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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如是的報道，大量地充斥在中國的媒體中，並隨即成為中國人頭腦中普遍的“認知”。2007年1月，國內《國際先驅導報》的一篇文章，將以上這些歸納為中國人比較常見的對世界的五種“誤讀”。
還有一種普遍的“誤讀”，不知道為什麽該報沒有提到，即“俄羅斯今不如昔，人民紛紛懷念前蘇聯……”
對 於前五種“誤讀”，文章列舉了不少佐證，其中關於韓國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國內媒體大量報道韓國人踴躍捐獻金首飾。其結論就是，韓國最後克服 危機，靠的是這種高漲的愛國熱情。可是，實際接觸一些韓國人後，他們的反應卻很漠然。“聽說過，因為媒體有報道。”而問及當年如何克服危機，他們提供的一 個事實是，當年韓國有很多大企業，不得不賣給了外國公司，如“韓寶”、“起亞”、“大農”等。其中，“雙龍”還賣給了上海汽車集團。一度韓國人如何用國貨 抵製日貨，也被說得有鼻子有眼，實際情況卻是，2002年，SONY遊戲機PS2在韓國銷售60萬台。2006年，韓國對日本逆差達到創紀錄的253億美 元。佳能和尼康數碼單反相機占韓國市場的90%，本田和豐田，成為該國最暢銷的進口汽車品牌。在韓國一家門戶網站做的調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 韓國，而夢想生在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倘若依據這條消息，我們是不是又可以說，韓國人根本不愛國？
對於後一種“誤讀”，實 際的情形，恰如普京總統的一段名言：前蘇聯70年的曆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偏離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蘇聯時期的成就是錯誤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 代價，則是更大的錯誤。或者說，在當今的俄羅斯，誰不為前蘇聯的解體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誰想回到前蘇聯時代，他就一定沒有頭腦。
中國人對世界的“誤讀”中，其實，最嚴重的是對日本。
一百多年來，一個自稱“九州萬方”的泱泱大國，對這個蕞爾島國，一些時候是在怨婦般地控訴，一些時候又在風流雲散般地遺忘。剩下來的，大概就是自以為是的“誤讀”。
與 日本官、產、學並舉的多層次、全方位對華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國對日本的認識與判斷，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狹窄、膚淺的層次。在一些根本性 的對日認識上，甚至與“二戰”前相比，也還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學界，中國研究者們對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難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視線，甚至沒能 超出黃遵憲、梁啟超的視野。國人“誤讀”日本，尤以20世紀90年代後為甚。
一、人與非人
中國人對日本的“誤讀”，擇其大要，舉之有三：
其 一，因為侵華戰爭中日軍的普遍獸性化，還有網上一些年裏各種版本的謠言頗為流行：“日本人吃嬰兒”、“日本人培養出售盆景貓”、“日本人利用基因技術改變 中國人的基因”，以及據說一個在日本BBS中人氣極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國興國聖戰計劃》，裏麵聳人聽聞地叫囂“日本將於2015年滅亡中國！”這 些都導致了當下部分國人對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鯊魚殘忍，如狐狸陰鷙，如鼯鼠猥瑣，如變色龍不可信。儼然中國人與日本人若不存在人與非人的進化差 異，至少也有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差距。我們將160年前福澤諭吉看中國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視東瀛為“惡鄰”。
要說清楚兩國人的相似與相異，不妨取一個簡單直觀的方法，即通過兩代人來比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歲的。在中國，這代人常常被稱做“老三屆”，在日本，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個大陸，都標誌著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
1968 年，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影子，那麽，在列島，更是為西部大陸上那場令河山變色的“大革命”所震撼。當時的電視台、電台、報紙，經 常會有關於中國“文革”的報道，與在中國一樣，這些報道一再激起當年那些20歲左右日本青年的滿腔激情。日本共產黨各級組織，通過印刷大量《毛澤東選 集》、《毛主席語錄》以及其他“文革”文獻，催化了這種激情。很快《毛主席語錄》就在日本發行了幾百萬冊，當時不少日本大學把《毛主席語錄》用作中文教科 書。東京、大阪等地，出現了搶購《毛澤東選集》的風潮，人們甚至排幾小時隊等在書店門口。那一年，《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曆年列島走紅的歌 星的唱片銷得多。毛澤東像章，更幾如稀世之寶，隻有很少的人能夠托還在與中國做著一點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參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動的同學從中國帶過來。一位 姓北田的先生，至今還保存著十幾本裝訂工整、紙張都有些泛黃了的學“毛選”的心得筆記。北田先生的中文學習，就是這麽開始的。為了準確理解和領會毛澤東著 作的精神，他還寫信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要求購買《毛澤東選集》中文版。他身體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鄉，動員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給農民。看了《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激動不已，夜不能寐，他試圖在當地組織農會，將該縣的政府權力奪過來。家裏人和當地農民視他為“白癡”、“瘋子”，他義無反顧地 宣告與“萬惡的剝削家庭”徹底“決裂”。
要說清楚兩國人的相似與相異，不妨取一個簡單直觀的方法，即通過兩代人來比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歲的。在中國，這代人常常被稱做“老三屆”，在日本，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個大陸，都標誌著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
1968 年，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影子，那麽，在列島，更是為西部大陸上那場令河山變色的“大革命”所震撼。當時的電視台、電台、報紙，經 常會有關於中國“文革”的報道，與在中國一樣，這些報道一再激起當年那些20歲左右日本青年的滿腔激情。日本共產黨各級組織，通過印刷大量《毛澤東選 集》、《毛主席語錄》以及其他“文革”文獻，催化了這種激情。很快《毛主席語錄》就在日本發行了幾百萬冊，當時不少日本大學把《毛主席語錄》用作中文教科 書。東京、大阪等地，出現了搶購《毛澤東選集》的風潮，人們甚至排幾小時隊等在書店門口。那一年，《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曆年列島走紅的歌 星的唱片銷得多。毛澤東像章，更幾如稀世之寶，隻有很少的人能夠托還在與中國做著一點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參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動的同學從中國帶過來。一位 姓北田的先生，至今還保存著十幾本裝訂工整、紙張都有些泛黃了的學“毛選”的心得筆記。北田先生的中文學習，就是這麽開始的。為了準確理解和領會毛澤東著 作的精神，他還寫信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要求購買《毛澤東選集》中文版。他身體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鄉，動員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給農民。看了《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激動不已，夜不能寐，他試圖在當地組織農會，將該縣的政府權力奪過來。家裏人和當地農民視他為“白癡”、“瘋子”，他義無反顧地 宣告與“萬惡的剝削家庭”徹底“決裂”。
“68年世代”，卻仍與日本政府產生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其中，讓當局最為難堪的是兩次。1968年1月，4.7萬名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趕到佐世保，驅趕即 將前往越南參戰、在該港進行補給的美國7.5萬噸核動力航母“企業號”。同年7月，位於東京東麵30英裏千葉縣的成田，數千青年學生與這塊土地上的三百戶 農民串連一起，抵製政府在此興建大型機場的計劃，他們拆毀機場公司設置的邊界牆，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樁，阻撓政府派員對這一帶勘測。甚至在地下開挖複雜的隧 道係統，以擺出一副長期鬥爭的陣勢。
青年們的不滿在衝突中逐漸上升的同時，他們對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學說也愈發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 暴，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有些“紅衛兵”，開始自製火藥，用獵槍武裝自己。東京山穀地區的“紅衛兵”，高呼“趕走剝削者！解放山穀！” 的口號，襲擊了山穀警察署，燒毀警察的自行車，砸碎建築物的外牆。有些人還給毛澤東寫信，立誓終身以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為己任，並表示想去中國學習遊擊 戰術，學成後，像切格瓦拉一樣投身世界革命。日後被稱為恐怖主義組織的日本赤軍，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度風雲際會的日本左翼運動的畸形變種。日本赤軍共分為 “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派，相繼在1969年到1971年之間成立。以重信房子為頭目的“日本赤軍”，又稱“阿拉伯赤軍”，日後長期活 動在中東地區。
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軍派”，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誕生，劫持日航飛機“澱號”飛往朝鮮，震驚了世界。劫機者九 人中，年齡最大的田宮高磨隻有27歲，最小的柴田勝宏隻有16歲，還是高一的學生。九人平均年齡不到22歲。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國立、 私立大學學生。劫機者們日後在平壤附近開辟了“日本革命村”，設立“黨創建準備委員會”，有計劃地綁架在歐洲的日本留學生，到北朝鮮與他們生兒育女，培養 “革命後代”。到“赤軍派”覆滅時為止，從歐洲和日本本土被誘騙、脅迫至北朝鮮的日本人，已達11人。這一跨國事件，現已成為日本與朝鮮之間棘手的外交難 題。
位於長野縣輕井澤的淺間山莊，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王公貴族避暑勝地，在1970～1971年間，成了“聯合赤軍”的訓練營地。
青年們在此磨滅個性，消除性別意識，從靈魂到肉體徹底“革命化”。軍事訓練之餘，他們用日文吟誦毛的詩詞《長征》、《井岡山》，討論中國共產黨內已進行的“九次路線鬥爭”，為中國軍隊應以南昌起義還是以秋收起義為建軍節，爭得脖子上青筋畢露。
他們內部也進行殘酷的“路線鬥爭”。日後，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帶裏，發現了14具屍體，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懷孕八個月的惠美子。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跡斑斑，然後捆綁起來，丟在雪地裏活活凍死、餓死的。
經事後審訊被俘的“聯合赤軍”分子，證實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堅定，或是言行被懷疑，而遭到自己“同誌”的清洗。其中一個，隻是因為戴了耳環，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圍了淺間山莊。
與 這支強大武裝力量對峙的，隻是“聯合赤軍”的五名青年，他們手中扣押一名人質。警方先是勸降，開來裝有強力擴音係統的裝甲車，呼叫：“想一想你們的前途， 投降吧！”“你們的罪過並不大，放下武器，警方會充分考慮你們的權利”……後者毫無反應。警方請來三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請他們觀察現場，看能否提出一些建 議。心理學家麵麵相覷，一籌莫展，呆了兩天走了。警察不得不發動威懾性攻勢，後者堅不投降，以來福槍、土炸彈、燃燒瓶，對抗著火力強大的先進武器。這是一 次麵向全國的電視實況轉播，全島有92.2％的觀眾，通過現場轉播收看了全過程。數百名新聞記者躲在盾牌後匍匐而行，閃光燈一片一片壓過了雪光。
政府顯然不想將這些“迷途的羔羊”置於死地，雙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裏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機、電視機，都在播送一條驚世駭俗的消息 ----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警方立即抓住這一機會，動用飛機，把3名青年的母親從外地接來。三位母親在現場聲淚俱下，用話筒呼叫孩子。其中，阪東國男的 母親喊道：
時代已經變了，美國總統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孩子們，回家吧！
阪東國男遂向母親開槍，但其餘四人放棄了抵抗。不久，阪東國男的父親在一棵樹上自盡，臨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內稱“我以自己的死，對我兒子的罪過表示歉意”。
淺 間山莊事件得以收場，及隨後暴露的赤軍內部大肅清事件，讓日本青年受到的心靈震撼，可能僅次於當年他們的父輩在“玉音放送”裏聽到日本戰敗。轟轟烈烈的日 本左翼運動從此進入低潮。赤軍也作鳥獸散，唯有其誌不死的“日本赤軍”，因為再也得不到日本國民的理解與支持，不得不將自己的根據地轉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當 年廣大的激進青年，在痛苦地經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嘩期後，或是如暴烈了一個夏天的蟬，在深秋霜天的陣陣寒意中，漸漸地幹成一個標本。1972年至 1975年間，一些“68年世代”，因為對“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戀人在“革命”的名義下亂倫，再有社會的歧視、工作的無著等，飛蛾撲火一樣走上了不歸 路，自殺的方式多為臥軌或撞電車；
蘇聯解體後大量解密的檔案裏發現，1955年便當選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8年“日共” 七大後任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仍任名譽主席的野阪參三，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肅反時，竟出賣“日共”另一位領 導人山本懸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處死。
1992年，日本共產黨給了野阪參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歲禮物”----開除出黨，這份“禮物”，卻沒能挽救“日共”自身暮雲飛渡的頹勢。
一 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的漲漲跌跌，當初曾經激動億萬人心的“革命”，何以演變為一頭反噬的巨獸？自然，他們更多地思考曾與 他們的希望與失望都有關的中國，他們不舍得將髒水和盆裏的孩子一塊兒倒掉。他們的心渠裏，至今泛有對中國友好的漣漪：在今天列島的“反核戰”、反《周邊事 態法》、反《有事法製案》、為“二戰”時期中國慰安婦、勞工等無償打官司，甚至為被害人出差旅費、做中國留學生的保證人、致力於中國的環保運動、“希望工 程”等五十多歲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當年的“68年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