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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第三周

(2011-10-07 20:10:42) 下一個

 

校長的信

對於上兩周部分家長不滿孩子和低年級混班的抗議,學校很淡定地在本周的NEWSLETTER上專門刊登了校長寫給家長們的有關分班的信。在信的開頭,校長首先感謝大家對自己工作的支持,然後他羅列了一篇博士的研究文章中提到的混班教育對孩子成長的幾點益處,對引用文章還特別注明了出處(Phi Delta Kappan Vol.80)。然後提到混班的安排也有學校管理的因素在裏麵,既要保證學生數量不超出規定,也要確保老師和學生都不要有太大的壓力。之後提到混班不僅在學校經過實踐證明是可行而且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好的保證了每一個孩子的智力,情緒和社交需求,是非常認真地進行的一項有益於教學環境的安排。其間也提到了沒有發現從混班出來的孩子成績低於不混班孩子的普遍現象,這一點對於在乎成績的家長而言是很看重的。最後校長很認真地總結,教學環境的布置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學校對於每一個孩子的需求都是看得很重的。正是為了滿足和平衡每一個個體,為了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學校才想方設法地進行了這個複雜,耗時,費盡心力的混班設計,希望家長們一如既往地支持學校。

我感覺校長還是很有誠意的,不知道有意見的家長們看不看孩子拿回家的這一期NEWSLETTER,看完之後是不是可以理解學校有心的部署和安排了。

 

寫者到學校

    說到學校發的通知,就不得不提到本周的教學活動Author Visit School。一個移民朋友的孩子給英文不好的父母的翻譯是寫者到學校。家長聽得有點別扭,就自己查字典,才明白是寫書的作者。

    Author被中國孩子翻譯成了寫者,其實也是正確的,寫書的嘛,隻不過我們的叫法不一樣。就像我們家老二把稀飯叫做飯湯一樣,排骨加水是排骨湯,飯加水自然是飯湯了。很對,也正確反映了需要描述的對象。這說明學語言隻憑有限的生活經驗一樣可以表達,隻不過不是很地道罷了。

邀請本地作家到學校來和孩子們見麵,在學校不是第一次了。這周來的是Eric Walters,主要是會會高年級的同學(//七年級)。大家在得到通知的時候,同時被要求每人交3塊錢,說是要付給作者的。

第一次看到孩子拿回家的通知單,我沒有注意到具體是哪一天。直到有一天再一次確認日期,我才忽然意識到就是當天。於是,我趕緊跑到學校去送錢。到了圖書館,那個作家已經在裏麵開始了他的Powerpoint講解。我把寫有大女兒姓名的裝錢的信封遞給了圖書管理員就離開了,所以也沒有聽到作家具體都說了些什麽。老大回來告訴我,作家主要是把自己的作品用幻燈片做了介紹,也簡單地介紹了一下自己的家庭情況。

    我上網查了一下那位作家,好家夥,人家寫了不少書呢,好像60多本。我問女兒讀過他幾本書,女兒回答:一本。我們家移民這些年也買了不少書,不過沒有這個作家的。我想學校推薦的,應該不會差,有空得看看。在作家的網頁裏,我也看到他和加拿大勵誌名人TERRY FOX家來往密切的故事。下周學校就開始一年一度的紀念抗癌明星TERRY FOX的捐款和長跑了,不知道邀請這個和TERRY FOX家關係密切的作家與紀念活動有沒有關係。

    雖然寫了不少書,這個作者倒很謙虛,沒有什麽架子,更沒有什麽自以為是的大明星姿態。我剛才提到的抗癌明星TERRY FOX中,“明星”這兩個字是我自己用的。真正有內涵的人是不會為這樣的名兒炫耀自己所謂的星光的。

 

給校內中文班打電話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有點成績的人都是這樣的虛懷若穀的。就說同樣是寫書吧,有些人就完全不一樣了。我交完錢離開學校時,看到學校信息牆上貼的一張中文學習班招生廣告,回家打了個詢問電話就讓我對這一點再一次禁不住的感慨和深有體會。

    我看到這個中文班的學習時間不錯,是每周五下午放學後2小時,而且就在校內的某個教室,可以讓孩子們下課自己直接去。學校的NEWSLETTER也有它的廣告,因為它租用學校教室。

    電話打過去,接電話的人說的是粵語普通話,我就委婉地問,教普通話的老師有沒有教學經驗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老師基本情況。結果對方說,她要寫書,要開講座,沒有很多時間回答我和中文學習無關的問題。我那天也是心情極好,很有耐心的重申,了解老師是很重要的。對方反問我,難道我要國內的中文老師,那我還帶孩子出國上學為什麽? 我懶得和她爭辯,國內的老師有很好的,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受到製度的限製,沒法很好的發揮。出國了,自由的空間大了,不見得都比這邊的老師差。我就再解釋了一次,我想了解老師和教育方法,以決定是不是合適我的孩子。

    對方要我停下來,聽她說,因為她的時間不多。她說教材是她編的,她要求所有的年輕老師一定要按照她的方法教育,她自己的孩子就成為了提前上大學的天才。而我不應該也沒有理由可以懷疑她,因為她是教育專家,她的孩子就是成功的範例。

    她埋怨我,應該自己主動多講講自己孩子的情況,而不是先詢問老師,還舉例說,如同去醫院看病,要和醫生先講清楚自己的病情,醫生才好開處方給藥。我趁她好像是歇口氣地那一霎那,趕緊“插話”說,我們在中國看病都是先了解各醫生的情況,針對合適自己的醫生掛號的。她來自香港,不知道香港是不是這樣的。就是在加拿大我們找家庭醫生前也是先詢問了朋友和向其他病人了解之後才定的。就算接觸之後自己不滿意還可以換。怎麽我交錢上這個中文班都不讓多問?我也就說了一句,又被她把話語權拿過去了。

她反對我“插話”,她說自己是心理醫生,有經驗,還給人開講座。然後聽她自言自語地嘮叨了一句,好像說上次開講座去了幾個聽的,這次不明白為什麽沒人去。我不敢保證自己聽得很清楚,也懶得替她分析了。連對家長第一次詢問都沒有耐性的人,對孩子有多少耐性呢?都把孩子當作有問題的病人治療和教育,我找你幹什麽?

所以,任憑她把自己誇得多天花亂墜,我心裏是打定主意了。不過,我不想馬上掛電話,一方麵出於禮貌,要等她把話講完,盡管她的話很多,怎麽她就不感覺浪費時間呢?另一方麵,這個中文班開在學校,而上課時間是絕對不允許家長留在教室裏的,所以家長們肯定不了解情況。盡管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跟著這個自稱專家的老師學習,但是出於我關心其他孩子的習慣,我感覺至少我得做些什麽,哪怕是一句善意的提醒。

    當“教育專家”再一次說她時間很緊張的時候,我說,你打了廣告,就是要預料到有人給你電話的。如果你現在沒空,可以把電話轉到留言,也可以和我另外約一個時間談,這樣不停的埋怨和催促詢問的家長,是很不禮貌的。當然,我的話還是沒有能夠講完,她又打斷我了。

    於是,當對方最後一次說不再和我浪費時間,她要寫書了,問我還有沒有問題的時候,我很認真嚴肅地說,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必須告訴你,你寫書,你的時間很重要,我不寫書,我的時間也很重要。時間的價值對任何人是平等的。

    下午吃飯的時候,我和家裏人說起這件事情,孩子們問我氣不氣,我說,不氣,我寧願相信她是醫生,有給人找毛病的職業習慣。隻是,不懂得平等和尊重別人的人,是不是自己更需要治療呢?

 

六年級女孩子要打預防針

    說到醫生,本周也發生了和他們有關係的事情。因為學校讓六年級的學生拿疫苗注射的表格回家給家長簽字。我一看表格,總共四種針:乙肝,水痘,丙型腦炎結合疫苗和HPV疫苗。前兩種已經知道了,後麵則是查字典的。前兩種很多從中國來的孩子打過,第三種中國好像還沒有普及。第四種是新的疫苗,而且和性有關,所以引起家長們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它主要是防範子宮頸癌的。

    有關HPV疫苗,前兩年老大就和我提過,說不想讀六年級,因為要打針,所以很可怕。如今,時間飛快地到了她恐懼的六年級,那些學姐們說的打針很痛開始經常折磨她了。她反複問我要不要打,我說我也不知道,於是我查詢了一下網絡,發現支持和反對注射HPV疫苗的聲音都有。反對方的家長說,疫苗投入使用的時間不長,擔心將來有副作用。再說,這個HPV病毒主要是通過性接觸傳染,中國家長認為隻要自己對女兒教育好,中國保守的文化傳統也會讓女兒們不會太早有性方麵體驗,這樣接觸感染病毒的機會就減少甚至杜絕了。支持方的家長則認為,在加拿大,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做的大量的實驗研究是很認真的,而且投入使用到現在已經有10年了,沒有發生什麽意外情況。再說了,如今鋪天蓋地的與性有關的話題和圖片讓孩子暴露在相關方麵的機會很大,受到誘惑和負麵影響的可能性要遠遠高於父輩。要說保守文化或者正確的性觀念教育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防範作用,但是孩子畢竟是活躍和變化的。有個家長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父母永遠是最後一個知道自己孩子已經發生了性關係的人。意思是不要對理論教育抱持絕對的自信。所以,在小學高年級適當的時候,老師會把有關避孕的知識告訴學生,還包括發避孕套。

看到這裏,我有點偏向後一種觀點了,但是還不很肯定,我想再谘詢一下專業人士。我先到家庭醫生那裏去,因為我們剛來加拿大時把基本資料都給他看過,尤其是孩子的。一說到家庭醫生我就來氣,隻是簡單問一句話的事情,都需要預約,然後再在診所等上個把鍾頭。我曾經對他提過意見,他說他很忙,我不客氣地說,你把自己的時間看得比我們的重要。明明有預約,怎麽每一次同一個時間有那麽多人在等? 等得久吧,看病時間卻很短,就幾分鍾,說幾句話而已,感覺是很不值得的。不過,因為這些年很少生病,也就懶得換家庭醫生了。這一次等了不到一小時,他告訴我必須自己回家找到老大過去在中國的疫苗注射記錄本,或者自己到防疫站問問。至於這個HPV,他也是把一些基本知識和我說了說,其他的還是由我自己決定。

幾分鍾後我就離開了家庭醫生。然後去了市防疫站。那裏沒有老大的記錄,因為我們來的時候她快三歲,該打的針已經打過了。在防疫站找到了負責孩子這個學校打針的護士,她倒是幫助我更形象的了解了HPV疫苗情況。對於我說的這麽早打,是否有必要,她用了一個比喻對我說,這個疫苗就像孩子騎車帶頭盔,沒有摔倒自然也不必在意頭盔有沒有起到作用,一旦摔了,就知道它的作用了。而且頭盔要在騎車前就帶好,到摔倒再戴上就晚了。同樣的,疫苗要在有性經驗之前就注射,否則,一旦染上病毒發病,疫苗就沒用了。聽到護士這樣的解釋,我就勾上了這個疫苗針。

    在加拿大,孩子的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父母替孩子決定的。比如,這個打預防針,必須在父母簽字同意之後,才會讓孩子接受疫苗注射。我感覺做父母壓力越來越大了。

    周五是PRO-D day。有白天經過學校的家長問我:沒有看見學校裏有老師,是不是因為罷工,老師也不培訓了?我不清楚,到底老師罷工對學校教學的影響有多大。問問孩子,說ELS班還沒有開始。老大說老師已經明確表態本學期不評定成績。這些都在老師罷工的  五不”政策裏,無辜的孩子們好像隻有坐以待斃任人宰割接受條款的份,根本沒有什麽主動權,我為他們感到不平,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做父母的責任。我們不僅要支持和引導孩子們學習,鼓勵和幫助他們在特殊的情況下依然保持快樂的心態,更要聯合起來替弱勢的孩子們呐喊和代言,爭取孩子們應有的完整的受教育權利。

 

 

                                    20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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