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遠誌
理性 思考 學習
為什麽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歐、不在中國？
基督教和儒術怎樣影響科學發展
駱遠誌
一 問題
記得在很多年前，我讀到過一個試圖解釋現代科學怎樣萌芽的小故事。在六、七百年前的文藝複興初期，在意大利半島、法國南部、英倫諸島、和今天的德國境內，很多時尚的青年貴族，輕車簡行，深入到貧困偏僻的鄉下，尋找從羅馬帝國時代殘留下來的基督教堂和修道院。找到後，他們就用各種辦法與駐守的牧師或修士拉關係，為的是能得到允許，進入後者的圖書室和藏書室，尋找可能殘留下來的，大約一千年前羅馬帝國時代的書籍。作者特別提到，有些藏書室在地窖裏，千年以來一直暗無天日，陰暗潮濕，裏麵堆積著曆代牧師的棺槨、以及戰爭和瘟疫時代留下的、沒有棺槨的死屍。為了可能的斬獲，這些遠道而來的貴族就得一隻手拿著蠟燭，一隻手向前摸索，跨過令人毛骨悚然的屍骨，進入地窖的深處，尋找古書。
這是一個西方作者寫給西方年輕人的英文小故事，目的是說，當時整個社會都對知識有強烈的渴望，所以現代科學誕生了。但我卻沒有被說服。中國也有很多這類故事。古代有，現代也有，我身邊就曾有過很多，但科學並沒有因此在中國誕生。兩千年前，中國的讀書人就有“頭懸梁，錐刺股”、和“鑿壁偷光”的極端事跡。1970年代末，高考恢複。我家的鄰居、朋友、以及整個社會，都狂熱地追求知識。當時，世界數學難題“1 + 1”是媒體裏最流行的詞匯。數學家陳景潤、天才少年寧鉑等，是社會名人。全國掀起學英文熱潮，《英文900句》最時髦，到處脫銷。我家一個鄰居輾轉地從北京買到一本。每天晚上他家孩子入睡後，大院裏其他家庭就輪流借，然後父母熬夜手抄全書，再給自己的孩子學。
我讀中學時，吉林省大學錄取率很低，所以身邊有很多極端用功的同學。高二、高三兩年，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教室裏都是滿人的，包括周末、節假日、和寒暑假期間。一次中午我和一位同學吃午飯，他說他每天早晨4點開始，先在家讀二個小時書，然後再到學校和大家一起學習，因為“如果花的時間和別人一樣，成績也會和別人差不多，就考不上大學”。他還說，“我現在看見飯盒，就覺得它向我飛來；看教室的天花板，就覺得它要塌下來，砸向我”。我當時驚訝得不知如何作答。多年以後，我偶爾從書裏得知，當年他經曆的，是由於壓力引起的精神分裂或抑鬱症的先兆。
大學裏，來自各地的同學互相交流。福建、湖南、湖北、江蘇、四川、江西，等等，很多省的高考，競爭都極端激烈，甚至比吉林省還要嚴重。大部分同學都曾極端用功，才考上交大。我就想，從古自今，中國人追求知識的勤奮，完全不輸給西方人。中國人的聰明程度，當然也不輸給西方人。為什麽現代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為什麽今天的科技發展，中國還是落後於西方呢？
1. 沒有鑽研，怎麽可能有科技發展？
上次回國，我在各地見到了很多老同學。在東北，我遇到那位曾經極端用功的中學同學。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一家很好的國營企業，但是單位裏人浮於事，當年的工資也不高。他就下海，拉工程，做生意，希望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我們談到他當年瘋狂讀書的事，兩個人都笑起來，覺得恍如隔世。
我又在全國各地見到多位交大老同學。總的講，大家的心態和處境，都和那位中學同學大同小異。部分人走仕途，行為瞄準升遷。更多的要賺錢，為家庭和孩子的未來而努力。在深圳，一位同學為我曆數原來班裏人的現狀，發現當年那麽多學術天份特別好的同學，有的還是省裏高考的前幾名，現在都不搞業務了。道理很簡單，人人都看得透，就是社會環境使然。真正用心鑽研科技的人，事業和個人都沒有什麽前途。所以即使原本是讀書天才，也都調轉方向去升官發財了。
孤單的旅行中，我不停地想著同學們的現狀和他們的話，又回想起多年以前讀到的、歐洲貴族找古書的故事，就有了新領悟。無論哪裏的人，其實都差不多。歐洲人能夠狂熱地追求知識，中國人也一樣。但從科學發展的角度看，這兩地的人有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區別。西方人對知識的熱烈追求，一直堅持了下來。直到數百年後的今天，在西方的大學、研究院、和工業界裏，還有很多鑽研的人。他們窮經皓首，把一生的精力貢獻給科技發展。在這樣的社會裏，科技當然可能產生和持續發展。而在中國，社會大環境使得人們對知識的追求不能延續。即使同一批人，年輕時狂熱地追求知識，走上社會後也不能堅持。因為人人都懂，追求科學技術，對個人沒有什麽好處；深入探討社會人文知識，可能還會帶來風險。人們不能保持鑽研的地方，現代科學當然就很難誕生、很難發展了。
眾所周知，現代科學誕生在文藝複興時期的西歐。那時的科學家們也要養家糊口，考慮個人前途，子孫的未來等。他們對科學的熱忱，為什麽就能持續，而沒有像我的同學們那樣，中途放棄呢？我理解上的突破，發生在讀懂了伽利略與教廷之間的故事之後。
2. 現代科學是怎樣誕生的：伽利略與羅馬教廷的故事
伽利略是科學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在他之前，西歐科學總體處在文明恢複階段，主要靠重新發現、翻譯、並領會古希臘和羅馬的古典著作。伽利略開啟了西歐人“超越古典、獲得新知識”的曆程。他一生的科學成就很多。但最著名的無疑是，他最先發現觀測證據，否定了托勒密的“地心說”模型。中國同學都知道，伽利略與羅馬教廷曾經因為地心說與日心說的爭論而有過尖銳矛盾。我原來從國內教育得到的解釋，簡單而鮮明：羅馬教廷反對科學，迫害科學家，曆史上站在了錯誤的一邊；伽利略勇敢地堅持真理，思想先進，行為正確。但深入了解後我發現，真實情況遠不是那樣。
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提出了“地心說”，就是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動的；天上萬物，包括太陽、月亮、星星，都圍繞地球轉動。古羅馬的托勒密為地心說建立了詳細的數學模型。它預測天象的精度非常高。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天象館，演示星空時，背後用的還是托勒密的模型。以它為基礎的中世紀日曆，“儒略曆”，每年的誤差隻有11分鍾。到了伽利略的年代，西歐人已經連續1300多年相信和依賴托勒密的地心說模型了。另外，《聖經》上有一段經文，“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1]，雖然語言模糊，但似乎支持地心說。所以，當時整個社會，包括羅馬教廷，都自然地相信地心說。
十六世紀初，天主教“法政牧師（Canon）”哥白尼提出了一個新的宇宙模型。他假設太陽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動的；天上萬物，包括地球、星星，都圍繞太陽轉動，史稱“哥白尼日心說”。無論托勒密地心說、還是哥白尼日心說，都包括詳細的數學模型。本文為了讀者閱讀方便，隻講述它們的大意。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的時候，以及之後的很多年裏，都沒有獲得天文觀測證據的支持。哥白尼的模型預測天象的總體精度，也不如托勒密的模型。知道天文學術界將視之為“不可理喻”的瘋狂理論[2]，哥白尼一直不敢正式發表自己的模型，而隻是把它私下傳給自己的學者朋友們。直到1543年，哥白尼去世前一個月，他才出版了自己的書。
一般中國學生以為，羅馬教廷阻止了哥白尼發表日心說理論，那是想當然，與曆史不符。哥白尼一生與教廷的關係融洽。在他的書出版之前的很多年，教皇克勉七世還親自去聽關於日心說的講座，並表示興趣。同行的大主教事後專門寫信給哥白尼，讚揚他的才能[3]。總的講，當時的教廷很尊重學術界。麵對學術爭論時，教廷主動保持中立，避免直接介入。即使按現代中國的標準，教廷對學術思想的容忍也算是非常高的。哥白尼的理論明顯違反了教廷的觀點，但教廷完全沒有阻止他在學者之間傳播自己的理論，也允許他出版書。從今天的知識來看，地心說和日心說都不正確。當時的人們，包括哥白尼和其後的伽利略，還沒有樹立“大宇宙”的觀念，不知道看似微小的星星，絕大多數都和太陽類似，是巨大的恒星。
哥白尼去世40年後，第穀·布拉赫在1583年出版了著作，批評哥白尼日心說，並提出自己的“改進地心說”模型。布拉赫首先改進了四分儀（中國古代稱“象限儀”或“地平緯儀”，北京古觀象台有，由西歐耶穌會傳教士在明朝時設計建造）和六分儀，並利用它們獲得了新的天象觀測結果。然後，他天才地計算出，如果相信哥白尼的模型，很多星星與地球的距離，至少是太陽和當時已知的最遠行星，木星，之間距離的700倍。再根據觀測到的星星的大小，可以算出它們的半徑，比太陽與地球之間的距離還大。如果如此多的星星都比太陽大很多，它們為什麽還圍著太陽轉呢？
大約在布拉赫模型問世30年後，伽利略在1610年出版著作，公布了自己利用望遠鏡發現的金星盈虧的細節。這些新發現與日心說相符，與地心說相矛盾。於是伽利略開始激烈地支持日心說，成為日心說理論的實際代言人。但他忽略了布拉赫的研究成果。布拉赫的模型也可以解釋他的觀測結果。伽利略也沒有滿意地回答布拉赫和其他學者針對日心說的疑問。伽利略的學術行為明顯不嚴謹。於是學術界開始猛烈批評他，他再反擊。雙方的矛盾越來越大，最後學者們請求教廷直接介入。
教皇於1615年指派著名神學家、樞機主教羅貝托·貝拉明，仲裁伽利略與反對者之間的爭議。貝拉明表示，如果日心說獲得了強有力的證據支持，他就準備修正對《聖經》的理解，接受日心說[4]。在此之前，他也不禁止伽利略將日心說作為學術假說與別人討論。貝拉明隻要求伽利略在找到確切證據之前，不可以把日心說當作無爭議的觀點宣揚給大眾。伽利略宣誓，接受了貝拉明的要求，教廷就基本滿意了，伽利略也安全無事。但十幾年後，伽利略在1632年出版了一本新書，被廣泛認為是支持日心說的檄文。他違反自己的誓言，又把日心說當作無爭議的觀點散布給社會，於是教廷與伽利略的矛盾激化。不久後，羅馬宗教裁判所判決伽利略有罪。他從此被軟禁在家中，直到去世。
羅馬教廷因為學術觀點而拘禁伽利略，是不對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科學史界，大部分專家都認為，從學術爭論的角度看，當時的教廷比伽利略更講道理。與伽利略相比，貝拉明是“更好的科學家”[5]。理解了這段曆史，我覺得自己看懂了現代科學誕生的關鍵細節。學術界的運行方式與原則，從來要求科學的結論不可以超越證據。當時伽利略就像一個“博士生”。而貝拉明和教廷就如同他的“指導教授”和“學術評審委員會”，負責規範伽利略的學術行為，阻止他對證據的不當定論。即使在今天的學術界，如果任何人像伽利略當年那樣，在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證偽反方理論的情況下，聲稱自己的理論是事實，也一樣應該被批評和懲戒，但當然不應該被拘禁。
原來，現代科學的誕生，不是因為“科學之父”伽利略打敗了羅馬教廷，而是他在教廷的全麵支持和指導下完成的。國內的教育，把日心說與地心說描述成了簡單的對立：前者是先進的、和正確的，後者是落後和錯誤的；並把教廷的行為翻譯成阻礙了前者戰勝後者，所以就阻礙了科學的進步。但深入了解這段曆史後，人人都能看出來這種理解的荒謬。實際上，兩種學說各有優缺點。教廷並非簡單地維護地心說，而是要堅守嚴謹的學術原則。它讓兩種理論按規則競爭，使得二者都發展，從而促進了科學的進步。在此爭論中，伽利略是新理論的代言人，而教廷扮演了學術原則的捍衛者。
基督教還是推動科學誕生的原動力。地心說與日心說的爭論，沒有任何軍事、商業、或娛樂價值。當時的西歐社會卻如此重視它，就是因為《聖經》談到這類問題，造成所有基督徒都關心相關的科學新發展。社會的重視，使伽利略等人有機會做研究，並進而開創了現代科學。而伽利略自己對耶穌的信仰，就是他研究科學的原因。當時科學還依附於神學，沒有獨立出來。科學家，作為專門職業，還沒有產生。伽利略、以及爭論中所有的關鍵人物，如哥白尼、布拉赫、貝拉明、教皇等，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他們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聖經》和神。所以說，基督信仰促使那幾代西歐人創立了現代科學。
從個人的現實角度看，伽利略、以及其他早期科學家，之所以堅持研究，不像我的同學們那樣中途放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全方位支持。除了接受教廷的學術仲裁，伽利略還從教廷開辦的大學獲得優良的教育，又受雇於教廷開辦的大學。教會長期穩定地財務支持他，並且提供了優良的學術環境。與伽利略討論和交流的其他科學家們，同他一樣，也受到基督教的全麵支持與引導。《星際信使》出版後，伽利略名利雙收，躋身上層社會，地位之高，成為美第奇家族的座上賓，並引起教皇本人的關注。伽利略因為科學研究而獲得巨大的個人成功，歸根到底都是因為基督教使得整個西歐社會重視科學與科學家。
在現代科學誕生的曆史裏，伽利略無疑是偉大的。但“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羅馬教廷和基督教的作用，很可能更大、更關鍵。文藝複興時期，基督教是西歐社會的主導力量和主流思想，指引和支持了現代科學的誕生與發展。那麽，為什麽中國的社會主導力量和主流思想，沒有能夠促發科學的誕生呢？以下的章節試圖更深一步地分析其中的原因。
圖1：古羅馬托勒密（約公元100－170年）的“地心說”。左圖是模型概況，地球在中央，太陽、月亮、與幾個行星圍繞地球轉，最外圍是“群星圈”。中圖是模型中各個行星的運行軌跡。右圖是行星運行示意圖，例如金星繞著“本輪”（小圓圈）轉動，而本輪的中點又繞著“均輪”（大圓圈）轉動，從而產生中圖中的軌跡。絕大部分在國內受教育的學生，沒有機會知道托勒密“地心說”模型的精準、和在曆史上的巨大作用。
圖2：伽利略的觀測與三大天文模型。左上圖是他繪製的、用望遠鏡觀察到的金星圓缺過程。金星在離地球最遠時呈現滿圓形；離地球最近時，月牙形最嚴重，來源是1610年出版的《星際信使》。右上圖是托勒密模型的預測，金星有圓缺，隻可能在“本輪”大約位於地球與太陽之間時。遠地點時，暗麵對著地球，月牙形應該最嚴重，與觀測結果相反。而哥白尼的“日心說”模型與布拉赫的“改進地心說”模型都可以解釋這個觀測結果。左下圖是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說”模型概況。太陽在中央，地球隻是一個行星，圍繞太陽轉。圖中心的Sol就是太陽的拉丁文，從裏向外第三圈Terra就是地球，最外一圈的拉丁文Stellarum Fixarum Sphera * immobilis，英文翻譯是Stars Fixed Sphere * immobile，中文就是“固定的群星圈*不移動”。右下圖是布拉赫（1546 – 1601）的“改進地心說”模型概況。中央的藍色圓點是地球。太陽、月亮等，都圍繞地球轉，而五個行星圍繞太陽轉。最外圍是“群星圈”。
圖3：羅貝托·貝拉明（Roberto Bellarmino，1542年－1621年）樞機主教，文藝複興時期歐洲神學家。被多位後代科學史專家譽為“比伽利略更好的科學家”[5]
注釋
二 基督教與西歐
本文討論和對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樣影響科學發展。大部分讀者了解儒家和中國曆史，但對基督教和西歐史不熟悉。本節概述基督教的曆史和教義，順帶介紹西歐史，語言簡單，篇幅短小，希望讀後能幫助讀者更輕鬆地理解後續章節。有的讀者已經了解這方麵的知識，也可以直接跳到第三節，而把這節當作注釋、或參考資料。讀後續部分時，如感到需要，再回來查閱。
1. 簡史
大約在距今3500年前，中國還處在商朝的早期，本來在埃及做奴隸的猶太人，找到機會逃離，遊走在阿拉伯半島及附近，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的新家園。他們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曆盡千辛萬苦，內部危機不斷。在路過西乃山時，猶太人的領頭人，名叫摩西，與神交流，獲得了著名的《摩西十誡》，就是十條律法。後來一路上，摩西又從神得到更多律法，總共613條。
猶太民族對神非常虔誠，認真領會這些律法，並試圖嚴格遵守。後來的一千多年裏，基於摩西律法，又發展出更詳細的《猶太法典》，篇幅幾十卷、幾百萬字。世世代代的猶太人，熟讀這些法律經典。比如，幾千年來，傳統的猶太人對孩子的教育，就是從很小開始，研習這些經典，並結合案例分析，形式類似現代的法學院。曆史上，猶太人曾因為遵守神的律法而得到成功，也曾違反律法而受到神的懲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國，失國，再建國，再失國…。他們的曆史故事與教訓，就記載於《舊約》。所謂猶太教，就是猶太人通過理解和遵守律法而追隨神。
大約2000年前，在中國的兩漢交替時期，猶太人是羅馬帝國境內的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大約就是現在的以色列。一個小木匠，名叫耶穌，開始傳播一種新信仰，並且自己處處身體力行。他人單勢薄，努力了一兩年後，隻有十幾個追隨者，而且都是社會層次和文化層次較低的人，比如幾個重要的門徒本來是漁民。耶穌平時主動接觸的人，大多數也是被社會忽視的人，包括麻風病人、殘疾人、寡婦等。耶穌認為，猶太人雖然表麵上還尊重神，行動上處處小心，避免違反日趨繁瑣的律法，但心裏已經忘了神。他宣揚，神的律法曾經是最好的，但現在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這些律法後麵體現的神的精神。他給出了對神的多種描述，比如正義、真理、希望等。最高的總結就是，神是愛。耶穌隻活躍了三年，就得罪了舊的猶太教勢力，被出賣給羅馬帝國政府，然後被殺於十字架上。
耶穌死後，他的門徒們繼續私下傳播他的思想，並在公元100年左右，把耶穌與門徒們的言行合訂成一本書，就是《新約》。在基督教的語言裏，耶穌就是基督，耶穌是人名，基督是領袖的意思，基督教就是“耶穌的宗教”。基督教的《聖經》包括上、下兩卷。其中《舊約》書名的意思就是“舊的神與人的合約”，而《新約》就是”新的神與人的合約”。基督教基於猶太教。基督徒也相信《舊約》，但通過耶穌的言行，對它理解有了新的深度和內容。
之後的幾百年裏，基督徒被羅馬帝國殘酷迫害，多數耶穌的門徒被殺，基督教成為地下宗教。公元四世紀，基督教傳播得越來越廣，信徒越來越多，最後連羅馬帝國的皇帝和家人都成了信徒。公元381年，中國正處在東漢崩潰後的亂世之中，東西羅馬帝國的兩個皇帝共同頒布命令，立基督教為國教，在羅馬城建設聖彼得大教堂、設立教宗，在帝國的各個行政地區設立教區、主教等。基督教開始迅速發展，教堂遍布帝國版圖。當時的羅馬帝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從羅馬共和國算起，已經有800多年的曆史，疆域遼闊，文明高度發達。它的地理跨度大概和現在的中國或美國不相上下。這個曆史悠久、幅員廣大的國家，在鼎盛時期，徹底改弦更張，選擇產生於弱小、卑微的猶太民族的宗教為國教，體現了羅馬文明超強的自新能力，更彰顯基督教無以倫比的感召力。
不幸得是，過了不到一百年，在公元476年，偉大的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幾百年裏，未開化的野蠻人成了西歐土地上的新主角。他們殘忍好鬥，無情的掠奪和嗜殺，使得承載古羅馬傳統的文明人數量銳減，文明與財富毀滅殆盡，西歐基本變成蠻荒之地。隻有一些基督教堂，散落在原來帝國的各個角落，隱忍頑強地堅持著，向亂世中的人群散發著微弱的文明之光。
從公元六世紀開始，中國的南北朝後期，來自歐洲東部的一支野蠻人，法蘭克人，逐漸做大，獨霸西歐大地。其勢力中心在今天的法國域內。他們的首領自己皈依了基督教，然後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和部落時，要求被征服者也皈依基督教。其手段之嚴厲，類似於滿清戰勝明朝後采用的“留發不留頭”政策。因此，法蘭克人在征戰、建國的同時，也完成了對本身文化的脫胎換骨式的改革。其徹底的程度足以讓現代人震驚。中國人經常感歎“明治維新”時日本“脫亞入歐”的全麵和快速，其實法蘭克人和他們統治下的西歐各民族，也就是現在英、法、德、美等國西歐裔人的祖先，當年接受基督教文明的堅決和徹底，遠勝明治時期的日本人。
從法蘭克人建國到現在的一千多年裏，西歐人與他們的後裔們隻崇拜耶穌，故意忘記自己的祖先和原來的宗教。他們的學校教育孩子曆史，隻講基督教文明的演變、以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先哲們，而略去自己民族的古代史。他們完全采用基督教文化圈的世界觀，毫不含糊或扭捏地稱自己的祖先為“野蠻人（Savages）”。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他們也都繼承和延續了基督教文明的傳統，幾乎完全拋棄了原有的規矩和習慣。他們基督教化如此徹底，以至於後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包括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看作西方文明的正統繼承者，經常忘記他們本來與日本人、印度人、非洲人、中國人等一樣，也曾有自己深愛的傳統信仰、傳說裏的民族始祖、遠古英雄、和光輝曆史，其固有文化也與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其血緣也與古希臘人、古羅馬人、或耶穌所屬的猶太民族沒有關係。這些西歐本土人隻是特別堅定地選擇了“徹底基督教化”，也叫做“全盤西化”。
大約在公園九世紀，中國的唐朝時，查理大帝成為法蘭克人的王，西歐有了一個小“盛世”，文明有了一些恢複。但他死後，戰亂又起。他的子孫們彼此征戰。那個時期，來自東方的穆斯林已經入侵歐洲，占領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南部，延續幾百年。稍後，北歐海盜開始殘酷地施虐歐州大陸和英倫諸島，又曆時幾百年。為抵禦穆斯林與海盜，歐洲人開始全民尚武，建立軍事組織。後來，北歐海盜相對安靜，羅馬教皇振臂一呼，歐洲大陸各地的武士們開始了一係列十字軍東征，討伐占領了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又是幾百年。大約在十字軍戰爭的過程中，基督教基本完成了在歐洲的全覆蓋。十字軍戰爭的後期，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又侵入歐洲。蒙古人直到13世紀末才逐漸褪出。十四世紀初，西歐又開始了殘酷的英法百年戰爭。那時，歐洲隻有一小部分地區享有相對的穩定和平，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半島上的幾個很小的城邦共和國。不曾想，黑死病又在14世紀中期橫掃大陸，直到14世紀末才慢慢消退。
公元14世紀到17世紀，中國處在明朝和清朝初期，偉大的文藝複興首先在意大利半島上開花，之後蔓延到整個西歐。這幾百年裏，西歐的藝術、文學、科學、政治、軍事等，全麵地、爆炸式大發展。基督教也發生了劇烈的改革。公元16世紀初，也是明朝後期，羅馬教廷的世俗權力越來越大，自我膨脹，腐敗滋生。現在德國境內的一個教士，馬丁路德，公開抵抗和抨擊羅馬教廷，指責教廷違反了《聖經》和耶穌的精神。在思想層次上，雙方矛盾的關鍵點是，羅馬教廷認為，隻有神職人員才可以解釋《聖經》，一般信徒要接受教廷的解釋，不可以靠自己理解《聖經》。這個教義在現實中把基督徒分成貴賤不同的等級。而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為代表的改革派認為，《聖經》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揀選的牧師，都可以在人麵前讚美神，所以一般基督徒也可以和神職人員一樣，與神直接交流[1]。改革派認為，基督教的權威隻有耶穌與《聖經》，羅馬教皇也隻是一個基督徒，在神麵前並不高於其他信徒。於是，西歐的基督教分裂。繼續忠於羅馬教廷的一支，就是現在的天主教(Catholics)。而改革派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s)。在中國，新教經常被誤稱為基督教。
i.《聖經》版本概況
從古到今，《聖經》有過很多版本。現代科學在文藝複興時期誕生。那時，西歐的正式語言是拉丁文，通行的《聖經》是《拉丁通俗譯本》（拉丁語：Biblia Vulgata，英文：Latin Vulgate）。它是耶柔米(Jerome)在公元5世紀翻譯自希伯來文的《舊約》和希臘文的《新約》。它首先在西歐廣泛流傳，然後在1546年被教皇正式定為《聖經》的權威版本，後來西歐各國的本國語《聖經》，基本都是以它為藍本。傳統的英文《聖經》大多數是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王譯本》（KJV）及其變種，現在還很流行。進入現代以後，出現了很多英文新譯本。目前最常見的是1984年修訂的《新國際版》（NIV），它又有多個差別不大的變種。中文《聖經》中占霸主地位的是1919年定稿的《和合本》。1890年，在上海舉行了傳教士大會，會後組織委員會負責翻譯《聖經》。《和合本》用多個古英文版《聖經》作為原文底本，其中包括《詹姆士王譯本》。《和合本》的中文，是清朝末年的“官話”，半文半白。
我在上海受洗，當時讀的是《聖經和合本》。到美國後，繼續用《和合本》，也用過NIV，KJV等英文版。多年比較下來，我向朋友們推薦《聖經》的NIV英文版。它的語言簡明易懂，意思和情感表達得都很好。國內大學水平的英文能力就足夠讀懂它。相比之下，《和合本》的中文，至少對於現代中國人，讀起來很艱澀，有時讓人不解其意。比如《箴言》19:2前半部，《NIV》：“It is not good to have zeal without knowledge”，意思是，“沒有知識隻有熱情是不好的”。《和合本》譯為“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很容易讓讀者以為，“沒有知識的人，不是好人”。再比如，《舊約》裏重要的一章《Deuteronomy》，其中，deuter-是“第二”的意思；-nomy是“命令”，所以Deuteronomy就是“神的第二次命令”。但《和合本》翻譯成“申命記”，其中“申”的古文本意是“九”，很容易讓讀者以為是“第九個命令”。另外，《和合本》譯自英文《聖經》，所以用英文版《聖經》代替《和合本》，不會讓讀者漏掉《聖經》的意思。
我在本文裏引用《聖經》時，如果覺得英文版表達得更好，就直接引用英文原文。如果還有必要，再給出自己的中文解釋。如果我覺得《和合本》的翻譯很好，也會直接引用它。
ii.基督教簡略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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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基督教文明 |
中華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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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3500年前，公元前1500年左右 |
摩西帶領猶太人逃離埃及，尋找新家園。在路上，樹立“摩西十誡”和《舊約》中前五章中的各項“摩西律法”，猶太人的文化，從此進入“摩西時代”。 |
商朝初期。文明以龜甲占卜為主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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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公元1世紀 |
耶穌降生，傳教。當時猶太人是羅馬帝國的臣民。猶太人總體上不相信耶穌，把他出賣給羅馬帝國，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以《舊約》為基礎，但宣稱，律法背後的精神最重要，這個精神就是愛。耶穌死後，門徒們把基督教傳到今天的歐洲。《新約》成書。多個門徒被殺。基督徒被迫害。 |
西漢、新朝、東漢。中國文化進入“獨尊儒家”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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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600年前，公元4世紀 |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中下層傳播，信眾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最後成為帝國的國教。基督教的組織模式，受自己原來“地下宗教”的傳統和帝國體製雙重影響。教皇是選舉產生的，但就任後有獨裁權力。管理體製呈金字塔式，各地有分支教區和主教。 |
東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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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500年前，公元5世紀 |
西羅馬帝國滅亡。文明遭到毀滅打擊，西歐進入黑暗的亂世 |
南北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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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200年前，公元9世紀 |
卡洛林複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羅馬帝國時代的一支野蠻人，皈依了基督教。他們的領袖，查理大帝，在今天的法國建立了一個較強大的王朝，被教皇冊封為“神聖羅馬帝國”，發展文化和教育，有一段文化複興。 |
唐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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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世紀後 – 17世紀 |
文藝複興，包括現代科學的產生，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s)脫離羅馬教廷(Catholics) |
明朝、清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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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18世紀 |
啟蒙時代，或稱“理性時代”，包括工業革命、美國成立、法國革命 |
明末、清朝 |
iii.猶太人逃出埃及後的路線地圖，距今大約3500年
圖4：《舊約》裏猶太人從埃及到迦南地的旅程。總曆時40年，摩西是領袖，西乃山在旅程的最南端附近。摩西在西乃山上獲得《十誡》
2. 相關教義
本文無意展開討論基督教信仰，而隻是介紹它的幾個與現代科學有關的特點。
首先，在《舊約》時代，猶太人就樹立了強烈的法製觀念。猶太人認為，人與神通過律法保持關係。他們非常虔誠地信仰神，所以非常嚴肅地對待律法。猶太律法覆蓋全麵、邏輯嚴謹、內部結構清晰。其中摩西的613條律法，類似於憲法。更詳細的《猶太法典》則基於摩西律法。從中國文化中走出的知識分子，看到幾千年前的猶太法的成熟程度、以及它與現代法律製度的相似程度，都會感到震驚。猶太人嚴格而徹底地認為，律法最大，高於任何個人，包括君王。《舊約 申命記》要求所有以色列的國王“要平生誦讀律法，以便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條款”[2]。這條猶太人3500年前的法律，即使在現代中國，也遠沒有做到。
有些考古學者認為，摩西律法的很多內容與比它更早的、距今3800年左右的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兩者有一個明顯的區別，至今奪人目光。《漢謨拉比法典》充滿神化和美化國王漢謨拉比的言辭，文體上就是一篇對王權的讚美詩。它在當時人們心中的權威，來自國王漢謨拉比的權威，所以國王自然在法律之上。而摩西律法視神為法的源頭，所以律法高過所有人。
猶太律法的權威不源於君王，所以法的實施也不能完全依靠王權，因此司法就有了獨立性，就會依靠和強調“正當程序”或“程序正義”。比如，摩西律法特別強調證人和證據。《舊約 申命記》規定，任何案件的定罪都需要多位證人。任何證人不許做偽證。要嚴厲懲罰做偽證者。對案件中的物證，有具體和理性的規定。有的案件，需要文書證據，也有詳細和理性的規定[3]。再比如，摩西律法強調，不偏袒任何人。《舊約 利未記》說，“在法庭上不許偏離公正，不要區別對待窮人，不要照顧大人物，要公平地審判你們的同胞”[4]。《聖經》裏還用大量文字，要求人們保護弱者，延伸了摩西律法強調“不偏袒任何人”的要求。
摩西律法實施了大約1500年後，耶穌看到了新問題。首先，人們行為上遵守律法，但心裏忘了神。比如，耶穌發現很多商販在教堂裏做生意，完全沒有心思崇拜神。再者，因為心裏沒有神，所以人們機械地執行律法，不理解深意。比如，耶穌在安息日為殘疾人治病，遭到猶太人反對。耶穌詰問他們，“在安息日裏，行善與行惡，哪個合法？”[5]耶穌發展了摩西的教義，強調律法背後的精神實質。《新約》對這種精神有多種論述，包括公平、正義、真理、生命、希望等，但最高的總結是，“神是愛”[6]。換言之，愛能促進公平、正義、真理、生命、希望等。愛與這些精神共存，不與它們矛盾。比如，曆史上一直有人疑問，“理性或科學的發展是否將與神衝突？”雖然基督徒與任何人一樣，不能預測未來的科學發現，但基督教早已決定擁抱科學，並一直堅持這個選擇，就是基於“愛…喜歡真理”的信念。神就是愛。隻要科學沿著真理的道路前行，就不會與神矛盾。
十六世紀產生的基督教新教，沒有改變耶穌的信仰，隻是反對羅馬教廷的一些言行。新教徒認為，自己是真正追隨耶穌和《聖經》的信徒，而羅馬教廷已經墮落，偏離了原有的宗旨。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基督教，都讀同一本《聖經》，都相信神和耶穌。它們的共同點遠遠多於它們的區別。
注釋：
三 現代科學的要素
在西歐文藝複興時期誕生的現代科學，繼承了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古典科學知識，但二者有巨大和明顯的區別。當今世界，人們普遍極端尊重科學，因為現代科學非常強大。被科學界認可的結論，即使人們以前聞所未聞，也幾乎沒有例外地、在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中變成現實。比如，美國科學家在1944年發現了鏈黴素，於是千百年來一直施虐世界的肺結核就突然不再那麽可怕了。現代科學內部高度一致，內容廣泛而精準，對社會的作用巨大，所以人們才推崇它、信任它。
古典科學遠非如此。它既包括一些正確的觀念，也包括很多錯誤和荒唐的內容。比如亞裏士多德認為重物比輕物下落快、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牙齒等。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字4代表“正義”、數字5代表“婚姻”等。很容易理解，一套同時包含正確和錯誤觀念的思想體係，肯定內部不統一。如果被用在現實中，它肯定會導致錯誤。所以社會大眾不可能全盤接受它，也不敢信任它。古典科學遠遠沒有現代科學強有力，對社會的作用也遠比後者小。從這個意義講，現代科學並不是古典科學的簡單進化，而是跳躍性的革命。本文關注的是現代科學。
與中國傳統學術相比，現代科學的特點就更明顯，但中國知識界經常視而不見，所以討論不足、理解偏駁。這節將挑選現代科學的三個要素，探討它們的作用和曆史淵源。其中兩個是思想特征，另外一個是科學家需要的言行和決策方式。這三點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個缺失，現代科學就不可能健康發展。
?本節對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樣對待現代科學的這三個特點。審視曆史，不難發現基督教催生和培育了現代科學的這些基本要素，而儒家思想與現代科學有內在的衝突。
1. “形而上”思維
現代科學與中國傳統科技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前者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係。這個體係的內部邏輯嚴謹，理論統一，層次分明。對外適用範圍廣泛。牛頓的物體運動學就是例子。它把世間萬物的運動，都歸納成簡單的三個基本定律。其他領域的專家又可以根據這三個定律，發展出在土木建設、槍炮彈道研究、天體運轉，等等各個分支領域的理論，形成專業體係。而在中國傳統科技裏，卻找不到這樣的理論體係。比如作為中國古代科技的代表，北宋李誡編寫的《營造法式》，實際上更像一本建築實用手冊。書中規範了多種建築做法，卻基本沒有抽象的概念、定律、理論體係等。中國古代科技，一直沒有發展出嚴密而抽象的理論框架。
現代科學的精深理論，從來不是輕易得來的。以物體運動學為例，亞裏士多德認為，“力保持物體運動”，似乎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現象。十四世紀時，人們開始知道空氣阻力和摩擦力的存在，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不再讓人滿意。於是法國神職學者布裏丹發明了“衝力理論”。他認為，物體被推動後，“衝力”傳到物體中，所以物體運動，但阻力會慢慢抵消衝力，所以物體最終停止。衝力理論還是認為，力是保持物體運動的原因，但可以解釋各種阻力的作用，比亞裏士多德更進一步。17世紀初，伽利略意識到，力改變物體運動的速度，但保持速度並不需要力。笛卡爾提出，“如果沒有力，物體保持運動”和“如果沒有力，物體沿直線運動”兩個結論。人類開始懂得，力不是運動的原因。17世紀末，牛頓陸續提出了他的三大運動定理。於是，大家熟悉的牛頓運動理論才成型。從布裏丹到牛頓，曆時近400年。這期間，很多學者提出過各種各樣的相關理論和想法，這裏隻列出其中最出名的幾個。那麽多極端聰明的人，耗盡一生的精力，跨時空相互深入交流，鑽研遠離現實、非常抽象的物體運動理論，才使它的邏輯越來越嚴密、潛在適用範圍越來越廣。
但科學並沒有停留在牛頓體係。二十世紀初，人們發現牛頓的理論不適用於接近光速運動的物體，於是愛因斯坦發現了狹義與廣義相對論，超越了牛頓。但不久後，人們又發現，在極端微小的原子內，相對論不適用，於是普朗克和玻爾等人又提出全新的量子理論。但量子場論和相對論不兼容，於是物理學家們正在努力研究“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希望概括相對論與量子場論。現代科學不懈地追求邏輯上最基本、涵蓋最廣、表述最簡潔的極致理論。這種追求永無盡頭。
中國科技史界討論中國與西方科學發展的差別時，經常強調現代科學與實踐的緊密聯係，卻嚴重忽視現代科學對理論精深的追求。但東西方的先哲們早就懂得，人要理解世界，就必需追求極致的理論或思想框架。最著名的是亞裏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紀撰寫的名著《形而上學》（Metaphysics）。簡單地講，他在書中論述了思想理論的體係與層次。“形而上”就是指在研究世界時，追求最根本的理論。有意思的是，亞裏士多德把他的這種“哲學的哲學(First Philosophy)”也叫做“神學”(Theology)。他認為宇宙運動的第一推力來自神，人理性地深究世界，到了極致，就會需要神，發現神。
中國遠古的《周易》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就是說，思想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人的思考由抽象到現實，就會想到具體的事，這種思維方式叫“形而下”。人的思考由具體到抽象，就會想到道理和規律，就是“形而上”。《周易》把世上萬物都歸結成陰陽，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思維，雖然這種歸納比較粗淺，思想水平遠低於現代科學。近代的中國學者，把亞裏士多德的Metaphysics翻譯成“形而上學”，真是神來之筆。
i.中國科技缺乏“形而上”的思維
既然中國古人那麽早就懂得“形而上”思維，為什麽中國後來的科技發展會在這方麵如此落後？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從最開始就是這樣設計的。漢以降的2000多年裏，儒家是唯一的官方學說。它明確規定，“忠”是個人思想上的最高原則，“治”是社會理想的最高目標。通俗講，忠，就是人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皇帝；治，就是天下的老百姓服帖，讓皇帝省心。為了這種意識形態不受挑戰，就要斬斷國人的“形而上”思維，因為形而上思維的本質，就是個人自主探尋最高目標與原則。儒家懂得，如果人們自主思維，得到的結論一般不會是“忠”與“治”。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儒家還沒有成為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時，孔子的傳人荀子在《天論》中寫到，“大智在所不慮。…所誌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誌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大意是，聰明的人懂得什麽不應該想…懂得大地，目的就是安排農事，（不要想得比這更多更深了）…懂得大道理，就是為了“治”，大事留給政府管，個人隻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天論》還說，“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意思就是“最聰明的人懂得不尋求知道天道”。這樣的指導思想，要求個人不要想得多、不要想得深，自然阻礙任何思想探索，尤其是形而上的思維。儒家哲人阻止老百姓深入思考的根本原因，其實說出來也很簡單。“忠”與“治”，都是從一人一姓的角度看世界，是為了一人一姓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們沒有限製地深入思考，誰又會自然想到把自己和民族的全部所有，去貢獻給那個指定的一人一姓呢？
思想控製，當然不會隻有勸說，還要有嚴厲的刑罰。儒家大師們很早就懂得這點。戰國時期成文的儒家經典《禮記 王製》中說，“析言破律，… 執左道以亂政，殺… 言偽而辯，殺… 假於鬼神…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意是，深入分析、違反規矩的人，… 思想不服帖的人，… 言論違規又要辯解的人，談論鬼神迷惑大眾的人，…要殺掉。… 對上述這些人，一律正法，不允許他們申辯。這個嚴酷的策略，不隻是說說而已。後來的曆代政府都付諸實施。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律》中就規定了“執左道”、“造畜蠱毒”、“造厭魅”、“妖言妖書”等有關言論和思想的罪名，並以“左道”之名殺過很多違背儒家經典的人。隋唐時期，就把“不道”罪列為“十惡”之一。《大明律》中又規定了“師巫邪術”的罪名，滅殺了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左道異端。清朝《大清律例》中也規定“邪教惑眾，照律治罪”。現代中國又有了林昭、遇羅克等人因思想言論被殺。
試想，假如布裏丹、笛卡爾、牛頓等人，當年生活在中國。他們都否定了古代聖賢亞裏士多德，當然也不會遵循儒家經典，所以就是“析言破律”。他們要畢生鑽研，提出各種學術假說，其中絕大部分是不對的，也沒有實際用處，當然就是“左道”和“言偽而辯”。這幾位又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是接近神。為了科學，他們形成了跨國界、跨世紀的“物體運動學界”，隔時空交流，並把新見解發布給社會，所以也是“假於鬼神…以疑眾”。如果在中國，他們早就被殺了。
過去2000多年裏，中國朝代更迭，但儒家意識形態一脈相承，所以敢於思考的中國人被殘酷淘汰。沒有被社會拋棄的人，早就習慣了自我限製思想，主動砍斷自己的形而上思維。比如，明朝時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與徐光啟聯合翻譯了古希臘歐幾裏得的名著《幾何原本》。但這部人類曆史上的數學經典，並沒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引起多大反響。當時的讀書人，都被訓練成了口中念著“忠”與“治”，心裏想著科舉和做官的儒生。他們讀書一輩子，不是憧憬思想，而是為了做官。無論《幾何原本》裏麵的思想多麽偉大、多麽充滿智慧，他們也不感興趣。現在有人認為，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歐，是因為西歐人得到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古典科學與哲學知識。科學沒有在同時代的中國誕生，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得到這些知識。這種觀點試圖為儒家對思想的鉗製開脫責任，明顯不對。看看《幾何原本》翻譯版在中國的遭遇就懂了，即使當年中國人得到古希臘經典，也會丟在一邊，不予理睬。
圖5：中文版《幾何原本》中的插圖。圖中是利瑪竇和徐光啟。原書由歐幾裏得寫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利瑪竇和徐光啟於1607年從拉丁文版翻譯成中文。
ii.基督教鼓勵“形而上”思維
a.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為什麽基督教文化圈裏，現代科學在“形而上”方麵做得這麽好？因為基督教不但允許，而且強烈鼓勵、要求教徒們有“形而上”思維。基督教思想體係，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形而上”模式。《舊約》把神的要求化作詳細可操作的律法條文。而之後幾千年裏，信徒們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運用律法應對。經曆過房屋過戶、財產繼承等民事法律程序的朋友們應該有體會，利用法律條款，就是把具體的情況與行為概念化、抽象化，然後與條文鍥合，這就是一種“形而上”思維。《舊約》的信徒們也一樣。千百年裏，他們大量運用律法，於是全民練習、實踐了“形而上”思維方式。另外，幾千年來，傳統猶太人對孩子的教育，主要內容就是律法。孩子們從小在課堂上學習什麽樣的具體行為適用於哪一條律法、以及背後的道理和原因，也就訓練和培養了“形而上”的思維能力。
在耶穌之前，摩西律法已經成長和成熟，發展出規模宏大、體係完整的《猶太法典》。通過一千多年的實踐，人們更深刻地理解了律法和律法背後的精神。於是耶穌在律法的基礎上創新，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他歸納了律法背後的公平，正義，真理，希望等原則，又在這些原則之後，看到了更深的精神，就是愛。耶穌把律法一步步深入歸納，最後總結成“愛”，就是形而上的過程。耶穌認為，這些原則和精神，比律法本身更重要。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變化，具體的律法會失效，但這些原則和精神不會。於是基督教就誕生了。在基督教裏，“神就是愛”。從《舊約》到《新約》，神，從律法背後的擬人形象，升華成了“精神”。從而，基督教比猶太教更進一步，完成了徹底的“形而上”過程。
關於耶穌代表的、對猶太教的信仰革命，一個通俗易懂的解讀，就是首演於1597年、文藝複興時期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創作的《威尼斯商人》。其中的高利貸商人夏洛克，代表隻接受《舊約》、不接受體現耶穌精神的《新約》、死守法律條文的猶太教徒。而劇中其他主要角色都是基督徒，每個人心中都有愛，包括愛情、友愛、仁愛等。男主角巴薩尼奧愛著女主角波西亞。第二男主角安東尼奧出於友愛，為了幫助男主角追求女主角，向夏洛克借高利貸，簽了合同，如果違約，願意陪一磅自己的肉。後來安東尼奧違約，夏洛克堅持按照合同、要割安東尼奧身上的一磅肉。生硬地按條文行為，雖然合法，卻是何等野蠻！劇中的基督徒們像耶穌一樣，並沒有拋棄合同，因為合同有正當性，但也沒有簡單地順從合同的文字，因為那樣太殘忍。於是在愛的驅使下，他們運用智慧，提出合同沒有寫安東尼奧需要流血，所以夏洛克割安東尼奧肉時，不許流血。夏洛克做不到，隻能放棄。最後，好人皆大歡喜。夏洛克在形勢壓力與內心羞愧的驅使下，隻得屈服，拋棄猶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威尼斯商人》的中心思想直截了當，就是對比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在現實中的不同，歌頌耶穌精神的偉大。一千多年來，基督教信仰是西歐社會裏占絕對優勢的核心價值體係。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處於宗教改革的後期。人們為基督教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爭論而打戰、流血、廢黯和樹立國王、分裂和統一國家等，所以整個社會，從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極端重視基督教思想。莎士比亞戲劇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作品，當然旗幟鮮明地歌頌耶穌的精神。其主題突出的程度類似於中國的“樣板戲”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
但是，從小到大我沒有遇到過一個中國人讀懂《威尼斯商人》的這個簡單主題。這部戲是近代中國引進的第一個莎劇，已經以各種藝術形式在國內上演了一百多年。億萬的中國孩子在中學語文課本裏學習過它。記得我上中學時，老師就說，“這部劇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早期，資產階級與封建製度的矛盾”。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還特地查了《無憂無慮中學語文網》。現在國內學校還在教導孩子說，這部劇“反映了英國封建製度解體、資本主義興起時期的社會矛盾，提倡個性解放和婚姻自主，反對封建束縛和神權桎梏”。這樣的總結真是混亂、荒謬。愚民手段可以這樣幾十年如一。想到它的效果之廣泛和徹底，讓人不禁歎息！
b. 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
猶太教隻有一個神，就是猶太各部落都隻崇拜耶和華，認為他是全能、全智的，所以猶太教的內部是“一神論”。但猶太教認為，耶和華是猶太人的神，隱含著其他民族有其他神。所以在猶太教的世界觀裏，世界還是“多神”的。基督教不同。耶穌說，“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全世界，對所有民族的人民作見證）”[1]。基督教把猶太教的神“形而上”，涵蓋全世界所有人民，所以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
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嚴肅思考過宗教，不體會“一神論”與“多神論”的深刻區別，所以我用一個中國人身邊的例子來解釋。很多中國家庭崇拜祖先，張家祭拜張氏先人、李家崇尚李姓始祖。每個家族隻崇拜自己的祖先，但不同的家族拜不同的祖先，所以中國社會是“多神”的。大部分多神論都類似。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保護神，於是整個社會就是多神的。比如雅典城的神是雅典娜，德爾斐城的神是阿波羅，於是古希臘就是多神的。如果你深入地想想，張家和李家祭拜自己的祖先，都主要強調祖先體現的“忠、孝、信、義”等精神。而祖先們的個人特征，比如長相、姓名、生活年代、具體事跡、社會地位等，在他們在世和死去不久時也許很重要，但隨著年代的久遠，對後代的意義就越來越小了。千百年之後的今天，張家和李家祭拜祖先的內容，主要都是注重精神，而目的也都是給家庭帶來“和睦、財富、好運”等。但大部分人看不清不同家庭拜祖的本質相似，而片麵強調家族間的界限。張家人決不會祭拜李家先人，反過來也一樣。崇拜對象的不同，經常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鴻溝。比如在邊遠地區，家族意識占社會主導，不同家族的人視彼此為“非我族類”，家族之間的矛盾可以非常激烈。
祖先崇拜屬於低層次的宗教。目前世界上的幾大主要宗教都較之有長足進步。以基督教思想看祖先崇拜，結論有二。首先，張家人和李家人都自以為在崇拜一個年代久遠的具體的人，但如果他們運用智慧、深入思考，就會發現，他們應該崇拜的，是那個人代表的精神。而那個祖先的個人特征，對於後代並不重要，也不值得後人崇拜。所以，《聖經 新約》獨具洞察力地說，“God is spirit(神是精神)”[2]。基督教要人崇拜的神，並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胡子老頭，而是一種精神。第二，張家和李家拜祖，推崇的精神經常很相像。耶穌斷言，不但張家人和李家人，其實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應當追求同一個終極精神，就是愛。愛就是基督教的神。這就是基督教覆蓋所有人的最廣泛的一神論。人與人之間有很多不同，但在基督教的神麵前，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他們之間都是兄弟姐妹，無論種族、性別、階級、疾病或健康、富有或貧窮等。
基督教的最廣泛的一神論，在現代科學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大部分中國人忽視，完全不理解。我再用一個直觀的例子來解釋。假如你是中國的電工專業的科技人員，在工作中大量利用偏微分方程。如果美國的一位數學家突破了偏微分方程領域的一個重要難題，你馬上就會就認為這個新結論可以被用在你的專業裏，即使你根本不認識那位美國數學家，即使他一點也不懂電工專業，即使你也不怎麽懂他的數學，即使美國和中國在鬧矛盾。在現代科學中，這種不同領域、不同國家、不相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司空見慣，是現代科學生存、和發揮社會作用的關鍵基礎。
現代科學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數學、科學、和科技體係內的這種廣泛信任，在基督教主導科學以前，在任何古代社會裏都不存在。比如，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天才地發現了很多數學與科學結論，但他與他的追隨者們形成了一個秘密的學派，如同中國曆史上的密宗。在這個學派內部，學者們能夠互相信任，互相接受彼此的學術結論。但他們不對外傳授自己的發現，也不輕易接受學派以外的學者的思想。這樣壁壘高築，當然就不可能有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學者之間的廣泛交流和信任。
古典時代的學術思想統一，經常隻在學派內部，依靠學派領袖的思想的協調一致。比如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內部，大家都追隨他。而他確保自己的各個想法之間的兼容，於是學派內的學者們才可能相互交流、借鑒、和信任。但學派之間就沒有這樣的關係了。這就如同中國的儒家內部、或道家內部，學者們可能大致相互借鑒，但儒、道之間就很難做到。文藝複興時期在西歐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都是由基督教會主導，其後果有二。第一，因為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它的神適用於所有事項和所有人，所以基督教會為了理解神，就有必要主持研究學術的所有領域。第二，早期的基督教科學家們，都認為自己最終追隨神，而不再像古典時代的學者那樣追隨某個學派領袖。於是，在整個基督教文化圈內，所有科學家們都有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礎，不論是什麽背景、或在任何領域，這個基礎就是神。
再後來，現代科學繼續成長，愈發強大，形成了現代科學精神，並且帶動了整個西方世界從軍事、到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興盛，使得基督教文化之外的人，即使繼續拒絕基督教，也覬覦現代科學的功能，不得不努力接受植根於基督教的現代科學精神，雖然到現在為止，世界上不信仰基督教的各個民族，對現代科學的接受和崇尚程度，還遠遜於基督教文化圈。總之，從基督教信仰生長出來的現代科學精神在全世界的傳播和被接受，使得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相識的科學家之間能夠相互信任和交流。
耶穌之前，畢達哥拉斯認為，自己的數學理論的終極是一個神。類似地，亞裏士多德也認為，自己的宇宙模型的最終推手是一個神。但他們都沒有看懂，自己的神與其他學派的神，本質上是一樣的。摩西和大衛認識了耶和華，但以為它隻是猶太人的神，沒有看懂它也可以是其他民族的神。在中國，孔子和孟子對神敬而遠之，以為帝王才是世界與人心的主宰。隻有耶穌第一個看懂了，掌管人心和世界的神是一種精神。世界上所有的人，無論是猶太人、阿拉伯人、羅馬人，無論膚色、地位、財富、性別等，本質上都是一家人，在神麵前都是平等的。
c.基督教選擇擁抱理性主義
曆史上，基督教比較順利地接受了古典理性主義，包括形而上學。公元四世紀末，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不久，中國人熟悉的《懺悔錄》作者，古羅馬的偉大哲學家，基督徒聖.奧古斯丁（354－430年），就明確反對教條主義地理解《聖經》，尤其反對完全按字麵理解《創世記》。他的思想對後來的神學和哲學都有很大影響。大約一千年以後，到了中世紀中後期，西歐重新發現古典知識體係，尤其是亞裏士多德的著作，於是古希臘理性哲學回歸。信仰和理性，看起來將有矛盾。這時，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聖多瑪斯·阿奎那（1225 – 1274年），登上了曆史舞台。他的著作對哲學和神學的貢獻都很多。通俗講，他在神學的高度，把理性納入了基督教正統思想。他認為“神有理性”（Reason is found in God），“任何能使人類認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神給的”[3]。也就是說，基督徒可以盡情地擁抱理性、探索科學，而不用擔心因此違逆神。羅馬教廷勇敢和無私地接受了阿奎那的理論，意味著教廷將接受符合真實與理性的新觀點，隨時準備修改舊教義。
普通教徒或教會，不需要阿奎那的理論，隻跟隨《聖經》的直白表述，就接受了理性思維。比如《舊約 以賽亞書》裏就有“神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4]。神要人們思考，組織觀點和語言，與他辯論，就如同一位睿智的父親，激發孩子有自己的觀點，然後鼓勵他表達出來。因為通過這樣的交流，孩子可以成長，理解更多的道理。基督教會的主流認為，人思考，理性探索，就是在與神交流，可以更好地接近神。教廷在阿奎那之前也包容和資助過理性知識的傳播與探索，比如在卡洛林複興時期，教會建立學校，支持學術探討。自阿奎那以後，教廷的思路就更清晰，努力就更大。實際上，從中世紀到現在，西歐神職知識分子們，以及一般的大眾，都認為人要讀好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真實的“自然”。主流基督教思想是，兩本書都是神給人的，它們不可能有矛盾[5]。
文藝複興時期，西歐社會從教皇到普通教徒，早已摒棄了教條主義地理解《聖經》，並全麵接受了理性主義。亞裏士多德被教廷和社會大眾同時尊為哲學和科學權威。基督徒們認為，古典知識是先哲們讀神的第二本書“自然”時獲得的真知灼見，也是神給人的，基督徒當然應該學習和利用。基督教中的思想精英們懂得，要向耶穌學習，用智慧和勇氣探索世界，跳出《聖經》狹隘的字麵意義，全力追求和理解文字背後更深更廣的精神。如此思想自由的氛圍，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性的科學巨匠，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維薩裏、達芬奇等。伽利略在1615年寫給美第奇大公夫人的信，深入解釋了自己的科學研究背後的思想，後來成為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他在信中說，聖經的閱讀者經常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停留在聖經的字麵意思，而不深入理解。”[6]
在中世紀後期的西歐，理性主義與基督教合流，強烈地推動了基督徒科學家們的“形而上”思維。以牛頓為例。他一輩子都是狂熱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神。他堅信，在表麵上紛繁複雜的宇宙萬象的背後，有一位智慧的主宰。就像一個睿智的人做事情總有大原則，不會雜亂無章，神造的天地，背後一定隱藏著神的智慧和完美[7]。當看到蘋果落地，牛頓不會隻研究了“蘋果怎樣下落”就停止，因為這對理解神的幫助太小。如同孩子熱愛遠方的父親，得到父親的一封信後，孩子不會隻注意信的一部分、或字麵意思，而一定會通讀全信，努力從字裏行間揣摩父親的目的、心情、狀況等。孩子的目的不隻是理解這封信，而是理解信背後的父親。牛頓就是這樣的孩子，他愛的父親就是神。他要以理性主義為手段，在具體的科學規律中找到背後統一的規律。牛頓把這種終極規律看作神的意誌，所以非常重視。追尋終極規律，就是他研究科學的目的。
《新約 羅馬書》說，“（對神的）盼望不會讓我們失望”[8]。對神的信念沒有讓牛頓失望。他從蘋果落地的狹隘現象開始，“形而上”地追溯，發現了適用於宇宙所有物體的“萬有引力”理論。當時西歐幾乎所有的科學家，比如笛卡爾、伽利略、布裏丹等，都和牛頓類似，都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對耶穌的追隨是他們科學研究的原動力，他們因之碩果累累，對神的盼望也沒有讓他們失望。如耶穌所說，“我就是道路、真理…”[9]，這些科學家的信仰讓他們的科學探索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最終獲得了重要發現。
文藝複興時期的西歐，在基督教信仰的引領下，革命性的科學發展層出不窮，人的思想和社會本身都因此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很多中國人猜測，這些顛覆性的、讓人應接不暇的科學新發現，很可能會摧毀有幾千年曆史的對耶和華的信仰。但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的快速發展確實衝擊過一些基督教傳統，但這些傳統都是關於人的、並非對神的信仰。幾百年以來的科學進步並沒有否定宇宙的萬物背後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所以教廷認為，“在基督教信仰與理性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每項科學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學方法和倫理，就不會與基督教信仰有矛盾”[10]。
回顧中國科技，比如北宋的《營造法式》，它的編製人員的目的就是“造房子”。從他們的角度看，探究建築方法背後的物理或幾何理論，沒有什麽意義。再比如中國古代的數學高峰，漢代的《九章算術》，目的也隻是服務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應用算術問題。它采用問答形式，直接明了。而更深的抽象數學概念、定理、或理論框架，對於它的目的，完全是多餘和累贅。曆朝曆代、各個領域的中國科技人員都類似。他們沒有神的概念，所以不覺得“各種實用規律背後一定有更深的規律”，也不覺得“終極規律是神聖的，我要追求它”。在古代儒家科技人員的心目中，他們的科技隻有外在的“用途”而沒有內在的“意義”，所以他們沒有理由或動力做“形而上”思考。他們就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中國的科技水平就徘徊不前上千年，現代科學也就沒有誕生在中國。
2. 事實與真理
對於現代人，尤其是科技學人，真實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們一般覺得，日常說話都應該真實，思想和理論就更應該了。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把真實作為判斷言語和思想的標準，遠不是人的天性。比如亞裏士多德就認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牙齒。難道這麽偉大的哲人，在作此定論前，就不能請太太張開嘴，數一數她有幾顆牙？中華傳統文化，也一直沒有這個觀念。比如商人用甲骨占卜，周人用蓍草筮卦。試想，兩個商朝將軍，大敵當前而有不同意見時，就用火燒龜甲骨，然後看甲骨裂紋的形狀，來決定采取誰的意見，真實何在？邏輯何在？再比如，在中華文明成熟的晚清，在最高政治殿堂上，談論關於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問題，最懂洋務的重臣之一，林則徐，於1839年聯合兩廣總督鄧廷楨聯名給道光帝寫的一道奏折。原文如下，“夷兵除槍炮外，擊刺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製也”。他認為英國士兵的腿腳伸屈不便！而更讓人驚訝的是，一年之後，鴉片戰爭進行期間，他再次上奏，“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複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製其死命”[11]。他繼續認為英國士兵腿不能彎，摔倒後，不能自行站起。他難道從來沒有想到親自去戰場看看真的英國士兵？區區40年前的1978年，中國國家政治裏最大的事，就是全國討論“什麽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當時不同意見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從最高層到普通老百姓，主流想法是，毛澤東思想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最後，鄧小平用個人權威改變了辯論的大方向。至少到那時，中國還沒有樹立起“理論必須符合真實”的觀念。
i.真實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大多數中年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心裏都很懂得為什麽真話、真實、真理，在中國社會裏不被看重。比如在單位裏，大領導一手遮天，沒有人或規矩能管得了他。他有他的企圖心、利益、和盤算。單位裏的其他人不得不順著他，什麽事都要揣度他的想法，以他的立場為標準，而不能從客觀的角度看。於是，真實就被權力壓製了。從秦漢以降到今天，整個中國的大形勢就和這樣的單位類似。區別是，單位裏的“權力壓製真實”經常屬於潛規則，大家心裏懂，但平時都不說出來。而在國家、民族、和文化層次，它被定為原則、立國之本、憲法等，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人遵守。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時代，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國家對所有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忠於皇帝一人一姓。現在，名義上的皇帝沒有了，但社會本質還是類似。在這樣的社會裏，真實經常成為體製的敵人。比如，唐太宗逼父殺兄而得到皇位。他當然不想讓天下人知道，當然就得掩蓋事實。皇權與真實，就這樣天生衝突。皇權成了社會最高原則，真話、真實、真理就必然受壓迫。唐代的儒生們為唐太宗隱諱，曆代儒家還奉他為賢明君王。儒家號稱忠、孝、悌為最高操守，又要推崇唐太宗，為他遮醜，暴露了儒家的虛偽和自相矛盾。
權力越霸道，真實就越不重要。絕對的權力，泯滅真實。這樣的價值觀蔓延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當然也進入了科技領域。比如，讓現代中國人非常驕傲的古代發明，指南針，隻是東漢王充在《論衡》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原文語焉不詳，缺少技術、製作、和應用的關鍵點。後世也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指南針被廣泛應用過。可能因為馬克思曾經提到它[12]，1950年代郭沫若訪蘇，希望用這種指南針做國禮，“長中國人的臉”。但組織全國之力，還是沒有複製成功。當時的結論是，即使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磁矩也還是太弱，不可能用來指方向[13]。雖然發現做不出來，從那時到現在的幾十年裏，全國每一個學齡孩子還是繼續在教科書中學到它，為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從當權者角度，讓孩子“增加民族自豪感”，就是為了維護權力。所有上述現象，2000年前文獻記錄的粗略、2000年中少人問經、以及現代人發現不可行後還繼續宣傳，都代表民族心理對科技本身的漠視、和對真實的不在乎。
為了維護、鞏固權力，忽視真實、忽視科技，在中國曆史上是常態，例子比比皆是，遠不局限於指南針。比如，清朝康熙帝嚴格限製了火器的研製，造成兩百年後中國被蕞爾小國英國打敗，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害怕漢人掌握火器，威脅皇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從西方傳回來的概念。文藝複興時期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中國古代有三大發明[14]。近代英國人李約瑟（1900-1995）大肆讚美了四大發明，才引起了中國社會的重視。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在乎過這些古代科技。西方人的肯定，讓當權者覺得政治加分，所以大肆宣揚，但是繼續忽視這些所謂“古代科技”本身，包括不在乎它們是否真實。比如活字印刷術，史料僅見於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曆史上沒有被廣泛采用。近代中國的活字印刷技術來自日本[13]。類似被追捧、但真實性可疑的古代發明還有很多，比如地震儀等。
儒家鼻祖，孔子，提出過一個總原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5]，就是為地位高的人、自己喜歡的好人，遮掩事實。比如孔子在《春秋》裏談“狄入衛”，一筆帶過，語焉不詳。而左丘明的《左傳》記載，北狄滅掉衛國，衛懿公戰死，全國隻剩730人[16]。孔子避談這段慘烈的曆史，因為他推崇那時的華夏霸主齊桓公。霸主的最大責任就是保護列國抵禦外敵。衛國被滅，是齊桓公的重大失職。孔子宣揚“王道”，希望樹立“王者無敵”的觀念，就是“真正實行王道的好君主戰無不勝”。他把齊桓公看成這樣的好君主，但後者沒有能保護衛國，所以孔子就掩蓋這段曆史。後代儒家尊孔，不但認同他遮掩事實，還發揚光大，造成中國幾千年來的正史裏假話連篇。儒家之前，中國也有尊重真實的知識分子，比如春秋時代被崔杼連殺三人的齊國史官家族[17]。“獨尊儒術”後，這樣的人就基本沒有了。
儒家的“道”與“天理”經常和事實相矛盾，但儒家從來不像中世紀時的西歐基督徒那樣“以事實和邏輯為武器，公開辯論，讓對的思想自然勝出”，而是“諱事、殺人”。儒家經典《禮記 王製》明確建議，君王應該以思想言論為由殺人[18]。根據《荀子·宥坐篇》、《論衡》、《史記》等的記載，孔子在魯國收徒講學時，有位競爭對手，也是著名學者，名叫少正卯。孔子的三千弟子多次被他大量吸引走，導致孔門“三盈三虛”。後來孔子當官，幾天後就殺了他。學生問孔子為什麽，孔子說少正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孔子的這五大理由，全都屬於言論、思想、和號召力的範疇。通俗地講，孔子覺得，少正卯的學說與自己的不一樣，又有很多門徒和信眾，所以就是威脅，就應該殺。更直接地講，孔子赤裸裸地宣揚，你又聰明又能幹，卻不順從我，就是罪，就要殺你。
東西方的先賢們都看得很透很遠。耶穌和門徒們知道，自己傳播的信仰可與真理共存，“在真理中歡愉”[19]，所以基督教包容和鼓勵人們追求真理。孔子和弟子們也懂，自己的“道”與“天理”不能與“真實”和平共處，所以明確教導後代君王和君王的參謀們要“諱”與“殺”。兩千多年來，這樣的儒術就是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近代以前，中文裏甚至沒有與今天的“真理”相對應的詞。現在的“真理”，主要含義是“符合真實”。而儒家的“道”、“天理”，強調它們的重要和神聖，並沒有“符合真實”的含義。漢語裏“真理”一詞，最早來自佛教，意思是“最純真、最正確的道理”，沒有“符合真實”的含義[20]。《說文解字》講，漢字“真”是“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意思就是可通鬼神界的人。所以“真理”的字麵意思是“從神界來的道理”，與“天理”類似。
ii.基督教推崇真實
對真實的推崇，是現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關鍵之一。這個原則來自基督教。在商朝人用甲骨占卜決定國家和個人的大事時，摩西就在《十誡》裏告訴猶太人，“不許做偽證”[21]。就是在嚴肅問題上，不允許說假話。這適用於所有場合，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法庭上、教堂裏、和工作中，當然也包括著書立說、發表理論、表達意見、評論別人的觀點，等等。猶太人相信，摩西律法來自神，所有人都要遵守，包括摩西自己和曆代猶太君王。所以，“不許做偽證”，在猶太人心裏和社會裏，都非常重要。
大約在儒學成為中國官方思想時，身在羅馬帝國的耶穌繼承和改革了摩西的信仰。耶穌認為，律法背後有更深層的精神。這些精神比律法更重要，而“真理”就是耶穌推崇的精神之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9]。《新約》又重申，人們“不要相互撒謊”[22]。“你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放棄虛假，並且對你們的鄰居說真實的話”[23]。所以幾千年來，說真話，是對每個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哥白尼、伽利略、維薩裏等在現代科學誕生中起關鍵作用的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明知自己的理論和發現會引起與其他教徒、專家、或教廷的矛盾，給自己帶來不便，但還是選擇繼續做、並公之於眾。基督信仰是他們勇敢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因。
因為耶穌教導大家崇尚真實，所以有幾千年曆史的基督教社會，自然發展出了一整套容忍和鼓勵人們說真話的機製。基督教把精神作為最高原則，與中華文化崇拜皇權的情況有根本不同，所以他們麵對很多我們中國人不熟悉的問題。比如，基督徒們發現，即使誠心追求真相和事實，得到它們的過程也經常充滿困難，昂貴、費時，並且結果可能模糊不清。所以他們很早就懂得，追求真相需要程序。於是他們就有了“正當程序”或“程序正義”的初步概念。比如摩西律法裏就已經有多處隱含“律法麵前，人人平等”的現代原則，並規定相應的程序保障。《舊約 申命記》裏要求國王也在律法之下，要嚴格按律法辦事[24]；要求要公正地對待弱勢人群，比如外地人、寡婦和孤兒[25]；要求法官要對雙方都不偏袒，隻追求公正[26]；要求每個案件有多名證人，要對質，對作假證人要嚴懲[27]，等等。
《舊約》表明，猶太人很早就理解，正確判斷一件事，要讓不同的親曆者，以相互平等的地位，說出從自己角度的觀察，然後由立場中立的局外人整合與評判。這個基本的程序設計，幾千年來被不斷完善，並被廣泛應用到社會的多個領域。在現代法庭上，它被稱作“對抗式訴訟製度”(Adversarial System)，就是對抗的雙方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證人，他們每個人都平等地說出自己認為的真相，再由立場中立的陪審團裁決。在政治領域，多黨競爭製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不同政黨代表不同視角，而公民整體就是中立的評判人。中世紀時，這個程序在西歐學術界生根開花，發展成一種多觀點理性辯論的模式，叫做“辯證法”(Dialectic)。它在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經曆卡洛林複興之後，西歐學術氛圍再起。同時期，穆斯林侵入，逐步占領意大利南部、以及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迫使那裏老百姓大規模流動。然後就是十字軍東征，西歐軍隊多次踏足東羅馬。在這些社會動蕩中，很多東羅馬和伊斯蘭書籍流轉到西歐境內。還有一些學者主動進入穆斯林占領地區，為學習伊斯蘭最新文明成就，或跑到偏僻的愛爾蘭，尋找失傳的古典書記。就這樣，西歐重新發現古希臘哲學，主要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其中的積極分子們被稱為“經院派”。他們回到故土，或輾轉於大小城鎮，與當地基督教修士和貴族們交流。後者的知識來自《聖經》，而前者帶來新思想，雙方觀點碰撞在所難免。
那個時期戰爭不斷，人們推崇騎士精神，在學術對壘中也如此。經院派與傳統修士們經常激烈辯論，儀式感強烈，如同騎士對決，隻是武器不是刀劍。這種學術辯論方式，崇尚邏輯和證據、拒絕情感因素、不留情麵、外力不介入、直至勝者在旁觀者的心目中自然湧現，就是“辯證法”。現代西方學術界的爭論，還是鼓勵各派發表文章，借助證據與邏輯，不帶人身攻擊，外力不介入，就是這種古老辯證法的變種。一般國人印象裏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黑格爾創立的哲學分支，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黑格爾用“觀點的交鋒”代替了“人的交鋒”。
總之，這個《聖經》裏的議事程序---就是立場不同的每一個人，以平等的地位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然後在沒有外力幹預的情況下，由中立的第三方裁決---被廣泛應用於基督教社會，卻一直不能在中國生根。比如中國的法院，從古到今，雙方都會試圖用各種外力影響法官，最常見的是找同情自己的高官介入。在學術評審時，總有請評委吃飯、拉關係、送禮等。媒體上的討論，永遠有高層在背後定調。在短暫的北洋政府多黨議會裏，總有人大規模賄賂議員…。同一套程序，在不同社會裏遭遇迥然不同的命運，背後的原因簡單而深刻。它在基督教社會裏盛行，因為人們發現它是最有效的獲得“真實”的辦法，所以覺得它公正，把它稱作“正當程序”，認為實施它就是維護“程序正義”。它在中國不能生根，也是因為這點。一般中國人不崇拜神，心裏沒有“比任何人更重要”的原則。所以他們的最高目的經常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說，就是希望自己被偏袒。但“真實與公正”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不受中國人歡迎。尤其是中國的權力者，他們當然也不信神，也是隻要自己好，不管別人。他們敏銳地發現，“真實與公正”將侵犯自己的特權，所以就把“真實和公正”踩在腳下，當然也排斥這套來自西方的“正當程序”。
3. 學術原則高過任何人
i. 西方學術界的特點
一次與在國內做教授的朋友討論學術界的現狀，他激憤地說，“學術界應該是最民主的…”。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學術界的組織模式不是民主體製。哪個學術觀點對、哪個錯，不應該看支持者人數多寡。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以為學術界應該民主，可能因為他們覺得學術是好的，民主也是好的，所以兩者應該關聯。學術界當然也不應該是獨裁製。比如在國際物理學界，並沒有一個“物理學總書記”或“世界物理中心”這樣的人或組織做最終學術評判。
現代西方學術界采用的是一套崇尚原則的權威體製。這個體製裏的每個人，被要求心裏崇拜同一套學術原則，包括理性、真實、誠實等，而不是任何人或人的組織。假如某個25歲、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推導出一套公式，證明偉大的牛頓“錯了”、以前的所有理論都“錯了”。學術界裏的其他人，被期待以理性、真實、和誠實為原則，嚴格閱讀和理解他的公式。如果發現他的理論有錯誤，就應該誠實地指出。如果他的邏輯和證據都正確，也應該誠實地指出。不應該因為他年輕沒有名聲、或他批評的先哲名聲很大，而忽視、埋沒他。這個例子裏的年輕人就是1905年時的愛因斯坦。他在那年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狹義相對論，一舉成名。
在發表意見時，學術界裏每個人的權威大小不同，意見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一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多篇文章的人，比另一個沒有在頂級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的人，擁有更高的權威。所以，學術界內，不是人人平等的，也不應該人人平等。學術權威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一個人發表過很多頂級文章，但最近幾年的發表量變少，他的權威也會下降。但是，無論一個人的學術權威有多高，也不如“理性、真實、誠實”等這套學術原則重要。換句話說，非人的學術原則地位最高，任何人的權威次之。這套原則的權威，不依賴某個人或組織，而是來自於人們對它的堅信(faith)。比如在1940年代，量子力學問世不久，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堅定的反對者之一。他的名聲當然影響了很多其他學者，但物理學界並沒有因此就摒棄了量子力學，而是對這個新理論的每個結論，都更小心地審評。最後，量子力學還是憑借自己的理性、邏輯與實驗結果而被物理學界接受。愛因斯坦的學術權威非常高，但沒有學術原則的權威高。
ii. 西方學術界脫胎於基督教
現代學術界的這套“原則的權威高於任何人”的體製，與基督教非常相似。基督教的神就是一種精神或一套原則。基督徒隻崇拜心中的神。神高於所有人，所以基督徒永遠把“現實中的權威”與“我心中的權威”分開。前者是人，後者是神。基督徒也尊重握有權柄的人，因為《聖經》要求基督徒“做一個好公民”[28]。但基督徒不崇拜自己的領導、領導的領導、直至教皇或國王。比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等，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都非常尊重羅馬教廷，但知道教皇也隻是一個人。所以他們不懼與教廷意見不合，狂熱地追求真理，因為真理是神的精神[9]。
曆史上，西方學術體製的源頭就是基督教。西歐最初的學校和大學，比如著名的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羅馬大學等，都是基督教會設置的。最開始，這些學校主要講授神學，順帶講授哲學。科學在當時被稱為“自然哲學”，屬於哲學。那時的學術界是神學界，就是資深基督徒討論神的圈子，當然依照“神是最高權威，高過任何人”的原則運行。後來科學在學術界內部不斷壯大，其所遵循的組織運行方式，繼承了神學研究的方式，繼續崇拜神對人的指教，比如“真實、誠實、理性”等，隻不過不再提“神”的名字而已。比如在科學的幼兒期，科學還是神學的一部分，伽利略在天文學的新發現，就是由神學家貝拉明做學術把關的。貝拉明用神學學術原則裁判伽利略的科學研究，即使按今天的標準看，貝拉明也做得無懈可擊。科學已經從神學與教會中獨立出來，但未來科學的健康發展，毫無疑問地，繼續依賴從基督教裏帶來的這套體製和原則。
iii. 中國人心中的王權，阻礙科學發展
a.權力幹擾學術
195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後向物理學家錢三強詢問原子物理的問題。毛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29] 之後，中國的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科學家，把毛的這段講話稱作“物質無限可分”理論，並利用它在學術界展開政治鬥爭，口號是“批評科學領域的唯心主義”之類，實際是借政治領袖的力量，讓自己在學術界晉身、奪權。在這個過程中，幾位中國物理學家引用毛的思想，把當時世界物理學界已經發現的次原子粒子重新命名為“層子”。然後中國物理學界聲稱，“層子理論”是中國對世界物理發展的巨大貢獻。當然，這個理論隻在中國時髦，對世界物理沒有什麽影響。毛死後，它在中國也銷聲匿跡了。
很多人以為，權力幹擾科研，隻發生在敏感的文科、或重大工程領域，比如三峽大壩是否修建等，而沒有意識到，權力早已滲入中國學術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即使與政治毫不沾邊的原子物理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不隻發生在現代、也不隻在最高層，而是從古到今、在所有層次、所有領域。“幹擾”這個詞早已不適用了，因為它隱含著幹擾者是外界因素，主體還擁有不受幹擾的時候。在中國的學界，幾千年來，權力是常駐的主宰，學術本身倒一直是奴婢。曆史上，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科舉製等，都是權力拔樹尋根式地滅絕學術獨立[30]。絕大部分中國學者，早就習慣了為權力做下人。比如在任何學術會議上，主席台上的人、最重要的講話人，都不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任何學術出版物、討論、評審、評比等，如果接到上級領導的一個指示，相應的決策、內容、人事等就會改變。現實如此，一些讀書人就借勢取巧，主動邀請權力介入，給自己製造晉升的機會。比如，1952年，年輕的科學家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31]，就是借蘇聯的例子，催促中國的政治新權力介入學術。得手後，他名利雙收，青雲直上。
b. 學術原則不彰
春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歐基督徒學者有一些類似。前者內心追隨不管事的周王和“禮、樂”製度，現實中尊重本國的王侯。後者崇拜神，尊重教廷。東西方的學人都把“心中的權威”看得高過“現實中的權威”。這就是為什麽春秋時還有百家爭鳴，還有史官誠實寫史，寧死不屈，像基督徒殉道士一樣勇敢。秦漢以後，社會結構變成金字塔型。每個人都有一個領導，除了皇帝。收入、權力、地位、和內心的忠誠，都指向領導、或領導的領導。中國人“心中的權威”與“現實中的權威”重合，都是王權。於是，沒有人再崇尚看不見、摸不著、也不會給自己帶來好處的思想或原則。絕大部分中國現代學者還是這樣，即使智商很高、留過洋、有過很好的成就，心裏也不存在高過權力的原則。
這樣的社會框架和人心狀態，使得不懂學術的權力常態化地幹預學術。而學術人也認同權力的幹預，沒有抵抗的能力或願望，造成沒有人堅守“真實、理性、誠實”等學術原則，當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就遇到困難。身處社會各個角落的中國人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比如學生說，“賽先生進不來中國”；專家說，“國家決策缺乏科學精神”；海歸說，“中國在劣幣驅趕良幣”；教授說，“要當院士、就要先做院長或書記”；哲人說，“中國的學術界徹底官場化了”，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的本質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國社會和學術人，把人的權威看得高於原則，使得真實不能在學術界彰顯，好的科研不能脫穎而出，壞的科研不能被及時淘汰。比如屠呦呦的成就得到了諾貝爾獎，卻一直在國內被忽視。“層子理論”沒有實質內容，卻占據中國物理界幾十年。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國人把權力當信仰、內心缺乏原則的特點，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能大家都遇到過。比如，一位在國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曾經問過我，“基督教新教裏，到底誰是權威？我應該聽誰的？”我說沒有統一的權威。他很驚訝，不敢相信，說，“那不就亂了嗎？”我說，“不會，就像世界物理學界裏也沒有統一的權威，不是也沒有亂？”他半信半疑。大多數中國人覺得，如果權力不是金字塔型，人們的信仰不再是皇帝或國家，天下就會大亂。即使上過大學，甚至就在學術界工作，大多數人也沒有意識到，學術界應該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威分離，學術原則高於人的權威。西方學術界這樣運行了近千年，支持了文明的大發展，也沒有“亂”，不是很好嗎！
注釋：
四 《聖經》違反科學嗎？
國內的一位朋友，一直對基督教有興趣，多年來斷斷續續與我討論。最近他對我說，他曾多次試圖通讀《聖經》，但每次讀到書中的第一段話，就是《舊約》第一部書《創世記》第一章的第一句，“起初，神創造天地”，就覺得讀不下去。他從事科研工作，覺得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我認識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情況與這位朋友類似，覺得《聖經》不科學，所以心裏排斥基督教。
大約四百年前，伽利略也曾思考《聖經》為什麽不科學。他一生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年輕時，他改進了望遠鏡，然後把它指向天空，觀察每個基督徒都覺得神聖和神秘的“天堂”。他的新發現，促使他支持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反對當時天主教廷認同的“地心說”，於是受到教廷的審查。自己相信的理論與《聖經》文字衝突，給哥白尼的人生和內心都帶來了巨大壓力。他嚴肅地思考，“為什麽無限能力與智慧的神，沒有在《聖經》裏用嚴謹和科學的語言描述世界？”後來，他把自己的心得寫信給美第奇大公夫人，說，“神的目的是教人怎樣進入天堂，而不是教人宇宙是怎樣運行的… 我不相信同一個神，已經給了人感知、思辨、和智力，卻不允許人運用這些能力，而隻讓人通過《聖經》來獲得關於自然世界的知識”[1]。通俗地說，《聖經》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學，而是引導人認識神。神已經把科學研究的能力給了人，所以神把科學探索的任務留給人類自己，而沒有試圖利用《聖經》來傳授科學。
《新約》說，“從來沒有人見過神”。神是一種精神，不是一位老人或神仙。但從《舊約》時代到今天的幾千年來，《聖經》的信徒們，包括猶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把神看作心中的父親。因為這樣的比擬，最容易使一般人體會神的意義。就如同父親與幼子，神大智大能，而人愚昧無知。神把《舊約》傳給人時，我們中國人聰明的祖先，還在看龜甲裂紋決定戰爭策略、婚喪嫁娶、治療疾病呢！即使後來的《新約》，也大約2000歲了。耶穌離開這個世界時，人類還處在文明的幼稚期，比如他的大部分信徒是文盲、沒有嚴謹思維的訓練，書籍昂貴、擁有率很低。所以千百年來，基督徒一直理解，《聖經》就像一位慈父要長久地離開還不懂事的孩子，為後者留下的一封簡短家書。因為孩子各方麵的局限，父親故意把這封信寫得簡單，內容貼近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包括了最重要的話，讓孩子即使無知無能，經過努力，也能大致理解，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不斷受益。神希望無知的人，努力理解和聽從他的話，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懈奮鬥，逐步獲得真理，開創美好的未來。
與摩西或耶穌時代相比，現在的人類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所以我們今天讀《聖經》，不能隻停留在字麵意思。我最近重溫多年前與父母的通信。讀到當年父母的話，我馬上感到他們的愛、和字裏行間體現的良苦用心。當然，時過境遷，信裏的很多具體內容已經沒有現實意義了。類似地，現在人們讀《聖經》，也要體會神對人的愛，理解他的思想實質。而有些具體內容，顯然已經不適用於今天的狀況，比如《舊約》中的那些對割禮、安息日、和祭祀犧牲的嚴格規定。實際上，幾千年來的基督徒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一方麵在《聖經》中領悟神，另一方麵不斷地學習和研究神造的另外一本“書”，自然世界，然後把兩種知識結合在一起，人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聖經》和自然，就變得越來越成熟了。所以，剛接觸基督教的中國人，在讀《聖經》時，必須聯係和參考過去幾千年裏基督徒的實踐與進步，才能更好地理解。
聖徒保羅說，“當我（基督徒）是孩子的時候，我的言語和想法都像孩子，想事的方式也像孩子。當我長大了，我就把身上的孩子氣去掉了。現在我們看事情，還像鏡中看花，有些模糊不清。以後我們更成熟了，就會像麵對麵那樣看得清楚。現在我們懂得一些事情，未來我們應該懂得全麵”[5]。我們研讀《聖經》，要像保羅說的那樣，記得人自身的變化與進步。今天的中國人當然與幾千年前的猶太人有很多不同，但神所代表的精神是一樣的。
在人幼稚的時候，基督徒心中的父親告訴人，“神造天地”，到底是為什麽呢？重溫這句經文在曆史中的作用，我們就會理解更深。
1. “神造天地”的實際作用
i. 促進了現代科學的誕生
《聖經》開篇就講“神造天地”[6]，強烈地推動了現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這句經文告訴人，自然世界來自神，所以神聖。《聖經》把它放在最開頭，說明它非常重要，要求人認真對待。幾千年來，因為《聖經》的緣故，基督教內部從教皇到一般信眾，對自然世界一直非常重視。這種重視，就是現代科學誕生的思想根源與社會基礎。
中世紀中後期，基督教在西歐實現全覆蓋，並逐步成為無可爭議的社會主導力量，掌控教育、文藝、政治、法律、甚至軍事等領域。即使麵對這麽多權力、利益、和責任，基督教的最高層一直非常重視科學發展，雖然科學很少直接關係到權力和利益，根本原因就是《聖經》給予自然的崇高地位。比如在十三世紀，西歐各地的神職知識分子對古典文獻的恢複和研究越來越深廣。教皇克雷芒四世直接與當時的英國大學者羅吉爾·培根聯係，希望後者寫一本全麵闡述最新科學知識的書，然後直接拿給自己看。當時沒有專職科學家。培根自認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他所屬的方濟各會教派崇尚體力勞動，要求每個信徒每天做大量的體力工作，所以嚴重限製了培根的科學研究。而熱切的求知欲使得教皇竟然私下鼓勵培根犯規。於是，培根冒險寫出了涵蓋當時主要科學前沿的不朽名著《大著作》。
這種由《聖經》引發的、對科學的重視，在基督教內部經久不衰。前麵講到，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時，西歐發生了兩個現代科學誕生的標誌性事件，其一是哥白尼發明了“日心說”模型，其二是伽利略觀測到支持它的天象。1533年，離哥白尼的書出版還有十年，教皇秘書、也是著名學者魏德曼斯塔特，在羅馬為教皇和多位主教專門講解哥白尼的學說。其後教皇表示感興趣，送禮物嘉獎魏德曼斯塔特[7][8]。當時教皇一言九鼎，哥白尼的理論也還沒有成熟，所以教皇不可能表示接受哥白尼的結論。但教皇願意聽講，並且事後展示愉快，意義是向整個教廷和全社會發出信號，允許、甚至鼓勵這類研究，雖然日心說明顯與教廷當時的教義相左。想想看，當時的基督教對科學發展多麽重視、態度多麽開明。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際信使》，包含了他用望遠鏡看到的金星圓缺過程，支持日心說，攪動了理論界。書裏也包含了月球上的山穀圖片，引發社會轟動。當時人們按照《聖經》字麵意思理解，認為所有天體都是神擺在上麵的天堂之物，與地上的東西沒有關係，所以月亮上不應該有山穀。這本科學專著迅速成了暢銷書。伽利略也因此成了社會名人。當時讀者熱捧，就是因為《聖經》使人們重視天文問題。試想，這樣一部不能讓人發財、與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無關、沒有娛樂性、語言嚴肅艱澀的科學書，作者又名不見經傳，如果在中國發表，可能暢銷嗎？
《星際信使》的成功不是件孤立的事。中國孩子都知道，伽利略曾經在比薩斜塔上扔下輕重兩個球，讓圍觀的大眾看到它們同時落地，證偽了亞裏士多德提出的“重物比輕物下落快”的古典物體運動理論，轟動教士和知識貴族階層。試想，如果某個中國人在宋朝、明朝、或現在做這個實驗，上流社會可能在意嗎？真會有很多老百姓圍觀這個既不能攢錢，也沒有娛樂價值的事件嗎？不太可能。有的曆史學家質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現代學界都承認，伽利略的幾個物理實驗，包括輕重物體鍾擺周期對比、以及相同重量的物體從不同高度下落的速度對比，震動了當時西歐各界，被嚴肅記錄和討論，開啟了現代實驗科學。
上麵的這些故事，有些在中國的中小學裏也講到。但官方課本故意扭曲，明明是基督教大力促進了現代科學的發展，硬是被講成基督教打壓科學發展。而因為從來沒有體會過基督教信仰，絕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學子沒有能力看穿這種很淺顯的荒唐。為了幫助讀者跨過信仰高牆，領會當時西歐基督徒對科學發現的熱忱，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你家門外的地上有很多石頭。你從小到大每天路過，但可能從來沒有注意過它們，因為沒有任何特別的原因需要你關注那些石頭，即使它們總在你身邊、離你很近。但有一天你讀到你深愛的爺爺的遺書。原來那些石頭是在你小的時候，他特別為你擺放的。其中隱藏著他對你一生的祝願，希望你長大後能懂。你可能就會突然非常關注那些石頭，努力研究它們的擺放方式，希望了解爺爺的心願。
對於不信神的中國人來講，天上的太陽、月亮、和星星，以及整個自然界，就像那些家門外的石頭。即使天天看到，也沒有特別的興趣去研究。但對於基督徒來說，《聖經》開篇就講，整個自然界都來自神，那些天體是神在創世紀的第四天造的[9]，它們就像上麵的例子裏爺爺為孫子擺放的石頭，雖然沉默，卻承載著神對人的特別心意，所以基督徒要用心研究它們。
真正了解了《聖經》在基督徒心中的地位、以及《聖經》對自然的論述，再看現代科學誕生的曆史，才能理解那個時期的大事件，比如羅馬教廷為什麽對科學如此關心、伽利略的天文新發現為什麽引起那麽大的社會轟動，等等。當時西歐基督徒強烈希望深入理解《聖經》裏的話，所以高度關心科學的新發現。這種基督教文化環境，激勵了一代又一代西歐的社會精英投身科學研究。
圖6：伽利略與他觀測到的月亮表麵山穀圖像。月亮圖像來自《星際信使》。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gallery/GalileoGalileiSidereusNunciusFacsimile.html
ii. “神造天地”不違反科學
多數科學家相信，宇宙起源於大約140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這與“神創造天地”並不矛盾。比利時人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提出“大爆炸”理論。最開始，科學界裏也有很多人持懷疑態度。後來，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問世，“大爆炸”成為主流理論，懷疑的聲音逐漸減弱，但從來沒有完全消失。懷疑，是科學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遠都會有。
科學家們逐漸達到共識後，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慢慢接受。2014年，教皇方濟各公開講話，“大爆炸，現在被認為是宇宙的起點，並不與神造天地相矛盾…”[4]。其中的道理很簡單，《聖經》講神造天地，再造其他，總體的順序是對的。《聖經》並沒有講到“神造天地”的很多細節，因為那不是《聖經》的目的。主流基督教早就懂得這一點，所以從不擔心“大爆炸”，或任何科學理論，否定神。實際上，“大爆炸”理論的發現者，勒梅特，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本身就是虔誠的基督徒。可能因為不熟悉基督教，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聖經》的理解過於表麵化，才會覺得“神創造天地”不科學。
讓我們試一試感性理解《聖經》為什麽這樣寫。我也是一個父親。假如我不得不長期離開年幼的孩子，臨走前我會對他說什麽？也許我會說，“要吃好、睡好，才會健康”。長大後，他可能疑問，“為什麽爸爸臨走時與我談吃、睡？科學家說節食瘦身才健康，不是吃得好才健康”、“爸爸為什麽談了吃睡，卻沒有談學業？”等等。希望他足夠聰明，理解我那時的目的是告訴他，健康最重要，要重視飲食。因為怕他聽不懂，所以我故意講得淺顯，寧可很不精準，也要讓他懂。《聖經》成書時，神就像要遠行的父親。《聖經》的語言不嚴謹，但通俗易懂，明確了重點。今天的我們，如果看清“神造天地”怎樣在曆史上激勵了科學的誕生與發展，就理解了《聖經》用語的大智慧。
圖7：喬治·勒梅特（1894－1966年），“大爆炸”理論發現者，天主教神父。
2. “神造人”的實際作用
i. 中國人的誤解
中國知識階層抗拒基督教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理解“神造人”。這個問題與“神造天地”類似，但因為很多懷疑者態度偏激、言辭猛烈，所以需要進一步說明。比如中學時，老師們不容分辯、斬釘截鐵地講，“基督教反對進化論”。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博士後寫道，“雖然基督教一直在演變、分裂和進化，但是它們卻不承認進化論，為什麽？因為一本聖經還有各種經典教條限製了它們自身，有些事情他們沒有辦法承認，不然他們就會前後矛盾，就不知道自己姓誰名誰，就沒有了最基本的根基了”[10]。他還進一步批評西方基督教“先入為主，教條主義”[10]。這段看似高深的評論，實際上非常無知，甚至沒有做最簡單的調查，比如也不去看一看教廷對生物進化論的正式態度，就大放厥詞，很像當年林則徐論斷英國士兵。這些人自己先入為主，還要批評別人先入為主。
《舊約 創世記》講到，在創造了宇宙自然後，“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又把生命的氣息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這段經文隻是講，人的身體來自物質世界，而精神來自神。《創世記》是寫給幾千年前的人類，就像父親講給小孩子的話。它的目的不是傳授科學，所以語言不求精準，也沒有深入講述神造人的中間步驟，或延續了多長時間等。它沒有與進化論直接矛盾。實際上，生物進化論的兩個先驅，達爾文和華萊士，在發現進化論時，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達爾文甚至是原教旨主義者，相信嚴格按字麵理解《聖經》。也許就是因為他原來的想法過分狹隘，在發現進化論後，他有了疑問。華萊士則自始至終是堅定的基督徒。發現生物進化論，隻是讓他的理解更深刻。
西方基督教分兩大流派，天主教與新教。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以後，科學界需要時間討論和驗證。天主教的羅馬教廷一直有意旁觀，不急於發表正式意見，但允許教徒個人在此問題上擁有自己的看法。後來，科學界的意見逐步統一，於是在1950年，教皇庇護十二世第一次表示，進化論與基督教並沒有本質衝突。2014年，羅馬教宗方濟各，在梵諦岡教宗科學院發表演說時宣稱，生物進化論和宇宙大爆炸理論都是真實的。他說，“當我們讀《創世記》時，會很容易地誤以為神是一個魔法師…，但那是不對的”。他又說，“神不是神仙，也不是魔術師。他是賦予生命的創造者。…生物進化論本質上與神造萬物並不矛盾，因為神造了萬物後，它們才能夠進化”[4]。
由於信仰特點，基督教新教沒有像教宗那樣的權威。每個教徒、團體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在新教內部，各種意見都有，和平共處。美國人裏，懷疑生物進化論的比例，在西方各國中最高。根據蓋洛普2017年的調查，美國人相信與不相信進化論的比例，大約是60%和40%，相信的還是大多數[11]。很多中國人覺得，不相信進化論的美國人還是太多了。其實這種結果很正常。大多數美國人是基督徒。因為《聖經》特別談到“神造人”，所以他們重視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有鮮明的意見。如果沒有特別學習進化論，他們自然會按《聖經》的字麵理解。依據類似的客觀眼光回望中國，絕大多數中國人不信神，所以根本不在乎“人是進化而來的”還是“神造人”。不在意的人，說相信哪一方，都不重要。而在自以為相信進化論的中國人裏，絕大部分是因為他們隻聽說過這一種理論，從來不知道還有其他選項。這種沒有選擇的“相信”，意義也不大。
圖8：“進化論”的兩個創始人，達爾文（1809－1882年）和華萊士(1823 – 1913年)。在信仰的感召下，無畏地探索自然。即使明知自己的發現可能衝擊自己原有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因為《聖經》說“神是愛”，“愛...隻喜歡真理”。這就是基督徒無畏地探索科學的信仰源泉。
ii. “神造人”引發的後果
基督教“神造人”的觀念，首先推進了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發展。那時，西歐社會的各方麵都在突飛猛進，但最明顯的是藝術的複蘇與進步。人們重新發現了古希臘和羅馬逼真的人體藝術，並立刻產生共鳴。因為基督徒覺得，人的身體與靈魂都是從神來的，所以神聖，值得被認真描繪和理解。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家，比如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等，經常充滿熱誠地讚美人與人體。他們作品的主題經常就是人，並且形象逼真、裸露、毫不遮遮掩掩。類似地，出於對真實的追求，意大利藝術家馬薩喬發現了繪畫透視學，並迅速被同時代的人接受，大量體現在當時的藝術作品中，也推動了建築工程設計的發展。
《聖經》說，人與各種生物都是神造的，也促進了現代醫學的進步。為了研究人與動物，文藝複興時期的西歐人，大量解刨、研究真實的人體與動物體。荷蘭醫生維薩裏收集死屍，解刨後研究人的骨骼與肌肉的形態。他的成果，既讓當時藝術作品中的人體更加逼真，也開創了現代解刨醫學。達芬奇解刨動物，研究神經係統。他也解刨人，繪製胎兒在子宮裏的真實狀態。總之，“神造人”的觀念，讓西歐社會關注人與動物真實的身體，促進了現代醫學的多個學科，在文藝複興時期的全麵發展。
相比之下，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裏，文化人從來沒有西歐人對真實或人體的那種熱忱。因此，中國藝術一直沒有發展出物體透視關係、人體真實比例等能力，當然是嚴重不足。類似地，中醫也從來沒有發展出全麵而真實的解刨學。中國與歐洲的這些區別的根源就是，基督教信仰推動西歐人嚴肅到“出格”地研究人，追求真實。而中國人沒有類似的推動力。
現實中，《聖經》的“神造人”觀念，為人類帶來了如此多的進步和益處。因為這句經文而否定或詆毀基督教，是多麽荒唐、幼稚。
圖9：中西藝術對比。左圖為《創造亞當》，米開朗基羅，1512年。裸露、求真的人體是畫麵的主要內容。藝術要表達的就是，崇敬地看待“人來自神”、看待“人”。右圖為《蕉陰結夏圖》，仇英（約1494－1552年），明代著名畫家。畫麵裏的人體或自然景觀，都不著重真實。
圖10：直觀的中西人體解刨學對比。左圖為荷蘭醫生維薩裏（1514－1564年）編寫的《人體的構造》第194頁。中圖為意大利人達芬奇(1452 - 1519年)繪製的胎兒在子宮裏的狀態。右圖為《存真圖》。中醫解刨學的高峰，繪製於北宋，大約在12世紀初，長期被後代著作引用，包括出版於1601年的著名明朝針灸學著作，楊繼州的《針灸大成》。兩張西歐的解刨圖明顯地比中醫解刨圖細致逼真。
注釋：
五 總結
對基督教和西方曆史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覺得，現代科學在西歐誕生和大發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僥幸。可以說，當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導社會，隻要沒有戰爭或瘟疫等大的困擾，現代科學就一定會產生。因為基督教教導人們追求真相與真理，並無止境地深入思考。現代科學，實質就是基督教精神被用在處理有關自然世界的問題上，隻此而已，並無特別。
羅馬帝國時代，皇權是社會主導，基督教還較弱小，不能主導社會。羅馬帝國滅亡後，野蠻人橫行西歐，又經曆了近千年的戰亂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沒有基本的發展條件。中世紀後期，由於曆史的機緣巧合，從來沒有直接掌握政治或軍事權力、也沒有覬覦過這些權力的基督教，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當時的西歐百廢待興，卻讓基督教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圖，在一張文明的白紙上畫出新圖畫。以此為起點，在基督教精神的帶領下，西歐爆炸式發展，把人類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見證了文藝複興、啟蒙時代、工業革命、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為己任的現代科學，就是這場大發展的一部分。
《聖經》寫到，“神是愛”，“愛...隻喜歡真理”。耶穌和他的門徒們，早在兩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兼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歡愉地”共存[1]。中世紀的羅馬教廷繼承了這套思想，所以在麵對被重新發現的古典理性主義時，明知它將在很多具體事務上挑戰教廷原來的觀點，還是非常自信地全麵接受它，從此奠定了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根本合作關係。本質上講，那時的教廷維護了耶穌的精神，主動把對物質世界的解釋權，讓給了基督教科學家們。而後來曆代教廷和西歐教會，都堅持了這種原則性安排。於是，西歐的科學家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按科學的內在要求探索真理。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的關係，教廷認為，“在信仰與理性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因為給予我們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個神，…神不會否認神，而真理也不能違反真理…因此，每項科學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學方法和倫理，就不會與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講，現代科學是基督教的孩子。科學的靈魂是一方麵嚴格地要求與事實相符，另一方麵永無窮盡地探求事實背後的規律、以及規律背後更深刻的規律。科學從基督教繼承了這樣的靈魂。類似地，科學也從基督教繼承了其他關鍵要素，比如對自然世界和人體的重視、機構組織原則等。從中世紀中後期到文藝複興後期，在大約五百年的時間裏，西歐科學處於嬰幼兒期，教會係統為科學界培養了幾乎所有重要人才，從羅吉爾·培根到牛頓。基督教也是科學的唯一“顧客”，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題目，比如，為了在正確的日期裏慶祝耶穌複活而探究曆法、因為《聖經》重點提及而研究天體如何運轉，等等。那時的絕大部分科學發現，就是為了回答《聖經》引發的問題，沒有其他用處。教會也是科學的唯一資助人，長期、穩定地在財務和物資上支持了這些科學家們的工作。教會還是科學的指導老師，為科學研究做質量把關，比如對“地心說”與“日心說”的仲裁。總之，基督教如父親一般的全麵照管，使得新生的現代科學迅速成長。
就像所有的父子關係，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學快速成長、即將從基督教中獨立出來的時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各持己見。生活中，一個不知就裏的外人，看到父子之間的爭執和矛盾，可能誤以為他們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間的血濃於水。同理，我們在中國受教育的知識分子，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科學，卻被刻意屏蔽了有關基督教的核心知識。大家隻聽說過幾百年來一些西方人對宗教的片麵評價，比如馬克思對基督教的抨擊，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對科學的養育和引領，所以很多人誤以為基督教與科學水火不容，那是大錯特錯了。科學與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現在科學成熟了、獨立了，但它們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科學發現、以及最前沿的科學家，依然集中在基督教文化圈。未來科學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學家們也麵臨政治壓力或財富誘惑。為了保證科學精神得到貫徹，科學不被這些壓力和誘惑引向歧途，科學界的決策人，內心需要堅信科學精神。而他們的這種對原則的堅信，源頭還是神。
反觀中國，有些社會經驗的人都懂，“不要較真”、“不要想太多”。因為這樣做，在現實中行不通，做的人也會倒黴。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和奧妙，雖然說起來很複雜，其實生活中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細致，所以我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整個國家層麵的情況也類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話和真實沒有地位。兩千多年前，中國“大一統”格局的頂層設計者們，頭腦非常清晰和聰明，早就預測到這樣的製度結果。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戰亂不斷。孔子和他的追隨者們，厭惡眼前的亂世，急於探求出路，於是設計出了這套儒家社會藍圖。它的最高社會目標就是“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了要求天下人忠於一人一姓。儒家大師們那時就懂，這個製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結黨、或大膽思考。因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話，對一人一姓的“忠”就不會長久，社會也就沒有“治”，這個係統就會瓦解。之後的曆朝曆代，對此心領神會，所以從來沒有允許人們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也從來不承認“真實”的崇高地位。而沒有了思想和交流的自由、不崇尚真實，怎麽可能有現代科學？看清了中國文化的總體設計，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現代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了。
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知道“李約瑟難題”，所以本文需要回應。在1930年代，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提出了學術問題，“為什麽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數量很少的一些西方漢學家，看中國的眼光與李約瑟相似，也認為這是個問題。他們的著作傳入中國後，這個原本極小範圍內的學術問題，在中國知識分子裏變得廣為人知。很多人跟風，也認為這是個沒有答案的“難題”。其實，如果丟掉對西方學人的盲目崇拜，很容易理解這件事的實質。
打個虛擬的比方，如果一位同情北朝鮮政權的西方學者疑問，“北朝鮮農民特別勤勞、能吃苦，在農業戰線上又有那麽多緊跟偉大領袖金主席的勞動模範，為什麽朝鮮還沒有成為農業強國呢？” 如果這個“西方學者的問題”傳到北朝鮮，它可能也會變成被社會矚目的“重大問題”。朝鮮大眾會覺得，“是啊！你看媒體裏美國農民多麽自私、懶散、目無領袖。我們朝鮮農民起早貪黑，鬥誌昂揚，充滿奉獻精神。我們的農業怎麽還鬥不過美國!?”但在朝鮮以外，大多數人會覺得答案直截了當，“金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糧食，雖然農民們表麵上極端積極，但是沒有動力真的好好幹活，所以朝鮮農業敗壞。朝鮮的媒體充斥謊言，造成老百姓集體性地無知、心態扭曲”。類似地，李約瑟、和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漢學家們，在西方社會裏屬於人數極少的極端派。中國的媒體和大眾心態，和朝鮮的大同小異。在這些人眼裏，李約瑟難題是個難題。但在看穿了儒家反真實、反思想自由本質的人眼裏，它的答案直截了當，根本就不是一個難題。
二零一八年九月於美國家中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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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和宗教不是一個東西，就像理智於情感，不對立但互補，
東方各地衙門財主搜刮來的錢基本上就是眼前享用，哪管死後洪荒。享樂最容易催生吃，所以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第一。
有人說中國缺少曆史建築是因為用的是土木而不是西方的石頭混凝土，難以保存。我看不是。應該還是中國人的思想有重前不重後的問題。
好像是傳教的文章。
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