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孫經先“餓死3千萬謠言是怎樣形成的”謠言
孫經先原文與點評（斜體為孫經先引文，黑體為點評）：
（孫經先）最近三十年以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的重大謠言。在這一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重大作用。該書認為1958年至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反複閱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
1.《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誌》)經查證《常熟市誌》沒有這一記載。
2.《墓碑》說：“《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誌》沒有這一記載。
《墓碑》書中有兩處提到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 在提到常熟本應“常熟”處，沒有標明來源。在第二處，明確標明是根據常熟誌中的數據計算。孫經先把“計算”篡改為“記載”，然後公然造謠。《溧水縣誌》之說同。孫的做法是偽造《墓碑》的原文（加引號），然後進行誣蔑。
《墓碑》原文：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 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4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 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 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 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 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 非正常死亡 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 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15000人，婦女子宮下 垂3000多人。
縣誌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況。據《溧水縣誌》199 年版第94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誌》1990 年版第1030頁數字計算，在3年間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
《墓碑》關於江蘇省餓死人的關鍵性數據， 孫經先沒有任何質疑。 怎麽可以說“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呢？
江蘇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可以利用《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人口資料作一下推算。設某年平均人口為上年底人口和當年底人口的平均數。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蘇省的平均人口分別為4273.89萬、4267.59萬和4244.52萬，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值，則可計算出這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18.33萬、37.78萬和13.12萬，合計則為69.23萬。（此外，由於饑餓，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減少。采用同一套數據進行計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萬人。二者相加，則是大饑荒結江蘇省人口的損失為272.12萬人。
《中國人口·江蘇分冊》一書中記載的人口數據和《江蘇統計年鑒》略有差別。依據這套數據計算所得，大饑荒三年中，江蘇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79萬，少出生人口192.06萬。大饑荒使江蘇人口的損失為255.85萬人。
綜合兩本書的數據計算的結果，可以近似的認為，大饑荒期間，江蘇省非正常死亡約70萬人，少出生約200萬人。大饑荒使江蘇人口損失約為270萬人。
《墓碑》中關於江蘇饑荒的描述，還有大量的關鍵性餓死人數據，孫經先為什麽不質疑？如以下例子：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孫經先）3.《墓碑》說：“《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誌》沒有這些記載。
《墓碑》原文：
據《高郵縣誌》第61頁及162頁數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郵縣兩位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
《墓碑》已經說明總死亡數是根據縣誌數據計算。孫經先不服的應該是兒童死亡人數。手頭沒有《高郵縣誌》，待以後查證。但是根據孫經先一貫的做法，孫經先撒謊的可能性極大。 丁抒的《人禍》關於高郵有這樣的描述：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並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萬七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
另外我國在1957和1963年進行的死亡情況調查結果請見下表：
表一、中國死亡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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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0-4歲(％) 50歲+(％) 死亡人口年齡中位數(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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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42.3 35.9 17.6
1963 46.1 34.8 9.6
1975 14.3 67.3 63.2
1981 15.9 64.7 62.0
1987 14.4 69.1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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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年鑒1985》，《中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轉引自《中國人口–總論》(袁永熙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第164頁
（孫經先）4.《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縣誌沒有記載就是偽造的？！ 縣誌是公開出版物，研究者根據其他資料比較發現有的縣誌極力縮小死人數據是很常見的。 看看《墓碑》怎麽說？
1960年6月，在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縣（屬銅仁地區），農民群起暴動。帶頭的 有幾個是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但農民手無寸鐵，很快被鎮壓下去。擅自開倉放糧 的縣長飲彈自殺。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檔案開放後核實。
（孫經先）5.《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誌》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墓碑》明確說明，臨夏市的死亡人口計算數據來自檔案，孫經先為什麽不查檔案？縣誌是公開出版物，有的縣誌極力縮小死人數據是眾所周知的。
表2-2和表2-3，對當年的死亡情況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這兩個表是甘肅省委有關 部門1960年12月23日製作的，現存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當年這個人口數據和1990 年代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的數據略有差別。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說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數：142044；死亡率：1.12%。
據表2-2，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為正常年景，死亡人 口為14.2萬人，按這樣粗略推算，在近85萬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約有43萬人。這 樣，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僅有40多萬人。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 差甚遠。以臨夏為例，表2-2中臨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數為46376 人。而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臨夏市僅是臨夏回 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一，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 2-3，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30％以 上，而表2-3中隻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一版上發表的副省長 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 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 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採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 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由此可見，甘 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１００萬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個縣市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這個資料雖然縮小了數字，但也說明了一個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餓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餓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個縣、市，占14個縣市的42.9％。而且表明，廬山會議以後，繼續反右傾，死亡人數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孫經先的5，6，7，8，9條所謂的反駁，無非是說楊繼繩把總死亡說成了餓死，有的甚至是孫經先捏造的。大致分析一下。
（孫經先）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 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 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信陽事件發生後，各級政府極力蓋子。隨著調查的深入，餓死人數越查越多。後期的報告死亡數字比早期多，地方的報告比中央調查組的多。而且當時調查組查的就是非正常死亡。 《墓碑》中說餓死436882人是完全正確的。中央調查組的結論是信陽事件死亡人數在100多萬！
信陽事件餓死人的數據在不同階段的報告數字太多，不一一列舉。可見：半年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
捂蓋子的例子：
1960年5月。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 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不準多報。並連夜派人到各大隊進行部署。還下通知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不能統計。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3889人（後又改為2907 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 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隨著問題的暴露，死亡人的數字就多了起來。“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亡 18000多人，現已初步查明已達8萬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已增加到近10萬人。嵖岈山公社過去隻報死600多人，現在查明死4000多 人，占總人口的10％。”
（孫經先）7.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當時的報告重點調查非正常死亡人數，而且統計的時候往往人為低報。以下報道證明陳振亞報告中的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
原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已被停職，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正在這裏負責組織工作，馬維民是來接替陳振亞的。“我去的時候，情況已有所好轉，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注3）先後下發，不像之前死那麽多人了。”馬維民說，鳳陽當時不足40萬人，餓死大概6萬。（韓福東 《親曆七千人大會：1962年前後，漩渦中的安徽》）
《墓碑》中還說：
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一個餓死。按郭書田四分之一的估計，以1957年380711為基數，則餓死95178人。這和陳振亞說的1959－1960年兩年餓死60245人大體相符。
（孫經先）8. 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
先看看《墓碑》的原文：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曆的瓜菜代生活》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隻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謝貴平調查結果是，全縣餓死20餘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左右。
再看看《無為縣誌》的數據（安徽全省地方誌都已經上網）。孫經先說“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個數據那裏來的？是不是惡意編造？縣誌明確說明1959年死亡人數是86278人！是不是孫經先為了誣蔑楊繼繩而把縣誌數據篡改了？！ 《墓碑》的資料與縣誌1960年死亡數的差別更大（126524人 vs 41703人）,孫經先為什麽啞口無言？！ 就因為1959年的兩個數字湊巧比較接近（但不相同）？！ 太卑鄙了吧？！
為了不冤枉孫經先，我特意按照 [（年初總人口+年末總人口）/2]* 死亡率 = 當年死亡人口 的關係檢查，結果縣誌記載死亡人數確切無誤是86278， 比孫經先編造的記載（82278）多4000人！至此，孫經先文痞的麵目已經很清楚了！
注意：（1）楊繼繩《墓碑》給出資料來源，而孫經先引用時故意略去資料來源。（2）孫經先對縣誌數據造假。（3）公安局的數據是內部數據，縣誌是公開數據。很多資料已經表明很多縣誌在編寫時往往縮小死亡數據。還是舉安徽的例子：
無為縣1960年死亡率：
報公安部：182.30‰ （《墓碑》）
安徽省人口誌：158.29‰ （http://60.166.6.242:8080/was40/i … amp;channelid=16273）
無為縣誌： 56.52‰ （http://60.166.6.242:8080/was40/i … amp;channelid=44494）
《無為縣誌》人口數據見下表：
（孫經先） 9.福建省《寧德縣誌》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看看《墓碑》怎麽說，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墓碑》明確說明“扣除正常死亡率１％以後”，由此可見是孫經先誣蔑造假。
以下為《墓碑》原文：
大饑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嚴重的是龍岩地區，1960年l-11月，全區9個縣185萬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8644人，占全區總人口2.08％，其中最嚴重的武平縣，非正常死亡占全縣總人口的5.96％。閩東的寧德縣也相當嚴重，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三年“大躍進”前後幾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這就是福建三年“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和所付出的代價。
（孫經先）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 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隻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後，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 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麽荒謬。
孫經先既不知道５７年的人口總數，也不知道當時縣級及以下的行政區劃變化，剩下的就隻有胡說了。
注意幾點：
（１）從大躍進到現在，中國的行政區劃變化頻繁，大躍進時的專區和縣的管轄範圍，比現在往往大得多（大躍進時信陽專區管轄現在的信陽和駐馬店市。大躍進時現在的株洲市各縣，長沙的寧鄉縣都屬於湘潭專區。從縣級區劃來說，那是的貴州湄潭縣是管轄現在三個縣的大縣）。
（２）因為行政區劃的變更，１９５３年的人口數據，不一定說明１９５７年的人口數。因為人口變動除了自然變動（生死），還有機械變動（遷移，行政區劃變化）。
（３）因為孫經先不知道１９５７年涪陵專區的總人口，後麵的話也就是一貫的信口開河了。
關於四川，《墓碑》中有更關鍵的數據，就在提到涪陵專區的同一處：
（１）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淨減61萬人。考慮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２）根據溫江地委工作組1961年的一份調查材料，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紅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3周年的日子裏，還剩2750人，淨減1245人，減少了三分之一。
（３）根據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中的數據，采用本書“大饑荒 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中提供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 “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數，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時，取前3年（1955－1957）和後3年 （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正常死亡率為11.12‰；正常出生率為35.90‰。 計算結果表明，在大饑荒期間，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萬人，少出生人口600萬人。《中國人口》這套書中的數據也是官方提供公開出版的，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因此，上麵計算的結果也比實際發生的要少。
結論：《墓碑》一書引用政府檔案，縣誌和其他公開出版物數據數以萬計。由上可見，孫經先實在沒有辦法找出《墓碑》的錯誤。為了蒙蔽人民，竟然用欺騙的手法，編造謊言，以期達到他們否認大饑荒的目的。網上的毛左還津津樂道，可笑可悲可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