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受害調查紀實

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受害調查紀實
 
作者:楊老師 來自:楊老師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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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受害調查紀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交戰國中，日本是惟一在戰場上公然違反人道和國際法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侵華日軍反科學、反文明、殘酷無比、滅絕人性，不僅大規模地使用鼠疫、霍亂、炭疽、傷寒、副傷寒、痢疾、白喉、回歸熱等多種細菌武器，造成中國二十多個省市死難百萬人以上，戰後又在美國的庇護下掩蓋了罪行，長期逃避戰爭責任和法律責任，使得中國受害者世紀冤仇未消、恥辱未雪、血債未償！
 
“黑太陽”鎖浙贛線
 
    浙江是日軍細菌作戰規模巨大、受害十分嚴重的典型區域，浙贛鐵路沿線重鎮義烏難逃厄運。當年日軍將占領浙贛地區作為華中戰略的一部分，並作為日軍細菌作戰的重點區域。為進行和加強對此區域的細菌戰，1939年4月，日軍在南京成立了榮字1644部隊，即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又稱多摩部隊，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隊長。在榮字1644部隊成立的同時，日軍就開始對浙江進行細菌戰。這時，國民黨軍政部門就有了日軍將在江、浙、滬實施細菌戰的情報報告。

　　1940年6月間，日軍參謀本部決定對浙贛沿線城市實施細菌作戰，731部隊組成了遠征隊—“奈良部隊”，直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揮，7月底從哈爾濱731部隊本部平房出發，8月初與南京1644部隊派出的隊員匯合，在杭州筧橋機場集結，對浙贛沿線城市進行細菌攻擊。根據井本熊男的業務日記，9月10日，攻擊目標確定有寧波、衢州，金華為候補；18日又增加了玉山、溫州、台州、麗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記記述已進行六次攻擊，輸送細菌26次；溫州采用的細菌空投方法是合適的，但須使用降落傘，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適；霍亂菌看來不太成功，鼠疫也許是成功的。日軍飛機於10月4日，在衢州縣城空投了穀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寧波城區空投了穀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華空投了鼠疫菌液。當時中國地方軍政當局明確報告了衢州、寧波和金華受日軍細菌戰攻擊的情況，並進行了防疫工作。衢州和寧波相繼爆發了鼠疫流行。衢州城鄉死亡約5000人以上，並傳染到50公裏以外的義烏縣城，又造成數百人的死亡。金華當時未出現鼠疫流行，表明日軍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相想，證明了以跳蚤為媒介物是理想的。這次細菌戰實際持續到12月份。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關東軍軍醫部長匯報這次細菌戰時，強調了以跳蚤為媒介物投放鼠疫菌的有效性。

　　1940年對浙贛的細菌戰看來還有另一個基地。據原731部隊“千葉班”（工程建築）人員的回憶，他們在杭州附近的山林中建成有一個基地，有人員200餘人。他們化裝成中國人，多次乘卡車出發，在河流上遊和井水中撒布細菌，並且有三次在中國人的村落上空投擲細菌彈，然後再派人員前往檢驗效果。這隊行動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

　　1942年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同時把細菌攻擊作為重要的戰術組成部分，在戰爭中大規模實施。這年4月，美軍飛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空襲了日本東京等城市，並預定返航時在浙江衢州、麗水和江西玉山的機場降落。浙贛戰役的目的是摧毀浙贛鐵路沿線的機場，消除對日本本土的空襲威脅。浙贛戰役從5月份展開，榮字1644部隊立即配合進行細菌作戰。6、7月間，榮字1664部隊以金華為中心撒布了霍亂、傷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規模的疫病流行，傷亡極眾。由於中國軍隊迅速退卻，占領該地的日軍自身也受到了疫病的侵襲，有萬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亂為主的疫病，1700多日軍軍人死亡。金華以外，據1942年度《浙江省衛生處第一科工作報告》，霍亂還迅速蔓延鄞縣、海寧、臨海、黃岩、溫嶺、仙居、天台、溫州、永嘉、瑞安、平陽、玉環、青田、麗水、龍泉等地，中國平民死傷狼藉。上海也陷入霍亂流行的恐慌之中。

　　這時，日軍參謀總部更決定在浙贛戰役中進一步加強攻擊性細菌戰的份量，再派731部隊組成遠征隊，由石井四郎親自率領，來到浙贛地區，與榮字1664部隊部分人員匯合，組成156人的細菌戰隊伍，隨同第13軍參與浙贛戰役。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顧慮到細菌戰給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難，並覺得犧牲山中鄉下的百姓，會在日中關係上留下百年的痕跡，曾表示過反對意見。對此，石井四郎強調了這是參謀總部的決定，並與澤田茂等商定，細菌戰將在日軍撤退之際的8月份展開，在居民逃亡地區從地麵撒布細菌，以返回的居民為目標，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記記載了細菌戰實施的部分計劃：在廣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廣豐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並在米上附著鼠疫幹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將霍亂菌投入井水、粘於食物或注射於水果中，在衢縣和麗水撒布傷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種外，據731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和生產部分部長柄澤十三夫供認，他們還為浙贛戰役備製了數十公斤的炭疽菌。

　　這次細菌作戰給浙贛沿線人民帶來了空前劫難。日軍於8月20日撤離江西上饒地區，8月28日撤離浙江麗水地區，8月31日撤離浙江衢州地區，上述地區都先後大規模地爆發了霍亂、鼠疫、炭疽、傷寒、副傷寒、痢疾以及疥瘡等疫病。根據衢州地區衢縣、江山、常山、龍遊四縣不完全的檔案等材料統計，這階段染病在30萬人以上，死亡約10萬人。麗水地區就麗水一縣的初步調查，疫病蔓延90個村鎮，已核實的死亡2252人。浙贛戰役結束後，日軍繼續占領金華地區，榮字1644部隊在金華等地派駐了支隊和分隊。義烏縣再次爆發嚴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餘人。我們從1942年浙贛戰役時期日軍第13軍人員損失表上可見，該軍戰死1234人，戰傷2767人，而戰病達11812人，戰病是戰死的9倍，在細菌戰大規模實施的第4時期（8月15日-9月30日），戰病則是戰死的61倍之多。這清楚說明了細菌戰的嚴重程度，其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的更是不堪設想的。

　　1943年以後，浙贛地區的細菌戰則由榮字1644部隊獨力承擔。這時的榮字1644部隊的細菌生產量已達到相當大的規模，據4月日本陸軍省軍醫局醫事課課長金原節三大佐的業務日記記載，榮字1664部隊月生產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補充2萬隻鼠，月產量可達15公斤。

　　1944年6月，日軍在浙贛沿線再一次發動大規模攻勢，進攻龍遊、衢州；8月進犯麗水、溫州。在這次龍衢、麗溫戰役中，日軍也同樣實施了細菌作戰。這時的榮字1644部隊已具備相當的細菌作戰能力，除南京本部外，還在其他城市設有12個支部，其還派有分遣隊。同時，為加強細菌攻擊的力度，在哈爾濱的731部隊還向榮字1644部隊輸送細菌。根據山下升的供詞，在1994年，他三次從哈爾濱乘飛機把鼠疫、傷寒、白喉等細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
 
鼠疫冤魂知多少
    
    鼠疫(又名黑死病、瘟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傳染病，屬於國際檢疫傳染病之一，也是我國法定管理的甲類傳染病。由於“黑死病”傳染性強，病死率高，成為歐洲曆史上最為恐怖的瘟疫，曾給人類造成極大的危害。本病具有自然疫源性，一般先流行於鼠類及其他齧齒動物，常借蚤類為媒介而傳染於人，首先呈散發性發病，繼而流行成疫。臨床以急性毒血症、出血傾向、淋巴和血管係統損害為特征，視傳染途徑而定，受感染者通常開始出現"流感樣"症狀，突然出現發燒、寒顫、頭痛和軀體疼痛以及嘔吐和惡心等,如果不給予治療，病死率可達百分之六十。通常可分為腺鼠疫、肺鼠疫、敗血型鼠疫等類型，其中：腺鼠疫（在被感染的鼠類或跳蚤叮咬後，在傷口附近的淋巴腺會有發炎的現象，可能擴散到全身的淋巴腺。如不治療，一周左右可能會死亡。）、肺鼠疫（吸入病患的飛沫染病，可能出現血痰，2—3日後會由於呼吸困難而死亡。）、敗血型鼠疫（鼠疫杆菌經由血液感染全身，皮膚會出現血斑，最後全身長滿黑斑而死亡。這也是鼠疫被稱為黑死病的原因。）等類型。

    1941年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被侵華日軍細菌戰殺害的義烏人知多少！半個多世紀以來，民間有關人士以及細菌戰幸存者幾乎從未停止過調查和申冤。據不完全統計，截止目前僅鼠疫一項就已證實死難者達1170多名。死難者名冊已編印成厚厚的一本，人們仿佛感受到每個冤魂都在傾訴著極為痛楚慘烈的不幸和對日寇深仇大恨的控訴。

    新中國成立後，20世紀50年代，當時負責鼠防的義烏縣衛生防疫站劉書臣等同誌，經查閱省、地、縣解放前的大量檔案資料，並調查了受害的33個村，證實有120人死於鼠疫。1966年我中國人民解放軍野營部隊拉練到義烏崇山村時，軍民共同聲討日寇血洗崇山村暴行，曾派幾名幹部在崇山村發表格調查，證實崇山村死難人數有382名。1991年，崇山人王達從義烏衛生防疫站離休後，提出對以前不完全、不準確的調查結果予以重新調查。1995年，退休幹部王培根介入調查，自此開始一次較為全麵、係統、卓有成效的調查工作，並大力支持以王選為總代表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訴訟原告團"開展調查，搜集提供證據，對日本政府進行訴訟索賠。

　　在這次調查過程中，王培根等人設計了兩種調查表格各400份，一是鼠疫死亡人員登記表，二是日軍燒毀各戶房屋登記表，先從1942年秋受害最深重的崇山村開始，向崇山村當時360戶左右的戶主分發調查登記表。調查登記工作在全村二個行政村現有23個村民小組中，選出8位既知情又有文化且願盡義務的老幹部和幸存者，召集開會，統一思想認識，明確調查要求，進行分片負責，做到一戶不漏。對於死難者的姓名、性別、年齡、死亡時間以及與見證人、申報人的關係等逐一編輯入冊，並在村內公布由大家糾錯補漏。其中有幾十戶死絕，有的因年代久遠遺忘死難者姓名及有關情況，有的早年逃難落戶他鄉，不便調查，王培根等便依靠群眾，特別是通過村老年協會召開座談會，相互回憶印證，經過一個月的調查，證實崇山村死難396人。隨著調查的深入，參與者越來越多，甚至遠在美國的崇山人王甲升，金華的崇山人王基洛等人，又補充提供有關情況，至今已證實崇山村死難405人。

    這項調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被視為搶救曆史，教育後代勿忘國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行動。受其影響，義烏其他受害各地如江灣、新園、井頭山、官塘下、下店、徐村、梅林、鮑宅、王明堂、高庚、後山吳村、佛堂張宅、稠關、張村、黎明、下麻車、大水畈、塔下洲、徐村李宅、東河五一、東河八一、東河六一、東河七一、何市頭、山邊程、東河高塘、五星、橫塘、沈村、大三裏塘、塘裏趙、橋麵、橋東、陳村、下傅、樓三塘村、青口、華陽寺、徐界嶺村、蔣宅、前店新屋以及義烏城郊各村等47個自然村，相繼開展調查活動，其中王培根、王選、王達、金祖池、何子舒、周根洪、王煥斌、王錦悌、何亦民、王基賢、王金魁、王福澤、王基錄、王春牛、王仲熙、王基根、陳知法、樓齊龍、楊其妹等人，經過數年的時間，跑遍了受害各地，證實鼠疫死難者為1156個。調查人員大都已年逾古稀，是當年鼠疫受害的幸存者和見證人。就在調查史實和對日訴訟過程當中，一些當年的受害幸存者和當事人，因年老先後離開了人世，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鼠疫受害不僅僅限於直接遭受侵華日軍細菌戰攻擊的地域（第一次受害地），而且通過傳染途徑不斷擴散，甚至強化疫情，造成二次危害、三次危害。調查顯示，義烏鼠疫受害發源地是城區北門街和崇山村二個區域。

    一是1941年9月首先在義烏北門街暴發。關於最初的傳染源，一說是由一個在鐵路工作的人從衢州傳染過來的（北門街第一個鼠疫死亡者酈冠明）；一說是當時住在北門“世紀飯店”的一個漢奸從樓上將一個玻璃瓶扔到下麵的溝渠後引發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住在“世紀飯店”附近的兩位居民暴病死亡後，鼠疫就迅速蔓延開來。從現有的文史資料來看，義烏縣鼠疫相當暴虐，防疫自救也相當艱難。鼠疫如烈火猛虎般一浪一浪恣行在鼠類和人類之間，人們在死亡、恐懼之間掙紮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緩解，人們正想緩一口氣，死亡又再一次反撲過來。在鼠疫暴發的幾天之後，義烏縣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機關主管及城區中小學校長，成立縣防疫委員會，拿出的第一筆錢是“抗日應變經費”，暫作防治費用，對疫區進行封鎖，對染疫者進行隔離，並電請專員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時發動群眾開展滅鼠滅蚤活動。對於戰爭時期的國民政府來說，義烏縣城組織防疫力量已捉襟見肘，而對於廣大鄉村的疫病，基本上是無暇顧及。1941年10月13日義烏縣防疫委員會電請浙贛鐵路局客車在義烏站暫不停靠，並關閉義烏稠城的農曆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區碼頭裝載貨物搭載乘客，禁止集會拜佛。 義烏全城都在滅老鼠和跳蚤，所有的辦法都用上了。民國中央及省衛生部門和金華四區專署要求義烏每5天匯報一次疫情。縣政府命令各鄉鎮保 甲出現的疫死和病患立即報告，並強製實行“連坐製”。但民間的恐怖情緒無法控製，當地人盛傳隔離所的種種慘狀，並認為隻要隔離便是永遠離別，還會被毀屍，燒毀病家房屋，於是對鼠疫疫情，千方百計隱瞞不報。1941年年底及次年初，鼠疫再度暴發，此次來勢更加凶猛。波及更多鄉村，時間延續半年之久。1941年年末，中國紅十字會防疫醫療大隊第312隊隊長劉宗歆在義烏防病期間不幸染疾。此前他率9位專家和醫師從重慶趕來，幾個月來日日奔走在義烏城鄉。1941年12月30日在義烏稠城殉職。王晉汾曾供職於義烏鼠防站，1957年上半年參與了北門鼠疫受害情況的調查，親手製作的北門鼠疫受害記錄圖現存檔於浙江省檔案館。該圖麵積約3平方米，雖已發黃但保存完好，上麵密密麻麻地貼滿了直徑約3厘米的圓紙片，每個圓紙片上都記載了每戶鼠疫蒙難者的姓名、年齡、性別、和死亡時間等內容，幾百個冤魂赫然在目，鐵證難抹。家住義烏北門的金祖池和樓齊龍兩人為主的北門鼠疫受害調查，證實1941年9月份鼠疫在北門出現。此後由於人員流動，城區鼠疫迅速蔓延開來，波及周圍石古金、鹽埠頭、橋西、橋東、下傅、義駕山、嶺頭、嶺下、蘇溪的徐界嶺、蔣宅、廿三裏的山塘及青口等24個村，死亡400多人。

    二是1942年10月至11月從崇山開始。1942年5月21日，日軍占領了義烏，9月2日，日軍第十三軍二十二師團八六聯隊把本部設在義烏縣城。同時，隨行浙贛作戰、展開細菌戰的日軍榮字一六四四部隊，其十幾名隊員，當時也正駐紮在義烏。據日軍八六聯隊軍醫林篤美日記記載，日本軍隊對於崇山村流行的傳染病是鼠疫一事，在流行的當時就已經確認。11月上旬，上述的八六聯隊隊員和榮字一六四四部隊隊員的調查組，數次到鼠疫流行的崇山村，確認是一種“類似於腺鼠疫的病”。以後，日軍近食太秀大尉以及榮字一六四四部隊調查組，把剛埋下的鼠疫傳染者遺體挖掘出來，用肝髒製作顯微鏡標本，發現了鼠疫菌。更進一步，11月16日，在義烏調查鼠疫的南京榮字一六四四部隊調查組，正式斷定是鼠疫。

    崇山村第一個感染鼠疫病死的是王煥章，此後疫情來勢很猛，崇山一個村就每天死亡5-8人，最多一天死過20多人，兩個月內死亡405人。由於人員往來，傳染周圍的新園、井頭山、官塘下、下柳、稠關、東河、張村、塔下洲、徐村等23個村，共計死亡700多人。例如：崇山村季春籠染病後，跑回張村娘家鄰居醫師季昌德處求醫，季昌德及時為其處方開藥治療，結果第二天仍不治而亡，緊接著季昌德醫師也染病死亡，引起張村全村流行，死亡70餘人。崇山村釀酒師傅王樟流在塔下洲村做酒期間，因村中發生鼠疫不敢回家，其第三個兒子王某感染鼠疫後找到塔下洲父親王樟流處，恐懼、慌亂中的王樟流等人，雖迅速將兒子王某外移，背到塔下洲村外較遠的一所廟裏，死去後葬於山背，但仍引起傳染，使塔下洲村死亡103人。鼠疫還傳播至東陽，造成106人死亡。

    調查證實鼠疫感染受害者症狀為頭痛、高燒、臉紅、口渴、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腫大、直到口吐白沫或吐血死亡。侵華日軍根據細菌戰人體實驗需要，打著免費治療的幌子，不擇手段地把鼠疫感染者誘騙到離義烏崇山村一公裏的佛門聖地“林山寺”關押隔離，並進行活體解剖。村民們得知真相後，拒絕到“林山寺”接受所謂的免費治療，日軍又出動兵力殘暴地抓人關在“林山寺”繼續進行人體活體解剖實驗。崇山村18歲的少女吳小奶在眾多患者麵前被日軍捆在椅子上，用被子蒙上臉，用刀割破肚皮，活活挖出心肺做實驗，慘叫聲震動“林山寺”。有的死難者被割去手臂、大腿、子宮等，做成侵華日軍檢驗細菌戰實驗效果的標本。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為“鬆山株”（鬆山即崇山）用於研製威力更大的細菌武器。日本學者水穀尚子女士的《日本1644部隊活動揭秘》一書記載，1644細菌部隊1科的近食秀夫——當年崇山村活體解剖的“日本大夫”，在他的鼠疫實驗室裏，用“鬆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進行感染實驗並用來培養跳蚤，他甚至將他的“研究”以論文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侵華日軍在達到一些人體實驗的目的後，為了毀滅罪證、防止鼠疫蔓延危及日軍自身的安全，於1942年農曆十月十一日拂曉前，派100多名日軍包圍崇山村，焚毀村莊，420間古文物建築和民房化為廢墟。
 
霍亂妖魔奏亡曲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目前屬於國際檢疫傳染病之一，也是我國法定管理的甲類傳染病。它可引起流行、爆發和大流行。霍亂是經口感染的腸道傳染病，常經水、食物、生活接觸和蒼蠅等而傳播。經水傳播是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廣泛的流行或爆發多與水體被汙染有關。臨床特征為劇烈腹瀉、嘔吐、大量米泔樣排泄物、水電解質紊亂和周圍循環衰竭，嚴重休克者可並發急性腎功能衰竭。由於霍亂流行迅速，且在流行期間發病率及死亡率均高，危害極大。如搶救不及時或不得當，可於發病後數小時至十多個小時內死亡。

    關於義烏霍亂受害的典型報告，有侵華日本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秘書長王培根提供的賈伯塘村霍亂慘案佐證。2004年12月4日細菌戰訴訟案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進行二審三次開庭之際，王培根向筆者轉來義烏賈伯塘村曾經遭受日寇細菌戰霍亂之禍的消息。因為此前關於日本細菌戰義烏鼠疫、炭疽受害的情況在媒體屢有報道，但義烏霍亂受害的史實卻並未被露，也未能展開調查，所以賈伯塘村霍亂受害的初步調查，揭開了悲慘曆史的冰山一角，日本細菌戰罪惡將永遠釘立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賈伯塘村原本以賈姓居民為主，晚清時夏沿楊家遷入，兩姓子孫後代同村修好、通婚結親，既親又鄰。在兵荒馬亂的歲月裏，勤勞、純樸、善良的村民們相依為命、同甘苦共患難。1940年10月中旬（農曆8月初），賈伯塘村"買壯丁"（注：當年國民黨當局為充實兵源向地方壓任務抽壯丁入伍，村民們害怕當兵，即出錢、出糧穀"買壯丁"充抵任務，也有的地方買不到壯丁的，被抓壯丁）入伍國民黨金衢部隊的賈樟和，染病逃離部隊，沿途上吐下瀉，回家第二天即暴病而亡，時年41歲。親鄰們為其下葬，卻從此大難臨頭，一場"瘟疫"蔓延開來，疫情凶猛，短短9天，死去8人，並有多人染病。

    據賈樟和年近八十歲的侄兒賈樟賢回憶，當年伯父從衢州逃離部隊，一路上吐下瀉，回到家裏時常見拉出葡萄串似的排泄物，身體高熱難熬，甚至跳到水塘裏尋死未成，折騰到第二天就痛苦地死去了。父親賈良清也曾感染發病臥床，不久卻好了過來，年少時的那種恐懼至今記憶猶新。賈仕良說，此後隔壁親鄰金四妹、楊世賢、賈香菊、楊士旺、楊大奶、陳銀妹、賈良田等7人幾天內先後死亡，前後不到9天。

    賈樟和的侄兒、賈伯塘醫療站醫生賈春弟說，這種病的症狀類似霍亂、也像似傷寒或痢疾等，一些人染病後很快就會死去，一些人則會產生抗體、免疫力強而幸免罹難。這種情形在當年比較普遍，往往被當作是"瘟病"流行，卻想不到是日寇秘密細菌戰之禍。

    "罪過啊，罪過"！賈伯塘90歲高齡的賈秀芝婆婆（金華市領導楊守春之母）經常在下輩人麵前提起村裏那場刻骨銘心的悲劇，"我是與死神見過麵的，背負過它！"賈秀芝老人回憶說。賈樟和一家人多，家裏隻有一間平屋和三間茅屋，賈樟和從部隊逃回來的當天，家裏沒有床鋪，家人把9歲侄女賈香菊的床鋪騰出讓給他睡，賈秀菊就來到鄰居楊家木屋二樓，和賈秀芝嬸嬸同床而眠。賈秀芝嫁給鄰居楊世林作妻子，賈、楊兩家同村修好，互為親戚，時常互幫共濟，猶如一家。然而，日軍細菌戰惡魔竟然無辜地、活生生地摧殘了這個原本幸福的家。接觸過染病的伯父賈樟和的賈香菊，當年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做夢也沒想到死神已經降臨到身上。與秀芝嬸同床在一起睡的當晚，賈香菊半夜裏感到口渴、肚痛，不停地起來喝水、拉肚子，秀芝嬸服侍了一夜至天亮，隻見吐瀉了半馬桶後，賈香菊已身體軟弱無力。第二天早晨秀芝嬸背著送她回家時，賈香菊的頭晃動著耷拉在秀芝嬸的肩背上，手無力地下垂，似乎快不行了，果然下午3點鍾時就離開了人世，死神就這樣在秀芝嬸的肩背上扼殺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與此同時楊家厄運連連，幾天內，賈秀芝68歲的婆婆金四妹、45歲的三伯楊世賢、43歲的大姑楊大奶、7歲的侄兒楊士旺及48歲的堂兄賈良田、36歲的堂嫂陳銀妹相繼染病死亡。其他叔伯妯娌和親戚也多人染病，後幸存下來。在賈伯塘村祠堂前，賈良南老人心有餘悸地說，當年自己才十三四歲，也曾染病吐瀉，幸好年輕體質強健，與死神擦肩而過，但至今留有後遺症，長期以來屢屢發瀉病，一直靠服用水楊梅等中藥治療，仍無法根治。賈仕作說他父親賈良槐當年憑借每天能喝燒酒斤餘的體格，鬥膽為同村死難親人出喪時做廚師，未曾染病，但村裏人和做小生意的人，大多或逃離或太陽未下山就收攤關門不出。賈仕良說，伯父賈良田和伯母陳銀妹相住同一間房屋同一天死亡，安放在同一個孝堂後，人們驚恐地避而遠之，不敢發喪。

    從日軍參謀本部參謀井本熊男的作戰日記記載內容來看，賈樟和所染霍亂與1940年9月10日日軍以鼠疫、霍亂、炭疽等細菌武器攻擊衢州時有關，賈樟和是在衢州駐軍時或在逃離部隊的路上染上霍亂的。雖然記載說霍亂攻擊效果不理想，但衢州約5萬多細菌戰死難者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死於霍亂，金華地區與義烏相鄰的浦江七裏村也曾在一個月內霍亂死難72人。義烏查明有名有姓的霍亂死難者尚未作調查統計，因而義烏死於細菌戰的實際人數至今不詳。霍亂死難最多的地方當屬魯西。山東學者崔維誌、唐秀娥夫婦2004年再版的《魯西細菌戰大屠殺》一書，揭露1943年秋侵華日軍魯西“十八秋”霍亂作戰，屠殺魯西及周邊地區人民47萬餘，是世界上死亡規模最大的細菌戰犯罪案件。當年賈伯塘村死難者的症狀與魯西死難者的症狀如出一轍，完全相同，不同的隻是規模大小區別。  

    親身經曆了這場生離死別而幸免於難的賈秀芝老人，60多年過去了，哪曾忘懷！對於慘死身邊的賈香菊小姑娘和那些親人，總是無窮無盡地痛悼和懷念！與死神照麵的那些夜晚，那是怎樣生死拚搏的夜，那是怎樣黑暗的夜，那是怎樣淒楚的夜……。現老人依然耳聰目明，依舊向村裏一代代兒孫們深情地訴說那不堪回首卻難以忘懷的往事，教導人們牢記國恨家仇，奮發圖強，振興中華。

炭疽血證今猶存
 
    炭疽菌是人類最早發現的致病細菌。該菌在氧氣充足、溫度適宜（25℃—30℃）的環境中易形成芽孢，其孢囊可以保護細菌本身不受光、熱和化學物質的影響，生成芽孢的炭疽菌在溫度適宜、幹燥的土壤中還可存活40餘年。在自然狀況下，該菌存在於土壤中，能引起草食動物發病，死亡率高。人們在接觸被炭疽感染的家畜時，也有可能感染炭疽病。一般情況下，炭疽菌會經人體的創口，使人得皮膚炭疽，皮膚性炭疽會導致死亡，死亡率為20%；如果飲食被感染的家畜，則有可能得腸炭疽，腸道炭疽感染的死亡率為25%—60%。如果吸入炭疽菌，其孢子會在生物體內迅速增生，通過淋巴結擴散至血液循環，這種吸入性炭疽通常是致命的，但這種感染的概率非常低。炭疽菌用於軍事目的，可以感染敵方的騾馬等家畜，破壞敵方的騎兵、後勤運輸和生產；可以造成人體的皮膚感染，極大地瓦解敵方的戰鬥力和士氣；尤其是炭疽菌芽孢體積微小，如果能在空氣中散布，數公斤就可造成數十萬人員的傷亡，威力巨大；而且炭疽孢子的抗熱性，為製造炭疽炮彈和炸彈提供了條件。

    近些年來，人們對日軍攻擊性細菌戰的調查研究，大體集中在鼠疫這一菌種上，對炭疽的調查研究涉及很少，以至於有人認為美國“9·11”恐怖事件後出現的炭疽攻擊，是人類曆史上首次將炭疽菌用於戰爭，這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日軍細菌戰部隊十分重視對炭疽菌的研究，將炭疽菌列為主要細菌戰劑，攻擊規模很大，受害民眾至少數以萬計，其狀況慘不忍睹，幸存者也一輩子“爛腳“而苦不堪言。走進義烏江灣曲江王氏宗祠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令人觸目驚心的炭疽受害幸存者悲慘現狀實錄的圖文展板，控訴著細菌戰罪惡的冰山一角。

    事實上，義烏炭疽受害的調查尚未展開，死難者及幸存的人數還沒有調查統計出來。相形之下，對日軍炭疽攻擊揭露得更少一些，原因大體有以下幾點：一是日軍細菌戰高度詭秘的性質，使得檔案文獻上的記述很少，現有曆史資料匱乏，尤其是近來使用較多的原日軍參謀本部聯絡細菌戰的作戰課員井本熊男的業務日記中沒有記述；二是炭疽不像鼠疫、霍亂那樣的烈性傳染病，它在人與人之間基本不傳染，所以在戰時和戰後，人們在防疫工作中重視的程度也較低；三是人們對炭疽的認識較少，尤其是幾十年後對炭疽進行判斷的技術上有一定困難。自1999年以來，隨著國內外對日軍細菌戰調查研究的深入，浙江金華、義烏、麗水等地已涉及並日益重視對日軍炭疽攻擊的調查，在整個浙贛鐵路沿線地區也發現了大量事實，證明了侵華日軍炭疽攻擊危害的嚴重性。  

    1932年，日軍在中國東北哈爾濱附近的背蔭河開始設立細菌戰研究基地，同時也就開始了對炭疽菌的研究。1934年日軍曾在黑河線辰清站掩埋百餘匹因石井四郎試驗炭疽菌而死亡的馬匹。2000年哈爾濱發現的《日軍細菌戰手稿》，記載了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間，日軍在動物和人體上進行的炭疽菌實驗，據專家鑒定，已篩選出強毒的炭疽菌菌簇。在731部隊，第一部（基礎研究）中有肥之藤（信三）班和大田（澄）班以及碇（常重）班研究炭疽菌，第四部（細菌生產）有野口（圭一）班和植村（肇）班生產炭疽，1941年每月可以達到500—700公斤炭疽菌。另外，以動植物為主的細菌戰部隊——長春100部隊，主要研究炭疽、鼻疽等，同時也研究對人的細菌戰，並進行人體實驗。

    據731部隊曾參加細菌生產的少年隊隊員田村良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證人）的證詞，在1940年7月初到9月下旬、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731部隊編製臨時細菌生產隊，約120名人員，在川島清等命令下，製造了270公斤傷寒、副傷寒、鼠疫、炭疽菌，9月由柄澤十三夫率領到華中殺人；1941年1至2月和5月間又追加生產了18公斤鼠疫和炭疽幹燥細菌，以供細菌戰之用；1942年4月生產鼠疫、炭疽菌24公斤，6至7月間又生產炭疽菌140公斤，供浙贛戰役之用。據1949年蘇聯伯力審判材料，731部隊生產細菌的第四部部長川島清和分部分柄澤十三夫的供詞：1942年，731部隊派出約100人的遠征隊到浙贛地區，生產部派8人，製備了約130公斤副傷寒菌和炭疽菌供該遠征隊之用。田村良雄說，他們把培養的炭疽菌送到三穀（恒夫）班，由三穀班製成幹燥菌。所謂幹燥菌，就是用“幹冰”（雪狀炭酸）凝凍使之幹燥，從空中撒落，能汙染空氣，使人得吸入性炭疽病；落在地麵、河流，則可以使人得皮膚性炭疽或腸炭疽。據川島清的供詞，1942年浙贛細菌戰時，鼠疫跳蚤從飛機投撒，霍亂、傷寒、炭疽通過蓄水池、井、河流和其他媒介傳播。

    這裏提到的1940年和1942年兩次細菌戰，都在浙贛地區，當時日軍將這一地區作為日軍細菌作戰的重點區域。為進行和加強對此區域的細菌戰，日軍成立了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即南京榮字1644部隊。1940年10月至12月間，731部隊派出了80人的遠征隊，與南京1644部隊派出的40名隊員匯合，在杭州筧橋機場集結，對浙贛沿線城市進行了細菌攻擊。1942年5月，為配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731部隊再次派出遠征隊，與榮字1644部隊聯合組成156人的隊伍，自8月份開始，在居民逃亡地區從地麵散布細菌，以返回的居民為目標，造成疫病流行。1944年六七月，日軍在浙贛沿線再一次發動龍衢、麗溫戰役，這時的榮字1644部隊已具備相當的細菌作戰能力，同時731部隊還向榮字1644部隊輸送細菌。

    上述日軍細菌戰犯的供述，明確地說明了日軍731部隊對炭疽菌的研究、生產情況以及直接為1940年和1942年這兩次浙贛細菌戰提供炭疽菌的事實。而且，在1940年的浙贛細菌戰中，731遠征隊的負責人除石井四郎外，具體指揮者大田澄曾主持過炭疽菌的研究，1941年7月至1943年2月還直接擔任了榮字1644部隊隊長，是實施浙贛地區細菌戰的核心人物。此外，參加了1940年和1942年兩次浙贛細菌戰的骨幹人物碇常重，也主持過炭疽菌的研究工作。731部隊遠征隊和榮字1644部隊在浙贛的細菌攻擊行動是檢驗炭疽實戰效果的好機會。

    義烏及金華、衢州、麗水、溫州、杭州等地區炭疽受害主要是皮膚炭疽受害，其表現是全身的皮膚潰爛，尤其以腿部的症狀最為嚴重，所以俗稱“爛腳病”。戰時日機空投細菌，有直接噴撒幹燥菌的，有以穀物、跳蚤為媒介物的，有附著在魚鱗狀瓊脂片中的以及附著於棉質纖維物中的。許多“爛腳病”患者正是在田間、道路和河流中感染的。所以，無數平民百姓的罹難和大量“爛腳病”受害幸存者的存在，與日軍散播炭疽菌有直接聯係，這是毫無疑問的。

    義烏靠近金華一帶是爛腳患者比較多的地方，金華湯溪等地的“爛腳村”引起過國際關注，2002年美國細菌學家和醫學專家曾親自前往調查，證實上述地區的“爛腳病”係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攻擊所致。義西南的義亭、佛堂、杭疇、吳店、上溪、黃山一帶相同病症的炭疽受害雖未展開調查，但早已有蛛絲馬跡顯露出來，

    朱奎山1923年4月19日出生於義烏縣赤街區毛店鄉山盤村，從11歲起便拜師學木匠，到16歲時出師，基本上在赤街區和佛堂鎮一帶做木工活，1943年20歲那年初，在佛堂一帶為農戶做木工時得了“爛腳病”。這種爛腳病初時是雙小腿發癢生瘡，繼而潰爛流毒水，隨著毒水流經擴散，時常加劇。得此病60多年了，朱奎山到處求醫，殊難治愈，長期承受著痛楚的折磨，因此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並受到社會歧視。

    回憶起痛苦的往事，幹瘦的朱奎山老人情緒激忿不已。由於年事已高，他的聽力已很微弱，但含混重複的話裏表達的意思卻很清楚。他說：雙腿的病發作時即使冬天也難穿褲子，有時穿上褲子，爛腳磨破後的毒血水浸濕整個褲管，每10分鍾就會印出一個腳印，臭氣難聞。有時褲子和床鋪上浸透毒血水，長夜痛徹難眠，受汙染的衣被也難以洗清。爛腳在熱天時尤為嚴重，鄰裏不敢接近，看見的人連飯都吃不下，就避而遠之。在生產隊時，一般男正勞力為10個底分，女正勞力為6.5個底分，而朱奎山隻能拿6個底分，因而家庭生活很窮，經常靠妻子的幹活收入養家糊口，活下來很不容易。

    義烏城西山邊程村80多歲高齡尚存世的程某，就因60年前的爛腳病而後鋸掉一腿，東河雅留村已故的何遵海老人，疑是外出捕蛇時在某疫區受感染，爛腳至死未治愈，這類個例可謂不勝枚舉。

    日軍把炭疽作為戰略性武器來發展，它沒有滿足於對中國民眾造成廣泛的皮膚炭疽危害，而要進一步研製成以吸入性炭疽為主、能殺害數萬甚至數十萬人的武器，為以後更大規模滅絕人性的殺戮創造條件。1941年後，731部隊以很大精力進行該項工作，據說到1945年已接近這一目標。戰後，美國以免除日軍細菌戰犯為交易，獲得了日軍細菌戰的技術資料。把炭疽攻擊作為細菌戰研究的核心項目，在當時似乎已成共識。1942年英國在一個叫格林那德的蘇格蘭小島上試驗過炭疽炸彈，1987年才消除汙染。美國在1942年後，也進行了細菌戰的研究，並在1944年試製過炭疽炸彈。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美軍就曾經使用過細菌武器。前蘇聯1982年動工興建的位於哈薩克斯太普諾哥斯克的炭疽菌廠，是全球最大的炭疽菌製造廠。此外，還有其他國家具有炭疽細菌武器的報道。炭疽菌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細菌戰劑，在今天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尤其是用基因工程強化炭疽菌研究，其危害也更為嚴重。細菌（生物）武器一旦被恐怖組織所掌握，就可能成為人類社會的頭號恐怖威脅。 

    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認為，中國大多數細菌戰受害幸存者，當年都是被奴役、被淩辱、又窮困又沒文化的老百姓，他們不具備記錄曆史的能力。現他們年事已高，正在陸續逝去，日漸凋零，因此搶救曆史、全麵開展細菌戰受害調查工作顯得極為緊迫。為了讓國人世代銘記血海深仇的曆史，為了使大量被害證據不致湮沒，也為了使世上現存的受害者不至於如已逝者那樣抱恨終生、死不瞑目，於事實上和道義上都應刻不容緩地推進這項工作。盡管由於各方麵的因素影響了對義烏細菌戰死難者數據的調查統計工作，但隨著有關人員的不懈努力，必將使有遺漏部分得以逐步調查完整、準確。

    我們要非常清醒地認識到細菌武器非人道以及對人類帶來的巨大威脅，從這樣的角度來清算細菌戰罪惡曆史，以珍視正義、人道、和平的價值，使人類社會得到和平、和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