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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眾於2011年9月17日發起了名為“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和平示威，表達對金融製度偏袒權貴和富人的不滿，聲討引發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此次活動迅速蔓延至美國多個城市，獲得越來越多民眾響應。正如該活動口號所言：“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羅大眾，對於僅占總數1%的人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在過去幾十年獲得了空前發展，其影響力已經從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成為控製實體經濟。金融體係最重要的職能是促進資金的有效配置，從而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其次，金融市場可以幫助投資者實現資產的分散化，從而降低投資風險。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後，出現了過度金融化的趨勢。金融體係本身也製造了諸多不公平。
首先，金融機構的“大而不倒”難題，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顯示得淋漓盡致。金融機構高管為獲得高額獎金而從事高風險業務（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和高杠杆），出了問題高管們卻沒有得到懲罰，而是由納稅人埋單。
其次，在金融危機前，金融機構不斷玩弄金融創新，過度包裝和銷售衍生品給投資者，危機爆發後給投資者造成了嚴重損失，但投資者卻很難通過法律的途徑挽回損失。
再次，美國多數金融機構都是上市公司，金融危機造成的股災也給股票投資者帶來了巨大損失。花旗集團曾經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2006年下半年時市值高達2772億美元。但到2009年3月5日，其市值隻剩下55.96億美元，縮水98％。
與公眾受到的三重掠奪相比，金融機構高管卻成為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華爾街五大家券商去年發放了創紀錄的390億美元獎金，盡管去年有三家創下季度虧損紀錄、股東損失逾800億美元。2007年，華爾街已是風雨飄搖，券商股票價格縮水25%，已公布裁員至少6200人，但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當年仍然共向18.6萬名員工支付656億美元的薪資和福利，其中60%是年終獎金。危機剛剛過去的2010年，華爾街派出1350億美元年終獎，再度改寫曆史，令公眾錯愕不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批判說，“我們的金融市場分配不當並產生風險，而我們卻要承受其劣跡的成本。金融係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銀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過掠奪性貸款搶劫窮人。經濟危機時納稅人幫助銀行擺脫困境，他們理應隨後恢複銀行貸款，然而他們卻恢複的是自己的獎金！”
金融高管拿天價高薪卻不承擔風險和責任，成為吸引公眾怒火的“全民公敵”。但要治理這一問題，卻是困難重重。
首先，金融機構規模龐大，股權結構高度分散，屬於典型的內部人控製，股東難以施加足夠的影響力。由於管理層很大程度上操縱了董事會，董事會也淪為金融機構高管的“利益同盟”，很難像中小投資者期望的那樣去約束管理層。
其次，金融機構高薪是行業通病，任何一個機構要改變現狀都不可行，況且沒有哪家機構有動力去改變這一於己有利的現狀。
再次，在金融競爭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國家的單獨行動都有引發監管套利的風險。換言之，美國如果采取行動降低金融高管薪酬，勢必引發金融機構流向香港、倫敦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而要進行跨國界的統一行動，協調成本也極為高昂。
最後，金融機構擁有強大的政治遊說能力。華爾街曆來是美國選舉中的捐款大戶，擁有超級政治影響力。根據“華爾街觀察”（Wall Street Watch）的報告，1998-2008年華爾街（包括金融、保險和地產行業）用於獲得政治影響力的投資超過50億美元，其中17億美元為政治捐款，55%捐給了共和黨，33億美元用於職業遊說。因此，奧巴馬與國會相互推脫責任，誰都不願意真正得罪華爾街。
由此看來，改變華爾街不合理的現狀，還是要靠政府幹預和強製。現在，美國的政治家必須在不斷升溫的民意和華爾街強大政治捐款能力之間進行艱難的選擇。華爾街革命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眾的支持力度和對選舉走向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