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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一體化本身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行為，對國家這一重要的政治變量，經濟學家覺得無需多加考慮，而這恰恰給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出錯埋下了伏筆。 所謂的歐債危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歐洲的債務危機，也不是歐盟的債務危機，而是歐元區內的主權債務危機，是與歐元緊密相關的危機。而歐元的誕生和歐元區的形成，則是建立在一些被人稱道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的。在座的各位也許都知道，西方有一位大牌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被譽為“歐元之父”。 1999年，蒙代爾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在那一年，我在《讀書》上發表一篇小文章《經濟學的悲哀？ 》，不過文章不是針對蒙代爾的，而是針對1997年兩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莫頓和邁倫•斯科爾斯的。正是由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共同創建的號稱 “科學理財”、“隻贏不虧”，且在西方金融界影響巨大的美國長期基金管理公司，在1998年下半年出現巨額虧損，其資產值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跌了九成，瀕臨破產。以致隻能在當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的幹預下，由該公司的貸款者、投資者和交易夥伴等幾家國際大銀行和金融公司對之進行非正式的破產重組，才避免了類似十年之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一事件頗引人深思，其中重要的一個思考就是：經濟學是否出了問題？恰巧當時我正在閱讀小阿爾弗雷德•馬拉博的著作《迷惘的預言家》，其中也談到了經濟學的類似問題，因此就提出了諸如“經濟學的科學理論怎麽了？ ”“經濟學還管用嗎？ ”等疑問。 實際上早在1993年，馬拉博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認為，經濟學的預言，實際上是迷惘的，經濟學的研究，也許會令人感到震驚，經濟學所建立的這一係列的模型，輸入的是垃圾，輸出的還是垃圾。從當年莫頓和斯科爾斯的實例來看，馬拉博的“垃圾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莫頓和斯科爾斯通過建立一係列數據、方程和模型，建立起他們計算金融衍生商品價值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並且最終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委員們確信他們的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而頒予他們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們在運用這些理論做具體操作的時候，卻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再來看1999年蒙代爾的獲獎。蒙代爾是因為他在1961年所創立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根據這一經濟學理論，當勞動力、資本、貨物、服務等要素在某幾個地區（國家）之間能夠自由流動，而與其他地區（國家）之間不能自由流動的時候，具有要素流動性的幾個地區（國家）就可以構成一個“最優貨幣區”，而這樣的區域內的各國就可以分享單一的貨幣。 建立這樣的單一貨幣區的好處在於：1、降低交易成本；2、不變的固定匯率或單一貨幣，減少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並能排除夥伴國之間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3、貨幣一體化能促進區域內的經濟政策一體化。蒙代爾的這一經濟學理論後來得到了麥金農、肯南和英格拉姆等經濟學家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經濟學最優貨幣區理論體係。 毫無疑問，歐元的產生和歐元區的形成，是與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分不開的，蒙代爾被稱為“歐元之父”也實至名歸。1989年，當時的歐洲共同體通過了《單一歐洲法令》，該法令強調，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建立四大自由（人員、資本、貨物、服務自由流動）的統一大市場，並且在冷戰終結後的1992年初確立了這樣的內部統一大市場。在這樣的條件下，根據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便順理成章地提到歐洲一體化的議程上來，歐元最終在1999年1月1日誕生，2002年1月歐元紙幣和硬幣正式流通。當年7月，加入歐元區的歐盟成員國的本國貨幣退出流通，歐元成為歐元區唯一的合法貨幣在歐元區全麵流通。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經濟理論的推演，歐元的產生必然促使歐元區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更加透明、資本流通更加快速、交易成本更加下降、經濟發展的前景更加確定，從而使得整個歐元區更富有競爭力。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歐元的產生，歐洲一體化就能像最優貨幣區理論所預測的那樣，更加深入地發展，並且能促使歐洲聯盟加速向超國家或歐洲聯邦的方向發展，使之成為全球化世界中力量強大的一極。同時，歐元還可以進一步與美元爭鋒，成為可以和美元平起平坐的強勢貨幣。 雖然，從純經濟學的角度，即如果完全從市場發展的角度出發，蒙代爾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沒有任何問題----實行貨幣一體化最有利於要素能跨國自由流動的區域。但是，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恰恰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也不是完全由市場來作決定的，由此，這樣純粹的經濟學理論便難免會在現實中遭遇矛盾。眾所周知，貨幣的一體化本身是一種政治行為，這也就是說，歐元的產生和歐元區的形成乃至發展並不完全依賴市場規律的作用，而是政治因素，也就是國家 （決定加入歐元區的歐盟成員國）在起主要的作用。對國家這一重要的政治變量，作為一名經濟學家，蒙代爾覺得無需多加考慮，並且認為即便沒有政治上的統一，也就是即便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隻要各國的生產要素能在區域內自由流動，該區域內的各國就可以實行貨幣一體化和單一的貨幣。後來不斷完善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經濟學家們，也沒有特別關注國家和統一的政府這樣的政治因素在建立統一貨幣過程的作用，這就給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出錯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麵，在不同的國家中實行統一的貨幣，除了有國家的作用之外，還有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把社會文化因素剔除在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模型之外，也很容易使得這樣的理論在付諸實踐的時候出問題。 歐債危機緣何升級 歐元區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的財政政策是成員國各自為政的，因此一旦歐元區內某個國家出現財政困難，就不可能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也是歐元區的最大軟肋。 在歐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國家這一變量始終在發生著作用與影響。早在歐元產生之前，製定統一貨幣政策的歐盟專家和政治家們，提出了一係列歐盟成員國加入歐元的標準，並且在1997年通過了《穩定和增長公約》作為歐元的“配套工程”。根據這一公約，想要加入歐元的歐盟成員國，必須做到國內的財政赤字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公共債務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否則，尚未加入歐元區的申請國就不會被批準加入。 而對已經成為歐元區成員國的國家，一旦違反這兩條最為基本的規定，則會遭受不輕的經濟懲罰。然而，由於歐盟成員國依然擁有主權，因此為了加入歐元區往往借助主權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所作的規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希臘利用國家的力量，通過高盛公司的操作，做出假賬來表示希臘完全符合加入歐元的標準。不僅如此，當時歐元區國家為了借助歐元區的擴大而不斷地推動歐洲一體化深化，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希臘加入，由此而落下歐債危機的禍根。 然而，這還隻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歐元的整個製度設計也存在問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歐元區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一致。因為歐元產生之後，歐元區各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權力全部上交給了歐洲中央銀行，但是財政政策權力卻依然還在每個成員國的手裏。於是歐元區成員國在調整本國經濟政策的時候，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但是財政手段卻依然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使用。或許有人會認為，首先主動運用手中的財政政策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超限度提高本國財政赤字的歐元區成員國，應該是希臘等目前鬧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國家，但事實上最早違背公約相關條款的卻是德國和法國！早在2002、2003年，德國和法國為了刺激本國的經濟增長，將本國的財政赤字擴大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並且使用各種方式避免了懲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歐元區內的強國、大國尚且如此，地處南歐的歐元區國家希臘、葡萄牙，以及急需加速發展的愛爾蘭等於是也都紛紛效法。雖然德國等北部歐洲的成員國在2004年之後將財政赤字的百分比降到了標準之內，但是希臘等南部歐洲的成員國則一發不可收拾，不斷地提高財政赤字，以致積重難返、債台高築，最終爆發債務危機。 更重要的是，由於歐元區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的財政政策是成員國各自為政的，不具備轉移支付功能，因此一旦歐元區內某個國家出現財政困難，就不可能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為出錢者是別的國家，而不是統一的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試想一下，要讓一個主權國家主動掏錢去救助另一個主權國家會有多困難，其實這也就是歐元區的最大軟肋----在沒有單一政府的前提下實行單一的貨幣。要知道希臘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整個歐盟的2%，即便其公共債務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65%，其總量也還算不上天文數字，同為歐元區成員國的德國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財力來救助。但是在希臘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2009年，德國就是不及時伸出援手，以致錯失了最佳的救助時機而釀成了更廣範圍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 此外，社會、文化等因素也在歐元區產生影響。不久前，我在歐盟成員國之一、卻在歐元區之外的北歐國家瑞典訪問。瑞典學者告訴我，實際上不論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背景上看，瑞典更有資格加入歐元區，但是根據曆史的經驗，瑞典是絕對不會加入歐元區的；而希臘等南歐國家倒是不應該加入歐元區的，因為不僅這些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達不到加入歐元區的要求，而且從文化層麵來說他們在習慣上比較隨性，不太容易遵守財政紀律。當然這也隻是一家之言，不過其中所說的文化差異對歐元區發展的影響還是給人啟發的。隻是像蒙代爾這樣的經濟學家，是不會在建立最優貨幣區經濟理論模型時，將這一切作為重要的因素予以考量的。 正是因為根據最優貨幣區經濟理論而設計產生的歐元和歐元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所以歐債危機其實遲早是要發生的，而危機在2009年爆發則又是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對歐洲各國經濟增長的負麵影響有關聯。希臘以及葡萄牙、愛爾蘭和西班牙等所謂的 “歐豬”國家 （葡萄牙Portugal、愛爾蘭 Ireland、希臘 Greece、西班牙Spain四國英文首字母正好拚成英文PIGS），因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而經濟出現負增長，加之長期以來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缺乏約束、財政赤字高企、福利開支超前、稅收能力脆弱，公共債務由此大大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60%的水平。 於是，2009年12月，在希臘政府公布巨大的政府財政赤字後，標準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等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投資者在拋售希臘國債的同時，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主權債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歐豬四國”的償還國債能力遭到普遍懷疑，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全麵爆發。此後，歐債危機從 2010年至 2011年持續發酵，直至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債務問題使危機再度升級，“歐豬四國”由此而成為“歐豬五國”（PIIGS）。進入2012年，歐債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歐洲一體化向何處去 盡管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盟確實已經成為國際體係中的行為體，但在可預見的將來，歐盟要想產生類似大國那樣的影響還是不現實的。 歐債危機至今還在發展過程中。這場危機對整個歐盟最為重要的影響，我認為是它揭示出了歐洲聯盟和歐洲一體化發展的本來麵目。過去我們常說歐洲一體化的不斷發展，導致歐盟成為當代國際體係中的一極。這也就是說，歐盟這一國際體係中的新型行為體，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已經或者即將成為一個與大國一樣的超級國家或超國家，而歐洲相當部分學者和政治家則認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已經或正在不斷促使歐盟成為一個歐洲聯邦或者至少是歐洲邦聯。但是這次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以及歐盟、歐元區集團、歐盟和歐元區成員國在應對危機過程中的一係列表現，則充分體現出如此看待歐盟似乎還為時過早。早在2007年，我就非常明確地提出，歐盟不是一個大國，其主要的成員國如英國、法國、德國乃至意大利倒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從當年《羅馬條約》簽訂開始，歐盟就一直是一個區域國際政府間組織，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阿盟、非盟乃至上海合作組織等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隻是其一體化程度更高，並且有向超國家或聯邦發展的意願，因此歐盟是當前國際體係中的一個特殊非國家行為體。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當下，歐盟不能被看作類似大國那樣的國際體係中的一個“極”，更不能被視為一個超國家或者一個聯邦。迄今已經持續了近三年的歐債危機，則更為明顯地揭示出歐盟以及歐洲一體化發展這一本質。 有些學者認為，歐盟在應對本次歐債危機的過程中盡管反應有些遲緩，但是最終還是通過不斷加深一體化的舉措來應對危機，因此歐債危機會更進一步促進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比如為應對目前和未來可能產生的各成員國的主權債務危機，歐元區先是設立了臨時性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後又成立永久性的歐洲穩定機製，其資金規模高達7000億歐元。更為重要的是，歐盟各成員國在經過了一係列的磋商之後，終於在2012年3月的歐盟峰會上簽署了《財政契約》，試圖通過該契約重塑歐盟財政紀律，促使市場相信，歐盟和各簽約國政府在竭力加強財政紀律和相互間的經濟政策協調，從而在建立歐洲財政聯盟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也為解決歐債危機的根本問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化的財政政策打下基礎。 然而，問題卻在於，為應對本次歐債危機所出台的《財政契約》並不是一項歐盟條約，而是一項新的政府間條約，歐盟成員國英國和捷克為了本國的利益沒有簽署該條約。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財政契約》在促進歐洲一體化發展的同時，卻又在促退一體化，因為《財政契約》的如此出台明顯造成了兩種不同速度的歐洲一體化。實際上更準確地說，這樣的做法是開啟了歐盟“多速發展”的大門。 因為既然英國和捷克可以通過自身的國家權力不參與歐盟的財政政策一體化行動，那麽為什麽今後其他的歐盟成員國就不能在其他的領域中采取有異於一體化的行動？而一旦這樣的行動次數不斷上升，多速發展的歐洲一體化也就成為必然。 由此可見，本次歐債危機對歐洲一體化所造成的影響，既有促進也有促退的作用。而這樣的雙重作用，其實也反映出歐洲一體化始終是一個過程。雖然相當部分參與歐洲一體化的實踐者和研究歐洲一體化的學者，都希望這樣一個過程的終極目標是歐洲聯邦或者超級國家，但是嚴酷的現實卻告訴我們，這個終極目標不僅遙遠，而且實際上有點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可能是永遠也無法進入的。參與歐洲一體化建設的歐洲人似乎都有些像小說《城堡》中的主人公土地測量員K，始終在不斷努力接近城堡，並且似乎在不斷地向前走，或許哪一天通過某個契機覺得自己已經很接近城堡了（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歐元的誕生似乎就是這樣的契機），但是忽然又發現原來這並不是一條真正通向城堡的道路（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發生了歐債危機）。於是又去作新的努力，走新的道路，但是其結果如何則依然是在看得見的城堡之前找不到入門之道。 因此，歐洲的一體化可能永遠是一個發展過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歐盟確實已經成為國際體係中的行為體，已經並將繼續對現實的國際體係和國際事務產生影響。但是，歐盟卻很難產生類似大國那樣的影響，因為超國家或歐洲聯邦的理想不僅當下沒有實現，而且在看得見的未來也難以實現。直到今天，基辛格所提出的“如果我要給歐洲打電話，那我應該打給誰？ ”的問題似乎依然無解。
早在2002、2003年，德國和法國為了刺激本國的經濟增長，將本國的財政赤字擴大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並且使用各種方式避免了懲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歐元區內的強國、大國尚且如此，地處南歐的歐元區國家希臘、葡萄牙，以及急需加速發展的愛爾蘭等於是也都紛紛效法。為了加入歐元區，希臘利用國家的力量，通過高盛公司的操作，做出假賬來表示希臘完全符合加入歐元的標準。應對本次歐債危機所出台的《財政契約》並不是一項歐盟條約，而是一項新的政府間條約，歐盟成員國英國和捷克為了本國的利益沒有簽署該條約。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財政契約》在促進歐洲一體化發展的同時，卻又在促退一體化。直到今天，基辛格所提出的“如果我要給歐洲打電話，那我應該打給誰？ ”的問題似乎依然無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