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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的墜落（斯蒂格利茨最新作品）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無疑是當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與一般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終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持嚴厲批評態度。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斯蒂格利茨站在東亞國家一邊，反對IMF開出的錯誤藥方。
在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幾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對美國次貸風暴的來臨提出預警。當中國的經濟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經濟學家不公正批評時，斯蒂格利茨站出來仗義執言。 與某些玩世不恭、一心隻想從中國賺錢的西方經濟學家不同，斯蒂格利茨並不回避對中國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總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而且 是中國的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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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與增長 ：宏觀經濟學、自由化與發展》
作 者： （美）斯蒂格利茨 等著，劉衛 譯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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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混淆宏觀調控的目的與手段，把作為中間變量的通貨膨脹和外部平衡看成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實際上通貨膨脹隻是手段，真正要調節的是真正重要的變量：增長、失業、產出的穩定性等等。
經濟政策的宗旨是以一種平等的和可持續的方式使社會福利最大化。
自 由化是近年來經濟學家神聖的呼籲，秉承作者一貫的學術觀點，Stiglitz尖銳地指出：資本市場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是個噩夢。事實上在1997年的亞洲 金融危機中，隻有中國和印度幸免於難，這兩個國家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資本市場管製。資本市場自由化不僅僅帶來了更大的經濟不穩定和貧困，它還破壞了民主： 它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更多地給了華爾街的基金經理們，而不是本國公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一直鼓吹的資本自由化，導致了發展中國家更大的不穩定和經濟衰退，正如較早的拉美國家金融危機，以及較近的亞洲金融危機。資本市場自由化是發展中國家麵臨宏觀經濟波動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宏 觀調控的手段不僅僅是貨幣政策（匯率、利率），還包括其他微觀經濟工具和結構性政策，包括資本賬戶管製、審慎性監管、稅收政策、產業政策和改善的會計，政 策製定者可以利用這些工具更好地管理經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實行了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在出口和增長受到威脅時，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 長，不僅避免了下滑，而且保持了其持續的快速經濟增長。中國的經驗體現了政策互補性的可能。中國的政策不僅促進了當下較高的收入，也促進了未來較高的收 入。
資本市場自由化會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放大效應。政府的政策應該能夠減少經濟的實際波動和金融波動，使經濟保持盡可能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因此，自由化政策必須和宏觀經濟政策結合起來考慮，不能一味強調理想的自由化主義。
對 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失業的後果比發達國家要嚴重得多。人們用來應對危機的財富較少；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因此很少有人能夠借到資金；政府提供的失業補助 （保險）較少，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這種保險。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廣泛失業或就業不足的結果是持續的貧困和赤貧。對窮人來說，沒有資產，能力有限，工作是 獲得收入的唯一來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穩定對經濟傷害更大。當前經濟的萎縮會帶來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衰退更像是一種自我增強的惡性循環。經 濟更像是軟絲彈簧：如果壓得太低，它就會被永久性得扭曲了，換句話，它的回彈力就會遭到破壞。經濟萎縮會帶來失業的增加，而失業率很難恢複，原因很簡單， 一個人一旦失業，他要麽喪失工作技能，無法再返回就業，或者他墮落成為罪犯，而一個卷入犯罪的年輕人也很難輕易改變其生活方式。而失業率的增加會帶來更大 的經濟衰退，這是一個自增強的過程。
作者在書中分析了各種經濟政策對目標的影響，並認為增長、穩定和貧困之間存在複雜的聯係。政策製定就是一種 權衡取舍的過程，不能認為存在一種簡單的政策實現所有的目標。經濟政策的製定更多地是一種政治過程，而不是一個經濟過程。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失業、通貨膨 脹和增長問題，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屬於政治範疇，民主體製不應該把宏觀經濟政策交給技術官僚，不管他們了解多少信息或動機多麽善良！
Stiglitz 善於用樸素的語言描述一種真實的經濟現象，這種返璞歸真的功力有助於傳遞一種清晰的智慧，破除蒙昧的迷思。智慧的力量在於其本真。感謝這個思路清晰的老 頭，讓我能理解到經濟學原來這麽平易近人，貼近我們的生活。既不是西方經濟學的狂傲無物、脫離現實、似乎不食人間煙火，也不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朦朦朧朧、 故作神秘，企業都是那麽真實而樸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