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文章分類
正文

六四30周年的回憶與思考

(2019-05-12 19:55:15) 下一個

 

一  驚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匯校區三號宿舍樓的頂層,“學自聯”辦公室燈火通明。房間裏淩亂不堪,破舊的辦公桌椅橫七豎八,地上散落著各種報紙、傳單、標語等。辦公室裏肅殺冷清,整個校園裏都沒有幾個人。《美國之音》和其他國際通訊社都已經報道,野戰部隊強行開進了北京市區,在多個地點向示威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屠殺已經開始了!聽到消息後,交大同學迅速形成遊行隊伍,奔赴人民廣場等市中心地區,與其他高校的學生和上海市民匯合。學自聯的絕大部分同學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辦公室裏,目的是與全國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學自聯保持聯係,然後把最新的消息傳遞給遊行示威的同學。

前半夜,局勢瞬息萬變,來自北京的電話和傳真較多。屠殺開始後,電話和傳真機反而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我當時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開始了,北京的學自聯組織,當時叫“北高聯”,大概已經被衝散,很難繼續運作了。過了個把小時,突然電話響起。我拿起聽筒。對方情緒悲憤,自報是北京學自聯。他剛剛得到各醫院收治的傷亡學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報給我。然後,他念我記,寫下了一串醫院名字和傷亡人數。我再問他,有沒有傷亡者的個人信息。他說有一部分,我說我要。於是他逐一念給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學校或單位、槍傷位置,等等。我記錄時,覺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們的傷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脈僨張,心情激動,所以記憶深刻。

記錄完畢後,我對他說,如果有新的資料就務請再聯係我。他說好。我問他的名字,他說為了安全,就不說名字了。我當然也理解。掛斷電話後,我把這些資料用電話轉告給在市區的同學。感覺經過了一段很漫長的等待,北京人又來電話,提供了更多的傷亡信息。我再匯總,再傳給示威遊行的同學。以後直到天蒙蒙亮,再沒有北京來的電話了。我打電話過去,也無人接聽。那時從短波收音機裏得知,軍隊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已經完成。我猜想北京學自聯已經被搗毀,人員已經四散,不會再有電話了。於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廣場附近的一條小馬路上,我正好聽到大學生的宣傳車用擴音器念著北京傷亡者的名單。一群市民和學生矗立在周圍,靜默地聽著。擴音器裏傳出的一個個名字,正是我晚上記錄下來的。聲音在回蕩,自帶著悲涼和莊嚴。聽眾裏有個別同學憤怒地喊了幾聲口號,但大部分圍觀的人都沉默。我身處他們中間,感受到他們的感情和心理。記得其中有幾個中年人,表情裏沒有特別的驚訝,仿佛對局勢似曾相識。但他們有種深深的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的情緒。簡單交談幾句後,身旁人就對我說,“到了開槍這步,老百姓又能怎樣?”,“中國還是老樣子,最後就靠開槍解決問題。誰有槍誰贏”。

之後的那些日子裏,我在廣場和學校之間過著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連續地參加遊行示威,實在疲憊得頂不住了,我就倒頭大睡一場,醒來時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來再去遊行。北京屠殺的消息剛傳來時,上海學生的情緒衝到最高點。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學生的激憤消退迅速。上海市麵上,政府組織的反示威、反遊行的力量逐漸加強,比如各單位派人在馬路上清除學生設置的路障。示威的學生體驗到現實的力量對比,恐懼的心理蔓延。學自聯裏的同學們預測自己會被抓捕,有的計劃逃亡。一般同學普遍害怕被政府記入“黑名單”,私下裏談論自己的人事檔案裏可能被寫入不利的內容,影響以後的畢業分配和職業發展。我覺得自己無處可逃。上海比我家鄉還寬鬆些。我也不想連累父母親人。至於黑名單,我肯定在裏麵了,也就不在乎了。於是,堅持示威的學生人數大幅減少,態度也軟化了。學生們最初的口號是“打倒法西斯”、“嚴懲凶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等,後來變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後算賬”等。組織者們傳遞的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要求示威口號和文宣裏“絕對不許反黨”、學生撤離時要 “冷靜、有秩序”等。

北京開槍以後,全國各級政府一改幾個月以來的觀望和頹勢,變得成竹在胸,勝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們態度冷靜,計算精準,在媒體上懷柔,在行動中采用霹靂手段。上海市長在電視上強調“上海不能亂”,但話裏有話、綿裏藏針地說,“很多同誌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言外之意就是,“我們隨時有能力像北京那樣用武裝力量解決你們,但是我們比你們強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與此同時,上海也和全國各地一樣,大規模地搜捕示威遊行中的積極分子,尤其是搜捕國際媒體相對不重視的,非學生學者的運動積極分子,全然不顧運動高潮時期官方公開承諾過的、對學生“絕不秋後算賬”的保證。從1989年夏天開始,從中央最高領導人到地方的多位高官,都曾信誓旦旦地這樣保證過,但是對中共有經驗的人在當時就指出,這種保證從來都是騙人的。

從1978年到1989年的大約十年間,中國政治的大方向是,絕對權威的政府開始慢慢地放低姿態,學習聽取社會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槍聲發出了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政府依然是絕對主宰,老百姓還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級政府、政府各個部門迅速心領神會,馬上反轉回他們熟悉和留戀的、淩駕於民意之上的運作方式。比如宣傳部門開始鋪天蓋地地在媒體上構築在另一個時空裏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那個平行宇宙中,遊行的學生和市民們是暴徒,殺人放火。解放軍是受害者,被殺、被燒、被搶。北京的老百姓都歡迎解放軍進城,反對示威遊行。再比如,全國各單位,尤其是各大學,開始強力清理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把他們送交公安部門,並且大搞“人人過關”,就是每一個人都要自我檢查,向組織匯報自己在運動期間的想法和行為。

北京屠殺之後大約十天,上海的遊行示威徹底結束。我拖著極端疲憊、困乏的身體回到校園。記得路過大禮堂,就是現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擁在馬路對過的讀報欄前。一位同學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聲朗讀報紙上的重要社論。內容大意是,國際媒體說中國軍隊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其實都是謊言,原因是他們仇恨社會主義中國;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動用解放軍平叛的決定,等等。那段時間裏,全國所有的報紙,雖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內容經常完全一樣,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聽到那個同學的讀報聲,突然意識到謊言就這樣完全淹沒了真實,而老百姓不管怎樣抗爭都無能為力。我就感到劇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還是我的心情極端憤懣。也許古人也有過與我類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極端憤懣”叫做“心痛”。

二  徹悟與信仰

痛徹心扉,讓我思維敏捷。政府動用正規軍,殘暴地殺害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然後不容分辯地說,那些民眾是暴徒,屠殺從未發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實與正義的原則。我本來認同的政府、與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實與正義,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我不可能再同時忠誠於它們兩個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時忠誠於它們兩個了。我覺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擇。現實中,正在進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過關”,就是每個人都要公開站隊。

1.真實與正義被踐踏

我們這代人成長於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目睹國家從文革末期的積貧積弱開始蒸蒸日上,我有與時代相呼應的民族自豪感,視振興中華為己任。從中學開始,我就明確地認定,要愛國、愛人民,也要愛真理和正義。我那時把國家、民族和政府視為一體,覺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進入大學後,我們經曆了1986年和1989年兩次學生民主運動。之間的幾年,整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廣泛深入地探討中國未來的民主化,討論現代民主政治理論,審視中華文化。我也一直跟隨社會大潮流,努力學習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監督與製衡。被有效監督與製衡的政府,可以成為全民族忠實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為欺壓和奴役人民的惡魔。

“六四”讓我看到了政治背後更深層的東西。當年的學生有幾個關鍵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論自由。我看到了言論自由缺失,真實就在社會輿論中泯滅了。無辜被殺的人,轉眼之間就被說成是暴徒;殺人者反而被包裝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選舉。沒有選舉,老百姓就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結果就是,誰有軍隊、誰敢於對老百姓開槍,誰就掌握權力。公理與正義被踐踏至此!六四的失敗讓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質。這是一場戰鬥,表麵上是幼稚軟弱的學生失敗了,實際是真實與正義失敗了。學生也不總是真實與正義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實與正義的一邊。學生失敗了以後,真實與正義就被踩在腳下。

六四之爭,結果沒有懸念。政府一方大勝,真實與正義慘敗。原因很簡單,政府有軍隊,有組織係統,有宣傳係統,有教育係統,等等。而真實與正義一方隻有一些幼稚的學生學者、和並不堅定的民心。年輕時的我曾經天真地以為,誰站在真實與正義一邊,誰就一定會勝利;反之,誰站在虛假和邪惡一邊,就一定會失敗。我那時以為,真實與正義有某種神秘的力量,戰無不勝。“六四”讓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麽神秘的力量。在兩股勢力的對抗中,誰的現實力量更強大,誰就勝利。反之就是失敗。真理和正義也不例外。我還是堅信真理和正義最終能夠戰勝虛假和邪惡,不是因為看不見的神秘力量,而是因為真理與正義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終能夠感召足夠多的人為之戰鬥。如果我們希望真理和正義早日勝利,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和盡量多的人堅定地站在真理和正義一邊,為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2.遇到神

六四運動前後,局勢變化快,關係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參與和投入,時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貫注地觀察和思考,頭腦裏好像上演著一部宏大、多維的電影。其中有民族的命運與前途,有正義與邪惡的纏鬥,有北京街頭的軍車和那些死難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有自己的過往經曆,也有我未來人生的多種可能性,等等。 逐漸地,一個念頭在我心裏變得越來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與正義一邊,做真理與正義的馬前卒”。這個念頭有它自在的權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辯駁。它如同一道命令,讓我隻能對它低頭、跟從它。雖然我清晰地知道,聽從它將摧毀我原來的人生計劃,對我的現實利益有百害而無一助。

我本來的職業規劃是走“技術幹部”的道路,就是年輕時靠技術和業務能力立身,然後逐步晉升,走上管理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這個計劃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時開始認真讀書,之後考上交大。在大學裏我繼續努力,在學業上成為交大正式認定的、前1%的“優異生”,在校園工作中成為係學生會主席、係團委副書記等。我已經在這條人生計劃上投入很多,進行得也很順利。假如我與政府作對,我將前功盡棄。

還有出國問題。我在本科期間,在交大校園裏和在整個上海,大學生留學已經形成熱潮。很多學業條件與我類似的同學都在努力謀求留學,我也很希望出國留學。六四期間,我身邊那些想出國的同學,幾乎無一例外,都主動遠離學生運動,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煩,以後拿不到護照。另一方麵,曾經在1986年學潮裏表現積極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當時還在學校裏。他們被政府打入黑名單,一直拿不到護照。所以我當時很清楚,如果我跟隨心中的那個念頭,我將自毀出國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學派的思想,人的每項行為的隱蔽目的,都是為了增加自己在潛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當時也懂,如果我進入“六四”黑名單,大部分女生不但會覺得我沒有了前途,甚至還會怕被我牽連,對我產生恐懼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東北家鄉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們會害怕與我沾邊,她們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於自己心中的一個念頭了,而不是服從一個人或組織,比如領袖或黨派。而且我知道這個決定將對我不利,並永久地改變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無助,因為從來沒有在生活中,或在書裏,聽說或讀到別人的類似經曆。我甚至找不到現成的語言描述它。當時為了解釋給身邊的好朋友,我能拚湊起來的最傳神的語言就是,我在心中聽到了一個聲音。它不屬於我,因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個人利益。但它讓我看到,這個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實與正義,並且真實與正義正在受到猛烈的攻擊與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實與正義一邊。我雖然心存恐懼,完全不知道聽從它以後,我的生活將會如何,但我還是不得不聽從它。

後來,我在《聖經》中讀到摩西和保羅等人遇到神的過程,就覺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帶領猶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幾十年,內外交困,隨時麵臨滅族的危險。他夜以繼日地焦慮,探求族人的未來。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時聽到神的聲音。神給他指路,他選擇聽從,雖然不知道神將引他到何方。保羅本是羅馬帝國的官員,專門負責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馬士革城外,他聽到神的聲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進城,他就進城,雖然不知道進城之後會發生什麽。大約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約2000年前的保羅遇到神的過程,與我的經曆沒有什麽本質區別。隻是在幾千年前的猶太人與現代的中國人之間,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方式有了比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們更習慣說“徹悟”、“念頭”等,而不經常說“聽到神的聲音”或“被神召喚”。我們更習慣說“追求真理和正義,把它們貫徹到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中”,而不習慣說“跟隨神”。其實《聖經》上說,神就是真理、正義。稱真理與正義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與正義。信基督教,就是選擇站在真理與正義一邊。

三  政治清算

上海的遊行示威消退後,學生重歸校園。隨即,政治風向急轉直下。政府對民主運動活躍分子的抓捕和整肅迅速展開,風聲鶴唳。在六四運動後期逃往外地的學自聯裏的同學,包括交大的和上海其他高校的,不久後都被抓了回來。我們被移交給公安部門,接受調查。同時,學校及社會上的各個單位都開始組織全員政治學習。在交大,首先是教職工和學生裏的黨員,然後是普通教職工和學生,每個人都必須匯報自己在六四期間的經曆和思想,檢討自己和身邊人,表態反對“叛亂”、支持政府,否則不能過關。那時,公安允許我住在宿舍裏,但不允許我離校。記得姐姐正好在那段時間裏結婚,我申請回家參加婚禮,就沒有被批準。公安隨時傳呼我。他們不找我時,我還需要參加學校裏的政治學習。

我們剛剛從夜以繼日的大示威、大遊行中回來,頭腦裏還滿是北京大屠殺血淋淋的電視圖像,人民廣場上旌旗招展、數十萬人的集會畫麵,以及在上海的各個角落,社會各階層、各個年齡的人們對屠殺的憤恨,和他們用各種方式支持學生的場景。所以我最開始對學校裏“人人表態”的文革式政治操作不肖一顧,覺得交大師生熟知國際新聞,又剛剛親曆運動,怎麽可能屈服於這樣粗劣荒謬的整人手法。但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錯了。

那時的“人人過關”,從一開始就推進得非常順利,可以說毫無阻力。我身邊的老師和同學的態度和應對方式,有些微小但關鍵的區別。有一些人,大多數是黨員幹部,堅稱自己沒有參加過示威遊行,雖然熟悉的人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這些人最有遠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他們在體製內發展,受六四事件的影響最小,甚至得益。而大部分人承認自己參加過,但謊稱自己“幼稚”、“被誤導”,說後來聽到官方媒體對“六四”的定性後,就發現民主派“居心叵測”、“裏通外國”,於是自己反悔,轉變成支持政府。他們再接著讚揚政府武力平叛“必要”、“應該”,等等。可以說,絕大部分人的思想匯報非常相似。

私下裏,朋友們在聚會時發泄著內心的鬱悶。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破口大罵,有人打架滋事。我和他們心連心,非常理解和同情他們。他們也是我的鏡子,提醒我,如果我沒有信神,還期盼體製內的職業人生,繼續把中國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黨內強人身上,我也會感到類似的絕望和無助。當時廣泛存在的老百姓的私下不滿,其實都無濟於事,完全不影響政治局勢。不滿的人還得在政治學習中認真地自我檢討和反悔。後來幾十年的發展證明,當時私下裏的鬱悶,也不影響同學們畢業後進入體製內,通過一輩子的工作,對維護體製做出貢獻。說到底,在獨裁製度裏,老百姓就是牛馬。拉車的牛馬,有的可能高興,有的不高興。但是隻要它們都能正常拉車,主人就無需在乎牛馬們的情緒。處於這種地位的老百姓,他們的憤怒都是“匹夫之怒”,隻是“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並不影響社會,也不影響他們個人作為獨裁製度“螺絲釘”的功能。

我的軟弱

在“人人過關”期間,我被身邊人的急速轉變震驚了,不理解,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六四死難者們的屍骨未寒,大搜捕正在進行,活著的人好像都忘了,或假裝忘了。麵對那些為他們的民主權利而死的人、為他們的美好未來而站出來冒風險的人,他們情何以堪?

我當時在接受公安的審問,對學校裏的政治學習心不在焉,但堅持不寫檢討。我把希望寄托在我非常熟悉和尊重的學校領導和老師身上,覺得我懂得他們,他們不會輕易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或者他們至少理解我為什麽不寫檢討,不會壓迫我屈服。事實證明,我又錯了。我最尊重的老師和領導,在正式對組織交心時,與別人一樣,也是反悔,譴責民主派,支持政府。其中擔任管理職務的人,還認真地主持這種政治學習,強製別人交待、反悔。

記得一次教師們私下瘋傳,一位教授在政治學習中談感想,說了一句,“以前我不覺得《河殤》那麽好,現在我也不覺得《河殤》那麽壞”。《河殤》被認為是趙紫陽派係的思想代表作,“以前”指趙當權時,“現在”指趙倒台後。大家都覺得這位老師很勇敢,說得也很聰明,既表達了不服氣,又讓人抓不到把柄。我也很尊重他,但同時覺得,一群高級知識分子,在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做的最值得稱道的事,也不過如此,本質上隻是稍微宣泄一下不滿,對大局毫無影響。這件事正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無足輕重,以及這個製度的霸道和壓抑。

在六四後不久的某個節日裏,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鄧小平麵向全國的賀詞。一位老師私下抱怨說,鄧的賀詞感謝了工人、農民、解放軍,但沒有提到知識分子。他的意思是,六四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下降。這種想法在當時的知識界裏很普遍,我接觸過的很多人都有類似心理,這位老師隻不過明確地講了出來。我覺得,北京才大開殺戒,知識分子們還這麽在乎屠殺主導人是否在節日裏問候了自己。這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壓迫自己的人豢養的尷尬地位,以及他們因此懷有的依賴心理。壓迫他們的人同時也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早已習慣並認同了這種局麵。其結果就是,最應該具有獨立人格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一般的中國老百姓一樣,也都是奴才。即使被權力者槍殺,他們心裏還是渴望被權力者認可。可憐可悲。

時間滑過,我看到的越多,對周圍人的信任就越動搖。覺得為這樣的人們犧牲和冒險,有什麽用?真的值得嗎?後來領導找到我,說我是唯一堅持不反悔的人。如果這樣下去,學校將不會發給我本科畢業文憑,當然也不會允許我繼續讀書。我那時正在對付公安,心裏盤算著如果要坐三、五年牢,我以後怎麽辦,對學校裏的事不太重視。現在學校突然說可能不給我本科文憑,我措手不及,一時想不出如果沒有大學文憑,我未來將如何生存。當時我害怕拿不到本科文憑,程度超過害怕坐牢。最後,對周圍人的信心動搖、覺得自己的堅持對大局無用、外加對生存的疑慮,使得我放棄堅持。我抄寫了一份反悔書,交了上去。感謝領導讓我過關,沒有繼續刁難我。但這件事一直讓我自責,覺得是自己的汙點。

後來在《聖經》中讀到“聖彼得三次不認耶穌”的故事,我就聯想到這段經曆。彼得是耶穌最早的門徒,是基督教會的創立者。他對耶穌忠心耿耿,發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拋棄耶穌。但耶穌被捕時,彼得躲在圍觀的人群中不敢出聲。後來有人認出彼得,大聲叫喊說他是耶穌的門徒。彼得矢口否認。也許彼得有正當的算計。如果他當時站出來,就可能與耶穌一起赴死,他就不可能日後傳播耶穌的思想,更不可能建立教會了。但無論原因是什麽,他多次不認耶穌,還是軟弱。

四  反思六四:國人的功利

“六四”是中國人內心永遠的傷痕。反思“六四”的文章不計其數,角度和觀點也各有不同。三十年來,我也不斷思考。篇幅所限,在這裏我就分享最近與朋友交流時的一點感想。

1.獨裁者視人民為奴才

事件後的很長時間裏,我一直有個關於細節的疑問。在六四後全國聲勢浩大的政治學習、人人檢討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撒謊,口是心非地否定自己在學潮中的言行,攻擊和譴責民主派,表示對黨與政府的忠心和對鎮壓的認可。一般人如此,黨員和政府工作人員更甚。這麽廣泛而明顯的言不由衷,當權者不可能不知道。當權者明知老百姓都在對自己說假話,為什麽還花這麽大的力氣,在全國範圍內推進“人人過關”呢?另外,當權者也知道,那些堅稱沒有參加過示威遊行的人,其實與其他人一樣參加過,他們隻是羞恥心特別少,所以撒謊更輕鬆、更敢於撒大謊而已。那麽為什麽在後來的幾十年裏,當權者還重點提拔他們,吸引他們到體製內,委以高官重任呢?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對比新我與舊我、基督精神與中國人普遍的功利主義心態,我才逐漸懂得政府的“聰明”之處。老百姓撒謊,本質上講,就是他們為了迎合當權者的意誌,讓自己的言行違逆自己的內心。最近流行的清宮戲裏有句相關的台詞,老太監教導小太監說,“奴才沒有喜怒哀樂”,意思就是奴才的行為和言語,要體現主人的意誌,和奴才自己的心情與想法無關。八九學運期間,全國幾千萬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積極參與,讓所有的觀察者看到了中國人自我意誌的覺醒和靈魂的回歸。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因此覺得中國有希望,而中國的當權者感到恐懼。其實,“人人過關”運動就是當權者的一個試驗,要驗證一下剛剛從示威遊行中歸來的千千萬萬中國人,還會不會和原來一樣,撇開自己的思想意誌,壓製自己在屠殺後爆發的情感,在言論和行動上曲意迎合權力。結果大家都知道,“人人過關”進行得非常順利。於是當權者就放心了,認定中國老百姓還是奴才、自己對他們的絕對權威沒有喪失。

既然全國的老百姓都迅速回歸到奴才的言行模式,統治者的根本目的就達到了,他們也放心了,當然不再理會老百姓心裏怎麽想。奴才的內心從來不重要,連奴才自己都不看重,主人就更不需要理睬了。誠實,隻有在人格平等的人們之間,才被視為美德;在主仆這間沒有誠實可言。為討主人的歡心而撒謊,是奴才的本分。在“人人過關”中,那些堅稱沒有參加過遊行示威的人,就是當權者眼裏最好的奴才,因為他們為迎合主人的意誌,不惜違背事實、拋棄廉恥,而且做得最迅速、最徹底。當權者覺得他們聽話、好用,所以後來一直提拔和重用他們。

建政七十年以來,六四是中國人民自主意識最強、反抗精神最高漲的時期。即便如此,政府還是迅速恢複權威,成功地在全國老百姓身上重新貫徹自己的意誌。而老百姓還是乖乖地藏起自己的想法,按政府的要求言行。在平時,中國人就更服服帖帖了,被要求說什麽就說什麽,被要求做什麽就做什麽。他們不敢疑問,不敢挑戰,甚至不敢思考,而是主動地把自己的心靈冷藏起來,撇在一邊。中國人的這種自己的言行與自己的心靈相分離的現象,隨處可見,經常讓我觸目驚心。我曾遇到過殘酷迫害法輪功信徒的官員。見麵之前,我本以為他會對法輪功問題有很多見解,即使是仇恨或偏見。見麵後我才發現,他其實對法輪功知之甚少,本質上就是“上麵讓我這麽幹,我就這麽幹”。對自己的工作,他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是否傷天害理,而隻關心自己從副處級升到了處級,房子從自住一套變成了好幾套,孩子可以去美國留學了,等等。一位朋友曾經在高校團委工作。他對我講到自己的上級,一個黨委書記,負責管理官方網絡評論員隊伍。這些人假冒各種身份的網友,到世界各地的中文網站上監視、攻擊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或花錢撤回對政府不利的消息,再散布對政府有利的假消息。這個黨委書記明確要求下屬不要給他看具體的工作內容,因為看多了自己良心受不了。怕良心作怪、影響工作,他就回避自己的良心。他把良心看得低於工作!還有朋友專職做黨務工作,但聽到其他人談論政治,他就回避。我問他,“你做這樣的工作,怎麽不關心重要的政治問題?”他回答說,“我的原則就是聽組織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討論政治問題,自己的想法就會多起來,容易犯錯誤”。

上述這些人的工作都關係到社會正義,但他們都不思考自己工作的社會後果,而隻關注工作帶來的個人利益和好處。按造這些人自己的說法,他們隻關心自己的“小事”,不關心社會裏的“大事”。他們的靈魂閉上了眼睛,不去分辨正義與邪惡。嚴格地講,他們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因為在重大問題上,他們的靈魂主動缺席,如同不存在。獨裁者喜歡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工具、體製的零件。其中的知識分子被叫做“筆杆子”,黨務人員被叫做“刀把子”。在古代,這樣的人被稱為“臣”或“奴才”。現在“臣”和“奴才”都含貶義,所以人們就用“工具”、“螺絲釘”、“筆杆子”、“刀把子”、或“黨叫幹啥就幹啥”等新說法來替代,但本質還是一樣。

2.功利主義是奴才的信仰

古往今來,億萬中國老百姓連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主宰,就是事實上的奴才。他們怎樣自處呢?怎樣做到不覺痛苦,不覺恥辱,泰然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呢?我發現絕大多數人依靠“功利主義”信仰實現心理上的自洽,就是他們隻關注自己的言行給自己帶來的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忽略自己的心靈召喚或人格尊嚴,也忽略自己的言行給社會和他人帶來的終極傷害。人們有時也用其他名詞來描述這樣的人生觀,比如唯物主義、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祿、追求事業、想發財,等等。清末著名太監小德張,年少時極端貧困,但夢想榮華富貴。別人告訴他,入宮當太監可以發達,於是他就自宮當太監,然後依靠專營和勤快而成為慈禧倚重的奴才,飛黃騰達。鼎盛時,他“貴敵王侯,富比天子”,還娶了幾房姨太太。小德張就是中國功利主義者的典範。他的最高誌向就是利益與享受,並通過一生努力達到了原定目的,於是他就心滿意足了。雖然身為不能自主的奴才,又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但他都不在乎,沒有痛苦或自責。

不是隻有太監才是奴才。在幾千年以來的中國社會裏,除了皇帝或最高領導人,其他人本質上都是奴才,即使身居高位。清朝著名才子紀曉嵐,才華橫溢,文采超群,在乾隆帝身旁輔佐,官位顯赫。但是傳統的製度有其內在要求,君臣之間必須是絕對的主仆關係。聰明絕頂的紀曉嵐,最怕皇帝看到自己的才能而懷疑自己恃才傲物、忘了奴才的身份。為了打消皇帝可能的疑心,紀曉嵐就選擇每日沉溺於酒肉女色,盡量少過問國家大事,希望皇帝看到自己真誠的、隻求利益與享樂的奴才本心。紀曉嵐的努力沒有白費。乾隆評價他,“紀昀本係無用腐儒”,“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 乾隆沒有了對紀曉嵐的疑心。於是,紀曉嵐一輩子官運亨通,意滿誌得。

3.功利主義者充斥中國

中國社會早已形成共識,功利主義是奴才的信仰。一方麵,奴才把物質利益和感官享樂作為最高追求,如小德張;另一方麵,把物質利益和感官享樂作為最高追求的人,本質上就是奴才,如紀曉嵐。不但古代如此,現在也一樣,比如大家熟知的金庸。他的父親在1950年被共產黨政府槍殺,並不是因為犯罪,隻是因為他家裏有土地。政府要得到那些土地,就殺了他。當時金庸在香港《大公報》社工作,就是為共產黨的宣傳服務。當他得知父親無辜被殺,私下哭泣。但他竟然選擇在之後多年裏繼續為《大公報》工作,理由隻是這裏的待遇和職業機會最好。他那時還隻有二十幾歲,完全可以在自由的香港另找工作。金庸把職業前途和待遇看得高過親生父親的冤死,功利到如此!幾年後,他看到了創業機會,離開《大公報》係統,創建《明報》。那時反共有助於報社生意,他就開始反共,反共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大陸改革開放後,他預感到商機,就找機會與鄧小平交好,再投共。六四後,他在香港電視上聲淚俱下,控訴中共的殘忍,說以後斷絕與中共交往。但幾年後大陸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向他伸出橄欖枝,他立刻領會到其中潛在的利益,就拋開曾經的信誓旦旦,又投共。金庸這樣聰明博學的人,內心卻如此淺薄、功利。他身處在自由的香港,人格上卻還是中國傳統裏的奴才。他就是缺乏高尚信仰的中國精英的典型寫照。

在中國的成功人士裏,像金庸這樣的人比比皆是。他們能力強,智商高,什麽都懂,但甘願做權力的奴才,內心信奉功利主義,沒有更高尚的信仰或情操。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他們什麽壞事都敢做,什麽假話都可以說,甚至泯滅親情。出名的如周恩來。甘願為毛澤東做奴才,人前和藹可親,背地裏整人絕不手軟。為了迎合毛的太太江青,他不惜親筆批準逮捕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直接造成後者被含冤虐殺。還有郭沫若,才高八鬥,卻毫無廉恥。江青得勢時,他大肆恭維。江青落難,他踩上一腳。文革造成他兩個親生兒子慘死。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他還繼續為文革唱讚歌。

中國人的奴性傳統,曆史悠久,博大精深。功利主義奴才人格,並不局限在精英裏,在社會各階層裏都普遍存在,大家身邊可能都有。單是關於泯滅親情,我就遇到過很多人,爺爺被殺、外公被餓死、外婆死在政府造成的人為災難中、父母、配偶被迫害,但他們心安理得地為害死至親的權力服務。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職業前途和名利,忽視自己的親人遭受的不公命運,不去探究造成親人厄運的根源,也不試圖改變不公不義的社會。獨裁製度在中國幾千年長盛不衰,就是因為這樣的人。他們中有些人還恬不知恥地說,他們這樣做是“向前看,不糾纏過去”。其實他們至親被害的原因還在,未來還會殘害更多的人。而因為隻關注自己狹隘的功利,他們甚至都沒有興趣關心至親的厄運。其中還有些人還聲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其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根基,就是一個人在乎與自己同血緣、同文化的其他族人的福祉,把發生在同族人身上的不公看成是對自己的不公。這些人連自己的至親受難都不在乎,怎麽可能在乎其他民族同胞的福祉?他們聲稱愛國,隻是因為這樣說會為他們帶來好處而已。

大多數中國人早已習慣於讓權力安排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周圍的社會,而自己的心靈主動靠邊站,遊離於現實之外。我的一位朋友早年到甘肅下鄉。他回憶說,當時甘肅的農村極端貧窮,農民們破衣爛衫,飯都吃不飽。但他們經常湊在一起喝酒吹牛,話題從宇宙起源、到葉劍英的女伴們、到美國的航天飛機對中國的軍事監視、再到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恩怨,全都是與自己不沾邊的事。他們常常從早上吹到日落,爭論得麵紅耳赤。但他們非常知趣,心照不宣地避免談及村支書霸占支農款、村小學的校舍年久失修等身邊的事情。現在城裏的知識分子們也類似。比如他們在微信群裏爭論西歐的移民問題、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恩怨、美國的反墮胎法案、種族歧視等,但他們避而不談維族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國醫院裏的殺女嬰和病嬰、對維權律師的抓捕等。前麵那些話題遙遠,政府不太在意,所以他們就盡情瞎說;而後麵那些話題關係到中國,政府不許老百姓質疑,所以他們就不碰。總之,社會壓製老百姓的心靈很久了,老百姓就學會了做不管事的“小民”。他們主動回避重要的事情,即使這些事就在自己身邊、對自己很重要。

奴才做久了,靈魂習慣了遠離真實,很多人就忘記了,自己的思想有責任駕馭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們的思想和生活就喪失了統一性。我接觸過一些看似非常聰明的中國人,他們博覽群書,討論問題時廣征博引,好像什麽理論都懂。但是近距離觀察就不難發現,他們在職業、愛情、和人生各個方麵的重要決定,依據的都是當時當地流行的世俗功利原則,與他們頭腦裏的大道理沒有多少關係。比如有人在微信群裏長篇大論說西方沒落了,中國才是未來世界的希望,卻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西方國家,讓孩子不要回來。其中極端的人,大罵移民國外的人不愛國,自己卻偷偷摸摸申請全家投資移民美國。有人聲稱堅信民主價值,卻把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貢獻給了維護專製體製。有人經常談論中國的國營企業對國家的危害,卻一直呆在國企裏,從來沒有想過離開。有人讀了很多有關基督教的書,喜歡與別人爭論基督教義,也覺得耶穌是對的,但堅稱自己絕不信基督教。這些人的行為不跟從自己的思想,他們的思想也不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與生活絕緣,他們表裏不一。在中國社會裏這種人很多,他們的父母、朋友、鄰居、熟人等也都類似,所以他們常常不覺得這種狀況有什麽不妥,不以表裏不一為恥。這些人的所謂“思想”,失去了指導自己言行和人生的功能,退化成了打發空閑時間和精力的娛樂和消遣。老子在《道德經》裏講,“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笑之”。老子的話裏隱含了,人們心智水平不同,有些人不理解“道”,所以不遵從“道”。下士聞道但不知是道,所以才笑之而不行。但是,本質上處於奴才地位的現代中國人,隔離自己的靈魂,經常在讀書和討論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即使找到了“道”,自己也不遵從它。他們比老子講的“下士”還差一大截。

4.功利主義的特點

古往今來,這麽多中國人信奉功利主義,因為它確實有一些吸引力。首先,功利主義者可以做到思想自洽。通俗地講,他們按功利主義哲學生活,事後再按功利主義的標準評價自己,就會覺得投入與所得相稱,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這套思想沒有欺騙自己,自己也就滿足了。比如小德張臨死時可能覺得,“我當初自宮當太監,受了那麽多苦和累,就是為了榮華富貴。現在好吃的都吃過,想玩的地方都玩過,想要的女人都得到了。我這輩子足夠了”。

第二,功利主義者在有吃有喝時,人比較輕鬆,“心不累”。比如供職於國內政府部門、或國營企事業單位的中青年人,經常工作不累,平日的主要活動就是赴宴席、朋友聚會、打牌喝酒、閑聊等。而在基督教占主流的歐美國家裏,中產階級一般不會這樣清閑。一個有信仰、精神上自主獨立的人,需要靈魂警醒,不斷探求神對自己的啟示。他要觀察世界,決策自己相應的言行,之後再用神的標準審評自我,自責改善。他要每日承受壓力,還不時麵對挫折,因此靈魂緊張、忙碌。這樣的人如果生活在中國,他就會因為良心驅使而更願意說真心話,於是就可能得罪上級和權貴,政治運動時甚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相比之下,信奉功利主義的奴才類型的人,不為社會和人生中的大事費心,實質是把最困難的問題都外包給了政府或上級,也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主人”。他們自己隻關注個人利益與享受,他們的靈魂處在休眠或遊離狀態。在中國,權力喜歡這類人,一般不會找他們的麻煩,所以他們自然就活得輕鬆。

功利主義者們常說,“在中國,隻要自己沒有遇到倒黴事,小日子可以過得很好”。他們也知道,中國每天都發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公不義,他們視而不見,而隻求壞事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在他們眼中,那些關心社會、嫉惡如仇的人,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是自找苦吃。不但如此,有些功利主義者很極端,仇恨有正義感的人,說他們揭露社會裏的邪惡就是“不愛國”。歸根到底,有正義感的人的存在,襯托出他們的醜陋,所以他們懷恨在心。這種人忘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倒黴。社會上功利主義者越多,主持正義的人就越勢單力薄,邪惡就越猖獗,更多的中國人就會倒黴,功利主義者自己倒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到那時,很可能沒有人為他們伸張正義。總之,功利主義讓人覺得舒服、自洽,實際卻使人墮落、讓社會沉淪,其作用如同毒品。

5.功利主義適應獨裁體製,不適合民主製度

功利主義者是獨裁統治者眼裏最好的臣民。獨裁者壟斷社會資源,可以用功名利祿做誘餌,控製功利主義者,把他們變成奴才。追求利益與享樂,本是人之常情,並沒有錯。功利主義者錯在讓自己的靈魂休眠,對正與邪的矛盾閉上眼睛,所以把利益與享樂當作最高目標,高過了真理與正義。幾千年來,皇權文化獎勵奴才、嚴厲懲罰有獨立思想的人,造成功利主義在中國盛行。中國最聰明的人,經常不是把聰明才智用於追求真實與正義,而是用於諂媚求榮,如紀曉嵐、金庸之流。更廣大的普通中國人,在生活中被功利主義者包圍,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到有人嚴肅地探究真理與正義,而隻看到人人都在追求利益和享樂。所以他們以為,人就應該是功利的,就應該依附於權力。於是,中國的老百姓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自己的奴才地位,成為獨裁統治者的工具。功利主義在全民族中流行,使得皇帝或獨裁者可以長久地壓迫和奴役整個民族。

六四運動追求自由與民主。通俗地講,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民主就是公民們平等協商,共同決定公共事務。這麽多中國人習慣於做統治者的工具和奴才,心甘情願地讓權力主宰自己的言行,主動把自己的靈魂冷藏起來。這樣的人民怎麽會追求自由?怎麽可能自主決定公共事務?民眾廣泛地信奉功利主義,是中國民主化的一個根本障礙,也是“六四”失敗的深層原因。

五  喚醒國人

1.人民需要信仰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先驅們、以及今天的民主派,都痛苦地發現,要喚醒國人有多麽困難。譚嗣同為變法赴死,卻得不到中國大眾的理解。教育家馬相伯百歲時感慨,“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叫醒中國人”。魯迅、柏楊、劉曉波等,都嚴厲鞭撻中國人的奴性,但又都覺得無力改變。喚醒國人很困難,根源在於國人的內心。人們普遍信奉功利主義。不管智商有多高,思維有多麽複雜精巧,他們在內心深處、在最根本的地方,執念於萬事對我有什麽物質好處。功利主義就是中國人實際的信仰。如此骨子裏自私自利的國民,不可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

民主的生存需要這樣一批公民,他們主動為社會正義和他人的利益付出,即使自己得不到直接的物質好處。就像美國國父華盛頓,完全可以過著養尊處優的安定生活,卻冒死反抗英國殖民者;可以做終生國王,卻主動退位,回鄉做一介平民。再比如六四屠殺發生之後,那些衝到人民廣場去抗議的上海學生,明顯冒著巨大風險,卻不可能有個人收益。他們為的是民族的長遠發展,也為死難的北京學生和市民伸冤。美國的民主製度成功了,因為它有一大批具有這樣思想品質的國民。六四民主運動失敗了,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不願意為社會的正義、真相、或他人的命運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即使那些大學生的勇敢,也是曇花一現,在事件後的政治整肅中雲消霧散了。

很多先賢們鞭撻國人的奴性,揭露國人品質裏的陰暗麵,例如魯迅和柏楊。但是很少人說清楚,到底怎麽喚醒國人、什麽樣的人才算覺醒了。我覺得喚醒國人,就是用一套適合於現代民主製度的信仰體係,替換國人現有的、適應於獨裁製度的功利主義信仰。那些隻看到獨裁製度的缺點、民主製度的美好、和國人品質的不足,卻沒有具備新信仰的人,還不能算真正覺醒了。就像那些六四後在人民廣場上示威的上海大學生,痛恨殘暴的獨裁,向往民主,但沒有新信仰,內心深處還是功利的,所以他們的勇氣就不能長久。覺醒的人必須有適應於現代民主製度的完整信仰。

民主製度需要社會的中堅力量崇拜正義與真實。這樣的現代公民理念和特點,從來不是憑空存在的。曆史上,它們誕生於西歐和北美的基督教文化圈。從理論上講,在各大主要宗教和信仰體係中,隻有基督教明確地把正義和真實作為最高崇拜對象。在今天的世界裏,先進的民主國家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基督教文化圈裏,比如美、英、法等。其他文化圈內的民族保持民主製度,經常是在美英法等基督教國家的帶領和監督下實現的,比如美國對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保護,以及英國製度對新加坡、印度等國的影響。中國要實現民主化,又要保持民族的獨立和自尊,就要求中國人民自主地建立現代公民理念,也就需要中國人自己懂得崇尚真實與正義。因此,中國需要基督教信仰。

總之,中華民族的未來需要自由和民主。人民的覺醒是中國民主化的必經之路。不管有多麽困難,我們也必須為之努力。喚醒國人,就是要喚醒國人沉睡的靈魂,讓他們的靈魂睜開眼睛,發現和體會真理、正義和愛的偉大,堅信它們,堅定地與它們站在一邊。這種信念,就是基督教的實質。有這樣堅定信念的人,就是最好的基督徒。這樣的國人足夠多了,真理與正義才可能有力量戰勝強大的獨裁製度,自由和民主才可能在中國生根發芽。

2.基督教強調靈魂

基督教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神重視每個人的靈魂,無論貧富貴賤。耶穌經常與社會最下層的人交流,比如麻風病人、寡婦、妓女、殘疾人等,並讚揚他們的美德。基督教的神愛人,用愛挽救和感化人的靈魂。很多中國人不理解這套簡單思想的深義。按今天中國人習慣的語言,基督教維護每個人的自主性。即使作為世界主宰的神,也是靠愛來感化人的靈魂,才能影響人的言行,而不是強迫人的靈魂、或越過人的靈魂直接操縱人的言行。基督教不但允許、而且要求,每個人的靈魂駕馭和審視自己的言行。在基督教裏,神承認和保護人的靈魂的存在和自主,並要求每個人靈魂警醒。

隻有人的自主性被承認了,才有可能討論人的自由。否則,自由沒有了主體,也就沒有意義了。隻有“靈魂平等”的觀念被廣泛接受,才可能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如果人們認為靈魂有高低貴賤之分,自然就會推論靈魂低賤的人應該服從靈魂高貴的人。歸根到底,現代民主製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

作為對比,傳統中國文化以忠、孝、悌為本,現代中國以忠於黨和領袖為最高原則,都是要人絕對服從權威。在中國政治中,每個人都要絕對服從皇帝或最高統治者,把自己當成權力的附庸。如果古人說自己的心獨立於皇帝,或在文革時有人說自己不忠於毛主席,都會引來殺身之禍。清朝的官服是馬蹄袖,其含義就是,臣就是君的犬馬,在皇帝麵前根本不算人。現在則宣揚“螺絲釘精神”,就是每個老百姓都隻是一個螺絲釘,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做什麽、說什麽,都要聽從領袖或組織。古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實質都是權威直接控製人的言行,人自己的靈魂靠邊站,人因此失去獨立判斷的權力。這樣的社會,人民沒有個人的自主性,當然就不會發展出自由與民主的理念。

中國的統治者自然希望老百姓永遠是自己的犬馬或“螺絲釘”,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最近一百多年裏傳入中國,讓統治者們感到了巨大威脅。於是為了維護權力,他們奮力反擊,雙管齊下。第一是不讓老百姓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上的幾大主要宗教,或多或少都比中國文化更強調個人的心靈。如果中國老百姓信奉這些宗教,他們的自主意識就會抬頭,不利於繼續做奴才。第二是鼓勵功利主義,讓物質利益和感官享受鎖住老百姓的思想。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天真地用自己的曆史經曆推測中國。在西方曆史裏,平民利用商業活動積累財富,實現經濟獨立,擺脫了傳統貴族的控製,促進了現代民主製度的產生和發展。所以很多西方政客們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財富,就能體驗到生活中的多種選擇,也就會理解個人自由和基本人權,進而就會理解和追求自由與民主。西方人低估了中國統治者們的聰明與毒辣。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發明了“利出一孔”的計謀,就是皇帝或政府集中掌控天下財權或全國經濟。這樣一來,老百姓即使追求財富,也逃不出統治者的手心。這就像農夫在毛驢前麵掛一個胡蘿卜,毛驢就會心甘情願地努力向前跑。毛驢以為自己在追求胡蘿卜,實質上是被農夫利用。政府主導經濟的情況下,獨裁者就像農夫,老百姓就像毛驢,財富就像那個胡蘿卜。看今天的中國,在幾千個大小城鎮的每一間高級飯館裏,每一天都上演著類似的戲碼。就是商人花大價錢宴請官員,官員們白吃白拿還對商人頤指氣使。商人花錢設宴,送禮給官員,還要陪著笑臉,生怕官員不高興。有時政策變得嚴格一點,官員們不來赴宴了,商人們反而著急,覺得喪失了掙錢的機會。這就是“利出一孔”的直接後果,中國商人必須依靠與權力的關係才可能發財。他們即使掙了錢,也還是統治者的奴才,體會不到自由,也不會發展出獨立人格。中國的有錢人對權力奴顏媚骨,很難像西方資產階級那樣成為自由民主事業的推動者。

3.六四後我的困局

喚醒國人,就要傳播他們還不熟悉的新思想,就必須依靠交流、討論,一百多年前的戊戌變法時就如此,現在的民主事業也一樣。我和朋友們經常交流思想。我的體會是,清談和邏輯經常不能打動功利主義者,因為他們的每一片思想都是基於“對我有什麽好處”。他們的邏輯和清談,隻是在功利主義思想框架內部打轉。功利主義者要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隻能依靠內心被真理、正義和愛感動。我就是在六四中被感動,然後認識神、拋棄功利主義的。我願意寫出自己的經曆和心路曆程,就是希望能與讀者產生共鳴,幫助他們回想和審視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從而理解功利主義的謬誤和渺小,然後突破它的桎梏,早日認識到代表真理、正義和愛的神。我遠非完美的基督徒,所以不配做別人的榜樣。但我與讀者一起回憶和緬懷六四,共同的經曆和情感有助於觸發讀者與我之間的思想共鳴。

六四事件以後的很長時間裏,我的事業前途一片迷茫。那時在我的心目中,未來就像一個黑洞,什麽都看不清,所有方麵都飄忽不定。我在交大學習了六年半的專業,其對口的行業都是國營,體製比較封閉,並且受到國家嚴格控製。所以我那時就清晰地懂得,我花費人生中最寶貴的青年期學來的專業知識,離開學校後就沒有用了。我這輩子不太可能做本專業工作了。即使撞上大運,找到了這個行業裏的入門職位,以後也不會有什麽發展機會,因為政府不會給六四分子這樣的機會。研究生階段,我的導師對我很好,我也非常尊重他。為了回報師恩,我才花精力做研究。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麽鑽研的動力。

遠在東北的父親有時鼓勵我出國,但他不太了解我的具體情況。我當時哪有可能申請到護照?我在學習上鬆懈,父親就會為我著急,批評我。有時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曆作例子來激勵我,讓我在看似無望時保持努力,因為機會可能在想不到的時間、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現。被他推動,我多次下決心學英文,但總是努力了幾天以後就放棄了,因為實在看不到出國的可能。沒有希望時,不能假裝有希望。騙自己說機會可能突然出現,短期內還有一點鼓動效果,但不能長久。

4.信仰為我打開視野

我在六四期間的選擇,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雖然在夜深人靜、反思自己時,我也曾對功利的人生感到“沒意思”,但那時我看不懂自己為什麽不滿足,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改變。在六四之前,我的重要人生選擇,比如勤奮讀書考大學、選專業、大學裏再繼續用功、參加社團工作等,都是基於功利的人生規劃。六四期間,我選擇站在自己認定的正義與真理一邊,開始信神,也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麵,並因此失去了很多現實利益。但是後來我逐漸發現,信仰使我獲得很多始料未及的、非功利的好處。現在回頭看,我得到的遠遠超過我失去的。

有了信仰以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篤定。我的思想開始有了堅實的根基,就好像原來漂浮在水上的船,現在突然有了錨。我更加自信,看問題也更加通透。雖然我本來最看重的職業計劃被摧毀,但我當時並不覺得悲哀,反而覺得獲得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我的未來人生回歸成了一張白紙,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設計它。我意識到,職業確實很重要,但人生中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健康,友誼等。我開始重視鍛煉身體,也有意識地與朋友聚會、交流。那時構築的友誼,很多保持了幾十年,直到現在。當然我還在信仰上繼續探索,開始讀《聖經》、去教堂,也關注過其他宗教。不久以後,我又遇到了愛情。

《聖經》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覺得自己從根本上改變了,成了一個新人。回想以前,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未來職業,其他事情都為它讓路。信神後,職業排在信仰、愛情、友誼、健康等之後。從那以後,我選擇和計劃有關職業的各項問題,比如工作地點、專業、單位、晉升目標等,都自然地為信仰、家庭等因素讓路。信仰讓我理順了人生問題的輕重緩急。

我想對讀者朋友們說,功利主義可能讓你舒服,讓你的思想自洽,但它限製了你的精神發展。你的靈魂本具有慧眼,可以發現和感知真理、正義和愛。但是功利主義鼓勵你的靈魂睡眠,讓它遊離於你的言行之外,讓你不是真正的你。基督教信仰不能保證你的事業發達或世俗成功,甚至經常損害你的物質利益,讓你放棄感官享樂的機會,因為它總是鼓動你為他人和社會的公義犧牲自己。但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讓你體驗到希望和美好,讓你的內心得到非物質的滿足感。

六  總結:六四貴在精神

1.民主化的關鍵不是領袖、是大眾

“六四”是一座豐碑,是70年以來大陸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至高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但它也是失敗的,因為它的政治目的都沒有實現。三十年過去了,中國不但離自由民主更遠,就連當年的“反腐敗”述求也完全沒有實現。六四的失敗不是偶然的,反應了運動的組織者和廣大中國民眾深層次的缺欠。我接觸的學生領袖們,一般都比較熱衷政治,在群體裏特別活躍,有勇氣在麵對危險時挺身而出。但是對自由與民主,他們的理解很淺薄,並沒有什麽清晰的見解,也談不上堅信。全國性的學生領袖也類似。他們的不尋常之處是個人野心和活動力,而不是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或熱愛。他們在全國大學生中脫穎而出,經常不是因為他們在學生中有什麽特別的號召力,而是依靠與高層政治派係的秘密聯係。他們替派係影響學生運動,派係輸送給他們政治資源。六四運動轟轟烈烈,主要因為學生和民眾自發的熱誠,而不是任何人的領導。學生領袖中的一些人,私欲嚴重,禁不住利益誘惑,運動失敗後就徹底轉向,成為反民主的鷹犬,比如孔慶東之流。

很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托於某些領袖個人、或小範圍的團體組織,我從來不敢苟同。比如當年的那些學生領袖們,其實都是一般的年輕人,脾氣、秉性和能力各有千秋,但沒有什麽特殊的才能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不但學生領袖如此,事實證明,那些高層人物,比如趙紫陽、萬裏、方勵之、劉曉波、嚴家其等,其實也都沒有什麽特別的能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民主,就是老百姓自己做主,不再仰仗、或寄希望於任何強人或超人。那種希望強人帶領我們實現民主的想法,本質上還是“中國人渴望皇帝”的一種表現,本身就是不符合民主原則的。中國的民主化,最終還得靠中國老百姓自己。隻有中國廣大的普通人有了獨立的人格,思想覺醒,對自由與民主有了切身理解,中國才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製度。

所以多年以來,我反思六四,總是更關注這場運動所體現的精神閃光點,以及運動對未來的啟示,而不看重其中的名人或具體的事。我甚至不願意回想具體的人和事。六四體現的偉大精神,是千百萬普通參與者表現出的群體麵貌。比如北京屠殺後,選擇走上街頭的幾十萬上海學生和市民。他們展現出來的勇敢、以及對正義被踐踏的憤怒,體現了中國人民精神裏的高貴一麵,可以作為未來中國民主事業和中華民族發展的基礎和借鑒,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意義。我們反思六四,交流心得,就是要發現這類精神,探究它們的本質與根源,為了以後發揚光大。而運動中的那些具體操作,比如政府在不同時間對運動的不同定性、學生的反應等,當時顯得重要,在六四失敗後就對大局沒有了影響,重要性快速減退。六四中的那些名人們,大部分已經作鳥獸狀散去,沒有紀念的必要了。

2.大眾信仰重建是民主化的基礎

六四運動中最重要的述求包括言論出版自由和民主選舉。表麵上,對立的雙方在爭論憲法條文和政府組織模式,但更深層的衝突發生在思想層次。獨裁統治者認為,自己可以控製人民的一切,每個老百姓都是自己的工具或奴才。民主派認為,公民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力,包括自由思想的權力和參與政治的權力。獨裁者壓製這些公民權力,而我們就必須捍衛它們,於是信仰的問題就不可回避。很多人看不清信仰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的必要。簡單地講,民主與獨裁的對立,不是小孩過家家,是針鋒相對的鬥爭。幾千年來,獨裁製度在中國有很多忠誠的追隨者。古代有商鞅這樣的大思想家,有荊軻以死報主,有諸葛亮鞠躬盡粹。近現代有方誌敏、雷鋒、邱少雲、胡錫進、周小平,等等。有這麽多人堅定地維護獨裁,獨裁製度才在中國長久存在。民主要戰勝獨裁,也必須有一大批堅信民主製度的人。而現代民主製度的信仰基礎就是基督教。

主流中國人信奉功利主義,把個人的私利和享樂看得高過真理與正義,也高過自己的人格自主與尊嚴。即使在六四運動中的民主派一邊,精英團體和學生積極分子中就包括了金庸、範曾、孔慶東等毫無獨立人格的人。六四運動失敗的深層原因就是,雖然當時支持民主的人數不少,但民主派內心軟弱。真到與獨裁勢力對抗時,帶頭人不夠堅定,其中很多人為私利向權力卑躬屈膝。群眾的思想更混亂和矛盾,既有北京屠殺後上海學生表現出的那種勇敢,也有後來全國知識分子普遍的軟弱。比如在“人人過關”中,大學生們更擔心自己以後在體製內的發展等,於是迅速服軟,違心反悔。中國人早已習慣了信奉功利主義和做權力的奴才,而且經常不自知,覺得崇尚功利是理所當然。如果國人的主流繼續信奉功利主義,就可能不會有下一次民主運動了。即使有,結果也會和六四類似,迅速以失敗告終。中國人信仰的重建,是中國民主化的基礎,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3.單純的經濟危機不會觸發民主化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理解信仰問題在中國民主化中的關鍵作用。比如有些認同“普世價值”的人以為,中國民主化的契機就在下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他們認為,經濟崩潰了,中國人就會覺醒,就會反對獨裁體製,民主就會實現。這是異想天開,最明顯的反例就是1960年代初的全國性饑荒。當時因為明顯的政策錯誤,造成在風調雨順的和平時期、在國際社會願意幫助的情況下,全國餓死了數千萬人,簡直讓人不可思議。就連作為饑荒始作俑者之一的劉少奇,都心虛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餓死了人,曆史書上要記你我一筆的!”旁觀者可能以為,那時的中國人親身體會到製度草菅人命,就會奮起反抗。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共的統治在大饑荒後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傷。本應該為大饑荒負最大責任的毛,仍然被全國人民視為偉大領袖。他對國家權力的獨霸非但沒有消弱,反而節節上升,並且在幾年後達到了神的高度。那些在不久前被餓得半死的老百姓竟然瘋狂地崇拜他。

中國政治的這種荒唐,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普遍存有的極端功利主義思想。他們在內心深處隻在乎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他人的命運或社會的公義。饑荒來了,每個人都隻關注自己的肚皮,不在乎別人的死活。那些最終餓死的人,因為死了,所以不能表達意見。那些活下來的人,絕大多數當時就預期,雖然自己要挨餓但是不至於餓死,所以就選擇苟活,不去冒險反抗,即使自己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餓死了,即使自己的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挨餓,因為在功利主義奴才們的眼裏,親人說到底也隻是別人、不是自己。又因為在社會危機時,掌權者最需要有人歌功頌德,所以奴才們拍馬屁比平時更加賣力。功利主義者都是極端自私的,並且由於自私而極端懦弱。幾千萬同胞餓死了,在他們心中沒有掀起什麽波瀾,更沒有激起他們任何行動。這種卑賤、扭曲的奴才心理,讓中國人成為散沙。對比今天和那個大饑荒時代,中國人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奴才心態又有了擴張與深化。所以下一次經濟危機來了,他們還會逆來順受。即使親人和同胞餓死,他們也不會反抗。並且在權力的威逼和利益的誘惑下,他們還會對加害自己的權力者頂禮膜拜,對幫助自己但沒有權力的人恩將仇報。

4.單靠政治手段不能實現民主

六四運動之後的三十年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繼續憧憬、向往中國的民主化。他們思考、討論,並以各種方式為這個目標而努力。我支持和敬佩他們,但是覺得目前絕大多數民主派人士,思想局限於政治問題,比如熱衷於國內政治內幕,討論哪些實權人物是改革派,哪些是保守派,寄希望於保守派讓位,改革派強人上台,修改憲法,開放黨禁、報禁,開始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獲得西方民主國家的幫助,等等。關於更深層、更重要的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他們幾乎不思考,甚至禁止其他人討論。民主派排斥、敵視基督教,是自傷其根,是非常無知和短視的行為。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政局,就是保守派願意讓權,改革派政治強人上台的情況。當時的社會上層都支持民主化,憲法裏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開放了黨禁與報禁,西方國家也大都支持新誕生的北洋政府。今天的民主人士夢想的各種政治和法律條件,當時都有了。但是北洋政府建立後,政不通、人不和。因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還是抱有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不理解公民權利與義務。雖然國家沒有皇帝了,他們內心還是渴求皇帝。這樣的老百姓實踐民主製度,民主當然就脆弱。各種野心家、陰謀家恣意橫行,而很少有人堅定、強硬地捍衛民主共和製度。於是,新生的北洋民主共和體製就不斷被蠶食,最後瓦解。

一百多年前,民主共和製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但不久後就失敗了。因為當時的中國人習慣了做臣民,習慣了皇帝做最重要的決定,而自己袖手旁觀。但是民主製度要求公民自己做最重要的決定,也就要求公民自己探究世上最重要的道理,找到自己做決定的最高原則。這樣的道理和原則就是與民主匹配的信仰。北洋時期的中國老百姓沒有那樣的信仰,而今天的中國人可能比那時的人更功利,更具奴才心理,更沒有那樣的信仰。人民沒有高尚信仰,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根本障礙。如果中國人繼續信奉功利思想,單單靠政治手段,那麽無論誰上台,哪一派得勢,憲法怎麽修改等,民主製度都很難在中國建立起來。即使建立了,也會像北洋政府那樣不能長久。

二零一九年五月 於美國家中

電郵: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下麵鏈接有讀者討論,但文章是舊版: 

https://bbs.wenxuecity.com/bbs/mychina/993726.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19010/201905/349623.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641989/1366971.html

[ 打印 ]
閱讀 ()評論 (1)
評論
姚順 回複 悄悄話 宗教意味的政治審美不同於你所說的。 民主不是專製的對立麵。它產生的條件是理性和邏輯。 其實還需要點基督教的情懷。我想。 中國和理性和與邏輯的關聯 , 陷於近代的學問。 民主等 , 能不能和中國發生關係 ,和中國的所有關係不大。 辯論中國的體製和民主 , 違反同一律。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