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一“在前幾年被譽為一個有著無與倫比的權力和吸引力的、大踏步於世界的巨人”----正在衰退中，不幸地麵對其最終衰敗的前景。
2011 年夏季版的美國政治科學學院雜誌提到“一個共同主題”： 美國這一“在前幾年被譽為一個有著無與倫比的權力和吸引力的、大踏步於世界的巨人”----正在衰退中，不幸地麵對其最終衰敗的前景。出於某些原因，這的確是人們公認的一個共同主題。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影響，以及對其本國經濟和政治體係力度的評估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處於權力巔峰不久，它的衰落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 20 世紀 90 年代，好幾年間美國大勝的論調大部分都是在自欺欺人。此外，人們普遍認同的看法……認為權力將轉移到中國和印度……是非常不確定的; 中國和印度相對貧窮，而且都存在著嚴重的內部問題。無疑，世界的發展是越來越多樣化了，盡管美國在衰落，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沒有一個可以與之匹敵的對手來爭奪全球霸權。
簡單地回顧一下相關的曆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決策者們意識到，美國將在戰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處於壓倒性優勢地位的強國。關於這一點，有明確的文獻記載：“羅斯福總統的目標是在戰後的世界確立美國霸權”----引用自外交曆史學家傑弗裏華納的評述。美國計劃控製所謂的一個“大區”，包括西半球、遠東地區、前大英帝國區----包括關鍵的中東石油產區----還有盡可能多的歐亞大陸、或至少擁有西歐和南歐國家的核心工業區，而後者被視為確保對中東地區能源資源的控製至關重要。在這些廣闊的疆域內，美國致力於維持其“不容置疑的權力”與“軍事和經濟霸權”，同時限製任何國家和主權行使幹擾其全球計劃藍圖的行動。雖然美國在這個大區內已經衰落，但這些教條仍然盛行。
不久即被認真落實的計劃是切合實際的。迄今為止，美國長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戰爭結束了美國之前的經濟大蕭條，美國的工業生產力幾乎翻了兩番，而競爭對手則被消滅殆盡。在戰爭結束後，美國有著世界上一半的財富和無與倫比的安全體係。大區的每個地區都分擔著各自在全球體係內的“作用”。隨後的“冷戰”主要是因兩個超級大國努力在各自勢力範圍強化其統治秩序而形成。對蘇聯來說，主要在東歐; 對美國而言，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到 1949 年，伴隨著所謂的“失去中國”，美國在大區內已經嚴重削弱。這句話很有意思： 因為隻有曾經擁有，才可謂“失去”。隨後，東南亞開始失控，並導致了華盛頓操控的印度支那戰爭和1965 年美國恢複其在印尼的控製權時發生的大屠殺。與此同時，美國繼續在其他地方進行顛覆和大規模暴力活動，以努力維持符合美國意願的所謂“穩定”。
隨著工業世界的重建和非殖民地化的痛苦進程，美國衰落在所難免。到 1970 年，美國在世界財富中所占的額已經下降到25% 左右，雖然龐大但已大幅減少。工業世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主要中心在美國，歐洲和亞洲----日本成為中心----它已經成為最具活力的地區。
20 年後，蘇聯解體。 關於冷戰的本質，華盛頓的反應教會我們很多。老布什政府在辦公室裏立即宣布政策仍基本上維持不變，改變的隻是托詞。龐大的軍事機構將保持不變，但不是針對俄國的防禦，而是為了對付第三世界大國的“尖端技術”。出於同樣的理由，必須維持“國防工業基礎”----受政府扶持和資助的高技術工業的委婉稱呼。幹預力量應當繼續著眼中東地區----那裏的嚴重問題“不能歸咎於克裏姆林宮”，這顯然與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編造的借口完全相反。它默認“激進的民族主義”一直是問題所在，即那些試圖謀求國家獨立的進程違反了“大區”原則。這些政策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克林頓政府宣布，美國有權單方麵使用武力，以確保“對關鍵市場，能源供應和戰略資源的暢通無阻”。它還宣布，軍事力量必須“將來部署”在歐洲和亞洲，“以重塑那裏的人們對於我們的觀感”，不是通過溫和的說服，而是 “塑造將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安全的事件。”北約力量東擴，而不是像輿論導向認為的那樣被減少或取消。當美國同意讓一個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時，這違反了它對戈爾巴喬夫的口頭承諾。
今天，北約已成為美國指揮下的一個全球幹預部隊，其任務就是控製國際能源係統、海上通道、管道和其他任何美國霸權所需要的。
確實存在一個超級大國對手崩潰後的興奮期，有“曆史終結論”這樣令人激動的故事和對克林頓外交政策的一致好評。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宣布一個帶著“聖潔光輝”的 “崇高階段”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國家遵循“利他主義”，致力於推行“普世原則和價值觀”，在通向“不人道被徹底消滅的理想新世界”的道路上所向披靡，這最終可以暢行無阻地發展成人道主義幹預的國際新準則。
並不全是所有人都熱衷沉迷於此。曆來的受害者，地球的南半部，痛恨地譴責“所謂的人道主義幹預的‘權利’”，認為它不過是帝國主義統治的舊“權利”。那些能發出更為冷靜聲音的政策精英們能夠察覺到，對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和國家來說，美國正“成為超級流氓大國”，它被視為“對他們社會的最大外部威脅”;還有，“當今的頭等無賴國家是美國”。小布什上任後，來自其他世界的敵對聲音和反對輿論更無法忽視。特別是在阿拉伯世界，布什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奧巴馬政府則繼續下滑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其在埃及的支持率降至5%，在其他地區也高不了多少。
與此同時，美國的衰落依然在繼續。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失去”了南美洲。失去南美的“威脅”早在幾十年前已經隱隱出現。尼克鬆政府一手策劃了對智利民主製度的顛覆行為，並扶植了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獨裁----國家安全委員會警告說，如果美國無法控製拉丁美洲，它就別想“在世界其他地區完成其成功的控製”。
但更為嚴重的是中東地區日益明顯的獨立趨勢。二戰戰後計劃認為如果控製了中東地區無獨一無二的能源，就“實質性地控製了世界”( 羅斯福的重要顧問伯爾語) 。
相應的，失去對這一地區的控製將危及美國主導世界的計劃; 這些計劃早在二戰期間已被明確闡述，雖然美國自此麵對了世界秩序的重大變化，但是它仍然得以一直貫徹執行。
對美國霸權更深一層的危險來自意義重大的民主運動。紐約時報執行主編比爾凱勒生動地寫道，華盛頓“渴望擁抱橫跨北非和中東地區有抱負的民主人士”。但阿拉伯輿論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得很清楚，通過公眾意見影響政治的功能性民主對美國而言可能意味著災難性的結果。毫不奇怪，穆巴拉克下台之後埃及外交政策的初步政策都招致了美國及其夥伴以色列的強烈反對。
雖然美國的長期政策基本穩定，配合著一些戰略性的調整，但奧巴馬政府卻產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軍事分析家尤奇•德萊森指出，在大西洋問題上，布什政府的政策是抓捕( 並折磨) 嫌犯，而奧巴馬政府則通過迅速增加恐怖武器( 無人機) 和使用特種部隊，其中許多是暗殺小組，來直接暗殺他們。奧巴馬政府計劃在 120 個國家使用特種部隊。現在，特種部隊的規模大到幾乎可與加拿大的整個軍事力量相抗衡，而這些力量實際上是美國總統的私人軍隊。這個問題由美國的一個調查記者尼克•圖爾斯(Nick Turse)在“Tomdispatch”網站上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探討。奧巴馬曾派出暗殺本•拉登的小分隊已經在巴基斯坦執行了大概十幾次類似的任務。
以上這些與諸多其他方麵的事態發展說明，雖然美國的霸主地位正在衰落，但其野心依舊。
另一個“共同主題”，至少在那些不是故意睜眼瞎的人們看來，美國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今年夏天在華盛頓所上演的鬧劇( 債務上限危機問題) ，讓國民厭惡( 很多人認為國會不如解散算了) ，也令世界茫然，這在議會民主的史冊中也前所未有。它的壯觀場麵甚至嚇到了那些傀儡的背後操縱者。這些財團勢力現在所關注的是，那些他們安排在國會辦公室裏的極端分子是否會選擇毀掉美國----這是關照他們利益的強大保姆政府，這是他們自身財富和特權的靠山。
著名的美國哲學家杜威曾形容政治為“資本交易在社會層麵上的投影”，並警告“陰影的消散並不會改變其本質”。自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陰影已發展為籠罩社會和政治製度的烏雲。財團勢力，現在主要是金融資本，已經達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以至於今天基本上已經不能算是傳統的兩大黨派，在當下討論的問題上已經遠遠不能捍衛民眾的權利了。
對於公眾而言，最應該關心的國內問題是嚴重的失業危機。在當前形勢下，隻能通過政府的重大經濟刺激來解決這一主要問題，這需要遠遠超過最近的那一次，那僅僅使國家衰落和地方消費相符合，盡管有限的經濟刺激確實能增加數百萬的就業機會。而對金融機構來說，最需要關注的是赤字問題。因此，隻有赤字問題被提上議程。絕大多數人青睞向極少數富人征稅以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72% 支持、21% 反對) 。削減社會保障的方案遭到了大多數人反對(69%反對削減醫療補助，79%反對削減醫療保險) 。其結果很可能事與願違。
根據一項公眾如何消除赤字方案的調查結果，其負責人史蒂文•庫爾寫道：“顯然，無論是政府還是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與公眾的價值觀及其在預算方麵的優先秩序並不一致。……財政支出的最大區別在於，公眾讚成大幅削減國防開支，而政府和眾議院卻提出適度增加。公眾所要求的在職培訓，教育和汙染控製方麵的開支也要比政府或眾議院所主張的多得多。”
布什、奧巴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費用現在估計高達4.4萬億美元----這是本•拉登的一個重大勝利，因為他曾宣稱其目標便是通過把美國拖入陷阱而使其破產。美國 2011 年的軍事預算，幾乎是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按實際價值計算高於美國戰後的任何時期，預計還要創新高。赤字危機很大程度上被製造出來作為一個武器，以摧毀令人討厭的社會事業，而那是很大一部分群體的生存所係。倫敦“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寫道：“它不是解決美國財政狀況的當務之急……通過分期付款美國是能夠借款的，該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接近3%，正如少數不歇斯底裏的人所預測的，財政挑戰是一項長期任務，但並非迫在眉睫。”很明顯，他補充道：“美國聯邦財政狀況的一個驚人事實是，預計2011年美國財政收入將僅占GDP的14.4%，遠 低於戰後近18%的平均水平。同年個人所得稅總額預計將占到GDP的6.3%。除非美國人，否則根本無法理解這個數字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1988年，在前總統羅納德•裏根任期結束時，美國財政收入占到GDP的18.2%。要想消除赤字，隻有大幅提稅。”的確令人吃驚，但這正是金融機構和超級富豪所需要的，並使民主迅速萎縮，那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赤字危機是由野蠻的階級鬥爭造成的，但長期債務危機是嚴重的。並且自羅納德•裏根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以來，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增加三倍的國家債務和迅速增加的對經濟的威脅又被喬治•布什雪上加霜。但目前來說，解決失業危機才是當務之急。
對危機最終妥協的結果----更準確地說，最不正義的有條件投降----是與公眾所一直要求的完全相反。這基本上會導致經濟增長更緩慢，並且對幾乎所有人造成長期性的不利影響，除了富人和大財團之外，他們正好可以獲取前所未有的巨額利潤。任何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都不會不同意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的觀點，他認為“美國目前的問題更多的是就業機會和赤字增長問題，而不是過度的預算赤字”----這一預算2011年8月在華盛頓達成，雖然它更可能是一個最終實現不了的計劃，但還是很可能對美國經濟的持續惡化火上澆油。
至於說用其他工業社會中的醫療保險體製取代美國功能失調的私有化的醫療保險體製，希望降低人均醫療成本的一半，卻取得至少同樣的甚至更好的健康成果，以此來消滅赤字，就更沒有探討的必要了。盡管設想很實際，但金融機構和製藥業的強大勢力根本不會讓這樣想法被正式考慮。出於同樣的原因其他提議也被否決了，如征收小額的金融交易稅這類經濟上合理的措施。
與此同時，新的禮物定期地被大肆花費在華爾街上。應證券和交易委員會要求，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削減預算，而這將會成為反金融欺詐的主要障礙。消費者保護機構是不可能完好存活的。國會在對未來的戰爭中操縱著其他武器。在麵對共和黨反對環保問題上，“美國的一個主要特征是放棄了全國從現有的燃煤電廠回收二氧化碳的最大努力，嚴重打擊了遏製排放阻止全球變暖的努力”，紐約時報報道。
這種自我傷害的打擊，雖然愈演愈烈，但並非最近的發明。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經曆著重大的轉變時期，結束了通常所謂的( 國家) 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有兩個主要因素： 一是金融，一是生產向海外轉移，都與製造業利潤率的下降以及戰後關於資本控製和貨幣調節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解體有關。“自由市場主義”依舊是大熱門，管理者進一步鼓吹道。因為他們被轉為放鬆管製，公司治理結構將首席執行官的巨額回報與公司短期利潤及此類政策決定鏈接起來。結果集中的財富產生了更大的政治權力，惡性循環加速導致財富極端地集中到人口的1%手中，主要是那些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對衝基金經理，等等，而大多數人的收入實際上已經處於停滯狀態。
與此同時，選舉的成本飆升，使美國兩黨更深地陷入財團的錢袋裏。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進一步破壞，兩黨已轉向拍賣國會的領導席位。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弗格森指出“發達國家的立法機構中間，惟一隻有美國的國會黨團在立法過程的關鍵時段明碼標價。”那些資助黨的立法者得到職位，幾乎毫無疑問，即成為私人資本超乎尋常的仆人。結果，弗格森繼續說到，辯論“嚴重依賴於不厭其煩地重複那些久盛不衰的，迎合為領導者所依賴的國家投資集團和利益團的口號”。
後黃金時代經濟正開始一場由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所設想的噩夢。二者均認識到，如果英國商人和製造商進行海外投資並依靠進口，他們將獲利，但英國受損。兩人都希望通過本土主義避免這些後果，即人們仍傾向於在本土投資並使之發展壯大。李嘉圖希望，由於本土主義，大多數有財勢的男人都會“滿意在本國的較低的利潤率，而不是為了他們的財富在外國尋求一個更有利可圖的投資”。
在過去30年，那些被史密斯稱之為人類“大師”的人們，已放棄任何對他們自己社會中的福利事業的關注，代之以專注於短期利益和巨額獎金; 隻要國家仍然作為一個保姆樣地去迎合他們的口味，那社會終將腐壞。2011年8月4日的《紐約時報 》頭版上出現了一個圖示說明，並排的兩個主要故事相映成趣。其中一個討論共和黨人如何熱切地反對任何“涉及增加財政收入”的提議----對富人稅的委婉說法。另一個標題是“盡管已經被貼上了標簽，奢侈商品還是飛離了貨架”。對富人和財團減稅到低點的一個借口是他們可以通過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現在他們不能有所作為，隻因他們的口袋都裝滿巨額的利潤。
這一發展前景被銀行業巨頭花旗集團製作給投資者的小冊子恰如其分地描繪了出來。該銀行的分析家認為全球化社會正分裂為兩個陣營： 富人經濟學和其他。在這樣一個世界，增長源自於少數富人的推動，也大部分為他們消費。還有那些“非富人”，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即現在通稱的全球普通大眾，這些勞動階層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美國，他們屬於“不斷增長的不穩定的工人”，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國國會誇讚自己在經濟管理方麵的表現時，對此解釋說這是一個健康經濟的基礎。這才是全球化社會中真正的權力轉移。
花旗集團分析師提醒投資者重點關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機會就在那裏。他們所謂的“富人經濟學股票籃”，遠遠勝過1985 年以來出現的世界發達市場指數，當時讓富人變得更富有的裏根-撒切爾經濟方案開始走俏。
新的後黃金時代金融體係在 2007 年股市崩盤這個問題上責任重大。此後，這些機構獲得了驚人的經濟實力，其所占企業利潤的份額增加三倍以上。
股市崩盤之後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從純粹的經濟的角度探討他們的功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整體影響可能為負值：“金融體係的成功對實體經濟的效益無所裨益，而股災使財富從納稅人向金融家轉移。”通過清除政治民主的殘餘，他們開始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其受害者願意默然承受多久，這條路就會有多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