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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有8,000萬黨員，相當於德國總人口。明年10月，這個世界上人數最大的政黨將召開第十八次黨代會。近日，北京學者曹思源再次提出了中共應借十八大修改黨章，推進黨內分權製衡的主張，在學者中引起不同反響。
就在人們對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議論紛紛，進行種種猜測的時候，中國憲政學者曹思源卻把目光集中到黨內製度的改革上。近日他建議，中共在召開十八大時修改黨章，以推進黨內分權製衡。
對於有人認為，“就算共產黨真的把黨章修改了，寫上分權製衡，也是紙上談兵、自欺欺人。”曹思源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前途要靠每個人來努力，雖然有很大的艱難險阻。但是通過努力就能克服這些困難。
曹思源對於自己的建議充滿信心，他以文革為例說道，“不是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搞一百年嗎，現在不是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嘛。”
此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時，再度高調呼籲政改，更重提24年前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開”設想，明確要改變“以黨代政”的狀況，“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改變權力絕對化及過分集中的現象。但響應不大。
曹思源認為，“一時反應不大，說的人多了呢，也會產生一些影響。有些冤假錯案，最後不是也要平反嗎？改革一開始很困難，最後不是也要往前走嗎？”
曹思源說，“改革不是在現在基礎上來談的，現在沒有三權分立。現在是大權獨攬，改革就是要改掉大權獨攬，形成黨代會說了算，黨代會能夠控製的局麵。每年開一次黨代會，黨代會年會製。黨代會要發揮作用才能使得這個黨作出科學的決策。我對此有信心。我認為這種改革是有利於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的。現在分權製衡是一種普世價值。企業如此，經濟機構如此，非經濟機構也是如此。一個公司裏麵也是有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而不能使一個人說了算。它最終是有利於這個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的。我認為最終還是能為多數人所接受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作出的決定並不隻涉及黨內部的問題，比如在西方，某個黨作出的決策隻是對黨內有效。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是黨作的決策其實就成了政府的決策，國家的決策。
曹思源對此表示，這個問題胡耀邦在世時就說過，黨的工作方式要通過人代會，通過憲法程序來實現自己的決策。通過法律程序使黨的意誌變成國家的決策。而不是直接由黨發布國家命令。如果我們實行了國家機構的憲政民主，黨內能分權製衡，黨和國家的關係也能走上正軌。這個問題就有解決的希望了。
在中國，一個地方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比如在一個市，市長不是一把手，而是市委書記是一把手。
曹思源說，上述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黨的領導體製的改革。今後不允許有這種一把手。黨委就是一種委員會的製度。黨委書記-比如有9個委員-他應該是9分之一的票數。他不是一把手，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黨的決議由黨委表決，政府的決議按照行政分工的原則進行，應該由人大決策後，政府去貫徹執行。這個方麵要走上正軌還是要做出很多努力的。
曹思源表示，應該說來市長的職務是行政領導。應該按照憲法和法律服從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服從黨是指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黨章、黨綱，按照黨的路線來工作。
對於中共黨內腐敗問題，曹思源說“首先要自我改革，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做體製改革。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必須從根本上治理，也就是黨的領導製度要改革。如果黨內是一把手說了算，這個一個人說了算就是腐敗。”
他表示，隻有通過多數人的努力，改變這個過時的製度。就有可能消除病根。
曹思源認為，嚴格來說，應該是多管齊下。不能說其它的改革先停下來，等黨的改革。不是這樣的。每個領域的改革都應努力去進行。黨的領導製度的改革是很關鍵的。黨的製度改革，國家製度的改革，還有各個方麵的改革都要進行。不要等待。當然有些改革互相牽扯，有個邏輯上的問題。現在很多改革都和黨的領導體製改革有關係。我們不能繞開走。也許最困難的改革是黨的領導製度的改革。我提出要從黨的領導製度改革做起，不是說其它的改革要等在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