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時文人講究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意思是說,寫文章是件很嚴肅的事情,首先要對得起天地良心。一直到宋朝這句話基本都適用,打那後就不行了。
古代人將人分為四類,所謂“四民”:士、農、工、商。認字有文化的是一頭一尾,但商人為什麽排到尾上了呢?古人也清楚,商人不可或缺,但商人通筆墨不是為了什麽宣揚大義,商人是為了盈利,為了股東的必然選擇,所以商人隻能敬陪末席。這是被“士”把持的社會的可憐的偏見。畢竟,誰也不能“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是吧?
在現在,有太多的東西是不能反思的,雖然大都是些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東西,但強迫成習慣,習慣成自然。漸漸的就影響到在生活中也不會反思了,不想反思了。碰到問題不是先判斷對錯,而是先左右顧。別人可以,我為啥不能?按這種邏輯發展下去,所有的生活都變成了某種形式的表演。表演給上級看,給同事,同學,父母,親戚朋友,後輩等看。而且現在的表演越來越向小朋友發展。像那個“爸爸去哪了”的節目。純真一旦失去,就再也沒有了!讓孩子們幹些該他們幹的,他們想幹,而不是幹娛樂我們的事情。不然過個幾十年,我們就會被他們娛樂了!
在宋朝,或者更早以前,皇權是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製的,因為有個相權。宰相本來是皇室的私官,宰,即宰牲,主祭祀,掌禮書,兼治膳。就是夥房裏的大掌勺!相,則封建貴族祭祀相禮之人,臨祭為相。宰相,是天子的私官,最初不掌外朝政府之權。漢武之後,封建製名存實亡。王室與政府逐漸徹底分離,宰相也由勳戚改為士人擔當,執掌政府。國事,家事就分開了。天子不會什麽事都管,因此,宰相權利是很大的。逐漸代表了士人階級乃至普羅大眾的利益,天子不滿意可以換宰相,但不會削宰相的權。而元明清三朝基本沒了相權,皇權親領政府,元朝不說了,讀書人多不仕,所以元朝開始,民間文學開始蓬勃發展,從元曲發展到京劇,到“紅樓夢”為代表的四大名著,和無數的非名著。明朝的內閣和清朝的軍機處都淪為皇帝的秘書處,除了開國的幾朝,很少再聽說大臣們不滿意就封了聖旨還給皇帝再寫這種舉動了。原來宗教意義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變成了政治意義。這個天,原指老天爺,是神。後來就變成了天子。
讀書人團體變成了一個一個既得利益團體。士人和商人逐漸合流。文章演化為輿論,寫文章變成掌握輿論。掌握了輿論,即可無往而不利!在輿論這個江湖中風頭浪尖上的演員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無它,他們(她們)的曝光率在這信息時代實在是避無可避。隻有寥寥幾人像葛優、陳道明、梁朝偉等守著本分,記得看到葛大爺一句:我就是個戲子,給大家帶來高興是我的本分!淚流滿麵。英雄們早就一抔黃土掩風流了。而且現在也不需要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