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葉: 李白杜甫，白話文運動的先鋒

天方葉按：
好像古詩比文言文還好懂。所以，就出了一個傻瓜問題，“為神馬我們可讀懂唐詩，卻讀不懂晚清文言文？”
經天方葉考證，白話文運動在唐代就開始了。不信你把唐詩讀完，除了曆史典故你可能不懂，你能找到多少蹩腳拗口的狗屁文言文詞匯？
我想，古人不比現代人愚笨。相反，古人可能比現代人更直爽，因此可能辦事的效率更高。

五言古詩 王維 西施詠

豔色天下重， 西施寧久微？
朝為越溪女， 暮作吳宮妃。
賤日豈殊眾？ 貴來方悟稀。
邀人傅脂粉， 不自著羅衣，
君寵益嬌態， 君憐無是非。
當時浣紗伴， 莫得同車歸。
持謝鄰家子， 效顰安可希？ 

五言古詩 孟浩然 秋登蘭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 隱者自怡悅；
相望始登高， 心隨雁飛滅。
愁因薄暮起， 興是清秋發。
時見歸村人， 沙行渡頭歇。
天邊樹若薺， 江畔洲如月。
何當載酒來， 共醉重陽節。 

附：

古代人真的就是說文言文嗎？
http://wenwen.soso.com/z/q13275589.htm文言文是書麵語言，口語不是這樣的。據高本漢考證，中國人唐時的口語接近今天的閩南話（台語），宋時的口語接近今天的粵語。 我們現在使用的普通話，是從明代以後逐漸形成的。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流行於北方，使用當時北方的官話體係寫成的。這兩本書最早都是說書藝人的話本，在逐漸形成過程中有很多讀書人參與其中。具體的作者較有爭議，是否就是羅貫中、施耐庵，尚未定論。 今本流行的《三國演義》是經過毛宗綱、金聖歎批注的；《水滸傳》也經過了金聖歎的修改。因此和原作者，或者說別的版本，有一定的區別。 至於文體風格，在流傳中經過多人之手，很難說是由誰決定的。 又及：文言文是書麵語，白話文是口語。口語上不了台麵，但卻是一般日常交流用的。因此當胡適倡導白話文寫作時，林紓就說那是“引車賣漿”者流。 古代文言與白話相去不遠 周振鶴（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是文學革命，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就是提倡白話文，於是一般的人就認為文言與白話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而且從來就是如此。如果從古代的曆史文獻與少數存留下來的一些白話文學作品相對照，這種看法不無道理。這一點可以參考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與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便很清楚。除此而外，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光緒皇帝留下來的朱批中就有從白話到文言的的修改。光緒十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學習批閱奏折。其中有一份朱批原來寫著“你們作督撫的”應如何如何，後來又在旁邊用小字注著“爾等身膺疆寄……”，這就是從所謂活生生的口語變成文縐縐的文言的典型材料。再看元朝的白話碑，明太祖朱元璋立於孔府的碑石，都是皇帝官府的命令，但都是徹底的白話，與史書所載文言的詔書完全不同，的確證明文言與白話之間差異很大。但如果秦漢上古看來，文言與白話未必就有這麽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古人說話大多是文縐縐的，不大有所謂文言與白話的不同。 雖然古代的白話材料我們今天已經不易得到，但由於南方方言保留著古代漢語的形態，因此我們今天可以從方言口語中去窺測古代人說話的樣子。以廈門話為例，在日常口頭語中就很多是今天所說的文言形態，如中國人最普通的問候語就是“吃了沒有？”，廈門話隻說“食未？”。問人家“有沒有？”廈門話隻需說“有無？”如果問得詳細些：“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廈門話則說“到底有抑無？”這裏的“抑”字的用法，現在隻能在文言文裏讀到，如“抑或”一詞，但卻正用於今天廈門地地道道的口語裏。所以上古文獻中我們讀來不易的文言其實恐怕都是當時的口語。如果認為上麵的實例過於簡單，我們還可以再舉出些稍複雜的例子來。廈門人批評操之過急的人常說，“未曾學行，就要學飛。”亦即還沒有學會走，就想要學著飛。“未曾”二字是典型的文言，但在廈門卻是口語。再有十數年前頗為流行的通俗歌曲“酒矸倘賣無？”，差不多所有非閩方言區的人都不知其為何意，但廈門人卻很明白這就是“有沒有空酒瓶可賣？”的意思。將無字放在句末，又用上“倘”字，是文言的表達方式，但至今卻仍用於方言的口語中，可見文言與白話在古代相去的確不遠。當然，廈門人本身並未意識到他們說的話其實就是古代的文言，因為現在“抑”寥紜鞍?保?拔叢?鋇摹霸?倍寥簦?ing〕，就連說話者自己也不知道說的是這些字眼了。其他方言也有類似現象，不遑多舉。 五四運動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批評至為激烈，先知先覺們多認為文言是統治者創造出來愚弄老百姓的東西，甚而認為漢字的難學難認也是治人者有意為之，因而有人至於主張將漢字丟到毛廁裏頭去。其實平心看來，文言與白話的差異以及漢字的繁難複雜本來是語言文字的一個自然發展過程，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要形容的事物越來越多，要表達的感情越來越豐富，語言文字也就發生了從簡到繁的變化。上古時代多是單音節詞，亦即一字一詞，為了表示更多的內涵，一是增加漢字，二是出現雙音節詞乃至多單節詞；在口頭語言方麵也是如此，越簡單的話越容易含混，於是用詞時就不但增加了音節，而且改變了表達的方法。這些改變不但是漢語本身發展的緣故，還與外來影響有關，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佛教文化的東來，雙音節顯然增多。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斷南下，也肯定要對口語的表達方式有所影響。人隨時隨地要說話，但不是時時刻刻都要寫文章的，顯然口頭語言的變化很快，書麵語言的變化就比較慢，因此逐漸地，文言與白話的距離就越來越大，以至於到後來，文言白話明顯為兩途。 其實文言本身非無變化，我們隻要看看《尚書》裏頭那些詰屈聱牙的篇什與清末的新民體文章的差距，就可以了然了，但這種變化與白話的變遷比較起來簡直不值一提。在文言與白話距離逐漸加大以後，識字者與文盲之間，上層社會與平民百姓之間的差異就顯現出來了，既能說白話又能識文言者，自然比隻能講白話而寫不來文言的人要高一等了，於是人為的差別又更加大了方言與白話的距離。白話文並非從五四運動起才有，晚清已經有不少人將口語寫成了文章，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在於使文言文在二三十年間很快就退出了曆史舞台，成為了白話文的一統天下，現在書麵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差異幾乎已經不存，但會寫典雅文字的人也沒有了。據說修清史的事將要提上議事日程，不知是用文言撰述呢，還是用語體文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