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耗資據說6億，張藝謀要拍一個花出去6億還能賺錢的戲，他幾乎是必須要這麽做的：妓女的命換學生的命，成年人的命換未成年人的命，這種政治正確不僅讓整個故事看起來具備了“合理性”，更讓觀眾們的悲傷放心大膽的疏泄出來。
講到救人的正當性，我想起了小時候常被人問起的一個倫理難題。“你媳婦和你媽都掉河裏了，你先救誰？”回回有人問我，回回都拿不準主意，我肯定不能不管我媽，但是想到未來的媳婦，怎能忍心不救啊。拿這話問別人，多數人的反應跟我一樣，一副癡呆狀，剩下的就說些“其實xx會遊泳”之類的無聊話。後來，聽見一位外國專家講起這個問題，說應該先救媳婦，因為當媽的已經完成了生育，兒子都長大了，能救人了都，其社會價值救減弱了，再加上年齡偏大，離死近些，救媽的意義不如救媳婦的大。聽完了覺得醍醐灌頂，心說，媽的，站得高看得遠，這就是境界啊。
可再後來，我又聽說了個詞兒，叫“道德功利主義”，頓時聯想到那位外國專家，想明白之後，真想啐他一口。因為在他那套評判體係裏，人已經不是人了，是在替上帝選擇，感情沒有價值，人成了社會勞作的機器。這種變態的解讀方式，事實上就等於放棄了做人的權利。
我想人之所以是人，而成為不了救世主，其原因就在於人的局限性，這可能是因為能力，也可能是因為人要受限於感情，還可能就是因為時運不佳。因此哪有什麽萬全之策，快去救人，做你能做的，救你能救的，救一個是一個，這就是危難之中最正當的事情。人，雖然沒法拯救世界，但隻要做正當的事情，就是在推動世界變好。
《金陵十三釵》的不正當，就是把人硬生生逼成了“救世主”。我一直以為英雄主義多是用來拯救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對的事情，而不是支配別人，替別人拯救誰。電影中除了玉墨那個角色外，其他妓女慷慨就義實在難以合乎邏輯，更別說讓我認同了，其中的很多人與其說是受了感召，不如說是被裹挾進了那場赴死的宴會，這看得我汗毛倒豎。最後有位妓女跳下車來，喊著，不去了，不去了，隨後又被拉上車內。我知道張藝謀是想讓人物更合乎“人性”，但這加劇了故事的可怕，她不僅要被日本入侵者殘害，還要被集體主義的“義不容辭”殘害，很難說哪個更致命。
被裹挾的自由沒有意義，被裹挾的拯救甚至讓人畏懼。張藝謀作為導演，在他近些年的電影中，幾乎看不到對真實人性的刻畫，但他又是通曉人性的。因為他知道觀眾期待著什麽樣的“人性”。
可以用莫泊桑的《羊脂球》同《金陵十三釵》做個對比。同樣是說妓女在災難中承擔苦難，《羊脂球》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毫不回避地直麵了人的本性，並且做了深刻的體察和挖掘，每一步都伴隨著角色身後世界的生活經驗和各自的用心，環環相扣。作者把發力點放在剖析人物內心，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妓女為集體犧牲了自己，不是她比其他人高尚，而是她身在一個叫人齒冷的世界，她被逼迫著去做那令她惡心的事情，卻還是被世界拋棄，這種冰冷的感覺直達內心，不得不為之撼動，這使得那部小說有了永恒的價值。到現在，再次翻看，我腦中的神經還是會被書中的某些句子擊中，比如這句，“到末了，人都可以相信妓女們在人間的唯一任務，就是一種個人的永久犧牲，一種對於強橫的無人的暴虐脾氣不斷委身的義務。”而《金陵十三釵》沒有這樣的深化，它隻是要漂亮，然後再漂亮一些，這就是張藝謀。張藝謀的電影中總是有一種巨大的儀式感，很多情節要為這種藝術形式服務，然後犧牲掉真實性。從這個角度出發，影片簡直漏洞繽紛，故事開初，幾個隻露了一麵的男明星，站成一列，抱著槍向敵人的炮火跑去，我怎麽也理解不了，除了英勇無畏的肉墊效果，他們此舉的意義在哪？而他們的隊長，佟大為，是多麽機智和神乎其技，竟然一個人幹掉了這麽多，隊長和隊員的差別之大，令人乍舌。到後來，妓女們就義之前，臨時起興唱的一曲《秦淮景》，陣型錯落有致，聲部結合完美，更是加深了這種儀式感。一切很美，但是不自然。
片子送到美國，那邊的影評人連著給出了好幾個“不可思議”，不是好看到不可思議，而是很多地方確實沒看懂，他們不明白自己國家的蝙蝠俠為什麽在大洋彼岸一會兒是酒徒，一會兒又成了不懼危難的假神父。是的，沒有理由，影片所有的所有，都是為了讓人進入這樣一個舍己為人，能夠升華靈魂的故事中來，讓人關閉思考，全心感動。這種不問出處、不辨真偽的感動幾乎是洗腦和暴力式的。
由於我是個情感上容易被打動的人，所以舍生取義這種事兒稍微拍得認真一點我就感動了，後脖頸就發涼了，但我始終有一個不停運轉的後台，它會發出警報，提醒我有危險。警報的來源不是他是否舉著自由的大旗，也不是故事是否浪漫、是否激昂，而是這麽做是否正當，理由是否可疑，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權利。我覺得實現自由，就必須有這套後台程序，它實際上是在保護我們，讓我們留有思考的能力，不過分解讀也不意氣用事，以防丟失自己。人隻有做正當的事情，才能爭取和確保其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