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作為國家基本大法，越南憲法的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為政治體製改革在觀念和框架上提供的空間相對充裕。更重要的是，這些條款並非越南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後修憲的產物，而是最初立憲時就如此規定。 從2006年越共“十大”開始，短短六年間，越南政治體製改革從起跑線開始一路提速，2011年GDP較上一年增長5.89% 。 近年來，越南政治改革的進展已經成為中國公共政治的熱門話題。從2006年越共“十大”開始，短短六年間，越南政治體製改革從起跑線開始一路提速，經曆了差額選舉總書記、選民直接差額選舉國會代表（包括一些獨立候選人）、國會代表問責政府高官、電視直播國會討論、國會否決總理提名的部級官員等階段，最新事例則是國會否決政府提交的修建南北高速鐵路的計劃。這些政治改革的標誌性舉措，受到中國媒體的密切關注和好評。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具體的製度性進展背後，越南整體社會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包括體製內政治氣氛的活躍、重大決策過程的相對透明、對不同觀點的寬容，等等。它們為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更可靠和長久的製度性保障，也為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一些中國媒體認為，在經濟改革方麵，中國曾經為越南提供了參考，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麵，越南走在了中國的前麵。 為何越南會在政治改革上先行一步？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忽視一些重要的觀念和製度因素。 越南憲法中的“民有民治民享” 首先，雖然同為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在立國理念的表述上和中國有一定差別。越南現行憲法第一部分的內容和中國憲法類似，是關於國家基本政治製度和人民權利的。其中第一條隻規定越南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沒有強調任何“主義”，這和絕大多數國家類似。第二條規定越南國家是“民有，民治，民享”，這是直接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同時規定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聯盟。第二條還規定，越南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隱含了三種權力相互製衡的意思。第三條規定國家保障並不斷發展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在各個方麵的權利，實現“豐裕民生，強盛國家”的目的，建立“平等，民主和文明的社會”。 第四條是專門關於越南共產黨的條款，分為兩個自然段，第一段規定，以馬列主義和胡誌明思想為指導的越南共產黨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但第二段明確說明“黨的所有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由此可見，作為國家基本大法，越南憲法的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為政治體製改革在觀念和框架上提供的空間相對充裕。更重要的是，這些條款並非越南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後修憲的產物，而是最初立憲時就如此規定。 越南現行憲法是1992年修訂通過的，當時由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轉型的影響，越南政治正轉向保守，改革停滯不前，但是，在修憲時依然沒有強調意識形態，保留了上述條款。 越南憲法之所以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其實來自越共的曆史遺產。作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民主運動之間有著更密切的關係。越南的共產主義政黨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自稱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從“二戰”以後到1976年，先後自稱越盟和越南勞動黨，回避共產黨的名稱，直到南北統一之後，才將名稱定為越南共產黨。 胡誌明在1945年8月發布的《越南獨立宣言》深受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的影響，開篇第一句就直接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一大段話，而且其結構和《獨立宣言》《人權宣言》是平行的，措辭也十分相似。這是不能僅用胡誌明當時想和美國發展關係的策略考慮來解釋的。今天的越南憲法仍然把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放在第一條，可謂其來有自。 越南憲法中最重要的政治條款也反映了憲製觀念的影響。法國和美國曾經是越南民族主義最主要的敵人。法國曾經對越南實行半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美國參與的“越戰”又曾經對越南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但是，胡誌明和其他越共領導人並沒有因此否定自己在立國理念上從《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中所吸取的養分，或者將這些觀念斥為“虛偽”。在西方政治文獻中得到係統表達的“人權”“民主”等觀念的普世性，在越南這樣一個似乎更有理由反西方的國家中，卻是得到高度認可甚至推崇的。因此，盡管越南共產黨也始終強調反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但是，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普世價值”從來沒有像在中國這樣成為一個爭論的大問題。 其次，在意識形態和黨內政治的領域中，越南從來沒有“內部敵人”這個概念。它既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有階級鬥爭（南北統一時對南方社會的清洗除外），也沒有“黨內代理人”的提法。 和任何政黨一樣，越南共產黨內部也有意見分歧和“路線鬥爭”，但是，這種分歧和鬥爭從來沒有引起黨的分裂，也沒有在事實上作為“敵我矛盾”處理，給當事人的政治生命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 直到今天，越南共產黨仍然把自己在上世紀60年代抵製來自中國的開展“文革”和“反修鬥爭”的壓力作為其民族主義的重要功績。越南共產黨曆史上惟一因為重大路線問題而負責任並辭職的，是1951年至1956年擔任總書記的長征，但此後他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和國務委員會主席。 社會主義製度下階級鬥爭概念的缺位，以及執政黨內部鬥爭的溫和化，從理論上排除了大規模社會對立的可能性，在實踐上為涉及國家重大政治問題的討論和嚐試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更值得思考的，是這一政治傳統給執政黨的政治倫理帶來的積極影響，有助於統治精英在做出重大決策時減少對自己政治前途的顧慮。 跟著救護車闖紅燈 越南改革最初也是在走投無路之際被逼出來的，和任何模式無關。1975年越南統一後，北方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雙重戰勝者的身份對南方實行全盤社會改造，清算民族叛徒和階級敵人，沒收大小資本，在經濟上推行國家統製的計劃經濟，造成了市場的極度緊張。當時最困難的是糧食，國家規定低價收購糧食，農民不願賣糧，南方重鎮胡誌明市因此出現糧食危機。 對此，中央政府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應急辦法是把蘇聯援助的牲畜飼料賣給胡誌明市的居民，但是，一些在戰爭年代“革命立場十分堅定”的南方幹部不接受，他們自作主張，動用銀行款項，把糧食收購價提高到原來的5倍，用軍隊車輛下鄉運糧，從而解決了糧食危機，避免了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這是在國際共運史上除了蘇聯的強製征購和中國的統購統銷之外的第三條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道路，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的道路。 中央機關起初對於南方幹部的這一舉動大有興師問罪之勢，但是，全國其他缺糧的城市看到胡誌明市的先例後，都要求照樣辦理，以同樣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就這樣，在前呼後擁之下取得了對指令式計劃經濟的突破，開始了市場實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向市場回歸。越南人將這一突破稱為“跟著救護車闖紅燈”。這些市場實驗出現於1976年和1977年，所以，越南經濟改革的起點實際上並不比中國晚。 不過，此後越南的經濟改革進程確實不如中國快，主要原因是在保守的北方和開放的南方之間缺乏一個像鄧小平這樣一言九鼎的人物。當時主持胡誌明市改革的是長期在南方領導地下鬥爭的武文傑，他是越南經濟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他率先在南方采用市場機製、獨立核算和利潤等一係列改革措施，救活了一批企業，創立了一些站穩市場的消費品牌。 但是，一些中國報刊把他譽為越南改革的“總設計師”，未免牽強附會。他是地方領導人，按照起碼的經濟理性辦事，有道義擔當，但是談不上全局設計。在越南的總體改革過程中，可以說，既沒有一個“改革之父”，也沒有一個改革思想家或理論家，而是現實推著走。按照越南經濟學家的說法，最突出的實踐者武文傑擔負的也不過是“坦克”的角色，“掩護他人破欄而進”。 武文傑在南方實行的改革實驗長期得不到越南中央的支持，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越南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實踐也始終徘徊不前，僅僅“共產黨員能不能經商”的問題就糾纏了十幾年。 但是，改革派武文傑也沒有完全被排斥，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調河內擔任國家計委主任，1991年到1997年間出任總理，在任期間培養了接任的改革派潘文凱和阮晉勇等人。 總的來說，越南改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複和停滯，是和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總體困境分不開的。這種情況直到21世紀初南方幹部在中央決策層逐步取得優勢才有所改變。2006年，越共“十大”之後，越南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步伐都令人刮目相看。 作為經濟改革先驅的武文傑也是越南領導人中的政治開明派，他力主和美國恢複正常關係，盡早加入WTO。他在退休後不但仍就經濟改革問題發聲，也開始對敏感的曆史和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主張為了越南民族的健康發展而超越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用更寬容的態度處理曆史問題。 2005年，越南獨立60周年和南北統一30周年之際，他在海外刊物上發表文章，坦率回顧自從統一以來北方在南北關係上的失誤。他指出，國家統一30年後，北方和南方之間敵對意識的陰影仍然存在，北方當初用僵化的階級觀點處理民族問題，沒有真正實現胡誌明強調的民族大團結的目標，使很多南方的人才離開了這個國家。武文傑進而指出，越南國家不屬於“某個黨派”，而是“每一個越南人和越南民族的共同財產”，“仇恨、對立和自傲”對國家毫無益處。 不過，盡管越南政治改革步伐迅速，但是，離製度化和正常化也還有相當距離。例如，海防市最近由於土地征用而引發警民衝突。事件發生後，越南總理阮晉勇指責地方當局征用過程不合法，處理更有問題。 然而，一些越南人指出，事件發生的地方正是阮晉勇本人國會代表的選區，如果越南的國會議員選舉製度真像官方宣傳的那樣有效，那麽他為什麽直到發生重大事件之後，才對海防市如此嚴重的濫用公權采取行動呢？在一個真正的民主製度下，處理這類問題不需要總理的強力介入，而隻需要議員認真履行職責。由此可見，越南的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遠，仍需繼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