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一二清黨想到群眾運動
談四一二，不能不看當時的大環境。辛亥革命後，清王朝退位，但實際軍政大權還掌握在原來的大官僚大軍閥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麵，西方列強實力大傷，對東方國家的幹涉控製能力削弱，再不能組織八國聯軍來幹涉中國內政了。另一方麵，蘇俄為擺脫協約國的封鎖，嚐試向中國輸出革命。這是國民革命得以興起的外部因素。在中國國內，袁世凱垮台後，形成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這種群龍無首的局麵給了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一點生存空間，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活躍期。五四運動後，強烈要求社會變革的呼聲成為全國的主流民意。國民黨在多年依靠幫會革命而一事無成的情況下，開始轉向對外接受蘇俄援助，對內依靠激進學生發動民眾奪取政權的辦法。
孫中山之所以轉向“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很大程度應該歸結於陳炯明叛變。陳和孫中山以前依靠的其他人不同，他是老同盟會會員，參加過黃花崗起義，是正宗嫡係國民黨員。然而，一旦主政廣東，馬上醉心於聯省自治。從現在公布的材料看，不能說陳炯明的主張完全沒有道理。但他這麽做實際還是想保持手中的軍權，所以最後必然和孫中山發生衝突。現在有人想為陳炯明翻案，但一個陸軍部長炮擊總統府，無論擱哪兒都說不過去，政見不同，你可以辭職走人，搞叛亂算怎麽回事兒。
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又變成光杆司令，避居上海。他開始尋找新的依靠力量。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打開近代中國革命大潮的潘多拉盒子。由學生運動轉向社會運動，最後未經血腥鎮壓基本達到了目的。五四運動的結果讓很多人意識到社會運動蘊藏的巨大能量。甚至連軍閥吳佩孚都一度高唱喊起勞工神聖的口號。在蘇俄幫助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野心勃勃，開始在全國各地組織工會，一時間罷工風潮風靡全國。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建議，正式討論與共產黨合作，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而中國共產黨在京漢大罷工失敗後，也認識到自己實力尚弱，需要得到樹大根深的國民黨幫助。所以北伐前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跨黨合作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
但這種跨黨合作一開始就埋下了以後分裂的根基。國民黨的上層領袖大多出身大商人，舊官僚，幫會頭目，地方豪強大族，喜歡斤斤計較現實利益。而共產黨領導人卻是一幫教書先生和學生，充滿理想，喜歡衝動，幹什麽事都不計較後果，因為地方利益和他們毫無關係。北伐開始以前，國民黨尚未奪取全國政權，這一切還可以容忍，因為他們更多地注意的是掌握軍權。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把中共趕出軍隊就收手，然後放任中共在湖南等地發動農運，搗北洋軍閥的亂。但北伐軍打到長江後，國民黨的勝利指日可見，這種觸犯大多數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利益的工農運動或痞子運動就成了大問題，所以雙方矛盾開始激化。
今天我們應該研究的是：中國的時代進步究竟需不需要這種疾風暴雨似的群眾運動。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年封建專製的國家，從曆史上看，地方豪強勢力往往會左右全國的政治局麵。最典型的莫過於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豪強政治。國民黨之所以很長時間一事無成，就是因為對這種盤根錯節的封建勢力沒有辦法。北伐戰爭的實踐也表明，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發動工農運動的受益者。工農運動的興起使國民黨代表了政治正確的一方，占據了道德輿論高地。北伐軍自出師湖南，所向披靡，幾個月間就奪取了武昌，打得不可一世的吳佩孚滿地找牙，國民黨還在這之前沒有取得過如此輝煌的軍事勝利。
問題是，這種近似無政府主義的工農運動一旦興起就很難控製。要知道，當時的中共還遠遠不是後來那個組織嚴密的政黨。說國民黨是一個組織鬆散的政治團體，當時的中共也差不多。總書記陳獨秀書生當家，上有共產國際大婆婆嚴管，下有激進學生黨員各行其事，什麽也做不了主。一九二四年底，毛澤東被趕出中央，回到湖南，開始組織農民運動，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在後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幹脆提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公開為左傾思潮鳴鑼叫好。其實，當時和毛澤東持相同觀點的人不在少數，至少共產國際就表態支持。
這一切不能不影響到當時上層社會的利益，引用一段網上讀到的梁啟超文：“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隻是無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遊行的確的確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真舉不勝舉。）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 （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為田全都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凡是稍為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今日見著一位湖南人，說 他們家鄉有兩句極通行話說道：“今年湖南人沒有飯吃，隻怕明年湖南便沒有人吃飯。這句真一點不錯。）其他各省受害程度，雖有淺深，然這種現象實日日有蔓延 之勢。本來軍事時代，未遑建設，我們原可以予相當的原諒，但他們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簡直是認作惡為天經地義，所以一切關於國計民生的建設，他們固然 沒有懷抱，也並沒有往這條路上著想。”
從後來中共在土改和曆次政治運動的過火行為看，這些指責有些肯定屬實，但有些謬誤顯而易見，如“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在互聯網發展的今天，我們可以想象傳聞對事實真相有時可以歪曲到荒謬的程度。但不管怎樣，這些來自上層人物眾口一詞的指控使國共雙方極端分子的對立情緒越來越激烈，留給雙方的中間人物如汪精衛，陳獨秀折中調和的空間也越來越小。最後，甚至連蔡元培這樣主張兼容並蓄的溫和人物都主張清黨，可以想見工農運動，或曰痞子運動對當時中國上層社會衝擊有多劇烈。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就不奇怪為什麽親近國內工商界和外國資本的蔣介石會選擇清黨。
其實，中共當時的左傾做法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由於當時的知識精英，上層社會一致反感中共鼓吹的工農運動，國民黨有著輿論上的優勢。隻要處置得當，完全可以取代中共，掌控工農運動的領導權，從而把中共徹底打垮，使其永世不得翻身。遺憾的是國民黨任憑黨內的保守勢力惡性發難，不光對共產黨下手，而且也對國民黨自身的青年骨幹大肆屠殺。下麵引一段最近在網上看到的文章，反思國民黨四一二清黨：“清黨發生，對中共來說，具有極大的突然性，而對普通國民黨員來講，也未嚐沒有巨大的心理打擊並造成彷徨與失措。清黨期間，同樣有大批國民黨員被抓被殺，其損失之大，甚至遠超中共，概因中共黨員，彼時僅5萬人而已，殺去一半，也不及被殺的國民黨員之多。須知清黨之前，國民黨員有60餘萬之眾，而清黨之後，僅餘22萬，其間殺戮之慘烈，可以想見。”
對國民黨來說，清黨的後果就是：“（國民黨）人員結構與北伐前迥異，農村黨員、基層黨員、青年黨員，十不存一，而原為革命對象之地方豪強、幫會、軍閥勢力，則進入黨內，並取得極大權力，國民黨組織結構的崩壞，從此開始。”
坦白地說，把清黨失誤全部歸咎於蔣介石有失公允，當時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如白崇禧，李濟深等手段之殘忍，和老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如何，國民黨從此喪失了一個革命政黨應有的朝氣，變成了一個爭權奪利，暮氣沉沉的政治團體。清黨，從表麵上看是國共之間的矛盾，更深層次地看，則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對新興的變革勢力進行清算。
這種保守勢力對新生變革勢力的清算不光發生在中國，國外也經常發生。一九六五年印尼蘇哈托政變成功後，約六十萬左翼人士遭到清洗。一九七三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總統阿連德被害。大批左翼人士腳上綁著鐵軌，被從飛機上扔到海中喂魚。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筆者當時就在北京。六四後幾天，電視上天天報道抓捕打砸搶分子，場麵也夠驚心動魄。我總在想，幸虧當時趙紫陽和民運分子還沒成就一定氣候，沒有觸動中共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否則，黨內保守勢力的報複絕不至於如此短暫，溫和（相比四一二清黨）。
根本問題就是社會變革究竟需不需要大呼隆的群眾運動？如何看待大規模群眾運動帶來的偏差和對社會正常次序的傷害？抑製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否隻有鐵腕鎮壓一條途徑？
其實，政治說穿了就是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衝突。社會要進步，肯定會以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很難有什麽雙贏的結果。我回國後，聽到一個搞反腐案件的朋友說：“現在反腐敗，還不光是哪個案件上邊讓不讓查的問題。弄不好，審查對象背地裏會找人要了你的命。人都是能上不能下，你損害他的利益，他不和你拚命？這是典型的你死我活。”
區區反腐敗尚且如此，何況一場要觸動大批人利益的草根群眾運動？我們是否應該忘記八十多年前那場血腥清黨？是否已經認真反思或應該繼續反思四一二？反思四一二是否會對我們今後的社會進步帶來些許啟迪？我們是否肯定今後的中國再不會出現如此這般的血腥悲劇？
對我等打工混飯吃的小人物來說，當然想不到那麽高遠。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繼續糾纏那場清黨的國共是非實在有點淺薄無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