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遠矚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們以世界的眼光、曆史的視角，結合中國的實踐，審視我國改革所處曆史方位，可以更自覺主動地把握改革的機遇和發展的進程。
如何觀察辛亥百年來的中國發展進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我們應當從全球的視角加以觀察。從世界經濟、文化、宗教發展看，中國是世界進程的一部分。中國雖說有自己的國情和特色，但總體上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的許多重要文化、宗教、經濟進程不但與世界其他國家基本同步發展的，而且在工業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一，綜觀辛亥革命百年來世界社會思潮與國家製度的激蕩、較量、競爭與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來，前五十年風雲激蕩，戰爭、革命、危機、衝突不斷。其間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俄國十月革命；經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經濟大危機（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二次大戰後誕生了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形成東西方陣營，五六十年代民族獨立運動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國、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後來的南非）獨立，對全世界曆史進程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後五十年，世界進入相對的和平發展時期。一是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摧動工業化、知識化，出現知識經濟、智能革命浪潮，中國正趕上這一波發展浪潮，取得巨大後發優勢。從2008年開始又引發一場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機，至今世界經濟未從這場危機中走出來；二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崛起，歐盟出現，推動世界政治多極化。中國的經濟與政治以崛起的姿態走進世界各國的視野。
辛亥百年來，我們看到世界社會思潮與國家製度的激蕩變化：
1、以前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及傳統社會主義製度。經濟上實行全麵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領袖集權；思想文化上輿論一律，壟斷意識形態；對外關係上輸出革命，組成集團，冷戰對峙。蘇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經濟大危機中，顯示了計劃經濟動員全社會財富，實現快速趕超粗放型工業化的優越性，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一枝獨秀。後來又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攻克柏林，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上世紀50年代蘇聯在核技術利用和航空航天領域的領先發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飛機上天，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第一艘載人宇宙飛船開創了人類探索太空的曆史。這為社會主義在世界上贏得巨大威望，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然而，由於這個國家製度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壟斷，束縛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權遭到嚴重損害，內部危機日益深重，執政黨嚴重脫離群眾，終於顯示出不可持續性，像拋物線那樣先高後低，最終走向解體，並引發了東歐劇變，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2、以德國納粹黨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及製度。經濟上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統製經濟；政治上實行獨裁專製，以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反對民主，扼殺人權，種族迫害，發動戰爭，給人類帶來嚴重災難。因此，它像電脈衝來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棄。但它留給世界曆史重大警戒，凡發動世界大戰者必亡！由此得以開啟世界和平發展的新時代。需要指出的是，納粹雖然滅亡，但納粹思想卻一直陰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時有火星冒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對此保持持續不斷的警惕。
3、以歐洲各國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及製度。
經濟上實行現代市場經濟製度和現代企業製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議會多數掌握政權，實行議會民主；提倡罷工自由，節製資本盤剝，推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劃；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它像漸進線在歐洲發展著，結出今日歐盟之果。昔日戰火不斷，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發源地的“火藥桶”，今天變為統一貨幣、統一議會，邊境開放，和平發展的區域經濟政治聯盟，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大創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負擔。希臘、意大利等國引發的歐債危機為其前途投下了一層難以忽視的陰影。
4、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新政為代表，對傳統資本主義製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及製度。經濟上堅持自由企業製度和市場經濟製度，同時實行必要的國家幹預和社會調節，反對壟斷；政治上堅持憲政自由和議會民主，推行社會改革，調整分配製度，建立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係，大大緩和社會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勵創新，不斷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對外推行霸權主義。美國的變革無疑吸收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因素，使資本主義製度在改良中發展，成為今日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是美國基本製度對資本節製不力，甚至有意縱容，使得美國的金融大鱷有可能吞噬其他國家的金融財富；虛擬經濟有可能吞噬實體經濟所創造的財富，從而引發規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經濟危機，帶來社會動蕩；大規模舉債的發展方式也可能最終因其在一定時期內無力償債而導致國家信譽的崩潰，也會拖累其他國家。
5、以中國改革開放為代表，對傳統社會主義製度進行改革的思潮及製度。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製混合型經濟和快速趕超的粗放型工業化。政治上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推進民主與法治建設；文化上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實行思想文化輿論統製；對外關係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發展。我國的改革無疑吸收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使傳統社會主義走出困境，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機。但對這種中國發展模式，我們要有清醒認識。因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與低工資、低地價、低人權的“三高三低”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複製推廣；同時，資源、資金、權力高度集中下的舉國體製，雖然可以辦大事，抗災害，但也容易帶來決策不當，暗箱操作，造成腐敗，造成巨大浪費。甚至由於其不計成本的特點，容易形成官僚利益與壟斷利益相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舉國體製辦大事的特點又極易讓執政者產生“大躍進”、“跨越式發展”這樣的衝動。這種衝動如果和特殊利益牽扯在一起，將給中國社會帶來無法估量、難以挽救的災難後果。許多清醒人士已經看到，這已成為我國深化改革、社會轉型、民主建設的一個難題。
二，綜觀辛亥革命百年來中國現代化路徑選擇的艱難、曲折與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企圖通過軍政、訓政、憲政道路走向憲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畢生奮鬥，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家天下的皇權統治，但沒有徹底完成反封建的曆史任務，臨終留下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然而，蔣介石把持國民黨後，走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製獨裁道路上去，與共和背道而馳。蔣經國在台灣主政後采取一係列政治革新舉措，特別在晚年出於“向曆史交代”、“不計個人毀譽”的強烈心理動機，大力推進台灣民主政治轉型，解除戒嚴，取消黨禁和報禁，充實民意機構，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憲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轉型的成功。
今天台灣的政黨政治雖然不能說已經很成熟，但國民黨政權失而複得，說明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進程，展現了新的模式，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中國共產黨倡導社會主義，走向共和。建國60年來，前30年現代化路徑選擇，基本照搬斯大林傳統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製度，發生嚴重失誤。經濟上全麵國有化，追求一大二公，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比前蘇聯更急於快速趕超粗放型的工業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政治上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高度集權，進行全能主義的行政管製，取消了社會私權領域。文化上推行鬥爭哲學、馴服工具，實行一元化思想控製，輿論一律，文化統製。這樣，造成國家吞噬了社會，執政黨吞噬了國家，領袖吞噬了執政黨的局麵。我們黨成立時走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門，想不到建國後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國家經濟遭巨大損失，政治冤假錯案遍及全國（僅胡耀邦同誌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間就平反了300多萬人），社會信仰造成混亂，國民心理遭受巨大創傷。
以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胡耀邦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徹大悟，決心與斯大林傳統社會主義製度決裂，與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決裂，改弦易轍，另辟新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選擇！經由這一曆史選擇，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曆史新時期。
三，當代中國在大國崛起中遇到的困境與難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奇跡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大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GDP總值由1978年3600多億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萬億元(約5.74萬億美元)，翻了110倍，人均達到4283美元。我國GDP總值去年已超過日本(5.4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鄧小平同誌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車發展為例，2009年我國頂著金融危機汽車銷量飛速增長，全年銷售汽車1364萬輛，增長46.2%。2010年我國汽車生產和銷售又雙雙超過1800萬輛（生產1826萬輛，銷售1806萬輛），成為全球第一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大國。據2009年統計，我國石油日消耗量是800萬桶，美國是2000萬桶，中國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僅占十分之一，應當說還有發展空間。當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多，主要還是發展軌道交通、公共交通。
還值得一提的是鋼鐵產量，2006年中國鋼產量達到41750萬噸，超過美英等28國的鋼產量。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產鋼13350萬噸，英國加歐盟25國產鋼19890萬噸，他們加起來才33240萬噸。想一想1958年我們為1070萬噸鋼，動員了9000萬人土法煉鋼，煉出400萬噸是鐵疙瘩，更嚴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嚴重破壞，還讓豐收的糧食爛在地裏，沒有人工收成，造成後來的大饑荒，餓死了三千多萬人。一個是命令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兩者對比何等鮮明！
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由此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和社會體製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從世界曆史來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跨國海洋貿易使歐洲國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從神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其間引起多少次戰爭、革命，充滿血腥與掠奪。
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歐美國家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也是引起社會很大動蕩。至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觀我國，30多年同時進行三大社會經濟轉型，5000萬工人下崗再就業，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二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卻能保持全國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穩定。而且，這些年還不斷遇到國內外各種危機、災難的衝擊，都沒有引起全國性大的動蕩，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隨著國力的增強，人均GDP的提高，隨著30多年來市場化的改革，也積累起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麵臨一些困境。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中國的崛起是客觀事實。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問題。近年來圍繞匯率、海權、領土、軍事、周邊關係、意識形態領域爭議，中國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不斷產生摩擦，凸顯了中國外交的嚴峻挑戰，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在對待西藏、新疆、台灣、人權等問題上更經常產生糾紛。南中國海爭議，美越聯合海上演習，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間反華情緒抬頭，延坪島炮擊帶來的頻繁且規模升級的軍演，以及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引起新一輪對中國民主與人權的施壓，等等，說明中國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戰與麻煩也大大增加了。與此同時，國內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也抬頭了。每出現一個涉外問題，民族主義思潮就上來，對正常外交產生幹擾。而在外交應對上，受意識形態影響，常出現進退失據、十分被動的局麵。尤其在處理與美國、朝鮮、非洲、中東等國關係上常陷於被動。外交工作上我們有時顯得過於“另類”，適應不了大國崛起的挑戰，往往很難與國際社會達成共識。同時，應對的對策不足，方式也不夠靈活，缺少縱橫捭闔的大國氣度和韜略。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歐洲與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淨值人群（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到2009年底達32萬人，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就是說，相當於中國總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當於全國城鄉居民存款餘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後，民生問題突顯出來。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事業發展被忽視了，比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事業滯後。2003年在抗擊SARS中表現較為突出，暴露出醫療衛生薄弱特別是農村。這些年GDP快速增長，財稅大量增加，許多地方大造高樓大廈，經營城市，改造舊城，成了一種潮流。政府機關的大樓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農村小孩上不起學。不少城鎮居民買不起房子，居住條件很差，等等。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製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汙染。
特別是水資源汙染嚴重，全國七大水係都遭到汙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如此高消耗發展模式引發了近年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暴漲。要知道，環境債是高利貸，我們這代人借下了，子孫後代還不起。
四是權力腐敗和社會腐敗。一般官商勾結經濟腐敗，是世界各國都有的現象。我國腐敗的嚴重性在於第一賣官買官盛行，導致吏治腐敗，敗壞黨風、政風、社風，影響惡劣。沈陽市慕綏新、馬向東買官賣官案，涉及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等16個第一把手；黑龍江省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幹部900多人，多名省級領導、上百名地市級領導卷入，引起全省領導幹部大調整。有的貪得無厭，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前公安廳長）涉案總金額達20億元；有的貪財又貪色，95%貪官有情婦，60%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人在網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個獎項，例如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包養146名情婦得數量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賓館包養未婚大學本科女大學生17人，得素質獎；四川省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在16～18歲，得青春獎；還有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性愛日記95本，製作性愛標本236份，得學術獎。多麽荒唐！第二，我國腐敗蔓延到法院、檢察院，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開始，到各地法院、檢察院不少法官檢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鍋端”，這在法治國家少有。美國建國200年來，法官犯案的隻有40來人，新加坡獨立45年來沒有一個法官犯案。因為法院、檢察院被稱為社會良心，是主持社會公道的機構，維護社會正義的主要力量，它的腐敗是社會良心的喪失，社會正義平台被丟掉。第三是媒體輿論腐敗，本來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我國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而且還產生腐敗現象。一個是吏治腐敗，一個是司法腐敗，一個是輿論腐敗，顯然比經濟腐敗更嚴重，是與政治體製弊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體製性的腐敗，值得引起嚴重關注。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我國民眾由人人參與政治搞階級鬥爭的“政治人”，變為人人關心經濟利益努力創造財富的“經濟人”，這是曆史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現在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時憑市場的自由競爭，靠自己的才幹和努力，可以在社會獲得上升通道。現在卻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要上好學校讀書，要找好工作，要升遷，要提職，都要跑關係，找靠山，講背景，這就產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社會上彌漫著浮躁情緒，不滿情緒，幸福感減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學術領域也受到侵蝕。這樣一來，就進入信仰空虛、是非無據、唯利是圖、險燥慆慢的時期，多年積累的不滿、懷疑、怨恨，到了釋放期，一方麵督促當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麵，也越來越不信任當局，當局做什麽都會被懷疑指責，越來越偏激，越來越不耐煩，越來越具有破壞性。這就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起來，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緒到處宣泄。同時，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受主義，成為社會普遍現象。金錢至上觀念泛濫，人文精神喪失，人性的物化，導致不少人緊張、焦躁、精神崩潰，引起精神病患者大為增加，自殺率也不斷上升。據有關報道，我國現在有將近一億精神異常的人群，這麽龐大的數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這就提出了一個迫切的任務，務必要把“經濟人”變為全麵自由發展的“社會人”，以取得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
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積累的這些問題，給社會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社會群體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從8708件發展到9萬件。2007～2009年連續三年社會群體性事件都超過9萬件。2010年全國信訪總量970萬件（人）次，群體事件官方統計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用和城鎮房屋拆遷上，集中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群體性事件大體分三種類型：
一種是維權型的社會事件。從農民抗稅費到抗圈地，又發展到地下資源、林權、環境汙染問題，矛盾衝突加劇。2010年發生十大社會群體事件，安徽馬鞍山萬人群體事件、山東濰坊拆遷衝突、江西九江拆遷衝突、蘇州高新技術開發區拆遷衝突等都是數千上萬人鬧事抗議。從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撫州連環爆炸案，標誌著暴力化加強。
撫州錢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義。錢明奇為房產兩次被強拆的補償問題，曾經上訪10年、上網1年。他兩次上告法院敗訴，為此絕食四天；到檢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靜坐抗議；後多次到北京上訪，被關進黑監獄。為向社會發出他微弱的聲音，五十多歲的他學電腦學發手機短訊，並在新浪、騰訊、天涯、鳳凰4家網站同時開通了微博，在網上給媒體人士和律師發“私信”，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發微博說，“我十年依法訴求未果，請大家理解我反腐報仇行動！”他表示自己不學唐福珍，也不學錢雲會、徐武，要學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發微博說，臨川將會聽到爆炸聲。5月26日上午在撫州市檢察院內停車場、臨川區行政中心的地下車庫入口處與東廣場發生三起連環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傷。鳳凰主持人閭丘露薇歎息：“進錢明奇的微博，赫然發現就在幾天前，他曾轉過我的帖子，後脊發涼。在那幾千條評論中，我不會知道有一個聲音是來自如此決絕、預備死亡的他。他一輩子不被聽見，直到那一聲巨響。”
今年6·6發生廣東潮州古巷鎮和6·10廣州增城新塘鎮群體事件，引發本地民工與四川籍民工大規模持械鬥毆和互相報複，標誌著二億農民工維權問題提到新議程。
內蒙古錫林郭勒今年5·11與5·15抗議煤礦開采汙染環境的兩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眾與學生抗議遊行，接著又引發5·30呼和浩特20年來最大規模的民眾上街抗議活動,蒙古族民眾、學生呼喊“還我草原”口號。這標誌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資源開發與維護當地民眾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種是社會泄憤型事件，參加者沒有利益訴求，主要對社會不公發泄心中怨恨，對公權力和有錢人的不滿。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為一個廚師死亡，7萬人圍攻政府，火燒公安局。這種泄憤型社會群體事件沒有組織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講規則底線，打砸搶燒行為隨意爆發。2009年海南東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屬此種類型。
還有一種社會群體事件是騷亂。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騷亂，把政府砸了，也把當地超市砸了，超市與事件毫無關係。結果國慶節商店全部關門，野戰部隊開進去才恢複秩序。2008年3·12拉薩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事件，都屬於騷亂，但有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差別，其共同特點是攻擊無關人員。
正是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走回頭路，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鳴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義來否定改革。
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思潮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60周年建國大慶時，我們有意無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訓，這極不利於樹立改革開放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
綜觀這些社會群體事件，沒有一件是直接針對中共的，也沒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絕大多數爭利不爭權，用人民幣可以解決問題。隻有新疆、西藏問題複雜一些，有外來幹涉。因此，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後，對目前中國改革麵臨的態勢，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總體的判斷：一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政治基本穩定；三社會矛盾突出。我們從辛亥革命百年來，世界與中國的實踐來看，還可以得出這麽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製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製度選擇；三、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從五點共識和我國總體態勢判斷出發，我認為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必須要深化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為什麽要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中心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框架建立以後，經濟體製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製度的完善，土地製度和國有壟斷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製改革，等等，這都涉及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社會體製改革則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從全能主義的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要發育公民社會，實行社會基層自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這也都涉及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至於文化體製改革，首先涉及媒體輿論的改革，體現言論自由、思想多元，放寬輿論統製，發展新生媒體，激勵文化產業創新，這都涉及政治體製改革內容。可見，四位一體改革，攻堅內容都涉及政治體製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中心。
但是，鑒於中國目前的情況，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又要分步驟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現在看來，中國的整體全麵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
四，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製、社會體製、政治體製三步走（文化體製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於以社會體製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04年，用了大約25年左右時間，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變。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決定》為標誌，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框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製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階段。
這個階段，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劃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製改革的關鍵階段。“十二五”規劃綱要已經公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製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所以，推進社會體製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30多年來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體製改革所積累起來的一係列社會問題。
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體製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製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借鑒世界曆史的經驗，歐美國家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當中也出現過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的美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出現了產業與資本財團的寡頭壟斷，出現權力與市場結合，權力與資本結合，官員普遍腐敗，社會失業工人很多，貧富差距拉大，妓女滿街走，社會治安一片混亂。20世紀初，美國在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領導和支持下，發動了一場反壟斷的鬥爭，美國媒體發動了充分揭露社會陰暗麵的“扒糞運動”，引起全社會震動。由此推動了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出台。頂住席卷全世界的經濟危機，美國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幹預和調節，逐漸建立起完善的全覆蓋的社會保障製度，推動教育普及製度、醫療保障製度、失業養老保險製度等的建立，支持工會與資方展開利益博弈，從而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這是資本主義一場成功的改良運動，使資本主義製度走出困境。這是列寧當年寫《帝國主義論》所未曾料想到的，列寧論述的帝國主義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準確的，其結論也被實踐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其實，第一步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中，也包含有政治體製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內容；第二步以社會體製改革為重點，也包含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第三步以政治體製改革為重點，也包含著經濟體製和社會體製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總之，改革“三步走”，經濟、社會、政治三大體製改革是互動的，互相配合、相互促進的。
社會體製改革和建設，應該包含兩個層麵的內容。一個是意識形態層麵的，一個是製度層麵的。在意識形態層麵，我們要形成一些全社會範圍的基本共識。我們推翻了一個舊社會，那麽我們要建設的新社會有哪些基本特征？社會以何為主體？是官府還是民眾？社會秩序的主導力量是什麽？社會的倫理、道德底線應該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應該看到，長期以來教條主義和階級鬥爭邏輯給中國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會上假話充斥，假麵盛行。很多官員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應有的現象。應該把假曆史、假成績、假典型、假榜樣，像對待假貨那樣，統統送進垃圾堆。為此，有必要徹底擯棄階級鬥爭思維，讓意識形態回歸常識，使社會回歸正常。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才談得上社會建設。
社會體製改革和建設，在製度層麵主要解決三個方麵的任務：
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係，從製度層麵解決六大民生問題。一是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係，這是中央一再強調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建立學習型社會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要更新教育觀念，改變教育內容方式，搞好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同時，還要搞好職業培訓、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等等。要從教育這個起點上實現機會公平和社會公平。中國現在教育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寄托謀生前途於大學學曆與文憑，將謀生與做學問混淆起來，結果畢業生往往缺乏做人做事的學問，扼殺了各行各業的創造力和生機。信息時代，完全可以利用網絡、電視、手機、廣播，廣開門路，製作各種課程，從生存技能到生活藝術，從廣博的知識到專業的學問，都可以任人選擇學習。職業門檻應以職業技術資格為基本，重點在於實際貢獻。全社會應鼓勵人格平等、職業地位平等，靠合法勞動謀生光榮的風氣。職業教育與做學問分開，也是教育改革必由之路。
二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這個問題，十多年過去了，不是國家財力不足，而是由於政府內部重重阻礙，至今未建立，使弱勢群體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
現在建設進度必須加快，盡快建立城鄉失業保險製度、養老保險製度和基本醫療保險製度。
三是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並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擴大就業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礎。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稅收上多貢獻些，擴大中等收入人數，拉小貧富之間差距。1993年，鄧小平就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解決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的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今天回頭看，小平同誌的預見多麽正確！
四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製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尤其是農村醫療服務最差，要改善。醫療衛生作為公益性事業，應當以人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眾的身體健康。目前我國醫療的現狀，是所有病患都訴諸於大醫院和專科醫院，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結果是病人和醫生都不滿意。如果改為社區醫療為基本，大量培養社區全科醫生，在社區做保健診斷與保健指導（中醫講究“上醫治未病”），有了小疾病就地解決，就會大比例降低患病率和醫療成本。社區醫療解決不了的問題，才由社區醫生介紹到專科醫院、大型醫院，這樣就理順了醫療體製。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製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應該建立廉租房、平租房、產權房三級體製，對於平民大眾，到處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大眾就有居住自由了；對於窮人，提供廉租房。其餘才是產權房。上海這些年建了那麽多高樓大廈，但老百姓住房卻沒有真正解決。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新到任時，到市中心黃浦區居民點考察，看到不少居民還住棚屋，晴天日曬，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說，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還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我們政府沒有盡責啊！的確，現在不少城市是表麵繁榮，百姓痛處何在，缺少關心。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現在水荒、水汙染嚴重，食品不安全屢見不鮮，藥品有假冒偽劣，還有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事件，震驚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環境都沒有保障，談何解決民生問題？現在向全麵小康社會邁進，百姓要求很高，對環境要求也高了，我們雖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決，但一定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步解決。
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需要把我們的財政預算從行政財政變為民生財政。中國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統計，1978年到2003年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多億元，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到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達到19.03%，遠高於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在這28年裏,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隻占財政收入的3%～6%。還有一組數字，據財政部謝旭人部長介紹，2007年中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三項開支總共6000億元，相當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國，同樣三項開支為15000億美元，相當與政府總開支的61%，為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國財政稅收占GDP的18%，中國5.1萬億占到20%，說明中國政府相對收入高於美國，但美國把61%的財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國隻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
中國政府為什麽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撥款？涉及政治體製問題，中國黨政官員多，三公消費開支大。要堅持以人為本，實施民生財政，抑製三公消費，新的財稅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實現非農產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50%～60%以上（目前我國為46%左右，一年增1%，約10年左右達到56%指標，發達國家達8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這樣，年收入在6萬～18萬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產階層的人數，可提高到占總人口的40%～60%（目前我國占20%左右）。有專家提出，我們如果能培養出7000萬高級技工隊伍，就能解決這中產階層問題。這就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產階層既是推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主體，也是現代文化承載的主體，壯大中產階層就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一定要解決一個什麽樣的城鎮化問題。歐洲、日本、美國的城鎮化，是保護農民本有的土地和生產生活方式，幫助農民做好醫療服務、生產服務，在村鎮的生活便利與美觀藝術設計上，在宗教文化藝術精神生活上，在環境保護和行業自律上，給予良好的設計與保護。而不是搞鄉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消費城市化，環境汙染化。而我國有些地方的城鎮化，大批農民被改變生存基礎與生活方式之後，土地問題解決不好往往成為矛盾焦點，糧食安全問題也存在較大風險。大批農民作為城鎮化居民，會要求與城裏人平等待遇，如果得不到滿足容易成為亂源。
第三，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既是社會體製改革，又是政治體製改革。
其次，要從製度上保障社會組織包括宗教組織的適度發展，放寬對民間組織的管製。有活力的宗教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該與其充分合作。在不可預知的危機到來時，社會便會顯示出強韌的彈性，社會結構就會更加牢固。所以，要重視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利。比如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等，社會問題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製度。按照發達國家的統計，每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而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目前全國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45萬個，備案的社會組織25萬個，實際存在300萬個左右，即使如此也隻有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但這些社會組織已覆蓋我國社會各個方麵，初步形成體係。僅6萬多個行業協會就聯係企業會員2000多萬，4萬多學術團體聯係專家學者500多萬人，專業協會聯係1000多萬家。中國各種商會、協會、學會、基金會、誌願組織、維權組織、慈善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還要進一步發展，政府要推動、協助、保護這些社會組織的發展，而不要視為對立的、異己的力量。目前對社會組織還是製約大於鼓勵，重要法律法規並不完備。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管理創新，要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那就要轉變原來對社會組織從管製為主變為培育和鼓勵為主，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製訂，鼓勵他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製、非公有製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幹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
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靠經濟手段，而不是強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幹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社會體製改革，需要建立起一係列製度，來確保社會改革成果。當前急需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製度，這是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根本途徑。建立這個製度要配合建立信息獲取機製----保證公眾知情權，即有閱覽卷宗、參與聽證等的權利，讓公眾及時了解事關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與公共決策，在第一時間就能保護自身權益；利益凝聚機製----以一定組織形式為載體，把公眾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煉起來，達到提供政府決策的層次；訴求表達機製----讓公眾有利益表達的渠道和環節，如以聽證、表意、監督、舉報等方式向公眾提供表達機會。還要設置相關製度使利益各方通過大眾媒體等方式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施加壓力機製----當今利益分化，有了強勢與弱勢之分，強勢群體擁有資源多，為自己爭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勢群體必須有特殊的施加壓力機製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當然對這種施加壓力機製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規範；利益協商機製----在利益訴求明確基礎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進行對話與談判，協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決利益糾紛，政府無需事事介入，既減行政，又節約社會成本。目前急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勞資雙方的協商談判機製；調解與仲裁機製----在矛盾雙方無法達成妥協的情況下，第三方的調解和仲裁必不可免，應該鼓勵成立民間仲裁機構，大量的糾紛應該交給民間仲裁機構處理。中國古代民間糾紛，一般是族長或鄉裏有德行威望的人給予仲裁（做主），其次是找裏正，再次才是告到衙門。民間仲裁無法解決，才由政府和司法機構介入，擔任最後仲裁角色，這是矛盾終止機製，類似於法院的終審裁定一樣。
五，政治體製改革要堅決而謹慎地推進
經過經濟體製為重點的改革階段，現在的社會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預示著，如果不推進社會體製改革和社會建設，不解決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的話，就會影響到經濟、政治體製改革本身。同時，在社會矛盾多發的情況下，如果不經由社會體製改革，而突出政治體製改革，在社會基礎、公民素質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政治體製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帶來政局動蕩，最終損害我們的事業。
在基本完成社會體製改革之後，我們有條件用25年左右時間推動以政治體製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努力建設經濟富強、憲政民主的國家，建設法治文明、自由發展的社會。中華民族的複興，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增長上，還要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個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滿意度的和諧社會，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權和私人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社會真正進入一個民主、和諧、幸福、法治的發展階段。這應該是21世紀中葉實現的目標。這樣就跟鄧小平提出的發展“三步走”戰略配合協調起來了。
改革30年多來，我們喪失幾次政治體製改革的好機會。但30多年來政治體製改革取得兩大成就，即黨與國家領導人形成年齡、屆別的定期規範的交接班製度；網絡媒體日益成為推進民主政治的平台，這些成就意義重大，為我們未來的改革做了必要的準備。
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解決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和社會民主問題，也即解決黨政職能分開、權力過度集中、缺少監督的問題。
具體來說，要改變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調整執政黨與民意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揮民主黨派與執政黨的相互監督作用。執政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製度要進一步完善起來，提倡競爭性選舉，從黨中央到鄉鎮委員會實行較大差額的民主選舉。協商民主與直接民主互動，監督和製衡體製健全完善，黨內民主風氣活躍，社會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輿論更加自由開放。黨管軍隊、管幹部、管輿論，如何管得科學、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規範和製度。四大基本政治製度（人大、政協、民族區域自治、社會基層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進。總之，通過改革建立現代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製度，改變傳統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保證既能體現黨的領導，又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做主都統一在依法治國、憲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說執政黨應當遵循民主政治的規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必定會迎來新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政治體製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產黨改共產黨，政府改政府，官員改官員，所以相對經濟體製、社會體製改革而言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
經過“三步走”改革路線圖，到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走向成熟，社會體製改革也接近完成。到新中國建國100周年的時候，我國經濟總量有望超過美國，政治體製改革基本完成，社會體製改革進一步完善。這個時候，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曆史任務可以說真正實現了，“中國模式”也可以光耀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