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然而個人性格缺陷隻是製造血案的個體原因，在夏學鑾看來，如果報複性複仇的凶殺案頻頻發生，我們就有必要看看社會本身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
刀砍、投毒、縱火、駕車撞人，轉型期的中國，報複社會犯罪案件頻頻發生。
天生殺人狂？精神障礙者？性格有缺陷？報複社會事件的集中出現，恰恰和整個社會轉型帶來的急劇變化有關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英發自北京
鄭民生決定實施他的“複仇計劃”：手刃30名“貴族小學”的學生。沒有任何先兆。
2010年3月23日早晨，小區阿姨看到鄭民生像往常一樣出門鍛煉，他踏著小步，拍著一位晨練老人的肩膀說：“走，咱們跑步去。”
20分鍾後，血案發生了。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口，鄭民生手握尖刀快速走向學生人群，提起一名小女孩，直刺她的頸部，尖叫聲四散開來，短短55秒，13名小學生倒在血泊中。
他為什麽濫殺無辜？南平政府給出的結論是：“與原單位領導有矛盾，辭職後謀職不成”及“多次戀愛失敗”導致心理扭曲故意殺人。但這種說法顯然不足以服眾，更多的人認為，這既是個人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從2001年“靳如超特大爆炸案”，到2005年“王斌餘討薪未果殺人案”，再到今年鄭民生製造的南平血案，回望這一起起惡性案件，我們發現，每一起都各有不同，卻又極其相似——看似獨立的殺人事件背後是更為深刻的社會危機。
當殺人不再是“冤有頭，債有主”式的複仇，而是麵向公共群體的武力報複時，就成為一種恐怖性質的犯罪，一些專家稱之為“報複社會犯罪”。
刀砍、投毒、縱火、駕車撞人……
梳理近年來發生的多起舉國震驚的“報複社會”案件，會發現這些案件主要有幾種表現形式。
跟南平血案相似，“最凶殘”的報複社會事件當屬攔街殺人。2009年的“湖北隨州特大殺人案”凶手熊振林，用斧頭、錘子和叉先後殘殺8人，其中6人是熊所雇用的垃圾站幫工和隔壁鄰居，2人是其收留的智障人，再加上自己的情人及其年僅2歲半的孫子。
名單上的“瘋子”還有去年11月26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殺人案”凶手溫鐵栓、去年11月16日“昆明祿勸縣特大殺人案”的凶手陳文法、2007年底“陝西省漢陰縣殺人案”凶手邱興華……
此類手段通常殘忍而低劣。斧頭、錘子、砍刀，他們操著並不複雜的凶器，指向的往往是與自身並沒有利害衝突，更談不上不共戴天的無辜者。
投毒則是“最隱蔽”的一種報複社會方式。從2002年南京人陳正平湯山投毒，到今年宣布偵破的河北呂月庭“毒餃子案”，聽聞者無不心有餘悸。
相較而言，縱火是“最不可控”的一種報複社會方式。2009年6月5日，62歲的張雲良將汽油攜帶至成都市9路公交車上，並故意引燃，導致27人死亡（包括張本人），74人受傷。同年12月12日，湖南益陽人劉愛兵則在他所在的小山村製造了一起導致12人死亡的縱火殺人案。
駕車撞人則是“最隨機”的一種報複形式。今年2月1日，天津人張義民劫持一輛大客車，橫衝直撞好幾條大街，先後釀成22起車禍，致10人死亡、11人受傷。去年6月23日，廣東惠州公交司機李國清為發泄不滿，竟然獨自駕公交在市區狂奔，造成27輛機動車受損，4人死亡。
而在此前的2005年9月11日，自感倍受歧視的農民工艾緒強劫殺出租車司機後，駕車沿北京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高速行駛，先後將9人撞倒，2人死亡，7人受傷。
甚至還有人選擇外國人作為報複對象。2008年8月9日，對生活失去信心的杭州人唐永明在北京鼓樓持刀行凶致使一名美國遊客死亡，行凶者隨後跳樓，當場死亡。
並非天生殺人狂
在每一起報複社會事件發生後，首先清晰展現的都是殘酷血腥的犯罪現場，而凶手的麵目常常在公眾麵前一團模糊。
他們為什麽“濫殺無辜”？精神障礙者？性格有缺陷？理由似乎都不夠充分。
梳理這些案件會發現，一些凶手在慘案發生前，幾乎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會轉眼間變成凶徒。
鄭民生在鄰居中口碑就很好，鄰居說他跟人打牌，贏了錢便會請牌友喝飲料，輸了錢也從不賴賬，他還常常替人免費看病，免費拿藥。據說鄭民生特別膽小，一次牌局，鄭與鄰居發生爭執，對方還未動手，隻提高了嗓音，他就嚇得坐下，手不停地抖，所以至今鄰居也想不明白，他為什麽有膽量殺人。
張義民撞人案發生後，與張家僅一牆之隔的一位大嫂連連說，“他是個挺好的、挺不錯的人……”
而邱興華殺人後並不及時逃離，在現場呆了10個小時，還留下借據，這一切都不符合常規。到底屬於“變態人格”還是“精神病人”，圍繞邱興華匪夷所思的殺人動機，精神病專家、法學界權威與主審機關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爭論之中。
但毫無疑問，他們又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閉的缺陷。
“他們的性格往往被稱為屈辱人格，一旦爆發就容易走上極端。”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夏學鑾如是概括。
轉型期的失意者
然而個人性格缺陷隻是製造血案的個體原因，在夏學鑾看來，如果報複性複仇的凶殺案頻頻發生，我們就有必要看看社會本身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
社會是什麽？對於“鄭民生們”來說，可能過於抽象。但比較具體的是，他們多是被邊緣化的“失敗者”，長期處於被人漠視的境地，渴望受人矚目，但卻總是事與願違，經濟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狹隘局促。
根據國際經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處於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時期，也是社會矛盾較為尖銳化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期，而中國正是處在這個曆史時期。
熊振林曾說：“我對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較絕望。”劉愛兵很想改變自己的家庭狀況，卻始終無能為力，在外打工，掙不到錢又受人欺負，回到家鄉，連個夥伴都沒有。鄭民生的生活也十分拮據，鄰居看到他與母親兄嫂擠在一套房子裏，冬天睡客廳夏天睡陽台，這同時也意味著婚姻艱難，鄰居推測他案發前可能吃飯都成了問題。
在複旦大學社會學者滕五曉看來，當前國內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現狀，增加了某些底層民眾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們的長期壓抑很可能因為某一個小事或者突發事件，而最終因“個人仇恨”去“報複社會”。
以鄭民生為例，他對社會有諸多不滿，卻沒有明確的仇恨目標，作為絕望的失敗者，他最終選擇了被認為隻有有錢有勢人家才能進入的小學的學生來複仇。案發後，被製伏的他仍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
你們，你們又是指誰呢？所謂報複社會，在這些凶手眼裏，並沒有落到某些具體的責任人身上，他們自己甚至都沒能弄清楚內心黑暗的根源。就如同艾緒強在被捕後談到在王府井殺人的原因時說，“因為那裏是富人聚集地”，“隻能選擇在那裏與那些富人同歸於盡”。
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
“我們有必要很好的反思社會對這些報複事件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畢竟，並不是每個失敗者或反社會人格障礙者都會變成現實中的殺人罪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於建嶸認為，當前社會，由於公權力和資本對社會無節製的控製和掠奪，造成某些社會個體生活在“恐懼”之中。
其實，以濫殺無辜方式去報複社會者的產生很難從製度層麵加以杜絕，畢竟，再壞的社會製度也頂多是逼你去反抗壓迫者，而不是讓你去濫殺無辜，但討論殺人狂產生的社會根源並加以預防對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依然有其積極的意義。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多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要抑製報複社會犯罪，解決好民生問題都是第一位的。
例如，建立廣泛的社會保障，給弱勢群體建立一個不致絕望的生存底線；打破各種掠奪體係，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對工人的掃地出門、醫療房產等領域對百姓財富的掠奪等。此外還需要加強對社會邊緣人的物質救濟和精神幫助，使他們能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下去。
此外，也應采取各種辦法，使社會各階層之間更容易流動、更有規則的流動。“隻有合理化流動的加強，才能消解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強弱之間的結構對立。”於建嶸說。
於建嶸強調，“應該讓每個公民的努力和付出都能有適當的回報，讓遵守規則者得利；讓每個公民都知道憲法是社會的底線，從而可以合理地預判自己行為的後果。這樣才能降低民眾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恐懼，避免南平血案式的惡性事件。”
(國際先驅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