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之傷亡及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殘害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之傷亡及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殘害

從1937年起至1945年，在日本全麵武裝侵華期的八年間，日本國家軍隊的官兵，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超乎人類理性想象的、極端殘酷的反人道暴行，給中華民族的肌體留下了創痛至深的傷殘，在中華民族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世難忘的恥辱記憶。日軍官兵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暴行，若欲加以具體討論，則其名目之繁多，花樣之百出，暴虐之無比，手段之血腥，簡直不勝枚舉，絕非人類語言所可準確描述；若概而言之，則可分為數種類型，即對無辜民眾的大屠殺、大轟炸、大焚掠，違反國際法從事細菌武器研究、以中國人為實驗對象的活體解剖及對中國人民進行大規模的毒氣戰、細菌戰，對中國勞工的擄掠及殘酷迫害，對中國婦女同胞的大肆的屠戮與非人的淩辱，等等。而這多種類型的暴行在實施過程中卻絕不是某一種單獨進行的，往往是多類型暴行同時實施或交替進行，而中國無辜的民眾也同時遭受侵華日軍的多類型暴行的殘酷摧殘。  

從1990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加強了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十餘年間，取得了十分豐富的學術成果。與此同時，學術界對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實施的反人道暴行的研究，也隨著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深入進行而漸次展開，同樣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內容涉及上述之日軍暴行的各個方麵，具有相當的廣度。而從研究的深度而言，學術界在對日軍之各類型暴行的研究，卻又顯得有些不平衡：有些類型的日軍暴行研究專題，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編輯出版有專門的資料集、專著和數量可觀的研究論文，甚至有相對穩定的研究者群體，如對日軍在華細菌戰、毒氣戰之研究，以及對強製勞工的研究等；而對另外一些類型的日軍暴行的研究專題，研究者往往是局限於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區的深入研究，而缺乏對整個這一類型專題的全麵研究與資料建設，如對日軍對中國無辜平民之大屠殺的研究，雖然這些年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取得了十分豐富的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較高專業素質的研究者群體，並且在現實的對日本右翼鬥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就整個抗戰期是日軍對中國無辜民眾的大規模的殘酷屠殺這一類型的暴行專題研究而言，卻又顯得非常薄弱。就筆者所曾見到的研究成果來說，目前除出版有幾部分地區或按事件介紹、記述日軍在華暴行的書籍外，基於全局的對日軍大屠殺進行專門的、係統的研究著作，迄未見到。再如，抗戰期間，侵華日軍憑借其空中優勢，對我戰區和大後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所謂的“航空作戰”，對中國廣大鄉村城鎮的和平居民進行“無差別級轟炸”，造成了中國人民巨大的生命及財產損失。但迄於目前，除了對重慶大轟炸有所研究外，學術界對這一暴行類型的專題研究，同樣處於相對薄弱的地步；還有一些暴行類型的專題，甚至還沒有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比如有關侵華日軍在中國境內大焚掠的研究、對侵華日軍殘害中國兒童的研究等，從已出版發表的專著或論文中看，被關注度是很低的，專門的研究則更不多見了。  

對殘害中國婦女這一類型的日軍暴行的專題研究，同樣也不能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況。從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戰爭期間在日本軍隊中廣泛實行的“慰安婦”製度同時進入了中國、日本、韓國、朝鮮以及台灣乃至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的研究視野內。此後迄今的十多年間，學術界關於日軍這一醜惡製度的形成、實施、日軍性奴隸人數、對受害婦女的身心傷害研究及對這種罪惡製的“審判”，進行得有聲有色，在研究專著、論文、資料等方麵，取得折的成果都很豐富。但是，日軍實施慰安婦或稱性奴隸製度，隻是其對婦女進行殘酷迫害之暴行的一個方麵，而遠不是其對亞洲各國婦女進行傷害的全部。同樣，日軍在中國境內強征強擄中國婦女充當其性奴隸，也隻是其對中國婦女同胞殘酷迫害之暴行的一個方麵，而遠不是其對中國婦女殘害之全部內容。但是，這些年來學術界對日軍之對婦女迫害之暴行的研究，顯然是被日軍的慰安婦製度或稱性奴隸製度局限了目光，而對日軍在中國境內對我婦女同胞的瘋狂屠殺、隨時隨地隨意的奸淫、變態而無人性的侮辱等暴行，缺乏足夠的關注，未免有些令人遺憾。  

本文擬從研究作為全麵武裝侵華期間日本國家軍隊在中國廣泛實行的各類型暴行之一種，即侵華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非人道的殘酷迫害的角度，考察一下當年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大肆屠殺、大規模奸汙及變態侮辱的罪惡事實，藉以說明近代日本扭曲的、病態的民族心靈和近乎惡魔般殘忍的民族性格，從而進一步揭露日本國家在其侵華期間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極端暴行，自警警人。  

一、日軍對中國婦女的大肆殺戮  


婦女是人類的母親，歌德在其不朽的名篇《浮士德》的末章曾高唱：“偉大的女性，引導我們上進。”在早期的人類共同體中，婦女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人類曆史的起點階段，社會的第一次重要分工是男女分工，而這其實是一種自然的分工。婦女在當時低級的生產方式中，起到過組織生產、團結群體、維護部族生存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確立了她們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發達，男人在生理和體力上的優勢漸漸在物質生產勞動中突現出來，並逐漸為自己贏取了在社會群體中的主導地位，婦女也由此開始慢慢喪失了自己前此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長達五六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長時間地處在男人的附庸的地位。進入19世紀，隨著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婦女在社會物質生產活動中的作用重新逐漸上升，從而也重新開始改變自己作為男人附庸的地位。這種社會實在的改變，促使人們對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加以重新思考與定位，相關的理念與規約也開始被確定或製定出來。這種理念與規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強調男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平等，一是強調在任何狀態下的對婦女和兒童權益的保障。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性的日益提高，尊重婦女、男女平等的呼聲更是日趨高漲。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現代社會中，占人類成員構成之半數的婦女在一個國家或社會中待遇和地位的高下，標誌著這個國家或社會文明進化的程度。  

日本自19世紀下半頁明治維新開始，通過短短幾十年對西方先進科技的學習，對西方近代政治製度的引進效仿，逐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成為當時亞洲第一強國。並且在此過程中，日本人也漸漸走出了當年美國柏利艦隊強逼其洞開國門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開始標榜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文明的族類，日本文化是亞洲文明的典範。但也恰在此時，伴隨著日本民族尊嚴的重新確立和日本國家實力的提高，日本人開始由自尊走向自負，由自強走向貪婪，向其鄰國尤其是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裝侵略戰爭，在其自詡為文明的旗幟下麵，幹盡了一切毀滅人類文明的罪惡勾當。對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婦女的殘酷殺戮與非人的蹂躪，正是其反人道之罪惡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些罪惡勾當同時也徹底地暴露出近代日本國家貪婪凶殘的本性，暴露出日本近代被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深刻毒害和扭曲了的畸形的民族心靈，也決定了日本國家所發動的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戰爭最終敗亡的結局，造成了戰後日本國家和日本民族之難以獲得周邊國家及其人民的諒解和信任、難以順利返回國際社會的深刻的曆史根源。  

在全麵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國家軍隊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即開始對中國人民實施了極大規模的、持續不斷的、極端殘忍的血腥暴行，對中國婦女實施了令人發指的殘酷迫害，在人類文明史上塗下了重重的一團汙跡。  

侵華期間，日軍殘殺致死多少中國婦女，截至目前，相關機構或學術界內既無精確統計，亦無某種估算。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8年之間，日軍鐵蹄所至，屠刀所向，無數的中國百姓成為冤魂。在中國的遼闊大地上，北起黑龍江，南至海南島，東起海濱，西到重慶，日軍戰刀所指，炮口所向，飛機所至，在中國境內製造了數以萬計起的殺害中國和平居民的血案。在每一起血案中，慘遭日軍殘殺的中國居民，少則三五十人，多則成千上萬人。而在這每一起血案中，幾乎都有中國婦女遭到殘殺。  

侵華日軍當年在中國對我無辜民眾所犯下的極端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極其廣泛，遍布除西康、新疆、西藏等少數省區之外的當時中國的所有省份，其暴行覆蓋區域約占中國三分之二的國土；在時間延續上也極其久長，幾乎含蓋從日本全麵武裝侵華戰爭開始到其敗亡的整整8年。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日本國家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8年，正是日本國家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極端殘酷地虐殺中國無辜人民的8年[1]。8年之中被日軍殺害的中國居民達數千萬人，而在這數千萬遇難的中國居民中，理所當然地有無數的中國婦女。按照中國權威人士的說法，日本國家發動的全麵武裝侵華戰爭，8年間造成了中國3500萬人的傷亡[2]。那麽在這3500萬人中，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慘遭日軍殘害和屠殺的中國婦女。  

關於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到目前為止，並無一個相對精確的數字。究其原因，簡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麵：其一是由於日軍之暴行實施所持續的時間亦十分長久，覆蓋區域非常廣泛，而且日軍對中國人民實施暴行又無所拘束，十分隨意，則其造成的對無辜民眾的傷害無比巨大，根本無法做出準確而無一遺漏的統計；其二是戰時的普通民眾與一般的社會團體，幸免於難者皆忙於遷徙避難，而國共兩方麵的各級政府機關更因忙於應付對日抗戰軍事，投入抗戰損失調查的人力財力有限，同時戰區內彈片橫飛，淪陷區又以勢力不及，所以事實上也不具備全麵調查統計的客觀條件；其三是抗戰勝利後的追查補報同樣在準確性上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戰爭持續八年，時過境遷，人是物非，欲求追查補報之全麵無誤無遺，從常理上幾無可能。而國共兩方政權分據不同地區，關於抗戰損失調查步調、方法、表報未盡一致，更不可能互相協調，且戰後未久國內政局、國際形勢突變，故抗戰損失調查之工作並未能夠徹底進行。  

由於上述等多方麵的原因，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數字，注定會成為一個幾乎永遠都再無法精確解開的謎，人們隻能企圖通過新的資料的發掘或新的估算方法的運用，在所能掌握的資料和統計數據的基礎上，獲取關於這一問題更進一步接近謎底的認識。戰爭期間犧牲於侵華日軍殘害之下的中國婦女的人數，同樣也無法由精確的統計得出，依然隻能靠某種方法的估算，探討婦女傷亡人數之與男性傷亡人數的比例及其占整個人口損失的比重，考察抗戰時期中國人口損失中的性別比例，從而於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總數中予以分割出來，以期獲得對戰時中國婦女傷亡情形及日軍官兵殘害中國婦女之程度的總體性的認識。  

其實，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緊張進行的1939年7月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抗戰損失查報須知》暨附表式29份，通令省、市、縣各級政府對所轄區域的人口傷亡、直接間接財產損失進行查報[3]，匯呈行政院。在《查報須知》所附的29份表式中，其表式1和表式2分別是《人口傷亡調查表》和《人口傷亡匯報表》，前者要求對受傷亡者的姓名、性別、職業、年齡、最高學曆、傷或亡、費用等項逐項填報，後者則要求按男、女、童、不明項別，分重傷、輕傷、死亡三種傷亡情形，對各縣市人口之傷亡進行匯報，並填明事件、日期和地點。[4]此後，《查報須知》及所附表式都經過修正，層轉匯報手續程序也有所變化，[5]甚至1944年8月11日由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頒行的《抗戰損失查報須知》暨附表中，取消了《人口傷亡匯報表》[6]。但實際上，各省戰時關於人口傷亡的調查、統計、匯報，一直是基本上按照這兩種表式填造匯呈的，所以從目前能夠見到的部分省、市、縣的人口傷亡匯報表及國民政府主計處根據各省市縣之匯報表所編製的《人口傷亡總表》中，對於當時調查所及的範圍內的人口傷亡的男女比例、成人兒童分布以及各組輕傷、重傷、死亡的分布情形，還是有所反映的。在這裏，我們擇取部份較為嚴格地遵照國民政府行政院頒行表式要求填造的人口傷亡總表及省縣人口傷亡匯報表，來考察戰時中國婦女之受傷害在全部中國抗戰人口損失中的情形、比例。  
事實上，日軍在對中國婦女進行殘殺時，隨心所欲，其殺人方法層出不窮，在不同的地點，於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被害對象，隨著日軍官兵的個人喜好，隨時都會“發明”出不同的殺人方法。可以說，在全麵侵華的8年間，每一個日軍官兵，都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殺人方法的“創造者”，他們在中國民眾身上施行的種種殺人手法，可謂集人類曆史上酷刑虐殺之“大成”。中國婦女喪生於日軍這種種殺人手法下的人數，因其隨時隨地地發生著，欲估量其確切的數字，至非易事。不過，我們可以認定的是，在8年的全麵侵華期間，日軍官兵以無數種殘酷手段殘殺致死的中國無辜婦女的人數，應在數百萬之眾，合傷而未死者，其數字肯定是十分驚人的。  

二、日本軍人對中國婦女的大規模奸汙  


在全麵侵華的八年間，伴隨著對中國民眾極端殘酷的殺戮，日本軍人對中國婦女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奸汙。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官兵無恥的強奸、輪奸，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為卑汙的一頁。  

與德國法西斯軍隊相比較而言，日本軍隊更顯無恥下流。德國法西斯基於其日爾曼民族優越的理念，為了維護其種族血統的“純潔”，一般不屑與他們認為是下等民族的被其侵略的其他國家的婦女發生關係。他們以占領其他國家的領土，掠奪其他民族的財富，消滅其他民族成員的肉體和生命，從而為日爾曼這一世界上的“優等民族”爭奪生存和發展“空間”為最高目的，因而不論是對猶太民族的婦女們，還是被其侵占的其他歐洲國家的婦女們，未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強奸事件。軍國主義的日本雖然與法西斯德國一樣，自近代以來自詡為“文明”國家，視其民族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優秀民族，視其文化和曆史為“超越萬國”的高等文明，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國家的國民、日本民族的成員，一當其成為天皇的士兵，手握戰刀踏上海外侵略之路時，即全部喪失人性，背棄人類倫常，表現得較禽獸而下一流。  

允許縱容日軍官兵肆意強奸受害國的婦女，在戰爭期間，被日本國家的戰爭指導者們作為對其“忠勇的戰士”們的一種肉欲的犒賞，確立為鼓舞軍隊士氣、提高戰鬥力的一項基本政策，在侵華日本國家軍隊中長時間地、普遍地執行著。日本國家軍隊的官兵們，上至師團長下至一般士兵，皆以強奸、殺戮、淩辱中國婦女為樂事。當“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日軍向南京推進的途中，日本軍中曾經流行過這麽一句話：“吃中國的雞，奸中國的妻，殺中國的狗東西”。戰時日本隨國記者通過自己的親身見聞，當時即明白地承認：在向南京進攻的途中，“柳川兵團之進擊之所以迅速，甚至可以這樣說，那是由於在官兵中間有一種‘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和強奸的默契’。”當時的日本上海派遣軍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針對日軍華中方麵軍總司令官鬆井石根關於軍隊風紀的警告，“若無其事地說什麽強奸在戰爭中是不得已的。”[13]  

在日本軍中廣泛實行的“慰安婦”製度，可能是近現代軍事史上最具“日本特色”的日本軍方製度和日本國家政策。全麵侵華八年間，日本軍方在日本國家最高當局的縱容許可下，有計劃地策劃並有組織實施了軍中慰安婦製度，在上海、南京、天津、山東、安徽、江西、山西、河南、海南，在每一塊日軍的占領區內，都設置了規模大小不同，名目不一的慰安所。日本軍方通過各種無恥的手段，誘拐、強征、抓捕中國無數的婦女在慰安所裏充當日本官兵的性奴隸，發泄獸欲的對象。對於日軍慰安婦製度的產生、形成及其在日本軍中的普遍實施以及日軍征集中國婦女充當其慰安婦的種種手法，近年來國內的學者進行了不少探討，取得了一些有突破性的成果。通過研究，我們也掌握了實在的證據表明，日軍慰安婦製度的普遍實施，並不是當年某一部分日本士兵或某個部隊長官少數人為發泄其性欲而犯下的個體性犯罪，而是出於日本最高侵華當局和日本在華最高軍事當局的蓄謀和安排，是日本軍方和日本國家有組織、有意識的犯罪行為。明白地說，慰安婦製度正是日本侵華當局有意確立下來的組織數百萬侵華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進行大規模的強奸犯罪的製度，是人類曆史上最醜惡的軍中製度和國家政策。  

由於在日本軍隊中，日軍官兵性欲的發泄被日本侵略當局視作是“不得已的”正常現象，並從製度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勵，所以，軍中慰安製度不僅沒有起到規範日軍官兵性行為、提高日本軍戰鬥力的目的，反而更加刺激了日軍官們兵的無窮獸欲。於是，自日本軍隊一踏上中國土地，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性暴力事件就層出不窮，為日本軍方所無法控製，強奸成了日本軍隊所“特許”的事情，任由日軍官兵在慰安所之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婦女施暴。抗戰八年間，在日軍所到的每一處中國的城市、每一處村落，都發生著大規模的日軍對中國婦女的強奸犯罪。  

在這裏，我們列舉無數日軍強奸中國婦女案例中的極少一部分，以說明侵華日軍八年間在中國的土地上，在日本軍方有組織有係統地設置的慰安所之外對中國婦女所犯下的嚴重強奸罪行：  

據統計，在上海，1937年11月6日，日軍在金山縣亭林鎮四鄉大肆淫殺，殺害百姓152人，強奸婦女195人[14]；從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日軍僅在青浦縣境就奸汙婦女1540人[15]；  

在江蘇，1937年11月13日，一天時間內，日軍僅在常熟吳市一帶，就奸汙婦女374人[16]；11月23日，日軍在無錫東亭強奸婦女504人[17]；12月1日，日軍攻陷江陰，八年之間，日軍殺害江陰平民2萬多人，強奸婦女無以數計[18]；1937年12月9日，日軍侵入鎮江市區後，凡山洞、地下室，一律以機槍掃射，避難婦女，均慘死其中，“日寇狂肆獸欲，見婦女不問老幼，不問病人與產婦，均無幸免，被輪奸致死者極多。僅紅十字一個機構收屍共3000具，男屍多在途中，婦屍多於床榻。之後，日軍在舊武廟醫院內設立關東武妓院，供軍官泄欲之需，士兵仍在四鄉淫掠[19]。”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超過30萬的中國軍民慘遭殺害。同時，日軍在南京犯下了史無前例地對中國婦女的大規模強奸罪行，在不到5個星期的時間內，大約有2萬多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奸[20]。關於日軍官兵在南京強奸中國婦女的醜行，《拉貝日記》中所附附件中記載頗多。當時日本第一一四師團一等兵田所耕三更是供稱：“女人是最大的受害  ，不管是老的還是年輕的，全都遭殃。從下關把女人裝上煤車，關到村莊，然後分給士兵。一個女人供15至20個人玩弄。在倉庫周圍選個有陽光的好地方，用樹葉之類鋪好。士兵們拿著有中隊長印章的紙，脫下兜襠布，等著輪到自己。”“沒有不強奸的士兵，大部分強奸完了就殺掉。往往是強奸完後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從後麵向女的開槍。因為不殺的話會給自己惹麻煩……盡管不想殺，但還是殺了……雖然在南京幾乎沒有憲兵[21]。”12月16日，日軍侵占儀征縣城，僅據不完全統計，在日軍侵占儀征之初，城鄉居民就有400多人被殺害，200多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22]。1938年2月19日，日軍再次侵入江蘇溧陽縣，四出擄掠，恣意蹂躪婦女。日軍將其抓捕到的女就地輪奸後，又帶至駐防地，強迫脫光衣服，裸體禁閉於一處空房內，到夜間任由日兵入內奸宿。在一旬之內，僅此一處空房內，就禁閉了被擄的中國婦女50多人，不久這些婦女全遭日軍官兵奸殺或溺斃而死[23]。  

1939年，日軍在江蘇盱眙，擄掠1000多中國婦女，以鐵絲洞穿手掌，魚貫押送到蚌芬軍，夜間供日軍官兵淫樂，違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累累[24]；1940年5月，日軍在龍華鎮掃蕩，從天主堂內抓去20多個婦女，關在一個屋子裏，晚間由日軍官任意輪奸，其中有一個13歲的女孩，被幾個日軍輪奸後，又刺上兩刀，拋到半山草叢中死去[25]；自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軍在江蘇啟東縣東南地區一帶強奸婦女871人[26]；8年間，日軍在江蘇武進縣強奸婦女2570餘人[27]；在鹽城縣境內強奸婦女500多人[28]，在建福縣境內強奸婦女986人[29]。  

在浙江省，1937年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咀登陸，當天即在白沙灣全公亭沿海一帶強奸婦女200多人[30]；1939年6月23日，日軍侵入舟山，侵占定海六年，殺害居民900多人，奸汙婦女無數。僅在城內光裕裏即設慰安所多處，擄掠中國婦女100多人在裏邊供日軍淫樂[31]。1942年5月17日，日軍侵擾建德縣長樂鎮，一天時間內強奸婦女100多人，其中一青年婦女還被割去乳房[32]；5月29日，日軍竄擾浙江省鄞縣大皎村，槍殺村民11人，強奸婦女40多人[33]。在湯溪縣境，8年間日軍強奸婦女1805人[34]；在龍遊縣境，遭日軍強奸婦女1820人[35]；在金華縣，僅1942年下半年時間，就有1370多名婦女遭日軍強奸[36]；1942年7月7日，  阪垣師團侵入青田縣境，此後40多天內，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334人[37]；  

在江西，1939年3月9日，靖安淪陷，至8月1日，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100多人[38]；1942年5月，日軍侵占鷹潭後，中國婦女深受荼毒，許多中國女被日軍蹂躪後又慘遭殺害。5月12日，日軍在東溪村抓到7名婦女，赤身裸體地綁在樹上，然後進行輪奸。6月1日，一隊日軍在流源彭家、餘項、虎嶺奸汙婦女24人。在鷹潭路上，日軍當眾強奸兩名青年姑娘後，又當作活靶子開槍打死。5月至6月，日軍三次竄擾江上艾家等地，奸淫婦女34人，奸後還用竹杆插入下部殺害[39]。1942年5月，盤踞南昌的日軍侵入餘江縣，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強奸該縣婦女4000多人[40]；同年6月8日，日軍攻陷崇仁，在其侵占崇仁期間，殺害中國百姓320多人，強奸婦女數百人，僅奸後被殺的中國女學生即有30多人[41]；1944年6月、7月，日軍兩次侵犯萍鄉，造成當地人口死亡達29017人，婦女被日軍強奸者達6389人[42]。從1939年至1945年，日軍在江西高安縣強奸婦女15300餘人[43]；抗戰期間日軍三次進犯清江，奸汙婦女1083人[44]；  

在河南，1937年11月，日軍侵占安陽，屠殺城內無辜居民2000多人。被日軍搜出的婦女，從10多歲到70多歲，均遭奸汙，稍有反抗，立即砍死。臨走時，日軍還擄走兩汽車婦女，以充作軍妓[45]；8年間，日軍在鞏縣奸汙婦女480多人[46]；1938年2月8日，日軍侵占濮陽縣城，晚上，日軍三五成群地在城內各地追逐尋找婦女，進行強奸。婦女嬰兒的慘叫聲徹夜不息，有的幼女被奸後不能行走，有的被奸後昏迷不醒[47]；同年2月24日，日軍侵占淇縣縣城，在城內大肆淫暴，很多未及躲避的青年婦女遭到強奸。城北下關有位青年婦女，被堵在屋內，在刺刀的逼迫下，遭9名日軍士兵的強奸，該婦含恨自殺[48]；淪陷期間，河南溫縣共有3663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49]；1944年日軍攻占許昌縣，至抗戰結束，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8868人[50]；8年間，日軍在通許縣奸婦女1288人[51]；  

在廣大的晉冀魯豫邊區，日軍所犯暴行，更是亙古未有。僅以其強奸中國婦女一項，即駭人聽聞。8年間，日軍在邊區奸淫婦女達36.3萬人，僅太行區即有10萬餘人，太嶽區4.29萬人，被日軍強奸後患性病的中國婦女，在全邊區共計有12.2萬人[52]；  

在湖南，1942年10月19日，駐嶽陽日軍製造了洪山慘案，7天之內，殘殺洪山、昆山等十多個村莊村民1800多人，奸汙婦女600多人[53]；1943年5月9日，日軍在漢壽縣廠窖地區進行4天大規模的屠殺和奸淫，共殺害中國軍民32000多人，強奸婦女2000多人[54]；據不完全統計，在常德爭奪戰期間，日軍殘殺常德市民3300人，奸淫婦女5000多人。在常德四周各縣境，日軍強奸婦女35180餘人，其中有4200多人被強奸致死[55]；1944年6月21日，湘鄉淪陷，在1年2個月時間內，日軍在該縣境強奸婦女1655人[56]；  

在海南，1939年2月14日，日軍在三亞登陸，攻占崖縣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軍在該縣強奸婦女774人，並在崖縣十多處日軍據點設立慰安所，從海南各地農村抓來320多名婦女充當慰安婦，以供日軍官兵宣淫[57]，其中有的人現在還健在；1942年7月，日軍侵占屯昌縣烏坡墟，3年之間，日軍在這裏強奸婦女433人；1939年7月，日軍侵占牙縣，六年間，日軍在該縣強奸婦女7560多人；在臨高縣，被日軍強奸的中國婦女數以千計，並在新勇、臨誌、加來設3個慰安所，先後強迫當地婦女數百人充當軍妓[58]。  

以上所列，僅是日軍強奸中國婦女事件中極小的一部分，至於日軍在其所到的每一塊中國土地上，在每一個村舍，每一個城鎮，對中國婦女所實施的無休止的強奸暴行，無可勝計。與學者們所估計的在抗戰期間在二三十萬的中國婦女被強征為日軍的慰安婦，在慰安所中遭到日軍官兵的肆意蹂躪相比，這些在日軍慰安所之外遭到日軍任意強奸的中國婦女的人數，要超出數倍，或許是十數倍。可以說，伴隨著日軍在中國的每一次軍事行動，伴隨著日軍對中國鄉村城鎮的每一次“掃蕩”，伴隨著日軍在中國所製造的每一次血腥慘案，都同時發生著日軍大規模的對中國婦女的強奸犯罪；也可以說，在日本全麵侵華的8年時間內，幾乎每一天都發生著成百上千起的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奸暴行。8年時間內，在日軍所到的每一塊中國土地上，都留有日本國家軍隊極端的反人道暴行的記錄。  

三、日本軍人對中國婦女的無恥侮辱  


日軍在殘殺和強奸同時，也極盡種種無恥手段，侮辱中國婦女，更表現出恰如獸類的行徑，深刻地暴露出日本軍隊乃至近代整個日本民族病態的虐待狂性格和喪失最基本人類理性的畸形心理。以下是日軍官兵在殘殺和奸汙之餘，對中國婦女進行侮辱的幾個案例：  

1937年9月23日，日軍侵占山西省靈縣城，在集體屠殺城內居民600多人後，又把城內婦女集中起來，強行剝光衣服，抽打著讓婦女們裸體所扭擺跳舞，然後集體強奸，輪奸，稍有反抗者，當場即予殺死[59]——這是日軍個體官兵心理變態的典型反映，強奸已是罪無可恕，輪奸更足令人發指，日軍官兵不僅不以為恥，反更變本加厲，以種種無恥手法集體侮辱中國婦女，將人類一切理性喪失淨盡！  

1942年7月31日，日軍攻占了浙江鬆陽縣城。8月2日，日軍把城內五六十名太婆，趕到南門的大溪畔，用刺刀將她們逼下河裏。日軍官兵卻三五成群地在大壩上看這些老婦們在河水中掙紮，以為樂事[60]——尊敬老人就是人類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中國儒家曆來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傳統的日本社會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道德規範在日本也可謂深入到各個層麵。但一當日本社會的個體成員來到中國時，他們即徹底拋棄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幹出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滅絕人類道德文明的罪惡勾當。  

1937年12月17日，日軍侵占安徽來安縣，任意屠殺居民，奸汙婦女。城內婦女自十三四歲至60多歲的老婦，隻要被日軍發現，就難逃厄運。日軍在對中國婦女奸汙之後，每每用刺刀割去雙乳，或是對著女人裸體肆意鞭打[61]；1939年4月27日，日軍掃蕩青陽縣城東鄉老屋村，肆意殘殺侮辱村民。村民侯義發的弟媳是剛過門的新媳婦，被日軍抓住，先將其衣服扒得精光，用腳踢，用槍托搗，用刺刀戮，強逼她在眾人麵前行走，以為日軍取樂開心。她羞愧難當，隻得蜷著身子伏在地上，兩個日本兵上前把她架起來拖到日本兵叢中，日兵如同蒼蠅見了血，蜂擁而上，推來推去，摸摸抱抱，進行百般戲弄和汙辱，同時發出嚎叫。待戲弄夠了，日軍殘忍地用刺刀從她的下部刺入，將其殘殺在場基上。村中一江姓婦女被七八個日兵抓住身上衣衫也被脫得一絲不掛，日兵對她先是調笑戲弄，然後進行輪奸，之後，又用一根竹簽插入她的下部。江受此大辱，痛不欲生，投塘自盡[62]。1945年5月15日，日軍血洗了穎上縣五裏井孜村。日軍用刺刀逼著幾十個青少年婦女，路上將她衣衫用刺刀上下劃成布條條，身上滴著鮮血。日軍將這些女人驅趕到一家屋裏，即群起對之進行輪奸[63]。  

1940年4月22日，日軍侵占福建省省會福州市後，規定每周三、五為行樂日，日軍官兵散遊街市，強奸婦女，雖稚齡幼女、花甲老嫗亦不能幸免。此外，日軍還於夜間闖入民宅，見女即奸，常於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強令家人在前觀看，形同禽獸。遇有農婦進城賣菜，日軍便強令其脫光衣物，當街猥褻，加以百般淩辱，有的甚至白日之下，當街強奸，泄其獸欲[64]。  

1938年11月11日，日軍侵占湖南嶽陽，先是逼令地方維持會設立招待所，強拉當地婦女逼充臨時軍妓，以供日軍官兵泄欲。更多的日軍則是成群結隊地闖進民宅，強奸婦女，雖七旬老嫗十齡幼女，皆不免於蹂躪。日軍甚至顛倒倫常，強令父奸其女，子奸其母，日軍則在一旁鼓掌獰笑[65]——倫常法則是人類從動物界脫離出來後經曆數萬年的經驗而確立下來的“鐵限”，為人類最基本的規範之一，同時亦為人獸之鴻溝。背棄倫常法則，即歸禽獸行徑。日本官隊官兵在中國婦女身上所施行的暴行，則偏偏就完全背棄了這一法則。日本國家軍隊被人譴責為“獸類的集團”，可謂恰如其分，不帶有半點的虛擬和牽強。  

1942年6月，日軍在江西上饒姚坪鄉抓到60多名婦女，押至西山廟關押，在對她們進行強奸之後，又令她們赤身裸體要廟前的百級台階上爬上爬下，日軍在旁觀看取樂[66]。7月上旬某日，一隊日軍在上饒朝陽扁擔山，對兩名青年婦女輪奸後，又用刺刀逼迫她們赤身裸體在庭院中伏地作馬，駝著日軍爬行取樂，動作稍稍緩慢，即施以毒打；另一隊日軍竄擾黃村，將未及逃脫的三四十名婦女抓捕，押到一所房子內，將她們衣服強行剝光，然後用鍋底黑煙灰塗抹每個婦女的麵部及全身，然後再用油脂塗抹，以為取樂。之後，又將所有婦女趕下水塘捉鴨取樂。最後，日軍對她們實施了集體強奸[67]；  

1938年5月，日軍在侵占河南永城縣後，在城內肆意奸淫婦女，不分老幼，一經發現，無一幸免。日軍在強奸婦女時，還無恥地拍照留影，以為“紀念”[68]；1944年4月21日，日軍竄擾新鄭縣人和寨，先將30多個村民殺死後，將一女學生帶進寨內，綁在樹上，令村民圍觀。然後又用刺刀挑光了這名女學生的衣服，放出狼狗撕咬，女學生被折磨得昏死過去。日軍接著命一麵杖，從下部捅入，女學生當場慘死。隨後日軍又抓來多名婦女進行強奸[69]；5月10日，日軍攻占河南寶豐縣觀音堂，將村內老少1000多人趕到南門外，從中挑出十幾名婦女，在村民麵前戲弄，然後當眾強奸，並逼幾個年青村民，依樣當眾強奸自己的姐妹，不從即用刺刀猛戳，一天之間，先後殺害村民80多人[70]——罪惡本來見不得陽光，一切醜行也隻敢在黑暗的角落裏發生。但是，日本軍隊卻十分樂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其最無恥的罪惡，似乎他們有意要向世人暴露自己是沒有罪惡感的族類，沒有人類自尊和羞恥心的族類；  

1940年4月6日，日軍偷襲海南省儋縣新隆村，抓捕村民79人，強迫男女各站一排，脫光衣服，相對站立對視，然後命男女互相摸弄對方，不動手者立遭毒打。其中的村民尹小紅、黎紅女、尹義成等10多名男女反抗，當即遭日軍慘殺。日軍戲弄夠了，又將蘇姣英、蘇尾英兩姐妹拉去，讓20多名日兵輪奸[71]——在一個時期內，一個民族這麽多的成員表現出了淋漓盡致的病態，表現出了對人類理性的最徹底的蔑視與背叛，表現出了對一切人類道德的最全麵的背棄，那麽，在這一時期內，這個民族內在的心理肯定是病態的，違背人類理性的。  

在上文中，我們考察了侵華期間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空前模的大屠殺及其所采取的種種極端殘忍殘殺手法、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駭人聽聞的大奸汙，以及其在奸殺之餘對中國婦女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我們還試圖通過部分區域相同型製的抗戰人口損失統計表，考察中國婦女之所受殘害傷亡所可能占有的比重等。從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基本的結論：首先，戰時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的殘殺迫害，範圍廣泛，規模巨大，持續時間久長。從我們所考察的幾個不同區域的抗戰人口損失統計來看，戰時中國婦女人口之傷、亡皆占到人口損失總數的30％左右。籠而言之，抗戰時期有數百萬中國婦女遭日軍殘殺致死，傷亡總計應在一千萬人以上；其次，戰時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的殺戮、強奸、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殘害，手段殘忍，行徑無恥，無所不用其極，出乎常人理性的想象之外，表現出對人類之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的全麵背叛，表現出對人類理性的徹底蔑視，表現出對人類之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最極端的否定，同時也暴露出在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籠罩下的近代日本民族的病態心理與殘忍性格；第三，侵華日軍之對中國無辜民眾實施的暴行，其罪惡也超越了戰爭罪惡，表現為典型的、極端的反人道罪惡。這種罪惡遠遠超出戰爭狀態下敵對兩軍消滅對方軍隊，剝奪敵人生命、消滅敵對國有生之武裝抵抗力量的戰場目的，這種暴行於戰爭期間發生，但卻發生於戰場與軍人之外，實施於無辜民眾與婦女兒童身上，因而我們甚至不能以戰爭暴行而定其性，其罪惡之責任的承擔者也不能簡單地推諉於戰爭。日軍在以種種殘忍手段大肆屠殺中國無辜民眾、奸侮中國婦女的時候，在以極其非人道的暴虐行徑否定中國人民之生命存在及人類普遍的價值認同時，其行為同時否定了其自身作為人類這一類的存在性，表現得恰如獸類的行徑。總之，戰時中國婦女所遭受日本軍人的殘害，是人們用語言和文字難以表述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筆者始終感到，當我們——如果我們有勇氣——麵對著血肉粘連的曆史書頁時，麵對著如此殘忍的反人道罪惡時，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便已走到了它的盡頭，人們眼前所展現的隻是罪惡和恐怖的深淵，不論我們用怎樣的語言對其進行描述、分析、批判、譴責，或是探究它所發生的根源、造成的災難、產生的危害，我們的努力在這無邊的血腥麵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3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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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參考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資料集）》，第七卷《日軍暴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李秉新等主編：《侵華日軍暴行總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日軍侵華暴行實錄》（1－4），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莊建平主編：《血證――侵華日軍暴行紀實日誌》，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2]  江澤民：《在莫斯科衛國戰爭紀念館揭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5年5月10日，第一版。  

[3]  而在行政院《查報須知》頒發之前，從抗戰爆發開始，廣東省即著手進行抗戰損失及人口傷亡調查統計的工作。參見黃菊豔：《抗日戰爭時期廣東損失調查述略》，《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1期。另，國際救委員會由史密期主持，亦於1938年3月至6月，對南京地區的戰爭損失進行過調查統計。參見路易·S·C·史密斯著：《南京戰禍寫真》，載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南京圖書館編：《侵華日軍在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4]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十二．6．4037，手刻油印本：《內政部抗戰損失查報須知（附表式）》；另，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編印之《江西統計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號）之53－80頁的“統計法規”專欄中，亦載有《抗戰損失查報須知》，與此相同；此外，浙江省檔案藏檔56－6－18號卷宗中，亦有此文件，為手刻油印本，唯隻附有表式八種：《……市縣人口傷亡調查表》（表式1）、《……市縣人口傷亡匯報表》（表式2）、《財產損失報告單》（表式3）、《……財產直接損失匯表》（表式4、5）、《人民團體財產直接損失匯報表》（表式19，文化團體部分）、《住戶財產直接損失匯報表》（表式23）及《財產間接損失報告表》（表式26）。  

[5]  此種變化集中體現在幾種不同版本的《抗戰損失查報須知》及其所附的表式、填造應行注意事項上。自1939年7月1日行政院頒行《抗戰損失查報須知》後，先後於1941年7月19日頒行《修正抗戰損失查報須知暨填造抗戰損失查報表應行注意要點》，1944年8月11日由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頒行《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及查報須知》。由於篇幅所限，這裏不對這幾個版本的《查報須知》及其附屬文件的變化作詳細的介紹。  

[6]  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印：《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及查報須知》，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7]  此數原表中為3810，據該次總表之分項目別各數字累加應為3830，始與各組人數傷亡數合，據改之。  

[8]  湖南省政府統計室編印：《湖南省抗戰損失統計》，“編輯例言”，轉引自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資料集），第二卷，軍事（下），第2551頁，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9]  江西省政府統計處編印：《江西省抗戰損失調查總報告》，《緒言》，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轉引自轉據（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    作戰經過（四），第345頁，1981年9月，台北。  

[10]  白日新：《廣西省抗戰損失調查統計經過》，廣西省政府統計室編：《廣西省抗戰損失調查統計》，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印。轉引自（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    作戰經過（四），第218－220頁。1981年9月，台北。  

[11]  其實筆者深知，這種估算方法冒著極大的危險。因為其中有多方麵的因素影響著估算的結果與曆史的事實之間的距離：獲得到統計數據的地域與未獲得同類型數據的地域之間的差別是必然存在的，不論多麽精密的模型，與客觀存在之間的差別同樣是一種客觀存在；計算方法的準確與否，同樣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單就以這種估算方法來大致推算中國婦女人口之傷亡來說，首先必須要有兩個前提才能保證結果的相對準確：一則是全國抗戰傷亡人口總數的準確，一是人口傷亡之性別分布比例之準確性。但以目前研究狀況，這兩個前提都是不甚具備的，急待學界同人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12]  本人曾撰寫《侵華日軍暴行心理之解剖》一文，當時通過對相關資料文獻之爬梳，整理搜集出侵華日軍在華實施的170餘種殺人手段。文章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1999年卷》。此後數年，筆者又經進一步搜集整理，隨時補充，統計出此種殘酷的殺人手段已達250種之上。  
出處：卞修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