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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語出驚人地說出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製下，就不容易上去。”
（一）
1978年4月，一位兩鬢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進了廣州珠江江濱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廣東省委。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勳。在長達十六年的下放勞動和被迫害、關押後，上個月剛恢複工作就被派到廣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黨費交給廣東省委辦公廳的黨組織。中央派習仲勳這樣一位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長達十年的重量級政治家來坐鎮廣東，用意極為深遠。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體的猜測，也讓廣東人麵上有光，當時廣州的街談巷議也頗為有趣：嘩！好“大粒”！（廣州人對大人物的諧稱）廣東有得發達啦。
曆史證明，中央把受極左錯誤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眾中很有聲望的領軍人物派到廣東這樣一個南方大省工作，是極有戰略眼光的點將。這是後來鄧小平斷然以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區的“預備動作”。
（二）
1979年，初春。習仲勳和楊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此時，習仲勳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剛來才一年，對廣東情況還未摸透，但形勢迫人，不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大轉折令他精神振奮，而且廣東全省上下求變求新的急切呼喚，更讓他倍感機不可失，以他敢於踏著曆史潮頭前行的個性，此時，他決心到風口浪尖“先行一步”。
京西賓館夜深人靜，習仲勳仍在伏案工作。明天是關係到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看著講稿反複斟酌，該講什麽？怎麽講？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內容講不到點子上，再有講話技巧也沒用，肚子裏有好經真經，但念得不好或技巧不到位，有時也會適得其反。此刻，他決定：響鼓必用重錘。為了廣東的將來，他豁出去了。
第二天是4月8日，廣東果然一出手就氣勢不凡。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第一次發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廣東的想法與請求。他代表省委強烈要求中央給予廣東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請中央授權或放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在鄰近港澳和沿海地區劃出一些區域專門對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資，利用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國際交流頻繁便捷的優勢，在“四化”中帶個頭，加快發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勳陳述了廣東獨特的發展優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中央的權力過於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沒有權，辦事很難。”
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問：“仲勳同誌，你們廣東究竟想要什麽權？”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習仲勳麵對中央最高負責人，他感覺到了決定廣東命運的緊要關頭。盡管他提出的設想可能不合某些領導人的口味，但廣東已經沒有退路。
習仲勳終於將底牌拋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
最後，他索性把話說痛快。他語出驚人地說出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製下，就不容易上去。”這種針對束縛生產力發展僵化體製的大膽“出格言詞”，別人都不會說、不敢說或者不能說，隻有長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為廣東當家人的習仲勳敢說。他無所畏懼地坦蕩直言，令當時頭腦仍未轉過彎來的人們吃了一驚。
習仲勳趁熱打鐵繼續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製和政策，這樣廣東幾年就能搞上去。廣東是一個大省，等於周邊地區的一個甚至幾個國家呀，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太小了，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我們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中央也有利呀。”
習仲勳言之殷殷語之切切，一口氣把話說完，總算鬆快了許多，不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給中央領導的話端出去了，還用自己的“重錘”，擂了一通“響鼓”。
習仲勳知道，雖然鄧小平並未主持會議，但大家都認定他是主心骨，便按葉帥的指點求見小平。在種種不同聲音的爭議中，趁著會議下午間隙，小平不動聲色地接見了他，傾聽了他關於廣東先行一步、加快發展的設想。鄧小平先讚揚了習仲勳敢於創新的大膽想法：“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然後靜靜地聽，不停地抽著煙，插了幾句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東南沿海的改革開放，得先從廣東、福建搞起，廣東的改革開放，也得抓一個突破口，搞一個試驗場，放開手搞，萬一失敗了，也不要緊，就這麽一塊小地方關係不大。”
這次談話中，小平還對習仲勳說了一番值得載入史冊的話：“過去陝甘寧邊區就叫特區嘛，你不是陝甘寧特委的代理書記嗎？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麽樣？”接著他又說了一番名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三）
發生在廣東邊防的一場巨大災難，鞭策習仲勳迫不及待加快落實鄧小平創建深圳特區的決心----1979年5月6日，對於廣東深圳的邊防前哨，是一個夢魘般的日子----廣東各地和寶安城鄉突然有近十萬之眾聚集於此，形成數十條凶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昔日警備森嚴的邊境頃刻間人山人海，邊防軍人束手無策，向天鳴槍示警也沒有用，幾個哨位一下子被爭先恐後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
各級黨委和政府猝不及防，事前並未收到任何情報。但一個極其蠱惑人心的謠言在各地城鄉群眾中不脛而走，用心險惡的人向渴望溫飽的百姓們吹了個天大的肥皂泡：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邊防將在當日“大放河口”，容許大家自由進入香港。於是，成千上萬群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湧向邊境，在長達六公裏的邊防和海防線正麵，實施了“人海戰術”式的中間突破，來勢洶洶，實在駭人。
倉皇中，離鄉背井的人們滿懷心事、一臉淚光，拖兒帶女步履踉蹌地越過邊界，任憑前來阻擋的邊防軍人和幹部們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
翌日，1979年5月7日，長達二十公裏的海麵上，漂浮起數百具屍體，喧鬧的邊境突然萬籟俱寂。
據深圳地方史記載：當時，盡管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麵禁止偷渡”的指示，並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著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僅萬豐村一個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一千二百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三百二十多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
1979年1至5月，廣東省發生的偷渡外逃高潮，官方估計人數高達十一萬九千多人，超過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發生數。出現了比當年陳鬱任省長、曾生任廣州市長時數千人衝擊廣州廣九火車站更嚴重的態勢。而有人估計更高，出逃人數多達三十萬人。
習仲勳接報後緊急出動趕到深圳，此時越境大潮已經平伏，但仍可碰上三兩“散兵遊勇”外逃香港。習仲勳馬上召集一些公社書記座談，直截了當地問他們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書記說不行，留不住。因為由於海岸線長，香港與內地人民生活相差過於懸殊。習仲勳知道：吳南生作過調查，深圳邊境線寶安這邊一個農民勞動日的工分收入約為七角錢，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幣，兩者差距懸殊竟達一百倍！
到廣東工作隻有一年的習仲勳馬上意識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廣東對偷渡是防不勝防，堵不勝堵的。盡管廣東邊防幾個縣的軍民一起布設了好幾道防線，每個縣都有一個領導人專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邊防線，勘察了現場，感觸更深：建國二十年來，搞閉關鎖國，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經濟瀕於崩潰，群眾生活困難，再不改弦更張，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終無法遏製，隻會逃得更多。習仲勳認定，防偷渡光是堵，隻是一種治標的辦法，治本還得靠發展生產力。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眾看到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了，邊境就安定了，人員才不會外流。
麵對嚴峻形勢，習仲勳先對縣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務，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帶，你們一定要齊心合力，進一步加強防線，以防大批人員外逃。外逃有傷國體，國際影響不好，而且直接影響農業生產。”
（四）
外逃風終於刹住了。經此一役，習仲勳更堅定了加速特區建設，全麵發展廣東的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決心，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專程到深圳，了解到當地幹部對過境耕作在香港那邊的“飛地”心存疑慮，便對當時寶安縣和沙頭角鎮的幹部說，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複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搞起來有利於發展生產，增加群眾收入，保障民生，怎麽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同誌：“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管他什麽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習仲勳為加快特區的創建，“殺出一條血路來”，殫精竭慮，熬白了頭發，在廣東、在全國都贏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後他重新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在中南海與友人的一次談話中，他坦蕩地捫心自問：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