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假裝
民族:滿漢半襲。信仰:三頓飯一張床。愛好:練貧。性格:大愚若智。目標:(1)減少滿足了嘴對不起胃的次數(2)把貧窮表現為不露富。
人的一生要經曆幾次升學，每次都有不同的緊張和興奮。但是最最緊張不安的要算進小學，在孩子眼裏大一歲就是長1／6倍的人生，1年級孩子看2年級孩子都有些畏懼。同樣6年級孩子就像學校的統治者一般，耀武揚威。我入學前就渴望升6年級，姐6年級時什麽都會，還整天罵我傻。我希望快點兒上6年級，快點兒變聰明，快點兒擺脫“傻”。
1972年3月，我們終於升入6年級。班主任沒有變，仍然是郭大肥。她擅長演講，開學第一天就給我們講了“6年級的意義”：同學們，你們要意識到從今天起自己已經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了，已經不是小學生了，要更加嚴格要求自己……。 身在站四小學，教室是6年3班，你非讓孩子們自報中學一年級。這不是偽造學曆嗎？
按照毛主席“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東北改成了“5·2·2”製，但實際上中學沒有接收6年級學生的教室，一切都還停留在舊學製上。
級別對中國人非常重要，因為有這個“中學級小學生”稱號，我們得以和中學生一起聽中央文件。林彪出逃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央都藏著掖著不公開，人們從報章廣播中長期看不到林副主席的跡象中推測動態，半年過去以後，即便不知道真像，也敢肯定中央出了什麽事。我們是排著隊到電機廠的工人禮堂聽的中央關於林彪事件的報告。聽報告之前老師告訴我們是秘密文件，聽完以後不能隨便對人講。還因為是秘密文件，不能讓小學老師在教室給孩子們讀，要集中到大禮堂去。
爸這種人不能聽這樣的文件。我隻記住了“林立果說毛主席是B52，林彪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這兩句話，回去講給爸。親戚給爸講的，比我講的清楚得多。
林彪事件以後，不知是中央傷了元氣，還是人們鬆懈了鬥誌，對“黑五類”的折磨少了一些，沒有批鬥會了，也沒有掃街了。但是，荒唐還在繼續。
6年級的課程表真的和以前不一樣了，算數變成了數學，新加了政治課。“政治第一”，“政治掛帥”的大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根本不懂“政治”一詞的內涵，想必政治課不過是念報紙、讀語錄一類的枯燥內容而已。
第一節政治課是批判“讀書無用論”。
大學不招生了，升初中高中不用考試了，上滿9年不管你什麽水平都能冠以“知識青年”的稱號一並送到農村去。為了去農村，教學內容也改成“為工農實踐服務”，生物常識學玉米；美術課畫豬；常用漢字學農具名稱……，誰都覺得不學也沒什麽。
政治老師是那個梳平頭的30歲出頭的男體育老師，他講得很生動：
你們當中流行著“讀書無用”的思潮，這是錯誤的。知識不光對生產實踐有用，人與人的交流也需要知識。比方說寫信，不認識字就寫不了信。不會寫信，連自己的生活情況都不能準確告訴父母。知識青年中就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他想告訴他爸爸媽媽，自己住在貧下中農家裏，貧農大娘對他很熱情，讓他睡在熱炕頭上。可是他爸媽打開信一看難過得掉下了眼淚。為什麽呢？
他像說單口相聲一樣，故意不抖開“包袱”，我們伸著脖子等下文，那麽認真聽課還是頭一回。
老師接著講了：他寫的全是錯別字，把“娘”寫成“狼”；把“炕”寫成“坑”，這信就成了“我和大狼睡在一個坑裏”了。
“哇哈哈哈、哇哈哈哈”教室裏一片笑聲。笑夠了，又用期待的眼光看著他，意思是“再來一個”。
老師的結束語是：看了這樣的信，家長能不著急嗎?!連日常生活都不能表達，將來怎麽作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聽了這樣的課，能從“讀書無用”改為“讀書有用”嗎？同學們像找到了“同類”一樣，反而安心起來了。我不行，還有比我更不行的，沒有知識照樣能成為“知識青年”。
政治課老師就講了這麽一次有意思的課，以後再也沒有說過像樣的“單口相聲”，講過什麽也沒有記憶了。
政治老師江郎才盡了，學生的群口相聲卻有長進。
6年級開了地理課。教材以毛主席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作為指導方針，從世界地理開始第一講。第一節課老師講了世界上有七大洲四大洋，要求同學們下星期上課前背下來。
第二次上課，一開始老師就問背的情況。老師你叫誰背不行，偏偏叫了欒平兒子。也許老師看不慣他那賴了吧唧的樣子，才點名叫他回答的。欒平兒子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賴了吧唧地數著手指說：七大洲是大米粥、小米粥、高粱米粥、二米粥、苞米麵粥、地瓜粥、菜粥。
說到一半的時候全班就笑開了鍋，欒平兒子還在認真地邊數邊說。存在決定意識，欒平兒子一定是每天早晚兩頓吃粥的時候想出了這個答案。
老師氣得臉變了顏色，罵欒平兒子，罵笑的同學，罵對老師說不滿話的同學，到了下課時間也不停。那是上午第4節課，不下課就不能回家吃午飯。那個時代體罰學生非同小可，地理老師就罰了。不光罰，還不斷進行小考，考得學生們都在乎起分數來了。遺憾的是地理課上了一個學期就結束了，到初中畢業都再也沒有上過地理課。
如果這麽嚴厲、這麽認真的老師老師再多一點兒，地理課再堅持長一點兒，我們那班孩子也許能出息一些，也不至於40歲出頭就下崗回家了。
孩子們最懼怕的要算教數學的白老師，不光因為他身材高大，還因為他是從中學派來的。他嚴肅中帶著和藹，是那種不用多說話也能表現出威嚴的老師。
一天上數學課前，教室裏站滿了外校來聽課的老師。白老師拿著大三角板進來，大概是看學生們在生人麵前有些緊張，白老師那天說話特別和氣：今天講新課，學習平行線。
白老師在黑板上畫了兩條線以後問：“在開始學習之前，誰能說說，平行線為什麽要畫兩條，而不是畫一條？”
雖說第一次學習平行線，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多了，誰都知道畫一條叫線，隻有兩條才能看出是不是平行線。越是這樣日常中理所當然的問題越不好回答，老師問這樣的問題不是在考學生，是在聽課老師麵前演示如何進行啟發式教學。反對文革前17年舊教育體製的重要一條就是要進行啟發式教學。白老師一定是啟發教學搞得好，才來了這麽多聽課的。
白老師耐心地看著大家，等著誰來舉手，點名叫誰回答就不算啟發教學了。同學們不知道怎樣解釋本該是解釋用的語言，怕說錯丟人，沒有人舉手，怕碰到白老師的期待的眼神，不由得低下頭。
“好好想想，不要緊張”白老師用親切的語調催促。
還是沒有人舉手。白老師開始用眼睛在全班巡視，他的眼睛滿是鼓勵地停在我臉上。因為白老師經常在教研室誇獎我，郭大肥對我的批判才沒有太過火。我得給白老師掙麵子，於是我舉起手來，然後說“為了比較畫兩條”。
“太正確了”，白老師大聲肯定說，那聲音是從腹腔發出來的。不光我，全班都鬆了口氣。
接著白老師書歸正傳：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有比較才有鑒別”，平行線是……。
白老師後來講了什麽我一點兒也沒有聽進去，一直都在想他說的那條毛主席語錄，這麽多年凡事都能遇到合適的語錄，還有用在平行線上的？毛主席還為幾何下指示？我怎麽就沒有聽說過？
林彪在軍內發出“對毛主席著作要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的指示後，全國人民積極響應，要說明什麽事情之前都先引用一條語錄，以顯示自己的水平和說服力。批判林彪陰謀家罪行的同時為什麽沒有揭發他提倡讀語錄也是其陰謀的一部分呢？如果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和絕對服從的做法也隨林彪的飛機一起墜落的話，文革的荒唐會早一點兒結束吧。
白老師從來不引用語錄，為什麽會在眾多聽課老師麵前選出那麽恰當的語錄來，百思不解。那天回家後我打開數學書翻到所學的那頁，在進入新內容的導言中，“有比較才有鑒別”黑體字赫然紙上。毛主席的指示都用黑體粗體印刷。我們沒有預習複習的習慣，一點兒作業課堂上就寫完了。要是稍微預習一下，那天就不會那麽沒有把握了。不過，要是預習了的話，也許會搶了白老師用的語錄，而失去真實了。
回想一下那時的應用題，從一年級的“三班寫大字報35張，二班寫大字報29張，一共多少張？”開始，到幾何的“紅星人民公社，根據毛主席的治水指示修築水庫，水庫長…，寬…，高…”，沒有不與時事政治相關的。
6年級還有個荒唐課---學拚音。要學習查字典了，不會拚音無法進行。我們1966年9月1日進小學以後就是喊萬歲，背誦語錄，老師被揪鬥，學生鬧革命。沒有係統的教材，也沒有人敢怠慢革命而去教文化課。上到6年級沒有查過字典，因為沒有學過筆順筆畫，筆畫查字法也用不好。記了很多漢字以後再去學拚音，感覺不到拚音的重要性，6年級學生沒有一年級小孩那種謙虛，老師沒有對一年級孩子那般耐心。我們差不多都是給拚音注漢字an(安)、ang(肮)、in(因)、 ing(英) 反著學下來的。6年級學拚音是文革初期的荒唐所致，能夠想到給學生補課，算得上亡羊補牢之舉。
以上是我和同學都經曆過的荒唐，還有一次稀有的荒唐課，給我帶來了殊榮，也帶來了麻煩。
正上課的時候，教室門開了，走進來一男一女解放軍，從沒見過這麽漂亮的解放軍。老師命令大家放下筆抬起頭坐好。兩個解放軍站在教室前麵掃視每一個學生，兩個人幾乎同時走到我跟前，要我站起來，問我年齡……。
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來挑選後備軍，那天全市小學的高年級學生都經曆了“掃視”。被軍隊歌舞團選中，可以躲避下鄉的命運，可以蹦蹦達達地在舞台上宣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是殊榮、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豆包肉包。然而在我和這幸運之間有一道穿不透的天障---出身。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家庭出身不好“隨父下鄉”的孩子。
錦州市唯一、唯二被選上的孩子在站四小學，那孩子家庭出身不好，有政治問題……的謠言傳遍了那個區。那以後不久，錦州市在火車站廣場開公判大會，周圍學校的孩子不看台上的犯人，都盯著我看，再一次體驗了“地上有縫的話想鑽進去”的感覺。跟我並排站在隊伍最後邊的趙芹耐不住周圍的眼光，幹脆離開我一步麵朝著我小聲開玩笑“你咋就到了我們班呢，我咋就跟你站在一起了呢”，有她跟我說話，多少還解了一些圍。
如果認為是爸耽誤了我，那又委屈了爸。爸的嗬護把我推進了那兩個軍人的視野。爸愛幹淨，每天晚飯後洗碗、洗衣服，一直給我穿得幹幹淨淨，要不是5年級時我堅決要求自己洗頭的話，不知他要給我洗到多大。爸有嚴重的“重男輕女”意識，爸的“重男”是“髒活、重活該男人幹”的意思。爸每天劈好柴，預備好煤塊，我隻管點著火作一頓晚飯，洗碗都算髒活，至今不讓我幹。爸幹完生產隊的活，一個人去種自留地，從不讓我幫忙。爸“輕女”是讓女兒過得輕鬆愉快，隻要看到我傻嗬嗬地蹦著玩兒著爸就高興。不是我長得多麽好，而是那時的服裝---綠軍裝、灰軍裝讓孩子們失色了。我一直穿姐剩的文革前的舊衣服。一片軍綠、軍灰中夾著一點花色，自然引人注目了。
還有一次殊榮給學校帶來了尷尬。一天課間操全校學生在操場集合的時候，幾個人拿著大紅紙寫的表揚信來了。表揚的對象竟是我。
表揚信是醫院送來的。一個星期前我去那家醫院的外科切右手無名指上長的一個小脂肪瘤。為了趕回學校上課，我老早就去掛號處排隊，那天家裏沒有零錢，爸給了我一張5元的，掛完號後發現找回來的錢不對，我又擠到小窗口對裏麵說“你找的錢不對”，裏麵也不理睬。我再三喊了以後，裏麵才不耐煩地說“怎麽不對？”我把找回來的錢全交給她看，證明她找錯了。她把5元看成10元，整整多找給了我5元。
早上最忙的一段時間過去後，掛號員跑到外科候診室兩手晃著我的肩說“謝謝你，謝謝你。你知道嗎？我找錯的錢都得我自己賠，我多少天才掙5塊錢呀”
我家是菜農，我知道5元錢有多大，至少要賣50斤土豆才能掙來。我不在乎她謝我，倒想提醒她：別人提醒你錯了的時候，態度再好點兒。
文革的時候揭發批判人的大字報是白紙黑字，表揚人用紅紙黑字，都是用大半扇門那麽大的紙。表揚信也是學校的榮譽，校長在全校朗讀之後，貼在了教學樓的進口處。
那表揚信上寫著“站四小學培養出來的、毛澤東時代的優秀紅小兵”之類的詞，我不是站四小學培養出來的，是站四小學鍛煉出來的、6年級學生中僅剩的幾個不是紅小兵的“壞”學生之一，表揚信掛了幾天就摘下來了。為提高班級榮譽不擇手段的的郭大肥竟對貼在大門上的表揚信視而不見，在班裏連提都沒有提。我那夥好朋友倒都圍著我問這問那。
就要畢業的前兩個星期，郭大肥去部隊探親走了。走之前對自己教了一年半的班級連一聲告別都沒有。我們像往常一樣坐在教室等老師的時候，進來了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女老師，湊巧也姓郭，是這位郭老師告訴我們，郭大肥去探親了，由她來接替班主任。
新郭老師40多歲，齊耳短發，耳邊別著卡子，是當時一般中年婦女的標準打扮。她像媽媽看自己孩子一樣看著我們大家，下了課也不回教研室，在教室跟我們閑聊，我們一下課就圍上去。
離校前三天她找到我說“下午到教研室來一趟”。
下午已經不上課了，叫我再來一趟，我有些不安。當我按時走進教研室時，郭老師已經等在那裏，她身邊站著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姑娘。
“來，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我女兒熊燕，她要跟你進同一所中學，今後你倆要成好朋友”。
簡單的一句話包含著信任，我看它為鼓勵和獎勵。它讓我相信自己是好孩子，我不需要誰冠以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稱號，再不相信這句歧視性安慰和虛偽的鼓勵。
中學、不管等待我的是什麽， 我、都將接著走我自己的好孩子路線！
1973年1月底，我帶著這種堅定和尋找到堅定的愉悅走出了站四小學。
1966年9月---1973年1月，漫長的六年半，煎熬的六年半，好像半生都掙紮在小學這六年半的時間裏了。
小學畢業時和要好同學的合影 (作者前排中)
林彪事件傳達時，我是四年級（名義上）！ 小學最難忘的一年！ 昨天還給我兒子講了那一年發生的事！
沒錯，我們也是那一年開始學拚音的！ 我們班主任王蓮巧老師帶我們開始學配音！
納豆不吃也罷。不過太平洋倒是比渤海和黃海藍。
在水戶住過啊，納豆的故鄉。地震後一段時間納豆限量供應。
茨城很富饒，海邊也很美。
為什麽孩子考大學，你逃跑了。你是個講故事的高手，文筆又好，講完小時候，再講其他的，肯定有意思。你是學文的嗎。
我在水戶住了幾年，築波去過好多次，是個與日本其他地方不一樣地城市。
喜歡關西，特別是京都和奈良，風景好，人說話象唱歌。
日本地方小，稍有風吹草動，動靜就挺大，當心。
哈哈哈，跟孩子發生東西方碰撞了。最近有新說:不讓孩子有自己的房間有利於培養孩子與人的交往能力。
我按中國老式方法要求女兒，結果她趁考大學之際遠遠逃離。逃到你住過的茨城縣了。你在つくば市住的嗎?(我離京都較近)
核電站的輻射問題越來越大，農作物受影響的範圍很大。
我那張照片是東京淺草寺。
破門而入是中國人的習慣，我現在進兒子房間，經常不敲門，使他不快。
地震後日本可好。本來現在應該在京都開會，然後回國，因地震作罷。
你的照片是在日光的神社嗎。
那時沒有課外讀物，也沒有娛樂，有一點刺激的事情就記得特別清楚。現在跟那些同學聚會，說的還是那時的調皮事、荒唐事。
總覺得前進歌舞團上課時破門而入的作法很霸道。
熊燕有特長，很讓人羨慕。
是金子，總有發光的時候，在那個年代你的光芒被遮擋住了。。。
你朋友地向日葵，畫得好，我喜歡。
你是六個女孩兒裏，最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