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媽十八歲上山下鄉去了新疆，這一去就是十幾年。中間回來過一次生女兒，在娘家做完月子又回了新疆。大姑媽的女兒留在了上海，是祖母一手帶大的。又過了幾年，大姑媽跟著知青返城的大潮，才回到了上海。
我不記得祖父刑滿釋放是哪一年，隻知道祖母帶著年幼的外孫女(大姑媽的女兒)去安徽勞改農場看過祖父。已經六十開外的祖父回到上海，和祖母複了婚，一家人算是團圓了。
我記得祖父有象魯迅畫像中的花白頭發，戴著一副近視眼鏡。也許聽說我讀書不錯，祖父便考我一考，開口就問，“二十四乘以五等於幾”？我一聽這麽容易，張口就答，“一百”。祖父笑笑，我可能隔了好久才反應過來自己答錯了。
祖父沒有工作，去領了個體戶的營業執照，利用自家沿街的房子開了個小店，承接收音機、電視機的修理。祖父的技術不錯，看他擺弄著萬用表、電子零件，修好了不少東西，生意不錯。有了點錢，祖父會去馬路對麵的熟食店買最愛的糖醋小排回來，分給我們幾個小孩子吃。
祖父一直沒有放棄就自己的曆史問題寫信上訪，他認為自己是主動投誠，希望能獲得平反。祖父用鋼筆寫的信，厚厚的，一封一封地寄出去，然後一天一天地等回應。
祖父至死沒有等到他想要的回應。祖父病逝的時候不過六十七八歲，在追悼會上我作為長孫捧著祖父的遺像。父親請好友撰寫了貼在會場的長長的挽聯，我隻記得橫幅上寫著“一生坎坷”。處世一向謹慎的父親認為挽聯寫得很確切，是的，祖父的壯年歲月竟然都是在勞改農場裏度過的，在那樣的年代裏，無論是自身還是妻兒老小，命運根本不是可以自己把握的，再不甘心也無力改變，想起來讓人唏噓不已。
祖母在我上大學那年病逝。祖父母都很少提及他們的過往，無論是民國時期的戰火紛飛，還是解放後的種種經曆。現在想來他們的沉默也許算是對年幼的孫輩們的一種保護吧。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成長和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裏，能以這些文字表述對家族曆史的一點理解和注釋，那是我不想忘記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