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同在愛荷華 ——茹誌鵑和王安憶，1983（1）
1983年的愛荷華，有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讀到茹誌鵑的幾篇小說，最欣賞的一篇是《剪輯錯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
國文壇，那篇小說在創作手法上，是一個大突破。由於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說所表現的人物
是多麵的，所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所提示的社會問題是客觀的。整篇小說充滿了
溫柔敦厚的諷刺和詼諧。《剪輯錯了的故事》由一場一場的“景”，共七個“景”而組成。每一
“景”是個特寫，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幾乎可以自成一體，成為一篇小小說。七個“景”又互相
交錯在現在和過去之間，細致的結構，有節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標題，也新穎而有含
義，例如“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寞”。小說的意義不僅隱含在故事中，也隱含在人物刻
畫中，甚至在小標題中。
1978年，我在離鄉三十年後，和Paul及兩個女兒一同回鄉。那時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請作
家來愛荷華，在北京曾努力過，和夏衍先生也談過，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
作家才能應邀到愛荷華來。那幾年來的作家，都是“文革”後的“出土文物”。他們是犧牲過而
又被犧牲的一代，活過抗戰，活過國共戰爭，活過“文革”，終於得到第二次解放。他們對隔
離了多年的世界，充滿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吳祖光和茹誌鵑應邀來愛荷華。王安憶那年二十幾歲，已出版小說集，1982年並以
《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她的短篇小說就已鋒芒畢露，例如《回旋曲
》。小說用非常簡潔的對話，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回旋曲》分三節，每一節有不同的旋
律。每一節提示一個問題。三節提示了三個問題：戀愛期間的問題，結婚期間的問題，結婚
以後夫妻分居的問題。第一節一對戀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優美；第二節的旋律迫切急促
，新婚夫婦要找一個旅館度蜜月；第三節婚後分居兩地，怨而不哀，平淡透著無奈。整篇小
說充滿反諷。王安憶在那之後不斷發表作品，不斷出版長篇短篇小說的書。紮著兩條小辮從
上海弄堂走出來的小女子，多年之後，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重鎮。《長恨歌》可說爐火純
青了。王安憶在上海小市民的命運中，看到“人”的處境。小說是一幅大型工筆畫，既細且大
。王安憶以一個大時代的變動為背景，用周密的細節結構出一幅大型畫麵，細致入微地描繪
其中一個個小人物，整幅畫隱寓著生命的無奈。但在1983年，二十幾歲的王安憶還得隨母同
行。
那年陳映真在我們多次努力以後，來到愛荷華，也是他第一次從台灣出境。因為左傾思想而
坐牢八年，一出獄就蒙著被子聽他祖國消息，聽到國際歌熱淚滿麵的陳映真，居然在愛荷華
碰到來自他祖國的茹誌鵑、吳祖光、王安憶，還有個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個是如魚得水
，笑得很開心，有時調皮地賣弄一兩句黨的領導的話，還是標準的京腔。
他對王安憶是老大哥的關懷，探究，欣賞——她是年輕一代的希望。王安憶對他是女孩對兄長
的信賴和仰望，但有時也一針見血點出他的迷信。陳映真和茹誌鵑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
到一個祖國來的同誌！茹誌鵑呢？一個台灣同胞居然有如此進步思想，實在佩服！
吳祖光對中國的現實多持批判態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憶是探索者的質問，透著年
輕人的叛逆。她對吳祖光那一聲“伯伯”叫得還是很親切的。
茹誌鵑和王安憶母女在思想和對現實的看法，正如她們的創作，都反映了兩個不同的時代。
王安憶對母親常持反對態度。母親對她永遠微笑著。 我在他們之中，可有戲看了。
王安憶紮著兩條小辮，羞澀透著好奇，閃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尋。我特別安排一位讀文學
博士的助教Anna帶她參加許多活動。她們成了朋友。安憶目不暇接，總是很興奮的。她是曆
年在愛荷華活動最多的中國作家，和美國年輕人的接觸也最多。她活動之餘，才來參與中國
作家的聚會，攪在中國人憂國憂民的情結之中。但她比他們灑脫。她擺脫牽牽絆絆的中國事
，獨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麵的世界。
茹誌鵑和我同年，但生活經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們常常談到不同的過去。你那時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