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臭老九

1973年的秋天，我終於結束工廠的“勞教”懲罰。當時的最新政策，又讓我們這些＂雞肋＂們繼續恢複任用。本應回原單位工作的我，卻無“家”可歸。文革中，文研所和文聯都被“砸爛”了。經過轉輾分配，我被安排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文藝組當編輯。聽說，當年，老社長林呐在選用編輯方麵，不是光以“紅”和“左”為標準的，他聽說我是原文研所和文聯的，不知我的業務能力如何，對接收我頗為猶疑。有一次，他向我原文研所副所長吳火打聽我的業務水平，吳火回答，＂當編輯有富餘＂，後來吳火同誌見到我時告訴我這一情況，並告誡我，“出版社是個人事關係非常複雜的地方，你要考慮考慮（是否到那裏工作）。”我當時心裏十分感動，沒有想到這位被我批鬥過叛逆過的老領導對我毫不計較個人恩怨，還對我這樣欣賞和關愛！

說實在的，我在我一生事業上遇到過的幾位領導真可謂三生有幸，如吳火，林呐等人，都是共產黨中重視專業能力和富有高尚人品的文藝和新聞出版事業的優秀領導和專家。他們不是隻有＂黨性＂的＂黨棍＂和＂政客＂。也因此，他們在共產黨內也屢受壓抑，官位和他們的才能貢獻不成正比。林呐老人，是一位三十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老新聞宣傳幹部，比他資曆和水平差得多的家夥們都紛紛升官了，而他直至生命的最後，仍然隻是一介社長和一個掛名的出版局副局長而已。令人慶幸和安慰的是，百花的編輯和全體人員都對林呐十分敬愛，他的優秀形象在百花文藝出版社甚至全國出版界播種下了深遠的影響。

吳火老人也是一位共產黨的真誠戰士，他曾曆任天津市委書記萬曉塘的秘書和公安局長等要職，但他始終不失共產黨人的信仰和天真的書生氣。他熱愛黨的文藝事業，也熱愛人才。他自己也是一位有宏圖大誌的紅色才子。他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當他做了幾年政治幹部後，竟放棄仕途，以調幹生身份到南開大學中文係進修，並兼任係的黨領導職務。後來調任文研所副所長（事實上，他做的是所長的工作。所長方紀僅是掛名而已。）在文研所，他如魚得水，意氣風發，領導全所人員製定了一個宏偉計劃，要以畢生之力量搞出一部馬克思主義大美學來。他毫無官氣，和大家平起平坐，十分關心青年研究人員的業務能力的培養和提高。自然，這也是一場幻夢！文革中他和方紀等富有才華的文藝領導幹部一樣，遭到莫須有的罪名，使他空懷抱負而蹉跎餘生！晚年的吳火勘破紅塵，篤信佛教。我在移居新西蘭後幾次回國，都有幸見到他。每一次我們這些文研所的舊雨重聚，吳火都欣然應邀出席。雖然他久已出塵棄俗，但他仍不舍舊知，對我們這群他當年的小朋友還沒有割斷深情。他也仍關心世事，願意傾聽我們這些無名小輩們的瞎議論。但最後他終於還是決心＂＂舍得＂＂放下＂，皈依佛門了！

幾十年後的今天，回首往事，我不免痛心疾首：早期領導新中國的共產黨幹部中是不乏像胡耀邦、林呐、吳火等等的優秀共產黨人和專業人士的！他們是確有信仰和高尚品格的楷模！不然，何以這麽多民主愛國人士和大學者、專家、社會精英，熱血青年都會義無反顧地傾向和擁護中共新政權呢！

遺憾的是“寡人有疾”了。他把“不應有疑”的中國文化的精華隊伍視為“有疑”的階級敵人，而把大有可疑的政治痞子和政治投機分子如康生、張春橋們視為他的砥柱人物。以致留給他的幾代接班人和十幾億中國人一大筆積重難改的負麵精神財富！足夠習誌士及其同儕們“愚公移山”幾十年而難撼其根基！

革命先驅者們的理想和熱血，哪裏去啦？！

真是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1973年前後的中國大地是最混亂的。臭老九們雖然重返老巢複職，其實也無所事事。除了編輯一點四人幫指定的極左又無聊的書籍外，還是整天“政治掛帥”，大會小會“批林批孔”。會上，大家一律正襟危坐，若有其事地又是批林（彪），又是罵孔（夫子）。有時也難免夾帶一些笑罵，畢竟我們那時還年輕，難於堅持整日扳起麵孔，假裝正經。到了散會後，就如同賈寶玉散學一般，又嘻嘻哈哈，說說笑笑起來。其中傳說得最多的是蘇共的“政治笑話”和中共的“小道消息”，當然隻是在幾個互相信任的同事之間悄聲地傳說。

有時趕上西哈努克來天津“訪問”，市委就號召全市各單位各居民住家，大搞愛國衛生運動，以迎接這位空頭的窮極無聊的“流浪親王”，大家也可輕鬆一天；再有，就是借著和工農兵作者結合的機會，偶而到近郊村子裏采購一點市裏買不到的農副產品，大家瓜而分之。也有時，一些淳樸的農村青年文學愛好者，不遠百十裏路給我們送來幾麻袋當地特產。說來寒磣，也不過是些劉姥姥帶給榮國府的些許時令蔬果，但在當年，你想像不出，那是一份多麽令人喜悅興奮的厚禮！也隻有那個年頭兒，窮哥們之間有這種呼吸與共的沸騰熱血！刀光劍影的歲月裏也不失快樂互助的本性和“黃連樹下彈琴”的本能！可見，人，不可能成為百分之一百的政治動物，即使高掛在天安門城牆上的“偉人”“神人”！

 

初到文藝組（百花出版社的前身），我無書可編，因我原先在文研所是搞文藝理論的，而那幾年除了四人幫的爪牙，已無人再寫文學批評類文章了。我隻有在報紙上看到幾篇官方文藝理論的文章，就用剪報方式，隨俗應景編輯了兩本文藝理論集（完全出於自發的職務感而編的）；也曾為那位紅得發紫的著名作家浩然編了他的創作心得集。還有一些早已忘了書名的書籍。

其中，有一本書題為“初瀾文藝理論集”的小冊子（內容是宣傳四人幫“三突出”創作教條的），我根本不知那化名“初瀾”者為何人，想不到他乃是四人幫宣傳喉舌寫作班子的集體筆名。

 

1974年夏天，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在北京西苑賓館召開了一次以“批判無標題音樂”的名義，實為打擊堅持正確方向的音樂權威及音樂隊伍，真正的矛頭其實是指向四人幫所謂的周公（周恩來）的全國性大會。當時像我這樣的局外人當然是不可能猜出其中奧妙的。

 

由於我編輯了那本“初瀾”集，一位“初瀾”寫作班子中人讓我也去參加大會的簡報組工作。

 

當時，我隻記得一些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中很多談及德彪西這位無標題音樂大師的種種“資產階級”的音樂思想，而更多的是針對中國音樂界裏存在的什麽土洋之爭，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等等。我雖每天參加小組討論，然後整理出一份簡報上報，但其實，我這個音樂門外漢對那些專業發言一竅不通。實際上，大部分發言也是以檢討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為主。那時，一開會，不管什麽議題，即使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就是兩個內容：一是表態，“熱烈擁護”毛主席指示；二是檢討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即“鬥私批修”。發言內容幾乎千篇一律。

 

倒是對那次大會的某些場景片斷還有些難忘的印象。

 

那次領導並出席大會並做了一個定調發言的是四人幫紅人於會詠。我隻見過他一次。留給我的印象是麵容陰沉疲倦，一臉高深。另一位是演“紅色娘子軍”中洪長青的芭蕾舞演員劉慶棠，他還不失演員風度，會場上一派春風得意的樣子，臉上時有笑意。這些“大人物”露麵的場次不多，而且居高臨下，跟普通與會者也無接觸交流，給我的印象也就如此而已。

 

接觸較多的是幾位著名音樂家，如殷承宗，李德倫，王雙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詞曲作者），金昌奉等人。

 

這些著名的音樂家，雖然聲名遠揚，我在見到他們之前，心目中常常把他們視為神聖。其實，一見之後，才感覺他們是和你我他一樣普通而且有趣的人。

 

我們接觸最多的時候是在深夜的那頓宵夜的清真席上。 餐桌上，大家一改開會時的正襟危坐，一臉嚴肅的樣子，似乎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裏一般，脫去麵具，輕鬆地坐下來吃一頓隨意的飯菜。自然，不可能光是低頭吃飯。音樂家本來大多是性情中人，天生有一種無拘無束、熱情奔放的性格，即使在嚴酷的政治年代，也難完全約束自己的本性。

 

大指揮家李德倫是回族，所以每餐都在清真席上用餐。當他得知我和他為五百年前的同宗，又是上海人，十分高興，有時用一口道地的上海話跟我聊天。但我畢竟是小字輩，不敢放肆多說，隻想多聽他們幾位大名人的說笑。

 

有一次，一位音樂家在飯桌上道苦，說王雙印晚上的呼嚕聲實在“有水平”，“誰也不敢跟他一屋睡......”，坐在一旁的黑龍江的胖作曲家王雙印嗬嗬嗬地笑著說：“不會打，瞎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這時，身材魁梧的李德倫笑著說：“我有辦法治他，你聽他一打呼嚕，就吹口哨......”說著，他還嘬起嘴唇，作吹口哨狀，笑得大家幾乎噴飯。朝鮮族作曲家金昌奉是位性格內向溫和的人，他以一曲動聽的“北京的金太陽”聞名全國，他在飯桌上總是安詳地不出聲地笑。每天晚上這頓夜宵，連吃帶喝，加上不斷地笑聲不絕，實在是一天中最開心的時刻。

 

那時，缺乏政治頭腦的愚蠢的我，隻看到李德倫的幽默活躍的外表，一點也沒想到這位傑出的音樂家的內心深處在經曆著一場怎樣的煎熬！一位一生熱愛交響樂的大音樂家，麵對著江青、於會泳等一幫極左棍子的蠻橫批判深受世界人民喜聞樂見的西方尖端音樂和踐踏富有創造精神的中國交響音樂界的群英們，他像眾多的具有真知灼見的文化精英一樣，在政治的高壓下，不得不忍住極大的憤慨和悲哀，一如既往地嘻笑著，仍然保持著一位真正藝術家的高貴的姿態。這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到偉大的莫紮特。莫一生在磨難中度過，但他給予世人的卻是永不衰竭的真誠的歡樂和希望！

 

若幹年以後，當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高大的李德倫又熱情激越從容地揮動他那小小指揮棒時，不禁又回憶起當年他在清真席上眉飛色舞的快樂笑容。

而那位同樣幽默的作曲家王雙印的命運和李德倫正相反。作為一位家喻戶曉的紅歌曲家，大受江青等欣賞，一度登壇拜將，官至黑龍江省革委會成員。四人幫垮台後，他也“托庇”入獄達十年之久。其實，都是政治的產物！

唉，這個時代的悲劇、滑稽劇、荒謬、荒唐、荒誕劇實在寫不勝寫！

 

那次，我的一位在中央樂團拉小提琴的青年朋友也去出席大會了，他介紹我認識了殷承宗。殷也是一位性格開朗隨和的年輕人。略顯富態的身材和那肥短的雙手，竟能那樣靈動瀟灑地彈出最複雜優美的鋼琴，使我十分驚奇。他也曾以一曲“黃河大合唱”的鋼琴曲聞名全國。聽說四人幫完蛋後也一損俱損，吃了掛撈。

 

可惜，當時的政治環境所限，我雖然見到了不少音樂界的著名人士，但也無緣相識交談！隻留下了片鱗隻羽的零星印象。

 

第二年，我又奉命去天津“農業學大寨”大會簡報組工作。那跟我的專業其實毫不相幹，那些千篇一律的發言，我一點興趣都沒有，隻是枯燥地記錄某些重點，作為簡報資料而已。

 

在那次大會期間，我有幸認識了天津市農委主任王立吉和市委宣傳部長王樹鍔。實事求是地說，七十年代的gcd領導幹部還不失革命幹部的體麵，不論對他們的本職工作，或自身的操守都比較認真，注意影響，還沒有變質墮落到今日之沒羞沒臊程度！當然，這也隻是我在極短暫的接觸中得到的印象。

 

經曆過二十年的政治風雨吹打的我，特別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之後，對gcd毛澤東領導的這個政權，思想上大大動搖了。開始醒悟到五十年代以來的種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政權和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地位！

本來，當初解放軍進城，共產黨掌權，廣大愛國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是真心支持新政權的。最初，共產黨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和社會經濟等，做了不少深得民心的事情，社會已日益安定繁榮，生產力也在發展和提高。人心思安。這個所謂的新社會是完全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迅速建設得更快更好的。

 

但是，畢竟是搞農運起家的，在毛領導下的中共暴露出，他們終是能破不能立的“敗家子！”

 

”首先中共的用人政策（所謂的組織路線）就是偏激的，極左的。他們以為一切文化階級都和共產黨有二心，是異己階級。就大量的啟用工農兵作為基層政權的管理者。排斥打擊有管理經驗、有科學知識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參與管理。

 

而那些所謂的工農兵“幹部”，既無舊文化基礎，也未經過新政權的培訓教育，一旦上朝堂，不但不懂怎樣管理，除了一句空洞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外，在管理業務上完全外行，有些人則滋長了小人得誌的惡習。

 

當有識者誠懇地向執政者善意提出意見時，毛恩將仇報，大下殺手，把一大批對共產黨奪權有功的文化力量打進十八層地獄。

 

毛澤東的一生，以暴力鬥爭起家（湖南痞子運動），也終以暴力鬥爭結束其統治。

 

他的“天才”最突出的表現，是善於“與人鬥”，善於利用群眾搞暴力。而“暴力革命”的“成功”，又導致他絕對“迷信”“崇拜”自己。以為這個地球離開了他，就隻會朝右轉了。

 

當他打敗了國民黨，又掃除了所有親共的進步勢力，接下來的事業就是自相殘殺了。“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就是一場共產黨最高司令部的殘酷廝殺。但不像劉邦株殺功臣，毛澤東是既殺了雞，也宰了“猴”。上至劉、鄧、陶及其黨羽，下至區、縣、鄉、公社基層官吏，無一幸免。 殺到最後，傻老百姓也互相廝殺了。原本勤勞善良的人，幾乎都變成魔鬼了。共產黨進城之初，自詡：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但十幾年內共產黨又把人變成了鬼一一痞子加魔鬼！這個難以改變的惡果終於在中共統治的後三十年中得到印證了！

 

當然，其罪不全在毛澤東一人，整個中共領導集團都難辭其咎！21世紀的中國，表麵上看來已是一龐然大物了，但在根本上，他仍然是一個大醬缸，大蒸籠。 上至第一領導，下至無家可歸的窮人，都患有一個共同的疾病一一焦慮、浮躁。有權的有錢的有槍杆子的，全都如坐在火山頂上，焦慮那可能失去的天堂；無權的無錢的手無寸鐵的也浮躁不安，整日如在烈日下行走，在蒸籠裏生活，不知何時才有真正翻身的一天！

 

尊卑、窮富、貴賤兩大陣營在搏鬥，每一陣營內部也在互相搏鬥、咬噬，，處處有暗流湧動，人人有難念的經！

 

這難道不是當今中國燈紅酒綠下、鶯歌燕舞下、出國旅遊下、車流擁堵下、臭味互熏下、霧霾籠罩下的最深處的真實現狀嗎？

[魔山洞府]

猶抱琵琶半遮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