EPR佯謬認為,觀測就像孩子打開快遞信封,之前錄取狀態本身已經確定了,但還是隱藏變量,它的隨機性隻是因為人的無知,打開信封的動作並不改變錄取狀態。哥本哈根量子理論認為,觀測就像高考,之前錄取狀態本質不確定;高考(觀測)讓錄取狀態從隨機到確定;如果沒有高考(觀測),錄取狀態永遠不確定。
在驗證EPR佯謬的過程中,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們或發明新理論,或做新實驗,成果層出不窮。在理論方麵,英國物理學家貝爾John Bell(1928-1990)於1964年發表貝爾定理,提供了一個巧妙的實驗原理,能夠區分隱藏變量假說與哥本哈根詮釋。1967年,加拿大數學家科亨Kochen和瑞士數學家施佩克爾Specker對貝爾定理做出補充。1969年,四位物理學家,美國的克勞澤John Clauser、霍恩Michael Horne、和史摩尼Abner Shimony,以及加拿大的霍特Richard Holt,提出以他們姓氏首位字母命名的CHSH不等式,延伸了貝爾定理,並使其可以直接用於實驗。1972年,克勞澤基於貝爾定理做出第一套實驗,結果符合哥本哈根詮釋,否定隱藏變量假說,也就是否定愛因斯坦的EPR佯謬。之後,法國物理學家阿斯佩Alain Aspect和奧地利物理學家蔡林格Anton Zeilinger等指出之前實驗的關鍵漏洞,並用新實驗堵上漏洞。總體講,這類堵漏洞過程延續了幾十年。在2015年,荷蘭年輕物理學家漢森Hanson公布自己的實驗設計與結果,被物理學界廣泛認為堵住了所有重要漏洞,EPR佯謬從此算壽終正寢。2022年10月,阿斯佩、克勞澤和蔡林格三人因在驗證EPR佯謬方麵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作者於2022年11月補充資料)。
目前主流量子物理理論被稱為哥本哈根詮釋,由玻爾和海森堡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創始。它曾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極不舒服,今天它依然讓新一代物理學家們極不舒服,盡管它已經戰勝了很多挑戰。學術界近年來出現了很多與哥本哈根詮釋競爭的新量子詮釋,五花八門,數量眾多, 包括多世界詮釋、量子信息論、客觀坍塌理論、德布羅意-玻姆理論,等等。大概因為哥本哈根詮釋讓人感到荒唐,所以為競爭對手們設定了很低的門檻。每個新詮釋被提出,通常是出自某些特定考慮。但在一般人眼裏,新詮釋比哥本哈根詮釋更荒唐。我簡單介紹它們,為了提醒讀者,科學從來隻是還未被證偽的假說,量子物理也如此。
圖11. 多世界詮釋示意圖。時空“分叉”成多世界,分叉後的不同世界永不再相交。
目前,多世界詮釋是最時髦的新詮釋,最初由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博士生艾弗雷特Hugh Everett(1930-1982)在1957年提出。他認為所有量子作用,包括觀測,都讓世界“分叉”成多個平行世界,比如每個人也“分叉”成多個版本進入每個平行世界,這樣的過程每秒鍾發生十億、百億次。有人估算目前存在的平行世界總數是10的500次方或更多。我們感覺不到其他世界,因為在任一時刻人隻能在一個世界,永遠無法接觸其他世界。多麽荒唐的理論!
多世界詮釋的鼓吹者對傳統哥本哈根詮釋的批評是,後者把世界一分為二,觀測前是量子世界,遵循薛定諤方程;之後是經典世界,薛定諤方程失效。多世界詮釋的鼓吹者並沒有找到哥本哈根詮釋的任何錯誤,隻是不喜歡它對世界的斷裂式描述。多世界詮釋的根本觀念是,薛定諤方程是描述世界的唯一規律,永遠有效。為了保證這一點,它必須引入平行世界的概念。
多世界詮釋還在發展中,理論界還沒有達成共識。我覺得它遊離於科學的邊緣。科學必須真實,所以科學理論都應該有可驗證性。在多世界詮釋裏,人隻可能處於一個世界裏,永遠無法接觸其他平行世界。目前看不出怎麽設計實驗來驗證這套理論,所以我懷疑它是否還算科學假說。
在中國、蘇聯和西方,新科學都驚動了關於科學問題的最高權威,最高權威都利用體製給予的最有力方式反對新科學。在中國,關於任何問題的最高權威都是領袖。這被認為是“全國一盤棋”的體製優勢。領袖發出最高指示,科學家們“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然科學基本理論”。在蘇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聯共(布)中央決議稱,在科學界“對反馬克思主義者(新科學的支持者)進行無情批判”。西方科學界是統一的,愛因斯坦就是西方物理界最高權威。他長期、明確質疑量子物理的根基,並給出自己強有力的競爭假說。在三地,新科學都在權威的反對下度過很多年,但結果卻很不一樣。在中蘇,權威的壓製耽誤了科學的發展。在西方,量子物理界花了80年,艱難地回答愛因斯坦在1935年提出的問題,但這個過程強有力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很多國人會認為這是不同政治製度造成的結果,其實不然。比如在新科學發展最活躍的20世紀初期,關鍵人物如愛因斯坦、玻爾等在荷蘭與比利時,當時是君主製或君主立憲製。普朗克、波恩、海森堡等在德國,經曆君主製、民主製和納粹。發現宇宙擴張的哈勃、測量光速的邁克耳孫、著名量子理論家費曼、多世界詮釋的發明者艾弗雷特等在民主製的美國。這些國家的政治製度非常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基督教文化。在這個文化下,如果荷蘭國王、美國總統、甚至希特勒發表對科學內容的意見,科學家們會禮貌地傾聽和答複,但對於西方科學家們來說,政治家的意見遠不如愛因斯坦的意見重要。總之,基督教文化滋養了現代科學,並一直為科學成長提供最好的土壤。
有些非基督徒朋友問我,“為什麽《聖經》中那麽多奇跡故事,什麽死人複活、瞎子突然看得見、水變成酒等?這些故事違反邏輯和常識、不講科學,讓我覺得好笑”。對於那些奇跡故事的具體情節,我並沒有特別心得,隻覺得那些故事表明耶穌是神,可以做想做的一切,並且愛人。但是從哺育科學的角度看《聖經》,我有自己的理解。我曾問自己,假如《聖經》不含任何奇跡,完全遵照邏輯和常識的原則寫作,會有什麽後果?《聖經》是世界上所有基督徒信仰的依據。兩千多年來,數十億百億的基督徒潛心研究它。如果《聖經》遵照邏輯和常識的原則,基督徒們終將發現,並會把它用於現實中。那麽在耶穌死後大約1900年的時候,如果還有人提出相對論或量子理論,基督徒就會基於這個原則群起反對它們,就像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那樣。所以《聖經》中的奇跡故事至少提醒基督徒,真實與真理有時不符合邏輯與常識。基督徒從《聖經》中學到這點,所以比馬克思主義者們更好地接納了新科學。
有一件證據表明,《聖經》故意保留其內部的自相矛盾,並且把它放在搶眼的地方,讓信徒們無法躲避。《聖經》全書第一篇《創世紀》的前兩章講了兩遍神創造宇宙的過程,而且兩個版本存在明顯矛盾。比如在第一章裏,神先造動物後造人,但在第二章裏,這個次序顛倒過來。在第一章裏,神造了男女多人,但在第二章裏,神隻造了一個男人亞當,然後取亞當的肋骨造女人夏娃。不難想象,不論現在還是古代,都會有人覺得其中一個是假的,然後希望把它從《聖經》中剔除。但是《聖經》故意把第一個版本的結尾部分放到第二章的開頭,讓人很難把兩個版本拆開。我的心得是,《聖經》要告訴人,真理有時看似自相矛盾。牛頓物理與愛因斯坦相對論就互相矛盾,相對論與量子物理也互相矛盾。這些矛盾並不代表相對論和量子物理錯了,也不代表至少其中一個錯了,而隻代表它們還不是絕對真理,人還需要在更深層次上探索。
有些基督徒朋友完全按字麵理解《聖經》。《創世紀》裏故意保留自相矛盾,讓完全按字麵理解變得不可能。《聖經》的作者以這種方式告訴後人,不應該那樣理解《聖經》,必須體會文字背後的精神。基督教早期著名聖徒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懺悔錄》的作者,生活在羅馬帝國時代,從小飽讀古希臘學術經典,32歲時皈依基督教。他剛開始讀《聖經》時,驚訝於其語言的粗淺,覺得遠比不上希臘經典的精致與嚴謹。他不知該如何理解裏麵的很多段落,自覺還不得要領,於是去羅馬見好友聖盎博羅削Ambrose(340-397)。後者是著名的基督教教士和學者,告訴年輕的奧古斯丁,你要把《聖經》裏的故事當作寓言看。奧古斯丁這才茅塞頓開。
著名美國女作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1880-1968)出生後不久因病變得又聾又啞又盲,幾乎無法與外界交流。她回憶小時候怎樣認識第一個字water。她的家庭教師安妮·蘇莉文小姐讓她把一隻手放在水龍頭下,讓水不斷衝刷,同時在她另一隻手心裏反複寫water。這樣做很長時間、重複很多次後,終於有一次小海倫突然領會了老師的意思,在她一隻手裏寫的就代表她另一隻手感到的。在自傳中她回憶道,“突然之間,我模糊地感覺到,好像某種久違的意識又回來了。在那一刻我悟到了語言的神奇本質”。其實每個人都經曆過小海倫經曆的事,就是第一次把抽象的語言與具體的事物聯係在一起。隻不過一般人的第一次發生得早,以至於自己都忘了。但是這個經曆至關重要,它是人所有語言的開始,也是人與人交流的基礎。
很多朋友向我抱怨,既然基督教那麽好,孕育了理性與科學,為什麽《聖經》用那麽多寓言、類比、擬人、暗喻等模糊表達方式、而不采用精準的理性方式呢?簡單的回答是,因為神是理性的基礎,所以神在理性之外。具體一點講,邏輯、科學等理性方式非常適合研究客觀世界,因為研究的對象實在,大家看得見摸得著。但是神不存在於客觀世界裏,每個人隻能在自己心裏遇到神。信神的人要與心裏沒有神的人交流有關神的事,有個根本困難,類似於蘇莉文小姐要告訴既失明又失聰的小海倫water是什麽。神是人看不見摸不著的,心裏沒有神的人不知道神是什麽,信神的人用理性對他解釋神就缺乏基礎,就失去效力,所以必須另辟蹊徑,就像蘇莉文小姐那樣使出渾身解數,每個辦法都可能帶來突破,但沒有一樣能保證成功。《聖經》大量借助類比、擬人、寓言、暗喻、靠感情打動等手段,也是同樣道理。基督教中理性之外的成分,被統稱為神秘主義Christian mysticism。
基督教裏既有理性主義、也有神秘主義,二者相輔相成。中世紀時,大名鼎鼎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引領理性主義崛起。他有一個忘年交的年輕同事,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1260-1328)不久後也中興了基督教神秘主義。埃克哈特強調人要在精神上與神合二為一。他布道時通常用第一人稱,真情實意,感人肺腑,讓他聲名遠揚。他的布道詞被印成書,廣泛流傳,直到今天。他的名言現在還常被人傳頌,比如:
其實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神秘主義一點都不神秘。西歐繼承了古希臘文明,有深厚的理性主義傳統,理性思想是主流,其他思想都被標識為神秘主義。而中國古代沒有嚴格的理性或邏輯概念。如果按同樣標準,佛道儒經典幾乎都算神秘主義。比如道家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佛教的“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來”。儒家就更多了。下麵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話都不能算理性:
童年時一個人躲在無人的樹叢中閉目遐想,或成年後不喜歡上班,早晨醒來不願意張開眼睛。人在這類時候很容易理解,這個世界分成兩塊,眼皮裏邊一塊、眼皮外麵一塊。眼皮裏邊是自己的,眼皮外麵是公共的。科學是關於眼皮外麵那部分的,對於眼皮裏邊的部分沒什麽作用。笛卡爾說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在眼皮裏邊,這裏才讓人覺得自己的存在,才是真我。眼皮外邊的世界紛繁熱鬧,但與真我總有隔膜。即使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親生孩子,也會與真我有距離,就更不用說其他人、其他事了。靈魂住在眼皮裏邊。這裏有安寧,也有孤獨。孤獨促使人尋找。人若在眼皮裏麵的世界裏認真尋找,就能找到了神。
信仰是實在的。人平時學習領會,到關鍵時刻從信仰尋求依靠,但科學無法給人這樣的依靠。以前文講到的錢三強為例,偉大領袖問他基本粒子是否無限可分時,他麵對的選擇是,照實講可能讓龍顏不快、自己倒黴;如果不吱聲,不傷害任何具體的人,但將傷害中國理論物理的發展。這時他的所有科學知識都不會為他提供答案,因為“堅守真實”的原則,不是科學的內容。它在科學之外,來自基督教,卻是科學的基礎。如果錢三強信耶穌,他可以信靠耶穌的教誨,在領袖麵前說實話,保護中國的科學。可見,科學不能做信仰,耶穌才是信仰。
信仰需要堅若磐石,但科學本性善變。今天的科學,明天就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絕對時空概念曾被認為是科學的,但在麥克斯韋爾電磁學誕生後被證偽。麥克斯韋爾電磁學又在原子的行星模型確立後被證偽。本文沒有涉及,波爾的原子量子化模型後來也被證偽。科學在不斷被推翻,所以科學不能成為人的信仰。
另外,相對論說,時空扭曲、變形。量子物理說,如果人不看粒子,粒子就不存在;如果人觀測,粒子就會無中生有地出現,等等。這些科學理論比《聖經》裏的奇跡故事更離奇、更違反邏輯與常識。其實基督徒幾千年來一直懂,真理有時就是違反邏輯和常識的。真實最重要,科學、邏輯和常識都沒那麽可靠。
科學遠沒有大家以為的那麽強大。一百五十年前,人類隻知道牛頓物理和電磁學,卻以為自己就要理解整個宇宙了。現在科學比那時進步多了,發現宇宙中71%的能量我們完全不懂,於是叫它“暗能量”。還有大約24%是“暗物質”,科學家們把宇宙中無法解釋的引力都歸咎於暗物質,但其實沒找到它,對它也一無所知。宇宙中隻有4.6%的物質以我們相對熟悉的原子狀態存在,但其中很大部分是我們知之甚少的宇宙塵埃。算下來,科學能研究的物質,包括天空中能看到的、或未來可能觀測到的所有星辰,加在一起也隻是宇宙的很小一部分。科學這麽無力,內部還存在那麽多自相矛盾,比如相對論與量子力學之間互不兼容。了解科學的全貌後,人怎麽還可能信仰它?科學的本質是工具,不是信仰。
圖12,宇宙構成。簡單講,暗能量就是科學無法解釋的能量,暗物質就是科學家找不到的物質。
每個人應該認真推敲自己的信仰,可惜的是,太多人沒有。我們年輕時的1980年代是過去70多年裏最自由、最開放的年代。但是總體講我們這代人沒有很好地利用機會,信仰並沒有獲得大發展。比我們更早的文革那代人狂熱追求錯誤的信仰,讓國家走入浩劫。文革之後,高層為了政治便利,躲避徹底反思,口號是“不爭論”。在1980年代,我們本應看清上一代信仰的錯誤,尋找正確的信仰,然後奮力追求。但是我們沒有,而是在“不爭論”的大大環境下得出錯誤總結,認為熱心追求信仰就是錯,不思考、吃喝享樂才是聰明。記得在交大時,聖誕節要去教堂做禮拜,到了教堂卻進不去,門口被年輕人圍得裏三層外三層,連教堂牆外的樹上都是人。但是這些圍觀教堂的人中,絕大多數為了新奇、接觸外國人等,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基督教義。
目前中國又麵臨大方向的抉擇,繼續留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裏,還是重回毛澤東時代那種以西方為敵的狀態。新一代青年不得不思考有關社會意識形態和個人信仰等問題。我們本應該為他們提供思想借鑒,或至少每個人為自己的孩子做榜樣。但是當他們看我們時,卻發現找不到成型的思想。比如我們曾叫嚷民主自由,但過去幾十年裏少人堅持,所以理解不深。其實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被灌輸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裏。殊不知唯物主義者比例這麽高,最適合的製度就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如果在唯物主義之上,還參雜中國傳統的忠君等觀念,那麽最適合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製度,或數字時代的毛式製度2.0。青年一代在我們身上找不到值得借鑒的心靈支柱,隻能跳過我們這代人,轉而向文革那代學習。文革追求的那一套意識形態慘痛地失敗了,但他們至少知道自己信仰什麽。他們認真過,試嚐過實踐自己的主張。在三聚氰胺奶粉與空中畫餅之間,饑餓的人會選擇前者。
馬雲成立了湖畔大學,立刻有人聯想到明朝的東林黨,預感他可能對政權產生威脅,於是他就被滅掉了。當權者從來對威脅自己權力的人和事非常敏感。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也一樣。在中世紀,基督教會全麵主導社會和人的思想,是西歐的權力核心。文藝複興時期現代科學誕生,西歐上下馬上感到其對基督教和教會的威脅。培根和笛卡爾都生活在那個時代。培根的經驗主義,就是從哲學高度告訴人,“我仔細研究了科學的本質,發現它從頭到尾隻需要事實和歸納邏輯,真的不需要神或教會啊!”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接著說,“培根你說得有點偏激。我看科學既需要事實,也需要神給予人的理性。所以科學裏還有神的作用,但確實沒教會什麽事”。當時教皇和身邊高級教士群體都是飽學之士,非常重視新興的科學,經常直接介入具體問題的處理,詳見拙文《為什麽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歐,不在中國》【1】。雖然教廷內部有反覆,但經過深入斟酌後還是決定放行科學,推動它發展,沒有像中國曆代掌權者那樣,絕不放過把威脅消滅在搖籃裏的機會。
從文藝複興至今,西方社會裏不斷生出新思想,挑戰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的權威。眾所周知的例子包括日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政教分離思潮、歐洲大陸上反對教會的民主革命,比如法國大革命、反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尼采的“上帝已死”,等等。總體講,基督教會一直用平等討論的方式對應,而不是借助暴力或政治打壓,即使自己有能力也有機會,即使對方真的侵害了自己的權力與利益。這種克製對待挑戰者的方式獨一無二,讓世界其他文化圈的人覺得不可思議。比如伊斯蘭世界的主流從公元9世紀到現在一直實行艾什爾裏主義Ash’arism,堅決維護《可蘭經》與教士係統的權威,認為神意是所有事情的原因,包括下雨,對違反者嚴懲不貸。這種死板直接導致科學在伊斯蘭世界衰落。晚清麵對亡國危險也堅持舊體統,隻接受“中體西用”,不願全麵西化,阻礙了科學與民主進入國門。進入現代之後也一樣,上麵講到,以忠於科學為口號的蘇共和中共嚴厲打壓新科學。全世界中學生都從基督教會自我批評的文獻中得知,教會也曾迫害過科學家。但是總體講,西歐基督教對科學和新思想最寬容,其他信仰體係不能望其項背。
西歐社會之所以可以做到這樣,根本原因就是基督教義。基督教崇尚真實、相對看低利益與權力。現代科學誕生時,羅馬教廷總體堅持了教義,表現出偉大遠見,寧可自己權力和利益受損。之後的西歐領袖和大眾也大致恪守了當年的決議。受辯證唯物主義曆史觀影響,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人類總是自然向前發展的,因此科學總會出現並不斷進步。其實不然。至少在過去千年裏,在基督教文化侵入之前,科學水平在伊斯蘭世界、東亞儒學社會、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社會、黑非洲等地,都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了。隻有在西歐基督教社會,現在科學才得以誕生,才得到大發展。現代科學實際是基督教文化土壤上的“特產”。
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兩大支柱,一是唯物主義,二是辯證法。其辯證法主要應用於理解人類曆史的本質與意義。本文介紹新科學。其中相對論表明,時空因觀測者運動狀態不同而不同。時空因人而異,相對論否定了時空客觀性。量子雙縫實驗中,粒子原是概率波,因實驗者觀測而變成經典粒子。人的觀測能締造粒子,量子物理否定了粒子的客觀性。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礎,物質的客觀性,因此被新科學否定。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繼承了黑格爾的理論,但是黑格爾認為曆史的源動力是絕對精神。絕對精神就是神在哲學裏的代名詞。而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才是階級社會發展的源動力。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裏,階級鬥爭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不可避免。這個結論是基於馬克思把人假設成沒有靈魂的動物,崇尚階級利益,為了階級利益不擇手段,比如可以殺人。但人不同於動物,人有靈魂。確實有些人漠視良心,選擇為利益不擇手段。但人可以選擇像耶穌那樣崇尚愛,追去人愛人,把愛看得高過利益。
在基督教文化圈裏,利益訴求不同的人之間,包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可以互相合作,經過協商達成妥協,從而和平共存,共同富裕,避免或抑製了階級鬥爭,和任何大規模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比如500年前,教會手握重拳,卻沒有扼殺挑戰自己權威的新興科學。再比如現在西方民主國家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和平共處,相互合作,沒有你死我活的鬥爭。還有,在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即使力量差距懸殊,也沒有恃強欺弱的戰爭,比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所以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也經不起推敲。
最後,本文的目的不是利用科學證明神的存在。科學永遠不可能證明神的存在,因為科學的對象是客觀世界,而神不在這個客觀世界裏。本文要說的是,很多同學試圖用科學證明神不存在,那是荒謬的,是沒看清科學的本質和現狀。雖然科學不可能證明神的存在,但是很多科學發現與神的存在相一致。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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