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林舒語
楓澤潤目繪春秋， 林韻拂耳訴歡愁。 舒眉展顏瞻星月， 語盡回眸返部洲。
對於張大千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敦煌臨摹壁畫時，打掉壁畫的話題已經討論許久，後來這些彌足珍貴的敦煌壁畫摹本的最終命運如何呢？
1949 年 12 月 9 日，在成都新津機場，一架國民黨撤離大陸的最後一批飛機上坐著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政務委員陳立夫、秘書長賈景德以及教育部長杭立武（按：杭立武是故宮文物運送台灣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後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大家都帶著全部家當，閻錫山隨機攜帶兩大箱黃金準備飛往台灣。就在飛機即將起飛時，一輛小汽車載著張大千衝入機場。張大千稱攜帶 78 幅敦煌臨摹壁畫，要求同機撤離。杭立武深知敦煌壁畫臨摹本的價值，可是飛機嚴重超重，實在裝不下一個人和 78 幅藝術品。無奈之下，杭立武隻得卸下三件自己的行李，行李中有他全部積蓄：二十多兩黃金。但是，他也提出了一個條件：將來把壁畫臨摹本捐給故宮博物院。張大千表示同意。口說無憑，張大千馬上在自己的一張名片後寫下了字據。這架飛機終於起飛了，並在當天抵達台北鬆山機場。
後來得知，張大千的行李中隻有 62 幅是敦煌臨摹壁畫，另有 16 幅張大千個人收藏的古畫。到達台灣後，張大千又將這批敦煌臨摹壁畫送到印度、巴西巡展。 1969 年張大千兌現承諾，將這批敦煌臨摹壁畫捐獻給台北故宮博物院。
按：張大千打掉敦煌壁畫進行研究臨摹，破壞程度和功過是非，眾說紛紜。這篇附文是從維護張大千的角度出發。無論如何，臨摹敦煌壁畫以後，張大千的繪畫境界得到升華。
在兩年七個月中，張大千共臨摹壁畫作品276件。目前藏四川省博物館的183件由張大千夫人於五十年代捐獻，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62件，兩岸民間寺院也有部分收藏。
附記： 張大千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
對張大千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這是個由來已久的老話題。前不久，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執行館長重提舊事，並對記者說：“張大千的行為，從客觀上說，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此話令人吃驚。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時，打掉壁畫的消息就傳到了重慶。重慶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當即發電報給敦煌縣縣長要查實這一情況，但電報寫得比較婉轉：“張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敦煌縣縣長，轉告張大千君，對於壁畫，毋稍汙損，免茲誤會。”
關於張大千打掉敦煌壁畫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２０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那小塊壁畫下麵，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麵還有畫。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麵有畫，寶中有寶。”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後，決定打掉外麵的一層。在剝落之前，他把上麵一層五代畫臨摹下來，剝落後，下麵果然是一幅敷彩豔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第二種說法：張大千在敦煌期間，重慶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曾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此時已是６３歲的於右任，到了敦煌，流連忘返，由張大千陪著觀看壁畫。於右任的隨員、且是敦煌土著竇景椿，在紀念張大千的一篇文章《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中有著這樣的論述：“我隨於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麵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麵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麵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讚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第三種說法：張大千跟於右任商量以後，命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
當時社會傳言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並引重慶方麵的誤解，竇景椿在文章中說出了起因：“適有外來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張大千從敦煌回成都昭覺寺，繼續完成在敦煌未完成的工作，當時在重慶監察院任職的沈尹默寫了一首詩贈他：“三年麵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鬢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第三句即詠張大千受謗。
張大千是職業畫家，他率領門生子侄在敦煌兩年多，據說全部花費達“五百條黃金”之多，結果複製了２７６件敦煌壁畫，在成都舉辦了敦煌壁畫臨摹展，評論很多，張大千最看重陳寅恪的一段話：“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闊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陳寅恪為研究北朝文化之權威，在佛教東傳入中國，對於中國曆史文化所產生的影響這個大題目上的造詣，深不可測，是故當時有關敦煌學的著作，皆以得陳寅恪作序。張大千在敦煌的艱辛及貢獻，得收名定價於陳寅恪，自然是精神上的一大安慰。１９４８年，張大千出國赴印度，將其臨摹的敦煌壁畫留給在北京的夫人楊宛君。１９５２年，楊宛君將這批摹品作了捐獻，並在北京展出。
張大千以賣畫為生，那時他的畫就很值錢，他為什麽要付出那樣大的代價去臨摹敦煌壁畫?他臨摹的作品又不出售，他為什麽犯這樣的“傻勁”。當時人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沒法得到解釋，現在就更無從解釋了。
還是把話題回到張大千打掉敦煌的壁畫上來吧：問題不在於張大千是怎樣打掉壁畫的，而是在該不該打掉這兩幅壁畫。
要回答這個問題，且看畫敦煌壁畫的結構。敦煌石窟的牆壁，本是戈壁灘的石子一塊塊砌成，在壁上畫畫，先要在牆上塗上泥巴、石灰，把牆壁鋪成。敦煌壁畫，由北魏到宋，曆代前來求神祝福的很多，牆壁是前人畫滿了，後人在牆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再畫，經曆若幹朝代，目前敦煌的牆是厚厚的，由好幾層壁畫組成。
１９８１年《旅遊天府》第二期發表了石湍的《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的文章，文中說他在敦煌莫高窟工作１０多年，據他親眼所見，張大千不僅沒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了不容否認的貢獻。
此時，謝稚柳恰在香港，各報記者訪問謝稚柳時，也提到這件事，３月２９日《新晚報》發表了記者夏令的采訪記《謝稚柳談張大千及敦煌》，謝稚柳說：“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菁華呢。”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及“墨離軍”等資料判斷“此窟當始於天寶五年後，成於十四年前”。
謝稚柳在香港回答記者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
張大千也不避諱此事，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敘述雲：“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複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鹹通七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鹹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
很清楚，張大千使之“恢複舊觀”的唐代壁畫，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起了決定作用。
於右任離開敦煌回到重慶，奔波呼籲建立敦煌研究所。後來，敦煌研究所也按照張大千的方法剝落兩幅壁畫。連同張大千剝落的兩幅，在４０年代，敦煌壁畫有４處被剝落。在曆史上，敦煌石窟遭到３次大破壞，這筆賬總不該算在張大千的頭上吧。如果今天發現類似情況，人們會不會采用比張大千更先進的方法剝落晚期壁畫，使早期的更有曆史價值與學術價值的壁畫菁華重見天日呢
摘自８月３１日《文匯報》鄭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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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張大千臨摹壁畫是很艱苦的。那時去敦煌隻能用駱駝。張大千本想呆三個月，結果用了兩年七個月。而且耗資巨大。
要說捐獻，張大千本身是無奈之舉；從他夫人捐獻的年代看，捐獻的原因也不好說。
很高興又見到你。
謝謝麗雅姐姐的光臨！杭立武一是識貨，二是舍小為大，是值得敬佩的。
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