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是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解讀。2012年上半年，該書突然在中國知識界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閱讀熱潮；十字路口的國人，似乎很希望從這本一個半世紀前的經典著作中，尋找到某種啟示。
《舊製度與大革命》是一本怎樣的書？這樣一本舊書，能給當下的中國帶來何種新的啟示？
“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隻想成為世界霸主(拿破侖)的平等的仆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製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隻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這是托克維爾當年寫作《舊製度與大革命》時的初衷，也是解讀其“法國大革命啟示錄”的切入點。
一、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時發現了一個“悖論”：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製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製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托克維爾如此解釋這一“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麵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隻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製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製製度更難以忍受。”
二、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曆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
……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為何社會財富蓬勃增長的過程中，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製，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眾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麽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給出的答案是：盡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經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致力於“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著許多專製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裏，政府一方麵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麵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獲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製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所以，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麵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麵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麵催促自己的毀滅。”
三、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淩；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於完全封建專製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托克維爾所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們在政治權利喪失後，紛紛拋棄農村搬往了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裏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態。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稅；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歎道：“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麵前，替農民求情，那麽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製定嗎？”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裏。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後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裏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四、專製社會裏，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隻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製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說得更精辟的了：
“在這種（專製）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係，他們一心關注的隻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隻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製製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製製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製製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製製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製製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製製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製製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栗，隻有專製製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製製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製製度，它們便占據了統治地位。”
醫治這種因專製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在托克維爾看來，隻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隻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隻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隻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隻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五、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製政府的社會”
在法國實現完全的中央集權之前，貴族製曾維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的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各種在貴族製下分散的權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權吞沒，嚴格來說，是被巴黎所吞沒。
貴族作為一個連接上層統治者與下層被統治者的中間勢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夠製約中央集權的力量，也隨之消失。從此，“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係”，再沒有任何新的中間組織或階層能夠興起，以代替貴族勢力退出後留下的空檔。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權專製與大革命後的集權專製之後，托克維爾失望地感歎道：
“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製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製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托克維爾所謂的“貴族製”，其實是“中間勢力”的代名詞。沒有了中間勢力，民眾就陷入了原子化狀態，迫使每個具體的民眾獨自去麵對強大的專製國家機器。個體的原子化的最終結局，就是政治生活從民眾當中完全消失----單體的民眾無力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最終必然選擇遠離政治生活。其後果，托克維爾也說得非常清晰：
“法國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體法國人怎麽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辟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沒有政治生活經驗的各種人群引發並掌控，其結局可想而知。最讓托克維爾難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導者是一群毫無現實政治生活經驗的“哲學家”，而之所以會由“哲學家”來引導革命，而不是由社會活動家來引導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於中央集權的法國，沒有中間勢力，產生不了社會活動家。托克維爾說：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製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複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係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六、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不適當的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許多學者，都曾致力於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托克維爾那般，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這些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其實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導”。托克維爾說：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舊製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隻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托克維爾舉了不少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大革命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一度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托克維爾認為這種行為，與舊政權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
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占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梁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曆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七、在革命過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法國大革命的兩大終極目標。革命者“不僅想建立民主的製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製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聖化”。盡管《人權宣言》裏也將“自由”與“平等”並列，但托克維爾還是相當失望：“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敵不過“平等”，法國在中央專製集權統治下長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隻有專製製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自由”沒有辦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進程中隨時給跟隨的革命者以物質的鼓勵（譬如均分財產、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國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來絕大多數的革命，都逃不脫“平等”淩駕於“自由”之上，甚至為了“平等”，不惜犧牲“自由”的命運----當革命為了實現“平等”而不得不借助“專製”的力量時，革命往往毫不考慮“自由”的感受，義無反顧地選擇與“專製”結盟。
法國大革命的結局，顯然是對這種“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種嘲諷。革命者陷入到一種“民主的專製”的泥潭，“隻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貴族公務員；隻有一個惟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國民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名義上的一切主權權利；而單一的國民卻仍然沒有擺脫被政府奴役的命運。最後，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侖的專製獨裁從天而降，心灰意懶、精疲力竭的法國人也就此滿足於在“一個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為什麽法國大革命沒有能夠把“自由”堅持到底？托克維爾的理解是：“人們平時所熱愛的自由，其實隻出於對主子的痛恨”----當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舊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拋棄了。所以，托克維爾留下了這樣一句告誡：“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隻配受奴役。”
結 語
1856年，《舊製度與大革命》出版時，托克維爾曾憂心忡忡地對他的妻子說道：“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一幅舊製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隻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在該書的《前言》裏，托克維爾又說：“我敢說，在（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隻要平等與專製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尋求“平等”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自由”，或許正是托克維爾從法國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