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2月17日 轉載)
導讀：自從台灣1987年徹底解除禁戒，台灣已走過了20多年的民主化進程。回頭看來，有成功，也有經驗和教訓，民意測驗也顯示民眾對民主製喜憂參半。撇開民主製本身優劣不談，台灣的民主進程尤其自身的特點與難題，如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了解這些問題對於了解台灣民主製的過去和未來，以及對展望我國民主化建設均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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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會最初跟我聯係講演的時候，建議我講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關於陳水扁弊案。我認為這個題目還是由台灣的一些“名嘴”來講比較合適，所以決定從學術的角度來談一個更為宏觀，也更具有學術價值的題目，就是《台灣民主的沉淪與再興》。題目定的好不好，能否說明實際問題，就請大家共同點評。
台灣的民主化對中國人來講，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驗，引起兩岸絕大多數關心政治發展的人的關懷也是非常自然的。假如以台灣1987年底解除戒嚴作為起點的話，到今年剛好20年多一點。20年算是不長不短的一個曆史階段，也可以做一點階段性的回顧了，那麽我們就對台灣的民主化做一個經驗性的小結。
在這20年的時間裏，台灣共經曆了6次立法院選舉，4次“總統”大選和3次修憲國大選舉。修憲國大會是指負責修改憲法的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當然最後一次選舉與前兩次不太一樣，但也是公民直接參與的重要政治過程。此外還出現過兩次政黨輪替問題。這些都可以作為台灣民主體製中比較重要的裏程碑，為我們提供了比較多的經驗和思考線索。
回顧2000年到2008年的兩次政黨輪替，人們自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評價。從正麵的角度來看，它畢竟是在和平的環境下依照憲法程序完成的兩次政黨輪替。當然也有很多人從台灣島內的政治運作角度出發，認為這8年的曆史不堪回首。用嚴厲一點的話來講，2000至2008年間，台灣的政治運作對其民主是一場災難，造成了千瘡百孔的局麵。
我們應當怎樣看待台灣階段性的民主立憲政體呢？
在進一步的討論之前我先在這裏做一個小廣告。我與美國的幾位教授自1989年以來，一直在推動一項大型的對整個亞洲地區民主和民主化的比較研究。這項研究建立在我們在每一個國家和地區所做的全麵性調查訪問的基礎上，稱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可以理解為捕捉民眾的脈動，了解民眾態度觀念的變化。如果大家想要更為詳細的信息，可以在www.asianbaromenter.org中找到，上麵有我們1989年以來的概況介紹，可以下載的許多英文的研究報告；有一部分資料已經開放使用了，大家可以拿來做研究和分析，也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調查資料。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最近出版了一本英文的研究成果，叫做《東亞人如何看待民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這本書裏，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基本的指標，來看台灣民眾眼中民主的運作情況與他們的主觀期望值之間，究竟有多大的落差。我們分別在2002年和2006年進行了兩次調查，即將進行第三次。參與比較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了日本、韓國、蒙古、菲律賓、泰國和香港。調查顯示，對台灣民主運作比較滿意的公民大約隻有一半，其餘表示不滿意或沒有意見。這個比例在整個亞洲來看處於偏低的水平。有趣的是，韓國和日本與台灣的情況類似，公民對民主運作的滿意度都不很高，低於蒙古和泰國。我們調查的另一個目的是了解民主製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相對於其他製度來講，民主製究竟是不是一種好的製度，是否是更值得優先考慮的體製。根據在台灣兩次調查的結果，讚成民主製優於其他體製的人數比例非常低，2002年隻有40%，2006年略有增加，但也隻有47%，不足總數的一半。這個結果同樣明顯低於日本、菲律賓和泰國，更低於香港，與韓國的情況差不多。
這種現象非常特殊，歐洲有現成的數據，80%以上的公民都認為民主製比其他體製優越。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解釋為，台灣的民主體製在公民眼中的“正當性”還不是很強，民眾還沒有給它充分的信任。很多人可能會評價說台灣從1987年民主化之後，很多方麵的政治表現比之前國民黨一黨專政時要好，這也是台灣民主化的一項曆史意義了。
從另一角度講，盡管當前台灣民眾對民主體製的信心不夠，他們會讚同走回舊的體製嗎；會同意停止直選，由一個強人來專權嗎？實際上很多人都反對舊體製的回歸。也就是說，民主製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其他出路不可行的基礎上的，盡管現行體製不盡人意，但卻也沒有其他的方式能夠替代。這是一種很尷尬的狀態。
還有一個問題：民主是否能夠解決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表示讚同的比例仍然很低，2002年為46%，2006年為54%，都有大約一半的民眾持否認態度，認為民主製不可能解決經濟發展和治安等社會問題。這一比例在東亞地區也是比較低的，唯一比台灣更低的是香港。
同時我們還做了一些相關研究，例如關於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遵守法律的。這個題目是最近才調查的（2006年）。台灣36%的人認為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遵守法律的，相反有56%的人認為政府偶爾或經常不遵守法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負麵評價，從中可以看到當前社會的法治問題非常嚴峻。政府不按照憲法和法律要求行事，就會在民眾心目中形成很深刻的消極印象。
有一個問題非常有意思，跟大家分享。我們曾問選民，2004年的選舉是否是一次公平且公正的選舉。結果隻獲得了一半的支持率，另一半選民則認為2004年選舉不足以稱作公平和公正。這個比例在亞洲也是非常高的，隻有菲律賓能夠匹敵，其他國家一般都對該國最近的一次選舉的公平性持比較積極的態度。比較正麵的評價是，民眾在台灣享有較好的言論自由，可以自由發言和參加社會組織，不必存在擔心和顧慮。雖然不敢說是百分之百，但普遍認為台灣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
最後一個指標非常重要，它意味著究竟我們的政府是否能夠響應民眾的需要。就最近幾年的調查結果來看，民眾對台灣民主製的評價還是相當差的，隻有36%的人認為政府能夠真正響應民眾的需求，59%則持反對意見。這種現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絕大多數亞洲的新興民主化國家就政府是否能響應民眾需求這一點來看，評價都很低，日本隻有33%，韓國甚至更低，隻有21%，蒙古為24%，菲律賓32%。即使泰國在軍事政變之前，所獲得的支持率也僅有47%。反而是兩個不被認為是典型民主製的國家在這個指標上的得分比較高，分別是馬來西亞（56%）和新加坡（66%），遠高於前麵提到的幾個民主製國家和地區。
這些取自2006年的數據一方麵涵蓋了台灣比較長的民主化階段，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客觀上評價的基礎。整體上來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台灣民主政體還沒有能夠在台灣民眾心目中建立起牢固的對民主體製的信任與支持。
台灣民主過去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呢？我認為，它的確經受了很多挑戰。我把這些挑戰歸納成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是結構性的挑戰，第二個我把它稱作“國家治理的挑戰”，第三個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組的挑戰。
首先從第一個層次，結構性的挑戰談起。我想大家對此都不陌生。台灣民主一直受困於“兩座大山”的限製，很難繞過去；隻要不繞過去，台灣民主就無法真正平穩地幸存。其中一座大山是國家認同的衝突，一般民主體製無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民主體製通常要有所妥協，這樣才能避免非常尖銳的對立。比如應該增加社會福利還是減少納稅，這是多跟少的問題，是可以商量和調節的。但是認同性的問題，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台灣一個爭論激烈的問題是：小學的教科書應該由誰來編，怎麽編？教科書要同我們的下一代講，他們究竟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台灣曆史要從炎帝黃帝開始算起，還是從400年前荷蘭人殖民開始算起。這個問題非常尖銳，隻有如實記錄問題。這又涉及到很嚴肅的曆史問題，而且摻雜了複雜的情感因素在裏麵。反過來講，任何一個政黨來執政，一旦做一些重要改變，這些改變就不容易逆轉。這樣子會讓失去政權的集團有非常大的危機感——一旦失去政權，他們所堅持的理念得到實施的機會就小之又小了。這種情況下，民主就不再僅僅是競爭，而會變成鬥爭：他們認為理念是神聖的，神聖到不見得需要遵守民主製的遊戲規則，那隻是取得權力的一種手段而已。
第二個結構性的挑戰，或稱為“大山”，是當前體製本身所麵臨的困境。首先，台灣的主要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或稱做“藍綠陣營”，以及政治精英，對於台灣當前體製的核心和本質沒有清楚的共識，都在各說各話。總統權力的界限在哪裏，立法院、行政院與總統之間的關係是什麽，行政院是向總統負責還是向立法院負責，對此憲法中有彈性空間，表述的很模糊。在這其中可以產生無限多的爭論，甚至可以引爆憲政危機。台灣的現行體製作為半總統製，其中的配套設施是不完全的。它所導致的最嚴重情況在於，當總統所代表的政黨與立法院的多數黨不屬於同一政黨時，應當如何化解這個僵局。因為總統可能不願意任命立法院多數黨的人作為行政院的院長，就像過去8年的情況一樣；可是立法院的多數又能夠決定法律。有一種方法可以在理論上化解這個僵局，立法院可以投不信任票將內閣推翻，迫使總統重新提名為能夠被大家接受的人，或者解散立法院重新改選。
我說它不配套的原因是：過去的選舉製度以及選舉文化，使立法院的所有立法委員都不願意采取攤牌的方式，因為攤牌就意味著改選，改選沒有把握連任，同時也意味著要花費更多的資金。所以麵對化解僵局的快捷方式，政黨一般不願去啟動它。因此在過去的8年，麵對藍營主導的立法院，雖然沒有決鬥，但卻一直小鬥不斷。這也是台灣現有體製中存在的一個困境。
在這個過程裏又出現了衍生性的問題。由於立法院可以審查預算、決定重大政策和立法，它不斷利用這些權力便利來對抗妨礙民進黨時期的行政院。而行政院不甘受束縛，因此選擇性地遵守立法院的法律規定。一旦一個行政機關不依法行事的話，就說明憲法已經出現危機了，就亂套了。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以前一個新聞局局長姚文誌，國民黨的立法院為了要抵製他，就把姚文誌所有的特支費等費用統統刪掉。本來這就是立法院通過的預算立法院案，具有法律案的位階效果。可是姚文誌卻從別的項目那邊把錢偷偷挪過來用。立法院的法律規定不被遵守，因此立法院有權廢掉那些支出。這類事情出現不止一次。這實際上是在體製外部進行的矯正和對抗。有時候這些問題也會涉及司法機構，變成違憲的爭議。盡管目前藍營再次拿回總統，但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切實解決，甚至存在深化的可能。
台灣在民主化階段，尤其是過去的8年中，所麵對的第二層次的挑戰危機主要出現在“國家”治理方麵。我把它們劃分成三個方麵。第一，我們的文官（公務員）體製受到了黨派鬥爭的侵蝕和腐蝕。當然這其中也是有曆史原因的，因為過去國民黨搞黨政合一，很多高階文官都加入國民黨。民進黨執政後對他們都不信任，要麽冷凍，要麽盡快把他們換下去。民進黨換人的時候也是一樣，也會挑選一些意識形態相近的人與之搭配，或是重用主動送上門來表示效忠的人。這些人其實完全談不上忠心，換了主人便去換一副麵孔示人。他們在正常的升遷途徑中其實不會得到重用，但是對民進黨來說，這樣的布局更有利於他們對權力的掌控。可是這樣的職位更換就把原先文官體係的資深倫理、專業倫理破壞掉了。
民進黨與國民黨政治上的競爭和鬥爭非常激烈，每一件事都要斤斤計較，盡量保證每一筆預算、每一條政策都會為自己增加幾張選票，或至少可以有效照顧到已有的支持者，一直可以細化到縣、鄉甚至個別群體。這樣文官會變得不敢思考也不會思考，因為他們的訓練邏輯不一樣。正常來說，文官應該被訓練進行規劃公共建設、整體經濟效益以及如何最合理地規劃的思考，應當站在全民和社會的最大利益的思維角度。而如今上司在算計，每一個小小的政策和預算如何達到最大化的利益交換關係，文官就變得不敢主動思維，變得被動。就說關於台北鬆山機場可否變成兩岸直航的機場的問題，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國防部認為不行，太危險，要提防解放軍的空軍；國民黨主張實現直航，現在確實也已經實現了，軍方表示很安全。這對於文官和軍隊來講實際是對他們專業的扭曲，他們沒有獨立與自信也就沒有專業可談。甚至有一種現象在過去的10年中也比較嚴重：將領為了升官而須拍馬，甚至賄賂上級。這些都會導致文官體製的專業倫理急速敗壞。
第二，“國家”機構整體的執政能力在下降，特別是統籌兼顧的能力，因為它涉及到很複雜的政治上的妥協，包括了很多環節，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地方本位主義等，都會影響到整體性統籌兼顧的能力。另外，舊官僚的專業不受尊重，規劃理性不能完全符合民選政治的邏輯，文官的整體地位也出現下降。這些“國家”機構執政能力是過去30年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支柱。像工業園區、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教育投資和公共建設規劃，這些六、七十年代比較繁榮的項目，都是靠這些技術官僚。他們的才能在“國家”機構相對獨立的時代可以得到發揮，但進入民選時代，民意掛帥後，失去了發言地位體製，而且說的話並不受尊重。反而是政治性的人物，比如有民選經驗的立法委員，他們才是政策舞台的主角。當然也可以說這是社會多元化發展必然的結果，也可以部分說明台灣經濟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走，因為過去的模式已經不存在了。這是民主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第三個方麵，我們看到的過去激烈的政治競爭、選舉競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黨派間的競爭，形成了非常大的客觀社會成本，也會影響到前麵提到的執政能力的下降。很多政治精英的時間和精力都大量投入在選舉和政治鬥爭中，他坐下來思考問題的時間相對來說就非常少了，因為他的時間分配要符合他所附著的競爭體製，符合政治競爭邏輯的需求，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在應付媒體，回應反對黨的攻擊和立法院的指責上。大家還會發現那些政治人物的風格會跟實際上不太一樣，一方麵善於言辭上的辯論，同時營造自己的形象，非常重視在媒體麵前的表現，非常重視民意調查。很多決策都是根據民調資料，而不是全局的考慮，很多決策都是先看民調數據，再決定如何定。當然它有有益的一麵，但是問題在於，民意是浮動的，因此很難形成一種長遠性和連貫性的政策思路。這就會反映在台灣目前的一般決策模式是政治精英和民調的衝突中。
再者，我們的政治競爭結構主要分為藍營與綠營？他們之間的不信任和對立簡直達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最後形成這樣一種現象：由於他們之間不斷相互攻擊，抹黑對方，甚至製造莫須有的事情，所以在民眾心目中，政治人物都不值得信任，都是非常虛偽的。在台灣很難找到能夠得到大多數民眾信任的政治人物，即便是馬英九，雖然他在品德方麵幾乎沒有什麽瑕疵；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也許民主社會都是這樣子，但是不得不說，台灣表現得特別明顯。在美國，假如總統做得特別好的話，人們在意識上還是會對他很推崇。如果沒有一批具有廣泛公信力的領導者讓人們願意托付責任，這對國家治理能力也是有影響的。
我要講的第三個大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係重整之間的挑戰。首先，政治本身在侵蝕台灣社會裏麵一般的人際關係與相互信任，也就是說過度的爭鬥和藍綠陣營的對立，在正常的人際關係中造成了疏離和矛盾。曾經有一段時間，夫妻吵架和離婚的事件有很多是因為兩人一個支持藍一個支持綠。其次，台灣的民間社會還是頗有活力的，而且很多元化，但是與政治體製的關係卻比較疏離。經過兩次輪替，大多數弱勢團體都對政治產生了疏離感，因為國民黨和民進黨雖然在各方麵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們都會不自覺地傾向於主流。無論是由於大的經濟環境的引導還是別的原因，必須要形成一個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不然會導致台灣資金的外流。相對來講，環保團體、勞工團體等弱勢團體就很難得到同樣的照顧。早先這些弱勢團體與民進黨有著很良好的聯盟關係，但隻要民進黨執政，就會甩開過去支持的弱勢團體轉而支持大企業家和大老板團體聯盟。再者就是金權政治讓正常政商關係出現了全麵淪陷。以民進黨執政的過去8年為例，陳水扁將所有政府的資源拿來作為權錢交易的籌碼，企業為了拿到特殊好處待遇，例如在爭取金融機構私有化的過程中用超低價購買國有股權，或是從政府手中拿到大型工程，企業老板必須奉上巨額政治獻金，幾乎所有台灣的大財團都無法擺脫這個腐敗陷阱，這對台灣整個經濟的運作產生了不良影響。
此外，台灣的媒體在這段時期一方麵出現了高度自由，一方麵也出現了過度競爭，帶來了一些有趣的現象。在製作新聞時，媒體往往傾向於造成又鹹又辣的效果，因為隻要把收視率提高0.5%，馬上就會有廣告收入等大量直接的經濟利益出現。每天的頭版頭條、新聞報導和采訪的方針隻是為提高收視率而存在的，新聞學院學到的專業知識都還給老師了。由於競爭激烈和廣告市場規模數量的限製，新聞往往盡量低成本製作。低成本製作其實很簡單，隻要雇5個名嘴出來胡扯一番大說一頓，1個小時就可以製作一個節目啦，完全不需要什麽深度。這些節目很好看，看起來也很過癮，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過，但是它在政治過程裏麵所產生的作用卻是很壞的。因為這其中很多是瞎攪合、亂折騰，添亂不幫忙！其實，台灣整個政體的運作、政府執政能力的下降可能並沒有嚴重到致使民眾給予那麽低的評價，但是媒體卻可以讓大家覺得台灣已經亂成一團、壞成一團、黑成一團了。更重要的是，台灣政治人物的心境也會被媒體牽著走，一有不利的評價就馬上找尋資料、召開新聞發布會來不斷澄清。如果政府每天都在做這種事情，他還治理什麽呀。
然後，再就台灣的幾個重要發展與大家交換下意見。
首先，關於“國家認同”的衝突或危機已經消退一些了，但卻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很執著於追求法理台獨的人越來越少了，或是原來很堅持的人現在也認識到沒有這種可能性了。我想島內多數民眾已經認識到並接受了這個政治現實。反過來，也有更多人無論是否心甘情願都意識到，還是應該保持住台灣的中華民國體製，這也有利於化解矛盾。至於“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是否涵蓋整個中國就可以先擱置一邊——因為討論起來又會導致問題的複雜化，但是至少在象征性的意義上，可以獲得多數人的接納。
第二，我們的現實體製中可能出現危機和瓶頸的情境暫時消失，但並沒有得到根治。解除的原因是國民黨同時控製了總統府和近3/4的立法院，所以不會出現分裂政府的問題；即便有也隻是國民黨內部的協調問題。當然，民進黨也不是不會東山再起，將來還是可能出現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控製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裂政府局麵。
第三點相對於前麵的內容來講，比較緩和。2008年選舉整體來講進行得相對較為平順。總的來說，台灣選民對於選舉過程的公正性信心還是比較高的，雖然選舉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紛爭，但是選舉的結果沒有什麽可供挑剔的。將來改選可能會使爭議性進一步降低。不過，選舉製度尤其是國會的選舉製度的公正性在這裏就浮現出來。因為選舉製度改革之後，大部分都是單席製，民進黨的得票與席位之間高度是不對稱的，國民黨在即便人口數比較少的縣幾乎也會保證有一議席，而民進黨隻有在南台灣占有席次。這個問題會導致不是單獨的體製的代表性失衡問題。因為對一個政黨來說，假如現存體製使他保持在國會中的少數席位而永不得翻身，甚至席次少到喪失了阻撓立法、或提案的權利，那麽他就喪失了參與政治製衡的立足點，那麽造成的後遺症將是民進黨傾向走群眾路線，會越來越偏激，反體製不可估量的衝動。
最後，對於政商之間的利益交換，顯然傷害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也扭曲了政策的公平性，對執政存在著傷害性，所以國民黨執政後應該小心防範；加上曆史的前車之鑒表明，不法的事情終究還是會被揭發的。總而言之，現在的政府總算回歸到守法路線。而且一旦陳水扁的官司得到應有的判決，對於政壇人物來說也是一種經驗和教訓。
台灣特有的問題，包括“國家”認同分裂、憲政體製不配套等都沒有徹底解決，但也沒有表現得那麽尖銳，繼續像現在一樣得過且過大概還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台灣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其他國家共同麵對的困境，這些客觀事實使台灣的民主製實現全麵的正當性，並得到公民高度信任的目標變得非常艱難，在短時間內難以達到。這些原因是什麽呢？我認為可以總結為四個方麵。
首先，台灣的社會裏雖然有很多中產階級，他們對於民主和自由思想有很強的接受能力，甚至對這些理念保持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仰。但是從整島來看，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民眾並沒有對民主產生真正的信仰。有些民眾對於政治理念不同的陣營，毫無包容可言，甚至會鼓勵政治人物亂套，隻要追求神聖的目標，為達到某種特定的利益，對於民主製的遊戲規則可以打折扣，而這樣的行為並不會影響到這些個領導人物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譬如立法院打架，他們反而會被所屬的群體當作英雄，而不認為是脫軌行為，是違背民主的遊戲規則的。正是因為這類“脫軌行為”有市場，可以得到掌聲，才很難期待政治人物規規矩矩的做事。
其次，我們的憲政法製傳統不夠深透。因為憲法的基本架構是移植來的，不是由自身的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它缺乏這個社會既有的價值文化體係的支撐，這是台灣與歐洲和美國的很大一點不同。對於很多政治人物來講，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這些東西都隻是工具，與他的核心信仰沒有關係。所以隻要能夠換來巨大的政治利益，收買法官或幹預司法的事情都值得嚐試實施。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會這樣做，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這種傾向。
台灣的第三個困境同時也是許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所共同麵對的。民主製依附的單元是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它所麵對的大國際環境——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對國家職能形成了巨大的製約。政府沒有真正的能力為公民和社會提供經濟保障，因為政策社會工具有限，必然受製於超越國家的市場邏輯。國際環境和全球市場對民主選出的政府的製約力量明顯超過了選民。假如政府不顧環境製約而硬幹，也可以，可以立很多法，比如信用卡不能收取12%以上的利息，遺產稅升到40%，但是結果肯定沒有用，會導致資金大量離境，最終導致貨幣貶值。民主體製下，選民期待政府能夠做許多事，而且政治人物也會如此許諾。但民主政府管理有無法擺脫的外部製約的困境：當選的第一個月，大家非常期待，社會支持率很高，達到六七成。但通常不到一百天就迅速跌到二三成，而且很少出現例外。馬英九、韓國的李明博和法國的薩克奇都是如此，我們很期待看看四個禮拜之後，奧巴馬會不會成為一個例外。這種期待說明了一些現象，它不是偶然也不是出於個人因素，而是一種全球現象，是當代民主的基本困境。
最後我要談的台灣的民主困境，也是許多新興民主共同麵臨的。我非常擔憂的是，現在許多民主國家之間，真正值得學習和模仿的好的實踐經驗越來越少了。相反，劣質的實踐經驗越來越多，並且彼此模仿相互感染。陳水扁的智囊馬永成這些人，他們讀的書都是美國一些所謂政治顧問的回憶錄。這些人根本不是治國人才，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幫政治人物打造形象，製造謠言，摧毀對手。他們的“專業”隻是集中在這些領域，最終隻會成為耍弄政治伎倆的徒弟。最近幾年的感染方式有所變化，就是搞體製外的對抗，如果不接受民主的遊戲規則所產生的結果的話，那就把體製搞爛，推翻它重來，顯然，這是學自泰國。泰國的他信政府通過在鄉下買票被選舉出來，或者說所有東南亞政府都是通過買票被選舉出來的。曼穀的一些中產階級和利益集團在人數上比不上鄉間的選票，但是有機會製造對抗社會的騷動，借故讓軍隊幹預進駐，同時背後也有泰皇的默許。很多政治衝突無法通過法院和國會解決，就有可能到街頭上去尋找答案。這些趨勢都是我比較擔憂的，因為這種大環境不是台灣能夠獨立克服的。經濟全球化對所有以國家為政治單位的政治單元造成了束縛，加之移植憲法缺乏原來的文化和價值體係的支撐。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為止我對台灣民主經驗的初步觀察和反省，當然我也希望很多趨勢會出現好逆轉，也許對民主體製的運作會提供相對寬鬆的環境。這僅僅是我的期待，就現有情形來看，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民主體製運作的外部環境可能變得更糟，也可能會相對好轉。關鍵在於這一波的全球金融危機會怎樣發展。假如嚴重程度堪比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將會帶來對民主體製的巨大衝擊，結果是可預見的。根據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亨廷頓的說法，台灣的民主化是屬於第三波，而第二波民主化恰恰是在1920~1930年間終結的，起點就是經濟大蕭條危機。民主體製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存活下來了，例如北歐；而在許多國家都沒有能夠持續。至少來說，民主本身無法產生能夠有效解決危機的政府或一股勢力，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奧地利、德國、意大利，原有民主體製經過這場經濟危機都崩潰了。而且這還是民主原生地的歐洲國家，而不是將民主製移植和模仿來的國家。
反過來講，假如奧巴馬上任之後將實施一係列針對全世界金融體製的改革，以及與全球性經濟治理機製思維相關的改革，或許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對民主體製的運作提供更好環境的階段。
點評：
主持人：謝謝朱雲漢教授對台灣民主體製的深刻分析，下麵有請賈慶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教授發表個人感言。
賈慶國：剛才聽了朱教授的演講，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他是華人圈研究民主整體最傑出的學者，對台灣政府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對台灣問題不是非常了解，剛剛一直在思考民主問題。那麽我就談談自己的一點思考，不見得對，大家共同來討論一下。
前不久，國內的一位學者俞可平寫了一本書，叫做《民主是個好東西》，在社會上反響很強烈，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民主究竟是不是一個好東西，我想大多數人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新中國成立以後，一直打的是民主進步的旗號。現在黨和政府也在積極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在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借鑒其他民主製國家和地區，也包括台灣的經驗。所以，學習和了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和民主體製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於大陸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涉及到具體的民主問題，我想民主和民主化需要分開來看。民主可能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化是需要特別關注的進程。它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一種則是惡性。搞不好的話，民主化進程可以成為一種非常不穩定，甚至是破壞性的進程。曆史上很多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都出過問題，甚至出現了流血和內戰，最後這個國家不僅沒有得到民主，反而滑向失敗的邊緣。
之所以很多國家在麵對民主問題的時候非常謹慎，是出於重要的考慮。為什麽民主化會帶來那麽多風險，可能跟這個國家的發展階段有一定的關係。成功的民主需要首先滿足幾個先決條件。第一是法製，因為一種體製的選舉假如沒有規矩可循，必然就亂了套了；選舉中沒有規範，就會出現惡性競爭這類事件。第二個條件是要有獨立的公務員體係。沒有獨立的公務員體係，選舉就不能成其為選舉，而可能成為更換國家，成為一次革命了。且不說政策上的連續性會出問題，甚至還會造成國家和社會的混亂。第三，要想使民主成功，還需要效忠於國家，政治上中立的軍隊，否則競選就變成武鬥了。大家都拿著槍去選舉，那就太可怕了。第四，要想讓民主正常進行，需要有一個對民主有相當高度信仰的精英存在，他不能把競選當做工具。美國總統選舉競爭很激烈，但競選人一旦競選失敗，就會乖乖把權力交給競選成功的人，承認自己的選舉失敗。為什麽能夠承認，因為必須，絕大部分的精英都認為應該。很多國家，執政者選敗卻不認為自己應當交出權力，就出現問題了。成功的國家需要滿足一些先決條件，不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大的隱患。
最後我要談一下發展中國家發展民主可能麵臨的幾個問題。首先，民主製有幾大特點。一是保守。民主製就是能夠反映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製度。正是由於它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不會出現很大的變動。第二，民主是維持近期利益的製度。在長遠利益和近期利益之間，它比較傾向於維持近期利益。也就是說，政客追求的是滿足老百姓當前的需求，這樣有利於他們獲得政權。至於老百姓將來可能需要什麽，這不是他們考慮的範疇，因為假如無法當選，考慮群眾的長遠需求也就沒有什麽意義了。第三，民主製度在體製比較弱的情況下會成為一個不穩定因素。這與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的持續不斷的競選有關，競選時總在攻擊對方，很難形成正常的體係，政策就更不用說了，肯定變幻莫測！對於比較發達的國家來說，可能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因為它不要太大的變動，隻需要利益調整、政策上的微調、漸進的改革就可以了。而且發達國家在國際體係中長期出於“坐莊”的地位，他們不需要考慮特別長遠的利益，隻要滿足老百姓的近期利益，並逐漸思考一些長遠利益就足夠了。此外，發達國家的體製比較強，執政黨在麵對來自反對黨的挑戰和批評時，隻要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來做，就不會產生政治上的混亂。
在發展中國家就不同了，發展中國家需要巨大的社會治療，這種變革不是民主體製所能容納的。民主體製是反映既得利益的一種製度，如果在發展過程中就采取了這樣的製度，會使得接下來無法推行巨大的社會變革。設想中國1979年就施行了民主，那麽1979年時的利益就會被維護下來，30年改革開放所出現的一係列變化可能就無法實現了。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講，要想實現深刻的變革，就不能靠這樣一種製度。第二，在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追求長遠利益，這樣才能有利於國家發展工業化和現代化，並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使自己在盡短的時間內強大和富裕起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維護長遠利益的規劃和戰略，並堅定不移地去追求。民主製度強調老百姓的近期利益，無法做到長遠的發展戰略。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要實行長遠的發展戰略，還不是民主製度可以實現的。
最後，關於政治穩定和政策連續性方麵，發展中國家恰恰是缺乏法製的國家，也缺乏對規範的認同。無論執政或在野，都采取不規範的方式來競爭。這時候搞民主製特別容易出現通過非法的手段進行政治鬥爭，從而使國家不僅不因為實行民主製度而進步，反而會倒退。
所以我想，在思考民主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單要看到好的一方麵，更要看到它有可能帶來的風險，從而在進行體製改革實行民主的時候，采取有效的辦法來規避這些可能的風險，最大限度地在現有的基礎條件下來追求民主。當然也不能因為民主有這些風險就不要民主了，這是兩回事。實行一種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的製度，在采取具體做法的時候一定要進行反複的思考。隻有充分認識有關民主的各個方麵的挑戰，我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問：朱老師您好，能不能請您結合台灣的經驗談一下軍隊的獨立性？
朱：民主體製的運作有好幾個重要環節，其中之一就是一個民主產生的政府是否能夠不單合法而且有效地指揮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裏麵很重要的一個構成部分就是軍事機構，這是國家最基本的一項職能，也就是對於武力的獨占，與合法使用具有強製性的權力。通常在一個國家之內最有可能，現成的有組織的可以替代政府的最大潛在威脅就來自軍隊，因為這是唯一具有強製性力量部門。民主體製下所謂對於軍隊的國家化控製，就是民選的“文人政府”，“民選政府”能否有效指揮軍隊，軍隊是否效忠憲法體製下產生的政府領導人。如果政黨會輪替，軍隊有效忠於憲法的基本自我定位，才不會變成政治過程中的幹擾和威脅。理論上是這樣講，就實際情況來看，亞洲民主國家的經驗中也出現了個別有違理想模式的反常例子。第一個例子就是日本，我們來看一下日本是如何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上世紀20年代，日本還算是比較正常運作的君主立憲製國家，但接下來日本的陸軍一手策劃了對包括韓國和中國東北的一係列侵略活動，最後就完全替代和架空了正常的政府。菲律賓也有軍事政變的記錄。至於印度尼西亞，自從蘇哈托以來的政權一直是把軍人擺在執政的結盟裏麵的，有直接執政和參政的傳統。泰國就更不用說了。這些都是曆史所形成的現象，而且要去扭轉它是不太現實的。韓國也有軍事幹政的情況，但比較特殊，一般出現在有美國默許的情況下，這是因為美軍和韓國的軍隊聯合指揮係統。縱觀所有的亞洲國家，真正能夠在曆史過程裏形成牢固的軍隊國家化傳統極少，日本在戰後，自衛隊部隊，受到美國戰後對他整個體製的重組。台灣的情況比較特殊，蔣介石為了消弱軍隊裏麵的山頭體製，建立了一些製衡體製，目的不是使軍事國家化，但至少不會在軍隊中形成軍頭個人勢力，所以他建立了任期製的調動。由於有段時間與美國有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所以也接受了美國的那一套訓練，來界定軍隊，相對來講比較專業，軍人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到李登輝的執政中期，將領們不再參與國民黨的活動，國民黨的黨組織開始移到軍營之外。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的活動基本是停頓的，隻限於退役軍官。不過，民進黨執政期裏麵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矯枉過正的現象，由於民進黨懷疑原來的將領是偏藍的，於是會刻意培植一些自己信任的將領，這些將領的傾向一般都是偏綠的。這些“矯治”的過程不是使事情回到中心點，而是偏走到另一端。不過，經過過去反對軍隊的高度嚴厲控製，以及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和固有的製度，包括輪調和任期。也就是說軍隊在台灣不太可能自主性地幹預政治，在組織上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唯一麵對的問題就是，國家化在台灣有個根本問題：軍隊究竟效忠的對象是哪一方。假設有一個民選政府要推翻中華民國的體製，軍隊原本效忠的是中華民國憲法，麵對這樣的政治上革命、國家結構的轉換，軍隊如何對應。嚴格說來，軍隊幹政的情況在台灣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實際上對於國家認同分裂的問題，也還沒有經過真正的考慮。
最後，民主化在這段時間的過程裏麵所出現的一種不好的現象，軍隊的專業性遭到完全忽視甚至刻意壓製，也就是政治人物全盤主導一些重大的軍事方麵的政治決定，包括武器采購。這些考慮可能都不是軍事角度的，可能是外交，或是涉及與外國軍火集團利益交換的其他方麵。這個民主化過程裏麵產生了一種我認為不是很好的現象。一個真正國家化的軍隊，民選政府應該決定國防資源的配置，國家安全目標主導原則由政府決定，但是具體項目例如建軍計劃、武力配置、防衛計劃等問題，應當由軍隊自己來決定，軍隊的專業傳統應當受到尊重。在台灣，目前反而這一方麵還存在軍隊專業化退位、過度政治化的一些問題。
問：朱老師您好！我的問題是，金錢的因素在台灣大選中究竟起到了什麽作用？而且台灣曾出現一些高官子女和親屬利用地位謀求私利的情況，應當如何懲罰以及避免這種社會不良現象？
答：金錢在許多民主國家的選舉裏麵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雖然它不是選舉的唯一決定性因素。雖然奧巴馬有很優秀的個人特質，但他也必須募集一筆天文數字的選舉資金。台灣一個類似的特點就是競選的時間非常長，這就需要有很強大的競選團隊與後援組織體製，運作這些體製需要大量金錢，更何況還需要有很多的媒體廣告。政治人物和政黨都領悟了這個精髓，找尋各種讚助，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項本能。在這個背景之下，自然也會產生一些弊端。一旦過度依賴特定的捐助來源，就可能出現利益交換的事情。
不過在台灣單靠金錢也不一定就能夠贏得競選。隻有在非常少的團體中才能有效“買票”，利用本身已有的票源加上買的票源，就可以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錢是必要的，但不是絕對的。2008年的選舉花費比2004年要少很多，部分是因為選民的熱情在減退，企業也不願隨便選邊，希望能夠雙生。
關於你講高官子女的問題，我認為，台灣的參數在亞洲並不算是特別糟糕，當然有些特定部門有風氣不好的局部現象出現，地方政治人物可能會有一些，但是像陳水扁膽子這麽大而且貪得無厭的人還是很罕見的。我覺得這個事情對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會產生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震撼，表明如果違法還是會被繩之以法乃至身敗名裂的。這件事情固然產生了一些負麵影響，但從正麵角度來看待，它可以被當做是一項很重要的教訓。
台灣有幾個環節還算不錯，包括政府的采購等一套程序。如果想要刻意違法去操縱它，當然也是可能的。我們也有這方麵的案子。台北的某大型展覽館，高達70多億的工程，從政策上來講，評審委員的名單不得外泄。但當時的內政部部長餘政憲要配合吳淑珍，把名單交給廠商，於是廠商便行賄。所以體製再完善，最高層和最核心要破壞它還是很容易的。該有的防弊措施相對來講還是到位的，包括陳水扁的賄案，一開始的引爆點還不是賄賂，而是利用假發票侵占國務機要費。吳淑珍向很多朋友要發票報銷，按照法律規定，她這等於是偽造文書了，是貪汙罪。其中她的一個好朋友向自己開公司的堂妹借了很多發票，但沒有說明借發票的用途，全部交給吳淑珍報銷。沒想到這位女士離婚要跟他先生分財產，要證明說她的公司虧損多少錢，就要把那些發票拿回來。她的堂姐無法交還，於是兩人便翻臉了，事情被抖了出來。所有發票都放在了審計部的檔案抽屜裏，要抽回來都不可能。有人說陳瑞仁檢察官很了不起，敢起訴陳水扁，而實際上鐵證如山，完全沒有任何不起訴的空間，他非起訴不可。而且現在他已經是網開一麵了，沒有管陳水扁另一半不需要單據的國務機要費有沒有進入私人口袋。事件發生的過程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審計部是獨立的。這是陳水扁賄案能夠有突破的關鍵部分。
問：族群關係對台灣的選舉有沒有影響，與民主製有沒有衝突？
答：台灣的族群矛盾已經基本轉化為了國家認同的衝突，不是完全緊緊貼著本省外省閩南人客家人的界限而分化。馬英九得了57%多的選票，閩南語為母語的本省人大約占了台灣70%的選票，外省隻占15％~16%，客家人至少也有12%。國民黨在外省一般能獲得絕大多數的選票，但也不是100%，大約80%的樣子。在閩南語的本省裏麵、客家族群和原住民中都能獲得50%以上的選票。從族群的角度來講，國民黨是一個跨族群的政黨。民進黨則比較集中於凝聚閩南人和南部客家人，在屏東和高雄的客家人族群中，民進黨是有優勢的。所以不能完全用簡單的族群來理解台灣的選舉。
民進黨試圖去製造一個很簡單的二分法，把國民黨打成一個外來政權，代表中國人的；而自己是本土的、代表台灣的。然而這個論述並不是完全成功的，不然民進黨就會獲得絕對多數的支持率了。
同樣是閩南語為母語的本省裏麵，也有支持台獨和支持中華民國的不同立場的人，有人支持三通有人則反對；有人對兩岸關係持比較開放的態度，也有人希望能永遠保持現狀。我一直在講國家認同的分歧，而少提族群關係，因為簡單出身身份的劃分已經不足以說明現狀。族群關係在社會層麵講沒有那麽尖銳，因為不像其他國家，導致身份不同的原因並不是種族問題。族群間的通婚很普遍，習俗是完全一樣。
問：台灣民主進程的正麵經驗對中國大陸的改進有哪些可鑒之處？
答：這個問題應當由在座的大家來回答。各位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過程，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方麵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嫌它太慢，有人嫌它太劇烈，等等。客觀的講，我認為中國大陸算是比較幸運的。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所有的社會實驗都已經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演變過了，然後中國可以慢慢思考這些實驗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台灣作為華人民主實驗的“前緣試點”，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大家可以做個總結。
中國大陸這邊仍也有姓資姓社的爭論。今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問題和政治災難都鮮明地展現在所有中國民眾的眼前；徹底的市場化也會導致不可承受的風險，最後還是需要動用國家的力量援救努力，以及接下來西方國家如何總結這場危機，市場與國家之間力量如何消長，對於中國大陸思考未來的體製也是很好的啟迪。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連續寫了幾篇很有趣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叫做《Let’s Be China for a Day（讓我們做一天中國）》。文章的大意是說，中國的體製形成於特殊的環境之下，在處理某些問題上有特殊優越性。以美國未來的能源政策為例，專業人士都主張，美國政府必須大刀闊斧地擺脫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節能減排，全麵走向綠色革命；最關鍵的就是如何對稅法、排放措施和替代性能源的開發做出全盤性的調整。然而問題是理想方案很難實施，關鍵在於，美國的政體裏麵有太多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會利用各種手段來阻撓這些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措施，無法在能源問題上取得一致。因此Friedman半開玩笑的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讓美國做一天中國，由一個像中國政治局這樣的權威機構，不受利益集團牽製，在一天之內做出一係列決定，一口氣頒布完幾道中央文件。決策出台後，回到美國正常的體製。這樣既取中國之長，又有美國之長。這自然是玩笑話。但是在有些領域，中國體製要去追求形成“社會最佳選擇”的可能性確實要比美國大。最近還有一篇文章叫做《兩國一製》，說美國現在進行國有化，今後可能會國有化汽車公司、國有化銀行、國有化保險公司等等，很快就要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美國與中國越來越像。當然這也是嘲諷的話。
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體製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國的經濟實驗最大的特征就是沒有教科書、不相信教科書；我相信，對中國最好的政治體製改革也是自己摸索過程中產生的藍圖，也是不相信教科書的。但也應該參考所有已經在曆史過程展現的實踐經驗，這也是絕對必要的。
我不願意輕易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因也在這裏，因為我不覺得我有資格去告訴13億人應該怎樣去做。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北大學生應該回答的！（掌聲）再次謝謝大家！（2008年12月22日）
主講人簡介：
朱雲漢，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1985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係客座副教授，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東亞政治經濟、民主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曾三次獲得台灣科學委員會研究傑出獎，以及擔任（台北）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執行長。 _(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博訊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