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林舒語
楓澤潤目繪春秋， 林韻拂耳訴歡愁。 舒眉展顏瞻星月， 語盡回眸返部洲。
簡述
抗戰時期故宮博物院組織的文物保護行動被稱為世界文物史上“傳奇之行”。1933年1月31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2月5日夜，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神武門廣場起運。至5月15日運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還有《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刻本，當時國內發現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羅尼經》五代刻本，國內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文物抵滬後，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存放。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遷運至南京新庫房，1937年成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運往四川，巴縣存80箱，峨嵋縣存7287箱，樂山縣存9331箱。1946年3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1947年運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運文物中的2972箱被運至台灣，保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館。1951年後留在南京的文物陸續運回故宮博物院1萬餘箱，仍有2221箱封存於南京庫房，由南京博物院代為保管。 
故宮文物南遷令第一頁
詳情
抗日戰爭期間，13427箱故宮文物的精華被迫運離北平，先至南京，後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輾轉流離，跨越兩萬裏、14年光陰、1場戰爭。重返故都時再次清點，幾乎無一損毀、遺失。
“這在旁人看來是個奇跡，其實，不過是那時候的故宮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們覺得文物神聖。”
在故宮博物院東南角對麵的景山前街15號裏，歐陽定武老人泡好一壺茶，向記者講起了一段有關他父親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宮博物院為躲避日軍戰火，曾有過一次浩大的文物“南遷”——13427箱文物分5批運至南京，“七七事變”後又分南、中、北三路輾轉西遷，水陸交通並用，分別在貴州安順（1944年日軍侵黔後，轉移至四川巴縣——記者注）、四川樂山和峨眉山“避難”達七八年之久，抗戰勝利後才陸續集中到重慶，1947年“回遷”南京。
歐陽定武的父親歐陽道達，正是中路“遷徙”的負責人。
“在當時的運輸和存放條件下，‘敵人’不僅有日軍、土匪和炮火，還有潮濕、白蟻和鼠患，1萬多箱文物中，除了個別幾件外，竟都完好無損。”南路“遷徙”負責人莊尚嚴的兒子莊靈，隔著台灣海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它是世界文物播遷史上的奇跡，絕不為過。”
是什麽讓奇跡發生？
“故宮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裝至少有四層：紙、棉花、稻草、木箱……保證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接到指令，將文物裝箱“南遷”。
經過反複斟酌，1932年秋，故宮人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打包。選“南遷品”花了幾個月，最終選定的珍品包括書畫近9000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還有《四庫全書》等各種文獻。
如何處置這些故宮文物的精華？
“現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宮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時間，一共打出13427箱。”記述這段文物“南遷”史的大型報告文學《承載》一書的作者——江蘇省文化廳廳長章劍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裝至少有4層：紙、棉花、稻草、木箱，有時候外麵還套上個大鐵箱。這一步驟保證了運輸途中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國寶裝箱
1924年即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莊靈告訴記者：“聽父親講，故宮人為了打好包，曾專門去琉璃廠請來大古董商號的專家傳授方法；對一些易碎的瓷器，還打開入宮時沒開封的景德鎮瓷器，比照景德鎮當時的包裝，學習。”
盡管有古董專家指導，但據章劍華介紹，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宮人自己的摸索和試驗。“由於不放心，1.3萬多箱文物，幾乎都是由故宮裏的文物專家、老職工，包括當時的領導親自動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嚴密。”他說。
尤其是占到文物總箱數近1/3的瓷器、青銅器和石鼓，最怕運輸顛簸。“一般一個瓷盤會被五六個疊放捆綁，先以棉花裹住外側，再用紙包起來，最後用繩子綁緊，才能裝進長1尺、寬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製木箱裏。”章劍華告訴記者，待故宮人經過反複地空中落下試驗、確認無誤後，才在箱子外麵打上當時政府和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封條，封條上記載著封存的年月。
就這樣，從挑選“南遷品”到如此耗時地包裝完成，故宮人共花了近一年時間。而歐陽定武告訴記者，“南遷”途中，正是這些“繁複過度”的包裝，幫助這些中華文化瑰寶度過幾次“劫難”。
“1.3萬多箱文物，來回兩萬公裏路程，沒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樂山、峨眉，就有守衛不小心槍走火、汽車在馬路上翻車這樣的事故。”歐陽定武介紹，但由於包裝“瓷實”，有時箱子落水了，因為有油紙隔著，書畫最多邊角受潮；有時瓷器箱摔了，裂縫也被減到最小。
“這些損失，途中故宮都有專人一一記錄下來。”歐陽定武坦承，“‘無一損毀、遺失’其實是個統計學概念，並非沒有一絲一毫損壞，但完全損壞到不可修複的，隻有幾件。與幾十萬件文物相比，確實近乎於零。”
令莊靈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時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曾責成他的父親莊尚嚴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貴文物，其上有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當時石皮已經與鼓身分離。“每個石鼓都有一噸多重，石頭很舊，外頭都風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莊靈回憶道，他至今還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
他的困惑在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鄭欣淼的一篇論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故宮人經過反複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麵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裏，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按：其他資料有以下記載：
1939年4月，日機開始斷斷續續轟炸重慶。必須盡快將國寶撤離重慶。今年80歲的老人張建民是安達森洋行公私合營後的第一批員工。張建民老人稱，他聽安達森洋行當年的工人回憶，每當日機來轟炸時，安達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國旗在門口的旗杆上升起來，以求安全，其實，日軍未必看得見這麵小小的國旗。但是，僥幸的是，藏於安達森洋行的這批文物毫發無損。
1947年，漂泊多年命運坎坷的故宮國寶匯集於重慶向家坡，最後等待裝車回南京。據當地的老人回憶，國寶中有個秦國時期的“石鼓”被車運出後，在江津廣興鄉時，司機不小心將車撞上了一棵樹，車一下子就翻了，所幸的是“石鼓”包裝紮實，未被損壞。車離開黔江後，又為避讓另一輛車而再次翻倒，車摔壞了，“石鼓”卻仍完好。）
轉運途中
莊靈記得，全家來台灣後很久，早已運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開封。“父親負責打包的石鼓毫發未傷！我哥哥把信息傳給父親，在台灣的父親頓時快樂得不得了，他對他的文物，是盡了力了。”連著海峽那一頭的電話裏，似有哽咽之聲。
“一個扛箱工拿一個牌子，收到牌子，說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庫了。文物每動一個地方都有記錄，除扛箱工外都要簽字畫押。”
13427箱故宮文物，從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貴州、四川，抗戰勝利後重慶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戰火紛飛，如何保證一箱不差？
“這首先得益於故宮一套規範的文物清點、核對製度。”歐陽定武驕傲地告訴記者。
“‘南遷’之前，故宮人對每一件運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點、核對、編號、造冊。由專家、行政人員和領導組成5～6人小組，按照青銅、瓷器、書畫、玉器等門類分頭進行，記錄人、審核人、唱票人、監理人都要簽字。從北平出來的時候，每個箱子都有編號。”章劍華表示。
隨5批文物一同離開北平、走完全程“南遷”路的，還有20位故宮人。其中，包括馬衡、莊尚嚴、那誌良等近10位故宮專家，還有工人、眷屬一大批。
“父親他們不跟著不行，因為是需要在單子上簽字的。”歐陽定武一字一句地說。
這批文物運到南京後，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間經曆了一次“再核對”。一套更規範的製度，基本在那時確立了下來。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顏色、花紋都要在寫在文物單上，裝箱的時候，裝箱單就封在箱裏。另一份原始單子要裝訂成冊，印刷出好幾份，除了故宮人自己留存外，還要分送給政府文物主管部門。這樣幾家‘對冊子’，文物數量就不敢無緣無故地縮水。”歐陽定武說，“不僅在上海，以後到重慶、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誤。”
戰爭年月，運輸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宮人是靠一套“落實到人頭”的製度，完成這次奇跡式遷移。
“從1933年正式遷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據我所知，有一次運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準備劫火車。當地政府頭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車通過，很懸。”歐陽定武告訴記者。
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決定西遷，1萬餘件南遷文物也分三路追隨：南路80箱由莊尚嚴負責，中路9369箱由歐陽道達負責，北路7286箱由那誌良負責。其中除了故宮文物外，還包括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珍品。據章劍華介紹，為保證一路上“人不離物，物不離人”，文物雖有政府軍隊護運，但所有車輛上，均配有故宮人全程直接押送。“從總押運官到每個押運小組，必須盯在那裏，不離開文物一步。”
漫漫長路並不總是那麽“規整”，很多時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進。故宮人如何應對繁瑣的文物“挪窩兒”？
“按照規定，文物每動一個地方，出發時間、運輸工具、轉崗、轉車、轉船，故宮人必須有文字記錄。”歐陽定武告訴記者，他的父親歐陽道達由於是三路總負責，為此簽下的字不計其數。他還告訴記者，即使對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時候，一個扛箱工要從出庫管理員手裏拿一個牌子，箱子運到了，牌子就交給入庫管理員，一個牌子算一個活，摔了箱子要登記。”他說，“出庫、入庫管理員都由故宮人擔任，運完了兩邊要對牌子，核對好了，簽字畫押後才能發車，有點差錯就走不了。”
歐陽定武1940年在樂山出生，在他從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沒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這樣的製度，也保證了莊尚嚴護送的80箱精品書畫、瓷器等，能夠經湖北、湖南，輾轉到貴州貴陽、安順，再到川南巴縣，無一損失。“父親告訴我，從1937年最後一批文物離開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兩個日期竟是同一天。”莊靈這樣告訴記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實已走過千山萬水，跨過整整10年。 
重慶渡口
“為了和白蟻、潮濕、鼠患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除了堪稱顛沛流離的運輸外，故宮人麵臨的另一問題同樣嚴峻：如何讓1.3萬多件文物精品，不毀於“保存”期間？
這一擔心事出有因。“戰亂期間，能用的‘倉庫’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廟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氣潮濕，白蟻滋生，幾年下來，那些書畫、綢布、青銅器，怎麽受得了？”歐陽定武反問道。
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管理“倉庫”的故宮人平時要請治蟻專家，藥物祛蟻；天氣晴好、相對平安的時候，還要把文物定期拿出來整理、晾曬。“晾曬是個技術活兒，哪一箱需要曬，故宮的專家們很懂。”章劍華告訴記者，按照那時的故宮製度，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有的必須專家親自動手，工人主要是協助。”
“為了保證文物安全，晾曬必須在眾目睽睽下進行。”歐陽定武也向記者證實，“記得那時候經常租農民的場院晾文物，場院外圍有部隊站崗、放哨。另外，誰開箱、誰監督、誰晾曬、誰裝箱、怎麽入庫？這個過程都有一個清單，又叫‘出組單’，小組裏每個人都必須簽字。”
盡管每組規模不一，但歐陽定武見過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組。“大一點的開箱整理，當時規定還要有法院、軍隊、政府的代表到場，總之，必須保證有人做事，有人監察。”
數年“避難期”裏，缺場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飯，因此，不少書畫至多每年“輪上”通風一次；文物停在樂山和重慶期間，由於白蟻、鼠害趨緊，故宮甚至動員家眷們一起上陣，歐陽定武的母親也曾是其中一員。
對莊靈來說，故宮人的簽字程序，並沒有給年齡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記憶。但隨父親給文物“吹吹風，曬曬太陽”的經曆，卻成為他童年回憶中的一段幸福時光。
“我們的‘倉庫’——安順華嚴洞和巴縣飛仙岩，幾乎都四野無人，非常僻靜。我和哥哥經常在露天場子裏，看中國人最好的字畫，晚上就跟父親玩‘文物接龍’，你說朝代，我說畫家，他說作品。後來到了台灣，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時，不時能在字畫裏發現我的‘舊相識’。那時候，我們曾近在咫尺。”
“那時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全體同仁
嚴密的文物管理製度，似乎必然令那場堪稱奇跡的文物“南遷”順利完成。但歐陽定武和莊靈卻不同意。
“我一直認為，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裏，比製度更重要的是人。”莊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可以說，我父輩那一代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在歐陽定武的印象裏，父親歐陽道達即使在暫時結束運輸、出任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主任期間，也每天不閑著。“父親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轟炸的時候也一樣。”
“那首先不是一種生存手段，而是一份興趣和事業。”歐陽定武表示，在故宮人眼裏，文物神聖。“對父輩來說，把文物交到你手裏，是莫大的光榮，所以，你也必須兢兢業業地擔當。”
歐陽定武告訴記者，這場“南遷”當中，有不少隨行人員還是毛頭小夥兒。他記得最深的，是個隻有16歲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給他，不論年齡，他一樣要負起責任來。”
莊靈則告訴記者，父親莊尚嚴自從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第二天，啟程護送80箱文物向南進發時，就已自認為“一輩子是故宮人”了。1944年，莊尚嚴護送文物從安順華嚴洞到巴縣飛仙岩。由於戰時薪水停發，莊尚嚴一家護送途中，時有風餐露宿。“當時的‘飛仙岩’，原是巴縣深山裏的一條石油溝，隻通一條石子路，山裏還有老虎出沒，這是我童年的恐怖記憶。”莊靈打趣說，“現在回憶起來，卻是一段好時光。後來，父親把石油溝裏藏文物的地方，命名為‘飛仙岩’，旁邊的小河命名為‘虎溪’。”
莊尚嚴後來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直到1969年退休，為故宮工作了45年。“後人有人送他一方圖章，上麵刻著‘老莊老運好’。‘莊’是‘裝’箱的諧音，‘運’是運氣的‘運’又是運輸的‘運’，父親愛不釋手。”莊靈告訴記者，晚年時，莊尚嚴還自稱“守藏吏”。“父親一直告訴我，他1924年‘入宮’，當的不是皇帝，是維護國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輩故宮人能為文物，做到無怨無悔，是今天最令後輩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話說‘國家滅亡以後，有複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在章劍華看來，這場文物“南遷”承載了太多厚重的東西，“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曆史，飛馳的列車、遠航的江輪和翻山越嶺的汽車，承載了故宮的萬箱國寶，故宮人則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歐陽定武在麵對記者時卻一再強調，文物“南遷”奇跡，是一場舉國合力。
“它絕對不是一個博物院院長、幾個知識分子就能做到的，那個時候，有軍隊護衛、有人民支持。”他告訴記者，文物運出北平時，每節車廂都有軍警；火車經過的每個分段，地方都會派出軍力；一些路段還設有騎兵，沿路跟著火車跑。
“到了樂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幾個村子的族人沒有二話。”他說，“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談價這類事，很多地方百姓都會包下來，他們也覺得這是責任。”
故宮人的功勳沒有被忘記。1946年，由於護持故宮文物有功，歐陽道達獲得了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在北平故宮博物院裏，獲此勳章的隻有兩人。另一人是那誌良。
最後，當記者在景山前街15號昏暗的閣樓裏，向歐陽定武問起他父親那枚傳奇的勳章時，老人一邊將鼠標滑向電腦上父親的老照片，一邊低聲回答：“那個勳章，父親有生之年從沒對家裏人提起過一個字。我是看了那誌良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才知道父親原來獲過勳章，那時候，父親已經不在了。”[1] (按：1948年部分文物運台，兩岸故宮人典守國寶長達80多年。)
[1] 那場奇跡般的文物"南遷" 那時故宮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
家庭精神暴力6種類型
家庭暴力對女性認知心理的傷害
打人是無能的表現
淺談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影響 (轉貼)
走出家暴的10個誤區 對家暴說不 ZT
十歲那年 我支持母親離了婚
不要羞煞我哦。我實在受不起。。。
美女？真滴麽？真滴麽？
鑒定完畢！
回複piao11的評論:
二位好坐，用茶。我是學理工的。家裏倒是幾代幾乎全是老學究，我隻是懂得要嚴謹、多方論證、不隻聽一方之言。
說我是學究，姐姐們過獎了。我可差遠了。要是真的遺傳了哪條染色體，真真是老天對我的眷顧。。。
跟妹子擠擠沙發~~~
鑒定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