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遠誌
理性 思考 學習
一 驚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匯校區三號宿舍樓的頂層，“學自聯”辦公室燈火通明。房間裏淩亂不堪，破舊的辦公桌椅橫七豎八，地上散落著各種報紙、傳單、標語等。辦公室裏肅殺冷清，整個校園裏都沒有幾個人。《美國之音》和其他國際通訊社都已經報道，野戰部隊強行開進了北京市區，在多個地點向示威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屠殺已經開始了！聽到消息後，交大同學迅速形成遊行隊伍，奔赴人民廣場等市中心地區，與其他高校的學生和上海市民匯合。學自聯的絕大部分同學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辦公室裏，目的是與全國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學自聯保持聯係，然後把最新的消息傳遞給遊行示威的同學。
前半夜，局勢瞬息萬變，來自北京的電話和傳真較多。屠殺開始後，電話和傳真機反而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我當時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開始了，北京的學自聯組織，當時叫“北高聯”，大概已經被衝散，很難繼續運作了。過了個把小時，突然電話響起。我拿起聽筒。對方情緒悲憤，自報是北京學自聯。他剛剛得到各醫院收治的傷亡學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報給我。然後，他念我記，寫下了一串醫院名字和傷亡人數。我再問他，有沒有傷亡者的個人信息。他說有一部分，我說我要。於是他逐一念給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學校或單位、槍傷位置，等等。我記錄時，覺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們的傷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脈僨張，心情激動，所以記憶深刻。
記錄完畢後，我對他說，如果有新的資料就務請再聯係我。他說好。我問他的名字，他說為了安全，就不說名字了。我當然也理解。掛斷電話後，我把這些資料用電話轉告給在市區的同學。感覺經過了一段很漫長的等待，北京人又來電話，提供了更多的傷亡信息。我再匯總，再傳給示威遊行的同學。以後直到天蒙蒙亮，再沒有北京來的電話了。我打電話過去，也無人接聽。那時從短波收音機裏得知，軍隊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已經完成。我猜想北京學自聯已經被搗毀，人員已經四散，不會再有電話了。於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廣場附近的一條小馬路上，我正好聽到大學生的宣傳車用擴音器念著北京傷亡者的名單。一群市民和學生矗立在周圍，靜默地聽著。擴音器裏傳出的一個個名字，正是我晚上記錄下來的。聲音在回蕩，自帶著悲涼和莊嚴。聽眾裏有個別同學憤怒地喊了幾聲口號，但大部分圍觀的人都沉默。我身處他們中間，感受到他們的感情和心理。記得其中有幾個中年人，表情裏沒有特別的驚訝，仿佛對局勢似曾相識。但他們有種深深的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的情緒。簡單交談幾句後，身旁人就對我說，“到了開槍這步，老百姓又能怎樣？”，“中國還是老樣子，最後就靠開槍解決問題。誰有槍誰贏”。
之後的那些日子裏，我在廣場和學校之間過著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連續地參加遊行示威，實在疲憊得頂不住了，我就倒頭大睡一場，醒來時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來再去遊行。北京屠殺的消息剛傳來時，上海學生的情緒衝到最高點。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學生的激憤消退迅速。上海市麵上，政府組織的反示威、反遊行的力量逐漸加強，比如各單位派人在馬路上清除學生設置的路障。示威的學生體驗到現實的力量對比，恐懼的心理蔓延。學自聯裏的同學們預測自己會被抓捕，有的計劃逃亡。一般同學普遍害怕被政府記入“黑名單”，私下裏談論自己的人事檔案裏可能被寫入不利的內容，影響以後的畢業分配和職業發展。我覺得自己無處可逃。上海比我家鄉還寬鬆些。我也不想連累父母親人。至於黑名單，我肯定在裏麵了，也就不在乎了。於是，堅持示威的學生人數大幅減少，態度也軟化了。學生們最初的口號是“打倒法西斯”、“嚴懲凶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等，後來變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後算賬”等。組織者們傳遞的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要求示威口號和文宣裏“絕對不許反黨”、學生撤離時要 “冷靜、有秩序”等。
北京開槍以後，全國各級政府一改幾個月以來的觀望和頹勢，變得成竹在胸，勝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們態度冷靜，計算精準，在媒體上懷柔，在行動中采用霹靂手段。上海市長在電視上強調“上海不能亂”，但話裏有話、綿裏藏針地說，“很多同誌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言外之意就是，“我們隨時有能力像北京那樣用武裝力量解決你們，但是我們比你們強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與此同時，上海也和全國各地一樣，大規模地搜捕示威遊行中的積極分子，尤其是搜捕國際媒體相對不重視的，非學生學者的運動積極分子，全然不顧運動高潮時期官方公開承諾過的、對學生“絕不秋後算賬”的保證。從1989年夏天開始，從中央最高領導人到地方的多位高官，都曾信誓旦旦地這樣保證過，但是對中共有經驗的人在當時就指出，這種保證從來都是騙人的。
從1978年到1989年的大約十年間，中國政治的大方向是，絕對權威的政府開始慢慢地放低姿態，學習聽取社會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槍聲發出了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政府依然是絕對主宰，老百姓還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級政府、政府各個部門迅速心領神會，馬上反轉回他們熟悉和留戀的、淩駕於民意之上的運作方式。比如宣傳部門開始鋪天蓋地地在媒體上構築在另一個時空裏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那個平行宇宙中，遊行的學生和市民們是暴徒，殺人放火。解放軍是受害者，被殺、被燒、被搶。北京的老百姓都歡迎解放軍進城，反對示威遊行。再比如，全國各單位，尤其是各大學，開始強力清理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把他們送交公安部門，並且大搞“人人過關”，就是每一個人都要自我檢查，向組織匯報自己在運動期間的想法和行為。
北京屠殺之後大約十天，上海的遊行示威徹底結束。我拖著極端疲憊、困乏的身體回到校園。記得路過大禮堂，就是現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擁在馬路對過的讀報欄前。一位同學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聲朗讀報紙上的重要社論。內容大意是，國際媒體說中國軍隊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其實都是謊言，原因是他們仇恨社會主義中國；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動用解放軍平叛的決定，等等。那段時間裏，全國所有的報紙，雖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內容經常完全一樣，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聽到那個同學的讀報聲，突然意識到謊言就這樣完全淹沒了真實，而老百姓不管怎樣抗爭都無能為力。我就感到劇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還是我的心情極端憤懣。也許古人也有過與我類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極端憤懣”叫做“心痛”。
二 徹悟與信仰
痛徹心扉，讓我思維敏捷。政府動用正規軍，殘暴地殺害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然後不容分辯地說，那些民眾是暴徒，屠殺從未發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實與正義的原則。我本來認同的政府、與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實與正義，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我不可能再同時忠誠於它們兩個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時忠誠於它們兩個了。我覺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擇。現實中，正在進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過關”，就是每個人都要公開站隊。
1.真實與正義被踐踏
我們這代人成長於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目睹國家從文革末期的積貧積弱開始蒸蒸日上，我有與時代相呼應的民族自豪感，視振興中華為己任。從中學開始，我就明確地認定，要愛國、愛人民，也要愛真理和正義。我那時把國家、民族和政府視為一體，覺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進入大學後，我們經曆了1986年和1989年兩次學生民主運動。之間的幾年，整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廣泛深入地探討中國未來的民主化，討論現代民主政治理論，審視中華文化。我也一直跟隨社會大潮流，努力學習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監督與製衡。被有效監督與製衡的政府，可以成為全民族忠實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為欺壓和奴役人民的惡魔。
“六四”讓我看到了政治背後更深層的東西。當年的學生有幾個關鍵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論自由。我看到了言論自由缺失，真實就在社會輿論中泯滅了。無辜被殺的人，轉眼之間就被說成是暴徒；殺人者反而被包裝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選舉。沒有選舉，老百姓就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結果就是，誰有軍隊、誰敢於對老百姓開槍，誰就掌握權力。公理與正義被踐踏至此！六四的失敗讓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質。這是一場戰鬥，表麵上是幼稚軟弱的學生失敗了，實際是真實與正義失敗了。學生也不總是真實與正義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實與正義的一邊。學生失敗了以後，真實與正義就被踩在腳下。
六四之爭，結果沒有懸念。政府一方大勝，真實與正義慘敗。原因很簡單，政府有軍隊，有組織係統，有宣傳係統，有教育係統，等等。而真實與正義一方隻有一些幼稚的學生學者、和並不堅定的民心。年輕時的我曾經天真地以為，誰站在真實與正義一邊，誰就一定會勝利；反之，誰站在虛假和邪惡一邊，就一定會失敗。我那時以為，真實與正義有某種神秘的力量，戰無不勝。“六四”讓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麽神秘的力量。在兩股勢力的對抗中，誰的現實力量更強大，誰就勝利。反之就是失敗。真理和正義也不例外。我還是堅信真理和正義最終能夠戰勝虛假和邪惡，不是因為看不見的神秘力量，而是因為真理與正義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終能夠感召足夠多的人為之戰鬥。如果我們希望真理和正義早日勝利，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和盡量多的人堅定地站在真理和正義一邊，為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2.遇到神
六四運動前後，局勢變化快，關係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參與和投入，時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貫注地觀察和思考，頭腦裏好像上演著一部宏大、多維的電影。其中有民族的命運與前途，有正義與邪惡的纏鬥，有北京街頭的軍車和那些死難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有自己的過往經曆，也有我未來人生的多種可能性，等等。 逐漸地，一個念頭在我心裏變得越來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與正義一邊，做真理與正義的馬前卒”。這個念頭有它自在的權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辯駁。它如同一道命令，讓我隻能對它低頭、跟從它。雖然我清晰地知道，聽從它將摧毀我原來的人生計劃，對我的現實利益有百害而無一助。
我本來的職業規劃是走“技術幹部”的道路，就是年輕時靠技術和業務能力立身，然後逐步晉升，走上管理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這個計劃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時開始認真讀書，之後考上交大。在大學裏我繼續努力，在學業上成為交大正式認定的、前1%的“優異生”，在校園工作中成為係學生會主席、係團委副書記等。我已經在這條人生計劃上投入很多，進行得也很順利。假如我與政府作對，我將前功盡棄。
還有出國問題。我在本科期間，在交大校園裏和在整個上海，大學生留學已經形成熱潮。很多學業條件與我類似的同學都在努力謀求留學，我也很希望出國留學。六四期間，我身邊那些想出國的同學，幾乎無一例外，都主動遠離學生運動，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煩，以後拿不到護照。另一方麵，曾經在1986年學潮裏表現積極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當時還在學校裏。他們被政府打入黑名單，一直拿不到護照。所以我當時很清楚，如果我跟隨心中的那個念頭，我將自毀出國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學派的思想，人的每項行為的隱蔽目的，都是為了增加自己在潛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當時也懂，如果我進入“六四”黑名單，大部分女生不但會覺得我沒有了前途，甚至還會怕被我牽連，對我產生恐懼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東北家鄉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們會害怕與我沾邊，她們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於自己心中的一個念頭了，而不是服從一個人或組織，比如領袖或黨派。而且我知道這個決定將對我不利，並永久地改變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無助，因為從來沒有在生活中，或在書裏，聽說或讀到別人的類似經曆。我甚至找不到現成的語言描述它。當時為了解釋給身邊的好朋友，我能拚湊起來的最傳神的語言就是，我在心中聽到了一個聲音。它不屬於我，因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個人利益。但它讓我看到，這個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實與正義，並且真實與正義正在受到猛烈的攻擊與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實與正義一邊。我雖然心存恐懼，完全不知道聽從它以後，我的生活將會如何，但我還是不得不聽從它。
後來，我在《聖經》中讀到摩西和保羅等人遇到神的過程，就覺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帶領猶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幾十年，內外交困，隨時麵臨滅族的危險。他夜以繼日地焦慮，探求族人的未來。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時聽到神的聲音。神給他指路，他選擇聽從，雖然不知道神將引他到何方。保羅本是羅馬帝國的官員，專門負責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馬士革城外，他聽到神的聲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進城，他就進城，雖然不知道進城之後會發生什麽。大約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約2000年前的保羅遇到神的過程，與我的經曆沒有什麽本質區別。隻是在幾千年前的猶太人與現代的中國人之間，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方式有了比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們更習慣說“徹悟”、“念頭”等，而不經常說“聽到神的聲音”或“被神召喚”。我們更習慣說“追求真理和正義，把它們貫徹到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中”，而不習慣說“跟隨神”。其實《聖經》上說，神就是真理、正義。稱真理與正義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與正義。信基督教，就是選擇站在真理與正義一邊。
三 政治清算
上海的遊行示威消退後，學生重歸校園。隨即，政治風向急轉直下。政府對民主運動活躍分子的抓捕和整肅迅速展開，風聲鶴唳。在六四運動後期逃往外地的學自聯裏的同學，包括交大的和上海其他高校的，不久後都被抓了回來。我們被移交給公安部門，接受調查。同時，學校及社會上的各個單位都開始組織全員政治學習。在交大，首先是教職工和學生裏的黨員，然後是普通教職工和學生，每個人都必須匯報自己在六四期間的經曆和思想，檢討自己和身邊人，表態反對“叛亂”、支持政府，否則不能過關。那時，公安允許我住在宿舍裏，但不允許我離校。記得姐姐正好在那段時間裏結婚，我申請回家參加婚禮，就沒有被批準。公安隨時傳呼我。他們不找我時，我還需要參加學校裏的政治學習。
我們剛剛從夜以繼日的大示威、大遊行中回來，頭腦裏還滿是北京大屠殺血淋淋的電視圖像，人民廣場上旌旗招展、數十萬人的集會畫麵，以及在上海的各個角落，社會各階層、各個年齡的人們對屠殺的憤恨，和他們用各種方式支持學生的場景。所以我最開始對學校裏“人人表態”的文革式政治操作不肖一顧，覺得交大師生熟知國際新聞，又剛剛親曆運動，怎麽可能屈服於這樣粗劣荒謬的整人手法。但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錯了。
那時的“人人過關”，從一開始就推進得非常順利，可以說毫無阻力。我身邊的老師和同學的態度和應對方式，有些微小但關鍵的區別。有一些人，大多數是黨員幹部，堅稱自己沒有參加過示威遊行，雖然熟悉的人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這些人最有遠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他們在體製內發展，受六四事件的影響最小，甚至得益。而大部分人承認自己參加過，但謊稱自己“幼稚”、“被誤導”，說後來聽到官方媒體對“六四”的定性後，就發現民主派“居心叵測”、“裏通外國”，於是自己反悔，轉變成支持政府。他們再接著讚揚政府武力平叛“必要”、“應該”，等等。可以說，絕大部分人的思想匯報非常相似。
私下裏，朋友們在聚會時發泄著內心的鬱悶。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破口大罵，有人打架滋事。我和他們心連心，非常理解和同情他們。他們也是我的鏡子，提醒我，如果我沒有信神，還期盼體製內的職業人生，繼續把中國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黨內強人身上，我也會感到類似的絕望和無助。當時廣泛存在的老百姓的私下不滿，其實都無濟於事，完全不影響政治局勢。不滿的人還得在政治學習中認真地自我檢討和反悔。後來幾十年的發展證明，當時私下裏的鬱悶，也不影響同學們畢業後進入體製內，通過一輩子的工作，對維護體製做出貢獻。說到底，在獨裁製度裏，老百姓就是牛馬。拉車的牛馬，有的可能高興，有的不高興。但是隻要它們都能正常拉車，主人就無需在乎牛馬們的情緒。處於這種地位的老百姓，他們的憤怒都是“匹夫之怒”，隻是“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並不影響社會，也不影響他們個人作為獨裁製度“螺絲釘”的功能。
我的軟弱
在“人人過關”期間，我被身邊人的急速轉變震驚了，不理解，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六四死難者們的屍骨未寒，大搜捕正在進行，活著的人好像都忘了，或假裝忘了。麵對那些為他們的民主權利而死的人、為他們的美好未來而站出來冒風險的人，他們情何以堪？
我當時在接受公安的審問，對學校裏的政治學習心不在焉，但堅持不寫檢討。我把希望寄托在我非常熟悉和尊重的學校領導和老師身上，覺得我懂得他們，他們不會輕易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或者他們至少理解我為什麽不寫檢討，不會壓迫我屈服。事實證明，我又錯了。我最尊重的老師和領導，在正式對組織交心時，與別人一樣，也是反悔，譴責民主派，支持政府。其中擔任管理職務的人，還認真地主持這種政治學習，強製別人交待、反悔。
記得一次教師們私下瘋傳，一位教授在政治學習中談感想，說了一句，“以前我不覺得《河殤》那麽好，現在我也不覺得《河殤》那麽壞”。《河殤》被認為是趙紫陽派係的思想代表作，“以前”指趙當權時，“現在”指趙倒台後。大家都覺得這位老師很勇敢，說得也很聰明，既表達了不服氣，又讓人抓不到把柄。我也很尊重他，但同時覺得，一群高級知識分子，在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做的最值得稱道的事，也不過如此，本質上隻是稍微宣泄一下不滿，對大局毫無影響。這件事正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無足輕重，以及這個製度的霸道和壓抑。
在六四後不久的某個節日裏，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鄧小平麵向全國的賀詞。一位老師私下抱怨說，鄧的賀詞感謝了工人、農民、解放軍，但沒有提到知識分子。他的意思是，六四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下降。這種想法在當時的知識界裏很普遍，我接觸過的很多人都有類似心理，這位老師隻不過明確地講了出來。我覺得，北京才大開殺戒，知識分子們還這麽在乎屠殺主導人是否在節日裏問候了自己。這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壓迫自己的人豢養的尷尬地位，以及他們因此懷有的依賴心理。壓迫他們的人同時也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早已習慣並認同了這種局麵。其結果就是，最應該具有獨立人格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一般的中國老百姓一樣，也都是奴才。即使被權力者槍殺，他們心裏還是渴望被權力者認可。可憐可悲。
時間滑過，我看到的越多，對周圍人的信任就越動搖。覺得為這樣的人們犧牲和冒險，有什麽用？真的值得嗎？後來領導找到我，說我是唯一堅持不反悔的人。如果這樣下去，學校將不會發給我本科畢業文憑，當然也不會允許我繼續讀書。我那時正在對付公安，心裏盤算著如果要坐三、五年牢，我以後怎麽辦，對學校裏的事不太重視。現在學校突然說可能不給我本科文憑，我措手不及，一時想不出如果沒有大學文憑，我未來將如何生存。當時我害怕拿不到本科文憑，程度超過害怕坐牢。最後，對周圍人的信心動搖、覺得自己的堅持對大局無用、外加對生存的疑慮，使得我放棄堅持。我抄寫了一份反悔書，交了上去。感謝領導讓我過關，沒有繼續刁難我。但這件事一直讓我自責，覺得是自己的汙點。
後來在《聖經》中讀到“聖彼得三次不認耶穌”的故事，我就聯想到這段經曆。彼得是耶穌最早的門徒，是基督教會的創立者。他對耶穌忠心耿耿，發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拋棄耶穌。但耶穌被捕時，彼得躲在圍觀的人群中不敢出聲。後來有人認出彼得，大聲叫喊說他是耶穌的門徒。彼得矢口否認。也許彼得有正當的算計。如果他當時站出來，就可能與耶穌一起赴死，他就不可能日後傳播耶穌的思想，更不可能建立教會了。但無論原因是什麽，他多次不認耶穌，還是軟弱。
四 反思六四：國人的功利
“六四”是中國人內心永遠的傷痕。反思“六四”的文章不計其數，角度和觀點也各有不同。三十年來，我也不斷思考。篇幅所限，在這裏我就分享最近與朋友交流時的一點感想。
1.獨裁者視人民為奴才
事件後的很長時間裏，我一直有個關於細節的疑問。在六四後全國聲勢浩大的政治學習、人人檢討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撒謊，口是心非地否定自己在學潮中的言行，攻擊和譴責民主派，表示對黨與政府的忠心和對鎮壓的認可。一般人如此，黨員和政府工作人員更甚。這麽廣泛而明顯的言不由衷，當權者不可能不知道。當權者明知老百姓都在對自己說假話，為什麽還花這麽大的力氣，在全國範圍內推進“人人過關”呢？另外，當權者也知道，那些堅稱沒有參加過示威遊行的人，其實與其他人一樣參加過，他們隻是羞恥心特別少，所以撒謊更輕鬆、更敢於撒大謊而已。那麽為什麽在後來的幾十年裏，當權者還重點提拔他們，吸引他們到體製內，委以高官重任呢？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對比新我與舊我、基督精神與中國人普遍的功利主義心態，我才逐漸懂得政府的“聰明”之處。老百姓撒謊，本質上講，就是他們為了迎合當權者的意誌，讓自己的言行違逆自己的內心。最近流行的清宮戲裏有句相關的台詞，老太監教導小太監說，“奴才沒有喜怒哀樂”，意思就是奴才的行為和言語，要體現主人的意誌，和奴才自己的心情與想法無關。八九學運期間，全國幾千萬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積極參與，讓所有的觀察者看到了中國人自我意誌的覺醒和靈魂的回歸。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因此覺得中國有希望，而中國的當權者感到恐懼。其實，“人人過關”運動就是當權者的一個試驗，要驗證一下剛剛從示威遊行中歸來的千千萬萬中國人，還會不會和原來一樣，撇開自己的思想意誌，壓製自己在屠殺後爆發的情感，在言論和行動上曲意迎合權力。結果大家都知道，“人人過關”進行得非常順利。於是當權者就放心了，認定中國老百姓還是奴才、自己對他們的絕對權威沒有喪失。
既然全國的老百姓都迅速回歸到奴才的言行模式，統治者的根本目的就達到了，他們也放心了，當然不再理會老百姓心裏怎麽想。奴才的內心從來不重要，連奴才自己都不看重，主人就更不需要理睬了。誠實，隻有在人格平等的人們之間，才被視為美德；在主仆這間沒有誠實可言。為討主人的歡心而撒謊，是奴才的本分。在“人人過關”中，那些堅稱沒有參加過遊行示威的人，就是當權者眼裏最好的奴才，因為他們為迎合主人的意誌，不惜違背事實、拋棄廉恥，而且做得最迅速、最徹底。當權者覺得他們聽話、好用，所以後來一直提拔和重用他們。
建政七十年以來，六四是中國人民自主意識最強、反抗精神最高漲的時期。即便如此，政府還是迅速恢複權威，成功地在全國老百姓身上重新貫徹自己的意誌。而老百姓還是乖乖地藏起自己的想法，按政府的要求言行。在平時，中國人就更服服帖帖了，被要求說什麽就說什麽，被要求做什麽就做什麽。他們不敢疑問，不敢挑戰，甚至不敢思考，而是主動地把自己的心靈冷藏起來，撇在一邊。中國人的這種自己的言行與自己的心靈相分離的現象，隨處可見，經常讓我觸目驚心。我曾遇到過殘酷迫害法輪功信徒的官員。見麵之前，我本以為他會對法輪功問題有很多見解，即使是仇恨或偏見。見麵後我才發現，他其實對法輪功知之甚少，本質上就是“上麵讓我這麽幹，我就這麽幹”。對自己的工作，他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是否傷天害理，而隻關心自己從副處級升到了處級，房子從自住一套變成了好幾套，孩子可以去美國留學了，等等。一位朋友曾經在高校團委工作。他對我講到自己的上級，一個黨委書記，負責管理官方網絡評論員隊伍。這些人假冒各種身份的網友，到世界各地的中文網站上監視、攻擊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或花錢撤回對政府不利的消息，再散布對政府有利的假消息。這個黨委書記明確要求下屬不要給他看具體的工作內容，因為看多了自己良心受不了。怕良心作怪、影響工作，他就回避自己的良心。他把良心看得低於工作！還有朋友專職做黨務工作，但聽到其他人談論政治，他就回避。我問他，“你做這樣的工作，怎麽不關心重要的政治問題？”他回答說，“我的原則就是聽組織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討論政治問題，自己的想法就會多起來，容易犯錯誤”。
上述這些人的工作都關係到社會正義，但他們都不思考自己工作的社會後果，而隻關注工作帶來的個人利益和好處。按造這些人自己的說法，他們隻關心自己的“小事”，不關心社會裏的“大事”。他們的靈魂閉上了眼睛，不去分辨正義與邪惡。嚴格地講，他們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因為在重大問題上，他們的靈魂主動缺席，如同不存在。獨裁者喜歡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工具、體製的零件。其中的知識分子被叫做“筆杆子”，黨務人員被叫做“刀把子”。在古代，這樣的人被稱為“臣”或“奴才”。現在“臣”和“奴才”都含貶義，所以人們就用“工具”、“螺絲釘”、“筆杆子”、“刀把子”、或“黨叫幹啥就幹啥”等新說法來替代，但本質還是一樣。
2.功利主義是奴才的信仰
古往今來，億萬中國老百姓連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主宰，就是事實上的奴才。他們怎樣自處呢？怎樣做到不覺痛苦，不覺恥辱，泰然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呢？我發現絕大多數人依靠“功利主義”信仰實現心理上的自洽，就是他們隻關注自己的言行給自己帶來的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忽略自己的心靈召喚或人格尊嚴，也忽略自己的言行給社會和他人帶來的終極傷害。人們有時也用其他名詞來描述這樣的人生觀，比如唯物主義、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祿、追求事業、想發財，等等。清末著名太監小德張，年少時極端貧困，但夢想榮華富貴。別人告訴他，入宮當太監可以發達，於是他就自宮當太監，然後依靠專營和勤快而成為慈禧倚重的奴才，飛黃騰達。鼎盛時，他“貴敵王侯，富比天子”，還娶了幾房姨太太。小德張就是中國功利主義者的典範。他的最高誌向就是利益與享受，並通過一生努力達到了原定目的，於是他就心滿意足了。雖然身為不能自主的奴才，又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但他都不在乎，沒有痛苦或自責。
不是隻有太監才是奴才。在幾千年以來的中國社會裏，除了皇帝或最高領導人，其他人本質上都是奴才，即使身居高位。清朝著名才子紀曉嵐，才華橫溢，文采超群，在乾隆帝身旁輔佐，官位顯赫。但是傳統的製度有其內在要求，君臣之間必須是絕對的主仆關係。聰明絕頂的紀曉嵐，最怕皇帝看到自己的才能而懷疑自己恃才傲物、忘了奴才的身份。為了打消皇帝可能的疑心，紀曉嵐就選擇每日沉溺於酒肉女色，盡量少過問國家大事，希望皇帝看到自己真誠的、隻求利益與享樂的奴才本心。紀曉嵐的努力沒有白費。乾隆評價他，“紀昀本係無用腐儒”，“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 乾隆沒有了對紀曉嵐的疑心。於是，紀曉嵐一輩子官運亨通，意滿誌得。
3.功利主義者充斥中國
中國社會早已形成共識，功利主義是奴才的信仰。一方麵，奴才把物質利益和感官享樂作為最高追求，如小德張；另一方麵，把物質利益和感官享樂作為最高追求的人，本質上就是奴才，如紀曉嵐。不但古代如此，現在也一樣，比如大家熟知的金庸。他的父親在1950年被共產黨政府槍殺，並不是因為犯罪，隻是因為他家裏有土地。政府要得到那些土地，就殺了他。當時金庸在香港《大公報》社工作，就是為共產黨的宣傳服務。當他得知父親無辜被殺，私下哭泣。但他竟然選擇在之後多年裏繼續為《大公報》工作，理由隻是這裏的待遇和職業機會最好。他那時還隻有二十幾歲，完全可以在自由的香港另找工作。金庸把職業前途和待遇看得高過親生父親的冤死，功利到如此！幾年後，他看到了創業機會，離開《大公報》係統，創建《明報》。那時反共有助於報社生意，他就開始反共，反共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大陸改革開放後，他預感到商機，就找機會與鄧小平交好，再投共。六四後，他在香港電視上聲淚俱下，控訴中共的殘忍，說以後斷絕與中共交往。但幾年後大陸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向他伸出橄欖枝，他立刻領會到其中潛在的利益，就拋開曾經的信誓旦旦，又投共。金庸這樣聰明博學的人，內心卻如此淺薄、功利。他身處在自由的香港，人格上卻還是中國傳統裏的奴才。他就是缺乏高尚信仰的中國精英的典型寫照。
在中國的成功人士裏，像金庸這樣的人比比皆是。他們能力強，智商高，什麽都懂，但甘願做權力的奴才，內心信奉功利主義，沒有更高尚的信仰或情操。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他們什麽壞事都敢做，什麽假話都可以說，甚至泯滅親情。出名的如周恩來。甘願為毛澤東做奴才，人前和藹可親，背地裏整人絕不手軟。為了迎合毛的太太江青，他不惜親筆批準逮捕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直接造成後者被含冤虐殺。還有郭沫若，才高八鬥，卻毫無廉恥。江青得勢時，他大肆恭維。江青落難，他踩上一腳。文革造成他兩個親生兒子慘死。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他還繼續為文革唱讚歌。
中國人的奴性傳統，曆史悠久，博大精深。功利主義奴才人格，並不局限在精英裏，在社會各階層裏都普遍存在，大家身邊可能都有。單是關於泯滅親情，我就遇到過很多人，爺爺被殺、外公被餓死、外婆死在政府造成的人為災難中、父母、配偶被迫害，但他們心安理得地為害死至親的權力服務。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職業前途和名利，忽視自己的親人遭受的不公命運，不去探究造成親人厄運的根源，也不試圖改變不公不義的社會。獨裁製度在中國幾千年長盛不衰，就是因為這樣的人。他們中有些人還恬不知恥地說，他們這樣做是“向前看，不糾纏過去”。其實他們至親被害的原因還在，未來還會殘害更多的人。而因為隻關注自己狹隘的功利，他們甚至都沒有興趣關心至親的厄運。其中還有些人還聲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其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根基，就是一個人在乎與自己同血緣、同文化的其他族人的福祉，把發生在同族人身上的不公看成是對自己的不公。這些人連自己的至親受難都不在乎，怎麽可能在乎其他民族同胞的福祉？他們聲稱愛國，隻是因為這樣說會為他們帶來好處而已。
大多數中國人早已習慣於讓權力安排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周圍的社會，而自己的心靈主動靠邊站，遊離於現實之外。我的一位朋友早年到甘肅下鄉。他回憶說，當時甘肅的農村極端貧窮，農民們破衣爛衫，飯都吃不飽。但他們經常湊在一起喝酒吹牛，話題從宇宙起源、到葉劍英的女伴們、到美國的航天飛機對中國的軍事監視、再到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恩怨，全都是與自己不沾邊的事。他們常常從早上吹到日落，爭論得麵紅耳赤。但他們非常知趣，心照不宣地避免談及村支書霸占支農款、村小學的校舍年久失修等身邊的事情。現在城裏的知識分子們也類似。比如他們在微信群裏爭論西歐的移民問題、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恩怨、美國的反墮胎法案、種族歧視等，但他們避而不談維族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國醫院裏的殺女嬰和病嬰、對維權律師的抓捕等。前麵那些話題遙遠，政府不太在意，所以他們就盡情瞎說；而後麵那些話題關係到中國，政府不許老百姓質疑，所以他們就不碰。總之，社會壓製老百姓的心靈很久了，老百姓就學會了做不管事的“小民”。他們主動回避重要的事情，即使這些事就在自己身邊、對自己很重要。
奴才做久了，靈魂習慣了遠離真實，很多人就忘記了，自己的思想有責任駕馭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們的思想和生活就喪失了統一性。我接觸過一些看似非常聰明的中國人，他們博覽群書，討論問題時廣征博引，好像什麽理論都懂。但是近距離觀察就不難發現，他們在職業、愛情、和人生各個方麵的重要決定，依據的都是當時當地流行的世俗功利原則，與他們頭腦裏的大道理沒有多少關係。比如有人在微信群裏長篇大論說西方沒落了，中國才是未來世界的希望，卻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西方國家，讓孩子不要回來。其中極端的人，大罵移民國外的人不愛國，自己卻偷偷摸摸申請全家投資移民美國。有人聲稱堅信民主價值，卻把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貢獻給了維護專製體製。有人經常談論中國的國營企業對國家的危害，卻一直呆在國企裏，從來沒有想過離開。有人讀了很多有關基督教的書，喜歡與別人爭論基督教義，也覺得耶穌是對的，但堅稱自己絕不信基督教。這些人的行為不跟從自己的思想，他們的思想也不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與生活絕緣，他們表裏不一。在中國社會裏這種人很多，他們的父母、朋友、鄰居、熟人等也都類似，所以他們常常不覺得這種狀況有什麽不妥，不以表裏不一為恥。這些人的所謂“思想”，失去了指導自己言行和人生的功能，退化成了打發空閑時間和精力的娛樂和消遣。老子在《道德經》裏講，“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笑之”。老子的話裏隱含了，人們心智水平不同，有些人不理解“道”，所以不遵從“道”。下士聞道但不知是道，所以才笑之而不行。但是，本質上處於奴才地位的現代中國人，隔離自己的靈魂，經常在讀書和討論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即使找到了“道”，自己也不遵從它。他們比老子講的“下士”還差一大截。
4.功利主義的特點
古往今來，這麽多中國人信奉功利主義，因為它確實有一些吸引力。首先，功利主義者可以做到思想自洽。通俗地講，他們按功利主義哲學生活，事後再按功利主義的標準評價自己，就會覺得投入與所得相稱，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這套思想沒有欺騙自己，自己也就滿足了。比如小德張臨死時可能覺得，“我當初自宮當太監，受了那麽多苦和累，就是為了榮華富貴。現在好吃的都吃過，想玩的地方都玩過，想要的女人都得到了。我這輩子足夠了”。
第二，功利主義者在有吃有喝時，人比較輕鬆，“心不累”。比如供職於國內政府部門、或國營企事業單位的中青年人，經常工作不累，平日的主要活動就是赴宴席、朋友聚會、打牌喝酒、閑聊等。而在基督教占主流的歐美國家裏，中產階級一般不會這樣清閑。一個有信仰、精神上自主獨立的人，需要靈魂警醒，不斷探求神對自己的啟示。他要觀察世界，決策自己相應的言行，之後再用神的標準審評自我，自責改善。他要每日承受壓力，還不時麵對挫折，因此靈魂緊張、忙碌。這樣的人如果生活在中國，他就會因為良心驅使而更願意說真心話，於是就可能得罪上級和權貴，政治運動時甚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相比之下，信奉功利主義的奴才類型的人，不為社會和人生中的大事費心，實質是把最困難的問題都外包給了政府或上級，也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主人”。他們自己隻關注個人利益與享受，他們的靈魂處在休眠或遊離狀態。在中國，權力喜歡這類人，一般不會找他們的麻煩，所以他們自然就活得輕鬆。
功利主義者們常說，“在中國，隻要自己沒有遇到倒黴事，小日子可以過得很好”。他們也知道，中國每天都發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公不義，他們視而不見，而隻求壞事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在他們眼中，那些關心社會、嫉惡如仇的人，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是自找苦吃。不但如此，有些功利主義者很極端，仇恨有正義感的人，說他們揭露社會裏的邪惡就是“不愛國”。歸根到底，有正義感的人的存在，襯托出他們的醜陋，所以他們懷恨在心。這種人忘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倒黴。社會上功利主義者越多，主持正義的人就越勢單力薄，邪惡就越猖獗，更多的中國人就會倒黴，功利主義者自己倒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到那時，很可能沒有人為他們伸張正義。總之，功利主義讓人覺得舒服、自洽，實際卻使人墮落、讓社會沉淪，其作用如同毒品。
5.功利主義適應獨裁體製，不適合民主製度
功利主義者是獨裁統治者眼裏最好的臣民。獨裁者壟斷社會資源，可以用功名利祿做誘餌，控製功利主義者，把他們變成奴才。追求利益與享樂，本是人之常情，並沒有錯。功利主義者錯在讓自己的靈魂休眠，對正與邪的矛盾閉上眼睛，所以把利益與享樂當作最高目標，高過了真理與正義。幾千年來，皇權文化獎勵奴才、嚴厲懲罰有獨立思想的人，造成功利主義在中國盛行。中國最聰明的人，經常不是把聰明才智用於追求真實與正義，而是用於諂媚求榮，如紀曉嵐、金庸之流。更廣大的普通中國人，在生活中被功利主義者包圍，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到有人嚴肅地探究真理與正義，而隻看到人人都在追求利益和享樂。所以他們以為，人就應該是功利的，就應該依附於權力。於是，中國的老百姓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自己的奴才地位，成為獨裁統治者的工具。功利主義在全民族中流行，使得皇帝或獨裁者可以長久地壓迫和奴役整個民族。
六四運動追求自由與民主。通俗地講，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民主就是公民們平等協商，共同決定公共事務。這麽多中國人習慣於做統治者的工具和奴才，心甘情願地讓權力主宰自己的言行，主動把自己的靈魂冷藏起來。這樣的人民怎麽會追求自由？怎麽可能自主決定公共事務？民眾廣泛地信奉功利主義，是中國民主化的一個根本障礙，也是“六四”失敗的深層原因。
五 喚醒國人
1.人民需要信仰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先驅們、以及今天的民主派，都痛苦地發現，要喚醒國人有多麽困難。譚嗣同為變法赴死，卻得不到中國大眾的理解。教育家馬相伯百歲時感慨，“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叫醒中國人”。魯迅、柏楊、劉曉波等，都嚴厲鞭撻中國人的奴性，但又都覺得無力改變。喚醒國人很困難，根源在於國人的內心。人們普遍信奉功利主義。不管智商有多高，思維有多麽複雜精巧，他們在內心深處、在最根本的地方，執念於萬事對我有什麽物質好處。功利主義就是中國人實際的信仰。如此骨子裏自私自利的國民，不可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
民主的生存需要這樣一批公民，他們主動為社會正義和他人的利益付出，即使自己得不到直接的物質好處。就像美國國父華盛頓，完全可以過著養尊處優的安定生活，卻冒死反抗英國殖民者；可以做終生國王，卻主動退位，回鄉做一介平民。再比如六四屠殺發生之後，那些衝到人民廣場去抗議的上海學生，明顯冒著巨大風險，卻不可能有個人收益。他們為的是民族的長遠發展，也為死難的北京學生和市民伸冤。美國的民主製度成功了，因為它有一大批具有這樣思想品質的國民。六四民主運動失敗了，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不願意為社會的正義、真相、或他人的命運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即使那些大學生的勇敢，也是曇花一現，在事件後的政治整肅中雲消霧散了。
很多先賢們鞭撻國人的奴性，揭露國人品質裏的陰暗麵，例如魯迅和柏楊。但是很少人說清楚，到底怎麽喚醒國人、什麽樣的人才算覺醒了。我覺得喚醒國人，就是用一套適合於現代民主製度的信仰體係，替換國人現有的、適應於獨裁製度的功利主義信仰。那些隻看到獨裁製度的缺點、民主製度的美好、和國人品質的不足，卻沒有具備新信仰的人，還不能算真正覺醒了。就像那些六四後在人民廣場上示威的上海大學生，痛恨殘暴的獨裁，向往民主，但沒有新信仰，內心深處還是功利的，所以他們的勇氣就不能長久。覺醒的人必須有適應於現代民主製度的完整信仰。
民主製度需要社會的中堅力量崇拜正義與真實。這樣的現代公民理念和特點，從來不是憑空存在的。曆史上，它們誕生於西歐和北美的基督教文化圈。從理論上講，在各大主要宗教和信仰體係中，隻有基督教明確地把正義和真實作為最高崇拜對象。在今天的世界裏，先進的民主國家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基督教文化圈裏，比如美、英、法等。其他文化圈內的民族保持民主製度，經常是在美英法等基督教國家的帶領和監督下實現的，比如美國對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保護，以及英國製度對新加坡、印度等國的影響。中國要實現民主化，又要保持民族的獨立和自尊，就要求中國人民自主地建立現代公民理念，也就需要中國人自己懂得崇尚真實與正義。因此，中國需要基督教信仰。
總之，中華民族的未來需要自由和民主。人民的覺醒是中國民主化的必經之路。不管有多麽困難，我們也必須為之努力。喚醒國人，就是要喚醒國人沉睡的靈魂，讓他們的靈魂睜開眼睛，發現和體會真理、正義和愛的偉大，堅信它們，堅定地與它們站在一邊。這種信念，就是基督教的實質。有這樣堅定信念的人，就是最好的基督徒。這樣的國人足夠多了，真理與正義才可能有力量戰勝強大的獨裁製度，自由和民主才可能在中國生根發芽。
2.基督教強調靈魂
基督教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神重視每個人的靈魂，無論貧富貴賤。耶穌經常與社會最下層的人交流，比如麻風病人、寡婦、妓女、殘疾人等，並讚揚他們的美德。基督教的神愛人，用愛挽救和感化人的靈魂。很多中國人不理解這套簡單思想的深義。按今天中國人習慣的語言，基督教維護每個人的自主性。即使作為世界主宰的神，也是靠愛來感化人的靈魂，才能影響人的言行，而不是強迫人的靈魂、或越過人的靈魂直接操縱人的言行。基督教不但允許、而且要求，每個人的靈魂駕馭和審視自己的言行。在基督教裏，神承認和保護人的靈魂的存在和自主，並要求每個人靈魂警醒。
隻有人的自主性被承認了，才有可能討論人的自由。否則，自由沒有了主體，也就沒有意義了。隻有“靈魂平等”的觀念被廣泛接受，才可能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如果人們認為靈魂有高低貴賤之分，自然就會推論靈魂低賤的人應該服從靈魂高貴的人。歸根到底，現代民主製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
作為對比，傳統中國文化以忠、孝、悌為本，現代中國以忠於黨和領袖為最高原則，都是要人絕對服從權威。在中國政治中，每個人都要絕對服從皇帝或最高統治者，把自己當成權力的附庸。如果古人說自己的心獨立於皇帝，或在文革時有人說自己不忠於毛主席，都會引來殺身之禍。清朝的官服是馬蹄袖，其含義就是，臣就是君的犬馬，在皇帝麵前根本不算人。現在則宣揚“螺絲釘精神”，就是每個老百姓都隻是一個螺絲釘，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做什麽、說什麽，都要聽從領袖或組織。古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實質都是權威直接控製人的言行，人自己的靈魂靠邊站，人因此失去獨立判斷的權力。這樣的社會，人民沒有個人的自主性，當然就不會發展出自由與民主的理念。
中國的統治者自然希望老百姓永遠是自己的犬馬或“螺絲釘”，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最近一百多年裏傳入中國，讓統治者們感到了巨大威脅。於是為了維護權力，他們奮力反擊，雙管齊下。第一是不讓老百姓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上的幾大主要宗教，或多或少都比中國文化更強調個人的心靈。如果中國老百姓信奉這些宗教，他們的自主意識就會抬頭，不利於繼續做奴才。第二是鼓勵功利主義，讓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鎖住老百姓的思想。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天真地用自己的曆史經曆推測中國。在西方曆史裏，平民利用商業活動積累財富，實現經濟獨立，擺脫了傳統貴族的控製，促進了現代民主製度的產生和發展。所以很多西方政客們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財富，就能體驗到生活中的多種選擇，也就會理解個人自由和基本人權，進而就會理解和追求自由與民主。西方人低估了中國統治者們的聰明與毒辣。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發明了“利出一孔”的計謀，就是皇帝或政府集中掌控天下財權或全國經濟。這樣一來，老百姓即使追求財富，也逃不出統治者的手心。這就像農夫在毛驢前麵掛一個胡蘿卜，毛驢就會心甘情願地努力向前跑。毛驢以為自己在追求胡蘿卜，實質上是被農夫利用。政府主導經濟的情況下，獨裁者就像農夫，老百姓就像毛驢，財富就像那個胡蘿卜。看今天的中國，在幾千個大小城鎮的每一間高級飯館裏，每一天都上演著類似的戲碼。就是商人花大價錢宴請官員，官員們白吃白拿還對商人頤指氣使。商人花錢設宴，送禮給官員，還要陪著笑臉，生怕官員不高興。有時政策變得嚴格一點，官員們不來赴宴了，商人們反而著急，覺得喪失了掙錢的機會。這就是“利出一孔”的直接後果，中國商人必須依靠與權力的關係才可能發財。他們即使掙了錢，也還是統治者的奴才，體會不到自由，也不會發展出獨立人格。中國的有錢人對權力奴顏媚骨，很難像西方資產階級那樣成為自由民主事業的推動者。
3.六四後我的困局
喚醒國人，就要傳播他們還不熟悉的新思想，就必須依靠交流、討論，一百多年前的戊戌變法時就如此，現在的民主事業也一樣。我和朋友們經常交流思想。我的體會是，清談和邏輯經常不能打動功利主義者，因為他們的每一片思想都是基於“對我有什麽好處”。他們的邏輯和清談，隻是在功利主義思想框架內部打轉。功利主義者要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隻能依靠內心被真理、正義和愛感動。我就是在六四中被感動，然後認識神、拋棄功利主義的。我願意寫出自己的經曆和心路曆程，就是希望能與讀者產生共鳴，幫助他們回想和審視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從而理解功利主義的謬誤和渺小，然後突破它的桎梏，早日認識到代表真理、正義和愛的神。我遠非完美的基督徒，所以不配做別人的榜樣。但我與讀者一起回憶和緬懷六四，共同的經曆和情感有助於觸發讀者與我之間的思想共鳴。
六四事件以後的很長時間裏，我的事業前途一片迷茫。那時在我的心目中，未來就像一個黑洞，什麽都看不清，所有方麵都飄忽不定。我在交大學習了六年半的專業，其對口的行業都是國營，體製比較封閉，並且受到國家嚴格控製。所以我那時就清晰地懂得，我花費人生中最寶貴的青年期學來的專業知識，離開學校後就沒有用了。我這輩子不太可能做本專業工作了。即使撞上大運，找到了這個行業裏的入門職位，以後也不會有什麽發展機會，因為政府不會給六四分子這樣的機會。研究生階段，我的導師對我很好，我也非常尊重他。為了回報師恩，我才花精力做研究。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麽鑽研的動力。
遠在東北的父親有時鼓勵我出國，但他不太了解我的具體情況。我當時哪有可能申請到護照？我在學習上鬆懈，父親就會為我著急，批評我。有時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曆作例子來激勵我，讓我在看似無望時保持努力，因為機會可能在想不到的時間、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現。被他推動，我多次下決心學英文，但總是努力了幾天以後就放棄了，因為實在看不到出國的可能。沒有希望時，不能假裝有希望。騙自己說機會可能突然出現，短期內還有一點鼓動效果，但不能長久。
4.信仰為我打開視野
我在六四期間的選擇，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雖然在夜深人靜、反思自己時，我也曾對功利的人生感到“沒意思”，但那時我看不懂自己為什麽不滿足，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改變。在六四之前，我的重要人生選擇，比如勤奮讀書考大學、選專業、大學裏再繼續用功、參加社團工作等，都是基於功利的人生規劃。六四期間，我選擇站在自己認定的正義與真理一邊，開始信神，也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麵，並因此失去了很多現實利益。但是後來我逐漸發現，信仰使我獲得很多始料未及的、非功利的好處。現在回頭看，我得到的遠遠超過我失去的。
有了信仰以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篤定。我的思想開始有了堅實的根基，就好像原來漂浮在水上的船，現在突然有了錨。我更加自信，看問題也更加通透。雖然我本來最看重的職業計劃被摧毀，但我當時並不覺得悲哀，反而覺得獲得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我的未來人生回歸成了一張白紙，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設計它。我意識到，職業確實很重要，但人生中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健康，友誼等。我開始重視鍛煉身體，也有意識地與朋友聚會、交流。那時構築的友誼，很多保持了幾十年，直到現在。當然我還在信仰上繼續探索，開始讀《聖經》、去教堂，也關注過其他宗教。不久以後，我又遇到了愛情。
《聖經》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覺得自己從根本上改變了，成了一個新人。回想以前，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未來職業，其他事情都為它讓路。信神後，職業排在信仰、愛情、友誼、健康等之後。從那以後，我選擇和計劃有關職業的各項問題，比如工作地點、專業、單位、晉升目標等，都自然地為信仰、家庭等因素讓路。信仰讓我理順了人生問題的輕重緩急。
我想對讀者朋友們說，功利主義可能讓你舒服，讓你的思想自洽，但它限製了你的精神發展。你的靈魂本具有慧眼，可以發現和感知真理、正義和愛。但是功利主義鼓勵你的靈魂睡眠，讓它遊離於你的言行之外，讓你不是真正的你。基督教信仰不能保證你的事業發達或世俗成功，甚至經常損害你的物質利益，讓你放棄感官享樂的機會，因為它總是鼓動你為他人和社會的公義犧牲自己。但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讓你體驗到希望和美好，讓你的內心得到非物質的滿足感。
六 總結：六四貴在精神
1.民主化的關鍵不是領袖、是大眾
“六四”是一座豐碑，是70年以來大陸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至高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但它也是失敗的，因為它的政治目的都沒有實現。三十年過去了，中國不但離自由民主更遠，就連當年的“反腐敗”述求也完全沒有實現。六四的失敗不是偶然的，反應了運動的組織者和廣大中國民眾深層次的缺欠。我接觸的學生領袖們，一般都比較熱衷政治，在群體裏特別活躍，有勇氣在麵對危險時挺身而出。但是對自由與民主，他們的理解很淺薄，並沒有什麽清晰的見解，也談不上堅信。全國性的學生領袖也類似。他們的不尋常之處是個人野心和活動力，而不是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或熱愛。他們在全國大學生中脫穎而出，經常不是因為他們在學生中有什麽特別的號召力，而是依靠與高層政治派係的秘密聯係。他們替派係影響學生運動，派係輸送給他們政治資源。六四運動轟轟烈烈，主要因為學生和民眾自發的熱誠，而不是任何人的領導。學生領袖中的一些人，私欲嚴重，禁不住利益誘惑，運動失敗後就徹底轉向，成為反民主的鷹犬，比如孔慶東之流。
很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托於某些領袖個人、或小範圍的團體組織，我從來不敢苟同。比如當年的那些學生領袖們，其實都是一般的年輕人，脾氣、秉性和能力各有千秋，但沒有什麽特殊的才能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不但學生領袖如此，事實證明，那些高層人物，比如趙紫陽、萬裏、方勵之、劉曉波、嚴家其等，其實也都沒有什麽特別的能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民主，就是老百姓自己做主，不再仰仗、或寄希望於任何強人或超人。那種希望強人帶領我們實現民主的想法，本質上還是“中國人渴望皇帝”的一種表現，本身就是不符合民主原則的。中國的民主化，最終還得靠中國老百姓自己。隻有中國廣大的普通人有了獨立的人格，思想覺醒，對自由與民主有了切身理解，中國才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製度。
所以多年以來，我反思六四，總是更關注這場運動所體現的精神閃光點，以及運動對未來的啟示，而不看重其中的名人或具體的事。我甚至不願意回想具體的人和事。六四體現的偉大精神，是千百萬普通參與者表現出的群體麵貌。比如北京屠殺後，選擇走上街頭的幾十萬上海學生和市民。他們展現出來的勇敢、以及對正義被踐踏的憤怒，體現了中國人民精神裏的高貴一麵，可以作為未來中國民主事業和中華民族發展的基礎和借鑒，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意義。我們反思六四，交流心得，就是要發現這類精神，探究它們的本質與根源，為了以後發揚光大。而運動中的那些具體操作，比如政府在不同時間對運動的不同定性、學生的反應等，當時顯得重要，在六四失敗後就對大局沒有了影響，重要性快速減退。六四中的那些名人們，大部分已經作鳥獸狀散去，沒有紀念的必要了。
2.大眾信仰重建是民主化的基礎
六四運動中最重要的述求包括言論出版自由和民主選舉。表麵上，對立的雙方在爭論憲法條文和政府組織模式，但更深層的衝突發生在思想層次。獨裁統治者認為，自己可以控製人民的一切，每個老百姓都是自己的工具或奴才。民主派認為，公民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力，包括自由思想的權力和參與政治的權力。獨裁者壓製這些公民權力，而我們就必須捍衛它們，於是信仰的問題就不可回避。很多人看不清信仰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的必要。簡單地講，民主與獨裁的對立，不是小孩過家家，是針鋒相對的鬥爭。幾千年來，獨裁製度在中國有很多忠誠的追隨者。古代有商鞅這樣的大思想家，有荊軻以死報主，有諸葛亮鞠躬盡粹。近現代有方誌敏、雷鋒、邱少雲、胡錫進、周小平，等等。有這麽多人堅定地維護獨裁，獨裁製度才在中國長久存在。民主要戰勝獨裁，也必須有一大批堅信民主製度的人。而現代民主製度的信仰基礎就是基督教。
主流中國人信奉功利主義，把個人的私利和享樂看得高過真理與正義，也高過自己的人格自主與尊嚴。即使在六四運動中的民主派一邊，精英團體和學生積極分子中就包括了金庸、範曾、孔慶東等毫無獨立人格的人。六四運動失敗的深層原因就是，雖然當時支持民主的人數不少，但民主派內心軟弱。真到與獨裁勢力對抗時，帶頭人不夠堅定，其中很多人為私利向權力卑躬屈膝。群眾的思想更混亂和矛盾，既有北京屠殺後上海學生表現出的那種勇敢，也有後來全國知識分子普遍的軟弱。比如在“人人過關”中，大學生們更擔心自己以後在體製內的發展等，於是迅速服軟，違心反悔。中國人早已習慣了信奉功利主義和做權力的奴才，而且經常不自知，覺得崇尚功利是理所當然。如果國人的主流繼續信奉功利主義，就可能不會有下一次民主運動了。即使有，結果也會和六四類似，迅速以失敗告終。中國人信仰的重建，是中國民主化的基礎，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3.單純的經濟危機不會觸發民主化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理解信仰問題在中國民主化中的關鍵作用。比如有些認同“普世價值”的人以為，中國民主化的契機就在下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他們認為，經濟崩潰了，中國人就會覺醒，就會反對獨裁體製，民主就會實現。這是異想天開，最明顯的反例就是1960年代初的全國性饑荒。當時因為明顯的政策錯誤，造成在風調雨順的和平時期、在國際社會願意幫助的情況下，全國餓死了數千萬人，簡直讓人不可思議。就連作為饑荒始作俑者之一的劉少奇，都心虛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餓死了人，曆史書上要記你我一筆的！”旁觀者可能以為，那時的中國人親身體會到製度草菅人命，就會奮起反抗。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共的統治在大饑荒後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傷。本應該為大饑荒負最大責任的毛，仍然被全國人民視為偉大領袖。他對國家權力的獨霸非但沒有消弱，反而節節上升，並且在幾年後達到了神的高度。那些在不久前被餓得半死的老百姓竟然瘋狂地崇拜他。
中國政治的這種荒唐，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普遍存有的極端功利主義思想。他們在內心深處隻在乎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他人的命運或社會的公義。饑荒來了，每個人都隻關注自己的肚皮，不在乎別人的死活。那些最終餓死的人，因為死了，所以不能表達意見。那些活下來的人，絕大多數當時就預期，雖然自己要挨餓但是不至於餓死，所以就選擇苟活，不去冒險反抗，即使自己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餓死了，即使自己的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挨餓，因為在功利主義奴才們的眼裏，親人說到底也隻是別人、不是自己。又因為在社會危機時，掌權者最需要有人歌功頌德，所以奴才們拍馬屁比平時更加賣力。功利主義者都是極端自私的，並且由於自私而極端懦弱。幾千萬同胞餓死了，在他們心中沒有掀起什麽波瀾，更沒有激起他們任何行動。這種卑賤、扭曲的奴才心理，讓中國人成為散沙。對比今天和那個大饑荒時代，中國人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奴才心態又有了擴張與深化。所以下一次經濟危機來了，他們還會逆來順受。即使親人和同胞餓死，他們也不會反抗。並且在權力的威逼和利益的誘惑下，他們還會對加害自己的權力者頂禮膜拜，對幫助自己但沒有權力的人恩將仇報。
4.單靠政治手段不能實現民主
六四運動之後的三十年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繼續憧憬、向往中國的民主化。他們思考、討論，並以各種方式為這個目標而努力。我支持和敬佩他們，但是覺得目前絕大多數民主派人士，思想局限於政治問題，比如熱衷於國內政治內幕，討論哪些實權人物是改革派，哪些是保守派，寄希望於保守派讓位，改革派強人上台，修改憲法，開放黨禁、報禁，開始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獲得西方民主國家的幫助，等等。關於更深層、更重要的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他們幾乎不思考，甚至禁止其他人討論。民主派排斥、敵視基督教，是自傷其根，是非常無知和短視的行為。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政局，就是保守派願意讓權，改革派政治強人上台的情況。當時的社會上層都支持民主化，憲法裏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開放了黨禁與報禁，西方國家也大都支持新誕生的北洋政府。今天的民主人士夢想的各種政治和法律條件，當時都有了。但是北洋政府建立後，政不通、人不和。因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還是抱有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不理解公民權利與義務。雖然國家沒有皇帝了，他們內心還是渴求皇帝。這樣的老百姓實踐民主製度，民主當然就脆弱。各種野心家、陰謀家恣意橫行，而很少有人堅定、強硬地捍衛民主共和製度。於是，新生的北洋民主共和體製就不斷被蠶食，最後瓦解。
一百多年前，民主共和製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但不久後就失敗了。因為當時的中國人習慣了做臣民，習慣了皇帝做最重要的決定，而自己袖手旁觀。但是民主製度要求公民自己做最重要的決定，也就要求公民自己探究世上最重要的道理，找到自己做決定的最高原則。這樣的道理和原則就是與民主匹配的信仰。北洋時期的中國老百姓沒有那樣的信仰，而今天的中國人可能比那時的人更功利，更具奴才心理，更沒有那樣的信仰。人民沒有高尚信仰，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根本障礙。如果中國人繼續信奉功利思想，單單靠政治手段，那麽無論誰上台，哪一派得勢，憲法怎麽修改等，民主製度都很難在中國建立起來。即使建立了，也會像北洋政府那樣不能長久。
二零一九年五月 於美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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