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差異不僅在於表麵可見的表現形式和表達形式，而且特別顯著地存在於哲學、宇宙本體論、人類學及倫理學中。在全球化的時代，麵對開放、多元化的世界，必須在各民族的文化對話中相互尊重，並且時刻準備著麵對各種文化如何共存的問題。
中西文化的差異根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曆史中。當瓦爾特及其他西方人肯定孔子思想的普遍性時，我認為，從中國人的角度，有必要意識到孔子思想的本土性及其與西方文明的差異性，就此，我提出幾點以期共同探討。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學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東西文化的差異指出，歐洲從希臘時就關注認識宇宙萬物的問題，而中國人關注的則是生活本身。孔子學問的基本點就是講人生的道理，講生活。
在我看來，孔子思想對於生活本身的重視，使得儒家思想能夠流傳兩千多年，同時又在中國人的生活經驗的更新中不斷得到修正。顯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氣質使中國人容易將其吸收並自然地貫徹在生活中。現在，盡管大多數人不一定閱讀四書五經，但在生活中卻潛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則。
瓦爾特對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讚賞的。但他認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並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強調普世價值，而孔子不關心普遍統一的概念，隻關注現實生活。中西提出問題的模式不在同一個套路上。
西方人總是把人當作認知對象，試圖從形而上學和生物學的角度認識人，探索人在實際存在背後的“本質”，並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強調人的個體性。孔子講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決的是如何和諧有序、仁愛地生活在君王統治的社會中。
孔子的仁強調自身修養和愛人，有助於再建人類道德
瓦爾特看到了孔子學說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可借鑒之處。
的確，當人類進入21世紀時，大家麵臨許多共同的問題。湯一介教授指出，當我們麵臨“道德滑波、信仰危機、理想破滅”的趨勢之時，重新肯定和發揚孔子的思想是有益處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諸侯紛爭，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極力主張進行道德教育和倫理建設，克己複禮，實現和諧的社會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論語》中有105處談到“仁”，集中體現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強調自身的修身養性和對他人的愛。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克己複禮曰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顯然，克己和複禮是不可分割的：既要嚴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正確處理與他人的關係。這一切，主要是因為孔子把“仁”理解為“愛人”。“愛人”以“親親”為基礎，即從愛自己的雙親出發。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國人不但沒有否定孔子及傳統思想，反而更加重視它們，同時也試圖根據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來提升中國自己的文化。
孔子的“仁”兼顧親和性和艱難性，有利於人們建立樂觀的思想
孔子在談“仁”時，既講它的可行性，又講它的艱難性。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關仁的簡易可為性，馮友蘭先生總結說：“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但人之為仁又很複雜。既要在現實生活中反複自省修身，又要在與人交往中自覺地恪守倫理原則；既要自然地順著自己的內在性情去貫徹執行，又要嚴格以道德原則克製自己的欲望和行為，時時處處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為此指出，“離了中，離開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謂違仁也。”正因為這樣，孔子感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實，孔子之後曆代儒家在講解和發展“仁”說上，都試圖進一步把“仁”廣涉到對天地萬物的態度上。唐代的韓愈說：“博愛之為仁”，已經明確地把“仁”看作是對人和對萬物的態度。到了宋代，程顥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在全球化的時代，正當人們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倫理”重建當代社會的時候，正確理解“仁”的貫徹的“兩麵性”（它既簡易，卻又艱難），將有利於樹立人們的信心，有利於加強樂觀主義的生活態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於“上帝”，是對規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與人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麵，《論語》和基督教的確有一定的契合之處。但《論語》所說的天和天命不同於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義。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中指出：“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之處，便在能把它們兩者和合為一。”所以，儒家講到“天”時，其重點是講天人合一，而不是講彼岸的、超脫人生現世的天國，更不是鼓勵人信仰宗教。
《論語》所說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義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現代科學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驗的，它是人和大地萬物的創造者，又掌管著人的來世歸屬；而現代科學所說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間，是超乎於人的客觀物質存在。而瓦爾特先生的觀點和西方的人學觀念相關，在西方，探討人與神的關係，特別強調必須首先從宗教的角度探討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徹底認識人的本質，也由此把宗教當做人生最重要的問題。
瓦爾特：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法國學者的視角 孔子智慧照耀東西世界
兩年前，為讓法國人了解中國文明的概況，我寫了《中國史略》，其中有這樣一段：“即便20世紀的中國不斷試圖摒棄孔子，但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孔子又常駐心間。他提倡忠孝禮義，因為這有助於促進社會及宇宙的和諧。……無冕之王孔子，是對其人民的命運影響最深遠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卻往往最忽視他思想的深邃以及倫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經驗與學習之上的責任與關懷。”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學說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為“君子”。同時期，波斯人正聆聽著索羅阿斯德的教誨；希臘人還處在前蘇格拉底時代；希伯來人正在了解最初流傳的預言故事；羅馬正形成它即將延續千年、深刻影響著西方精神及風俗的道德和社會秩序。就人類的認知而言，這是一個我們至今未能超越的時代。
孔子對人類社會及個體的理解較之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更深刻
繼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學，首先正是一種個體的倫理道德，它要求對己負責，關懷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長。長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經驗，因而，也更為“審慎”。《論語》有雲：“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儒學及其倫理道德懷有這樣的使命，它要賦予每個人確保自己從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顯然擁有一套形而上學。
關於信望愛等美德，都存在於孔子學說中
對於我，一名身處拉丁文化，但又對中國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學當作一條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啟的正道，等於將孔師的智慧置於人對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細想想，這一判斷並不令人感到驚訝。辜鴻銘引導我不斷深入閱讀孔師之說，主要是《論語》——這些“批評之言”，論及個人在社會及宇宙和諧中所負責任的方方麵麵。正如我看到的晏嬰對孔子的評價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傳遞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聽其中幾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信、望、愛，對神的三種美德均在其中——孔子並未為其命名。為什麽呢？首先因為孔子擁有“心靈”，如同所有中國人一樣，“心靈”是其智識的中樞。孔子與最有名的希臘哲人們同處一個時代——在他去世10年之後，蘇格拉底誕生；與他們相比，在對於宇宙、對於人類社會、對於每個個體的理解中，孔子占據了上風。實際上，他豐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寬厚更加接近於慈悲。
關於五德：仁在義前，忠誠為首，中西同理
在中國的傳統中，權利並不存在，每個人隻有對於他人的義務，義務意識隻會偶爾缺失。中國傳統上將五德中的仁愛置於平等、“義”之前。當我將目光投向我所處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羅馬那裏，我發現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與孔子同時期：公元前509年，羅馬人推翻了國王，宣布成立國家（稱“共和國”，即眾人之事務），那年，孔子42歲。羅馬共和國的基本構成單位是處於父親即“男性家主”權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誠：對於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實體——的忠誠，這種忠誠凝聚了構成城市的羅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漢族習俗的漢人生活之處便是中國。這種忠誠既是對其秩序心懷信任，也是對其所處之地忠心耿耿。人們在其中“遵照祖先習俗”；人們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靈魂”，正如所有的中國家庭尊崇祖先一樣。
關於五常：蘊含孔子對於“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謙虛而自尊，信賴曆史與經驗，這位純經驗主義者自稱他什麽都沒有創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並非因此就成為懷古者或反對現今之人。
孔子的言論暗含了五種關係：即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五德，即仁、義、禮、智、信，使這五種關係融洽和諧；五種關係與五種德行組成了“常”——一種必不可少之“綱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謂之“聖人”，一個賦予其絕對神聖性的詞語。他是完人，懂得每時每刻都必須接受的“氣”仍賴於天命。
中國批孔和學孔正是孔子對於人類道德能力限度認識的最好佐證
孔子眼中的曆史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看到了其中的變與恒,同時也看到了人類行為——無論集體或個人行為——進步的極限，這就是曆史循環往複的根源。
對孔子的研究帶來了對於中國道德、中國社會學的反思，以及暗含對“天”的反思，儒家倫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棄了儒家學說，批判它因循守舊和獨斷專行；在他們看來，這種墨守成規和獨斷專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侵襲著中國社會。魯迅稱“在舊時文明支配下的等級製度使人們互不相識”，這種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們把孔子與這種“支配”、這種“人吃人”聯係了起來——大錯特錯！“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時代已變！不久前，《人民日報》報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僅限於圖書館之中，它會讓現代世界重獲精神力量。”
還原孔子，他是中華之日月，孔子學說將對人類發展作出持續貢獻
在孔子對天和天命的感知這方麵，葛蘭言作了精準的論述：“在孔子的個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觀念既是一個中心概念，亦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它與一種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對應。孔子有著尊崇天意的衝動，他相信天意支持著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靈與天意相通。”葛蘭言或許有些倉促地概括道：“弟子們並未繼承孔子的信仰。”
因此，正是他們，使得理性主義的西方人將孔子學說視為一種厚古且純粹流於表麵的道德。人們由此忽視了這一點，即：對於尋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夠到達 “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動”來決定的。孔子通過觀察與學習達到了對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經驗和謙恭使他不會利用這種感知來製定某種被視為通向崇高偉大、通向幸福的合理“體係”。
對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應予還原
孔子認為，“君子”應促進世間的和諧。為此，他要行“仁”——“人類的德行，對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無私，人對上天之德的分享”。
這隻是簡單的道德嗎？連被視為信奉無神論的當代中國都在其中覺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們應將其所有的道德價值和精神價值歸還給儒學：道德上，它支配著與他人的關係；精神上，則支配著與宇宙的關係。智慧約束著孔子“窺探上天奧秘”的企圖。
我們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麽造就了中華文明的璀璨精華。一直以來，中華文明僅強調義務、團結、習俗和禮教，而忽視了權利。這種權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辯：法律是習俗和經驗的產物，其原則和禮儀是由時間即經驗所決定的。這種經驗自身也在不斷變化，盡管變化有好也有壞。這是道德的教訓？不，是曆史的教訓！看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正是在曆史中，記錄下了要建設、或要經受的未來。
孔子思想的回歸是中國人對中國之道的再認識
孔子在官方語言中的回歸、在許多中國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歸，即為“道”——忠於自身的中國之道——這種燦爛的文明，在其最光“華”奪目的時刻，“對人類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一旦它重新發現了2500年以來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會持續為人類發展做出貢獻。《論語》有雲：“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華之“華”的源泉，隻要借助他，這道“光華”就將“永恒”！這道“光華”就能超越國家的疆界，肩負啟迪人類的神聖使命。
儒家弟子們在中國通向未來的征途中已經注意到了孔子學說，希望他們能夠利用這一點，不斷從外界接受啟迪；在他們看來，這些啟迪為的是國富民強，它們不僅來自於思辯哲學，也來自於技術、法律和其領域；而他們更會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們，使它們適應中國！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倫理得以讓全世界的人們重新關注人的責任和尊嚴，這與西方的極端自由主義的主張恰恰相反；相應地，儒家倫理會從全世界吸收最為豐富的啟發，將它們中國化，再獻給中國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