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恨誰
毛澤東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直到今天大家夥兒還雞同鴨講，喋喋不休吵個不停。我看三國演義，羅貫中塑造的最佳腳色不是諸葛亮，而是曹阿瞞。那個不能流芳白世，也要遺臭萬年的亂世奸雄形象很可能找到新的衣缽傳人。俺家祖墳既沒有被中共拆遷，也沒有被中共供香，現在又在美國慘遭萬惡的資本家剝削，早起晚歸，根本沒有時間和各位大蝦死掐。不幸最近觸了點黴頭，想找人出出火，撈幾塊板磚當銀元使。
老毛一生，英雄（或奸雄，看您立場站那邊兒，自個兒填空，別在這兒飛磚，以後機會海了去，小心擰了您老的手）蓋世，就像拳王阿裏，打敗過無數對手。這些曆史大家夥都熟悉，隻不過有人崇拜的五體投地，有人忌恨得牙癢癢。俺這個小蒼蠅在這個大雞蛋上尋來找去愣沒發現那道縫隙沒被大蝦們舔過。最後絞盡腦汁想了這麽個題目。其實，俺還是記得有人寫過這類帖子，但好像不合自己的口味，於是收羅點舊材料，加上點新調料，炒了一鍋新菜肴。就算同是回鍋肉的名字，各位嚐出點新味道也無不可。
毛澤東最恨誰？有人馬上說：老蔣。答案大錯特錯。不錯，老毛完勝的最大對手的確是老蔣。但老毛和老蔣是在一個公平舞台上對弈的。老毛一介布衣起家，帶著一夥叫花子般的農民風雨下鍾山，自豪還來不及，哪裏談得上最恨。何況現在的資料表明，到毛蔣晚年，兩人還眉來眼去討論過統一。那麽日本人如何？這不找磚飛嗎？昨天我還看見楊奎鬆楊大叫獸說：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人侵略中國。其實，照俺這種腦袋瓜不轉筋（老婆經常這樣親切地指出俺在家庭生活中的嚴重路線錯誤）的家夥看來，老毛的那些話明顯是正話反說。接待以前的敵人，今天的朋友，開點玩笑活躍氣氛。總不能你要和別人合夥開養雞場，開口就是：你二大伯他三叔睡過我媽。要這麽著兒，今天的地震海嘯核泄漏還打交道不？不過日本人和老蔣一樣，是老毛堂堂正正的對手，他們和老毛為敵，並非個人恩怨，老毛對他們談不上深仇大恨。
那麽王明，博古，左傾教條主義者？這回靠點子譜。更確切地說，老毛對整過自己，反對過自己的人是睚眥必報。王明逃到蘇聯，博古坐飛機摔死，算是逃過一劫。其他人，如何克全靠邊站，王家祥外放駐蘇大使，文革也沒逃過一整。張聞天以為他是誰？老實呆一邊涼快不得了唄，偏要在廬山會議夥著彭德懷鬧，結果成了反黨集團頭子。周恩來一輩子小心謹慎，光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還沒完沒了做檢討。劉伯承一解放就放到軍事學院，五五年反教條主義被勒令退休。張國燾叛逃，陳昌浩被整死。李立山一輩子抬不起頭，最後好像是自殺。記得張治中在彭德懷倒黴後說過：曆史上布衣起家做皇帝的人都很厲害。暗示老毛和劉邦朱元璋是一路貨色。
不過，仔細研究卻可以看見，這裏麵隻有張聞天是真正被老毛整死的，原因是他被舊賬新算，扯上了彭德懷的案子。其他人充其量就是受文革風暴波及。與其說他們中一些人的自殺或者病死是老毛授意，還不如說是因為老毛把他們早忘到九霄雲外。像陳昌浩，根本和中央搭不上線，紅衛兵一找碴，那還不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隻好自殺了事。我倒覺得他當時要真和老毛接上個頭，沒準老毛還放他一馬。
那麽真正為老毛所痛恨的是些什麽人？讓我們先看小人物。第一個是老毛的秘書田家英。1948年8月，年僅26歲的田家英在胡喬木推薦下擔任了毛澤東主席的秘書。深得老毛喜愛。毛澤東對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給予很好的評價。1958年，毛澤東號召幹部下放，幾位省委書記都向毛澤東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們那裏，毛澤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風趣地說：“田家英我不能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田家英是《毛主席詩詞19首》、《毛主席詩詞37首》的編輯者。建國以後，田家英還經常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參加了起草工作。八大會議，毛澤東的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有一句“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與會代表都說好。毛澤東介紹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
然而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上書毛澤東，遭到毛澤東嚴厲批判。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居然和李銳等人左右串聯，甚至跑到黃可誠家裏大談斯大林晚年。有人懷疑田家英同彭德懷有聯係，要知道那年頭一個懷疑就會致人於死命。後來因為李銳等人都盡力為其遮掩，毛澤東大筆一揮，批示道：這是挑撥!秀才還是我們的。田家英這才僥幸過關，但已經不再被毛澤東信任。
七千人大會之後，老毛指示田家英帶調查組去湖南他的家鄉韶山和劉少奇的家鄉花明樓。老毛這時已經先入為主，堅決反對包產到戶，讓田家英下去，隻是讓他搞點數據支持聖意。不想這老兄不光帶材料，還要帶意見。認為包產到戶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有利於恢複農業生產，迅速戰勝經濟困難。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反映湖南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老毛哼哼嘰嘰，不置可否。也虧他跟主席那麽多年，愣沒回過味來。馬上上北京找劉少奇，鄧小平匯報，要推廣包產到戶。這倆人兒什麽人呀？都幾十年老奸巨猾了，也就唆攛著田家英出頭。田家英與楊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調查，進一步核實包產到戶問題。到各地調查的結果都說明實行包產到戶有較多優越性。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了調查情況。劉少奇指出，如果農民實在要求，可以試行包產到戶。在劉少奇和鄧小平指示下，田家英開始起草《恢複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經營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恢複。不久，毛澤東就給了當頭一棒。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黨內主張包產到戶的人都受到了錯誤批判。田家英雖然沒有被點名，但也受到了批判。文革一開始便受到衝擊，被勒令搬出中南海，田家英氣不過，拔槍自殺。
下麵我們來看一折老左網貼，對田家英失寵給出了極有意思的解釋：“毛澤東為什麽批評他（田家英）呢？是有著很複雜的原因的。其實，毛澤東一直是重用他的，由於田家英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有些愛好和毛澤東相同，比如書法字畫一類的，凡是這類物品都是由他替毛澤東收藏。在廬山會議上，在毛澤東身邊的他，當麵不給毛主席提意見，卻在背後嘀嘀咕咕的說毛主席是斯大林什麽的。當時，有許多的人揭發他在背後搞小動作，講怪話，要批判他。還是愛。才如命心胸寬廣的毛主席保護了他，讓他繼續留在自己的身邊。但是到後來，田家英卻總是和另外一個領導人在一起，屢屢反對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毛主席試探了他幾次，明明是隻對他說過的話，那位另外的領導人卻也馬上就知道了。按我們現在一般人的想法，如果你自己的身邊的人對自己不忠誠，而忠實於別人，你會怎麽想呢？更重要的是，他竭力反對的是毛主席提倡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積極主張實行分田到戶。而且對彭真也敢下號施令。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最不喜歡陽奉陰違的人，他最喜歡象李銀橋、張木奇、高智等那樣的老實人。但是寬以待人的毛澤東對他的這些行為都容忍了。但是田家英依舊故我，在毛主席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特意撰寫的一篇指示時，作為一個秘書的田家英竟敢偷偷自做主張的把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話給刪掉，因為他覺得不大合適他的思想心態，真是冒天下不大之韙。這難道說不是越權了嗎？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包括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任何人都不能容忍這樣的行為的。
於是，毛澤東這次真的被他的這種小人行徑給激怒了，大聲說讓他滾。之後，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要求他晚上去談話時，他就開槍自盡了。如果是真的問心無愧、真正為了人民的利益而上言，有什麽不能公開說呢？他可能這時候才意到自己犯了大錯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離開了毛澤東是一錢不值的。就象一棵小草被從高山上拋下來一樣，他沒有任何生存下來的意義了。”
最精彩的就是這一段：“但是到後來，田家英卻總是和另外一個領導人（當然是指劉少奇）在一起，屢屢反對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毛主席試探了他幾次，明明是隻對他說過的話，那位另外的領導人卻也馬上就知道了。按我們現在一般人的想法，如果你自己的身邊的人對自己不忠誠，而忠實於別人，你會怎麽想呢？”
現在各位明白老鬼葫蘆裏賣什麽藥了吧。老毛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叛徒，或者他自認為的背叛他老人家的親信。
我們再來看老毛的另一個秘書陳伯達。陳伯達在195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此兩篇著作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1958年，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
文革開始後，陳伯達雖然成了中共文革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文革的組長，卻很快就人老珠黃，敵不過文革新貴張春橋，姚文元這些筆杆子。陳伯達受冷落之餘，千不該，萬不該和林彪集團搭上了線。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論”問題上的公開輿論鼓動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此便從中國大陸政壇消失。滑稽的是1981年他被官方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陳伯達被定為江青四人幫集團主犯，而非林彪集團主犯。
看完小人物，我們再來看大人物。第一個就是劉少奇。劉少奇當國家主席，中共元老中很多人不服氣，因為他沒有打過仗，沒有絲毫軍事業績。然而，正所謂能打天下者不一定能坐天下。有時不能天下的反而有治國之才。其實就建國後劉少奇的表現看，此人雖然不時有點左，但大麵上還過得去，不是那種題都提不起來的瘟傷。劉少奇是中共建國前提拔的最大火箭幹部，有點像後來的王洪文。他之所以上來完全是靠拍老毛的馬屁。據說老毛有一此拿張國燾開涮，說張國燾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憤然起身離去，其他人都沒說什麽，唯有劉少奇站出來，對張國燾喝道：“你站住。”劉少奇最先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說。1944年5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定由劉少奇在七大上作組織及修改黨章的報告。1945年5月14、15日兩天，劉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闡明了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寫入黨章的必要性和權威性。靠著這項發明，他成為毛澤東的當然繼承人。
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劉少奇和毛澤東一樣頭腦發熱。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劉少奇為說明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必要性，做了一篇奇特講話：“一個班要有班長，一個排要有排長，”最後一階不拉曆數到一個軍要有軍長。筆者因為興趣打仗，記住了這篇講話，可就不明白他啦啦雜雜說半天，想講什麽，這就一國家主席的水平？然而大躍進後，劉少奇的弱點暴露出來。當他發現全國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後，小肚子吃不住勁兒了。對老毛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呀。”於是開始積極糾左，甚至不惜和老毛對著幹，搞包產到戶。七千人大會上，老毛和劉少奇之間第一次出現重大分歧。有一篇張素華寫的打下毛劉分歧的楔子。很有意思，全文附在本文後麵，大家有興趣可以讀讀。
從張文中我們看到：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麵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⑤的味道。”
這是什麽意思？那時中央分一線二線，老毛是垂簾聽政，劉少奇是在一線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段話說白了就是劉少奇不願再替老毛背黑鍋，當擋箭牌了。這麽個幹法那位領導受得了？你老劉是我一手提拔的，得，出了事你不抗著自己溜號，這算怎麽回事兒。傳說某省一個交通廳長被雙規，紀委讓他交待，他說：“沒問題，我自己的事兒全交待。但你們別逼我交待別人的事兒。我不交待上麵的問題還有一條活路，交代了就必死無疑。”這多夠哥們兒，老兄還有些話沒說：“要不交待，過幾年我些許還有機會保釋出獄”。後來的故事果然就是如此。所以，劉少奇在這裏犯下了致命錯誤。他背叛了老毛，也就決定了他的悲慘下場。
說到林彪，那就更明白了。林彪是老毛一手提拔的，他的紅一軍團，東北野戰軍是老毛嫡係中的嫡係。可以說，有林彪在，才有老毛在中共黨內的發言權。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聲撕力竭地高喊：“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誌隻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誌處處不振作、沒有什麽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們世界觀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唯物主義，就是尊重事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按條件辦事，按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辦事，就是不是單憑願望，而且要估計事情的結果，不僅僅根據需要，而且根據可能。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小的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加好起來，更加強起來。” 文革中林彪取代劉少奇，呼喊著四個偉大，當上了黨章中規定的接班人。
我總覺得在中共黨內隻有兩個人最了解毛澤東，一個是周恩來，但他啞巴吃湯圓，心中有數，嘴裏不說。另一個就是林彪。林彪在建國初期就寫了一些小條子評價老毛：“好大喜功，功為己，過為人。”“喜歡讓人做檢討，今後當注意他這一點，杜絕小幫幫的必要（沒找到原文，但大意應該不錯）。”林彪大約壞就壞在壞在總想杜絕老毛小幫幫了。明知是老毛的嗜好，還不把屁股伸給人家多打打。
又是一場廬山會議後，文弱書生陳伯達被人指責煽風點火，大有炸平廬山之勢而倒了台。這時老毛劍指林彪，希望他出來做個檢討。師哲曾經回憶：老毛有一次興致勃勃和他討論聖人者，百世之師也。想當聖人想瘋了。大躍進後，老毛深知自己闖了大禍，聖人當不上，就想保留個死後名。他老人家發動文革，說是要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其實就是想死後留座牌坊，不被人鞭屍。所以他精心選擇了江青，張春橋一夥做自己的接班人，指望林彪軍事集團為其保駕護航。林彪沒搞懂老毛的意思，把炮口對準了正宗紅色路線接班人，這哪成呀？不過林彪當時要聰明點，做點深刻檢討，把手中的權力讓出來，像司馬懿那樣躲家裏裝瘋賣傻估計也沒事兒。不想這哥們兒就賭一口氣，要看看老毛究竟是對自己的婆娘好還是對跟隨他幾十年出身入死的哥們好，這就有點不知趣了。最後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這些故事還可以列一大堆。彭真在被打倒時激動地大喊：“是誰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意思是他哥們兒的專利。羅瑞卿，楊尚昆是毛澤東幾十年的大警衛員，忠心耿耿，一個跳樓，一個被指搞竊聽。彭德懷被指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輩子在老毛身後搞小動作。楊成武是飛奪廬定橋的英雄，老毛的愛將。原來一直當政委，抗戰開始被老毛點名擔任一一五師獨立師師長。文革中擔任總參謀長。因為未經許可泄密而被拿下，還差點被槍斃。這些人哪一個不是老毛最親信的人，他們大多雖然挺到了老毛死後，但在文革中也是被整得夠嗆。
寫了這麽多，千萬不要認為老鬼是反毛。下一次老鬼還想寫寫老毛將將，那可是對老毛五投地的文章。俺隻想瞅這空兒給大家夥提個醒兒：千萬不要相信自己的頂頭上司。頂頭上司不是你媽，你就是再忠心耿耿，他也有一天會懷疑你是背叛。
附：打下毛劉分歧的楔子
作者：張素華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七千人大會總結了建國以來12年特別是1958年以來4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但也留下了毛劉之間的分歧,這也是七千人大會引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一個在根據地、一個在白區摸爬滾打若幹年，為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論和經驗，各自做出了重大貢獻，並成為所在領域的代表人物，兩人彼此欣賞，珠連璧合。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如何搞，無論對毛對劉還是對全黨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雖然蘇聯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模式，根據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他們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來確立自己的建設道路。顯然其任務是十分艱巨的。
既沒有經驗可談，又不可能照搬他國的經驗，在艱難的實踐與探索中，自然，毛劉之間產生不同意見、產生磨擦也就在所難免，並且是常常發生。
最早是山西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接著是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問題，然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等等，這裏不一一贅述。上述不同意見的產生，因為是在工作順利的情況下出現的，並不牽扯個人的責任，又沒有形成一定的氣候，大家都是為了中國的繁榮富強，說起來也就是意見不一致的問題，談不上什麽恩恩怨怨的，因此並沒有根本影響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友誼。1956年，中共八大時毛澤東把劉少奇等推到領導工作第一線；1959年，毛澤東又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黨和國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工作時，情況就不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但沒有實現原來的預想，相反還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國民經濟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國經濟一片蕭條，尤其令人難於承受的是餓死了很多人！這個問題怎麽看？怎麽總結？如何向全黨乃至全國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領導，尤其是毛劉二人麵對的一件大事了。
“大躍進”的首倡者是毛澤東，是他在反“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早些時候，周恩來、陳雲因為提出“反冒進”，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劉少奇雖然沒有被毛澤東點名，但也難辭其“咎”，因為他曾主持會議通過了“反冒進”的決策。“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冷靜的劉少奇，也被熱烈的氣氛所感染，頭腦跟著熱起來。1958年9月，劉少奇到江蘇常熟視察，麵對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報出畝產一萬斤的高產，信以為真地問：還能再高嗎？①關於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自稱他和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車上也積極地“吹”過，到了鄭州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推薦②，如此等等，事例很多。無疑，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也起了促進的作用。
當然，最早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是毛澤東。自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曆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征購，實行供給製，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以及急於求成等錯誤。在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上，都主張要製定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製定“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以及各行各業製定自己的條例等，還有在農村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在政治上給被反右傾錯了的同誌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評等等。
但是，當糾“左”的層麵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做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方向時，他們的分歧卻悄悄地產生了。
比如，關於犯錯誤的原因，劉少奇比較注重講“人禍”。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誌，……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誌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麽會這樣減產？為什麽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①
微妙的是，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②“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③可以看出，和劉少奇的講話相比，毛澤東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有待認識。細細揣摩兩者之間的差別，的確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係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麽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係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麵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係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麽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④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麽講的？是這麽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麽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麽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麽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麽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麽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⑤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麽，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麽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⑥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麽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穀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麵，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麵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麵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麵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期望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對“大躍進”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劉少奇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澤東看來，肯定的不充分，不那麽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大躍進”是“漆黑一團”的感覺，這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估量，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三麵紅旗”的評價等，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說。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麽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麽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①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還有敏感的“三麵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麵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麽地方？為什麽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麵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麵紅旗”為什麽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②毛澤東在“三麵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③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麵前如果講“三麵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麵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隻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麵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曆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隻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麵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①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②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麵“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③。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麵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麵紅旗”不那麽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④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麵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⑤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⑥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⑦，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⑧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⑨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⑩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①，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②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隻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回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③
盡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盡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麵麵的政策，迅速恢複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鬥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麽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④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隻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⑤可見1962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麽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麽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係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係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