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殺戮中國人3000多萬 武士道提倡'殺伐為榮'

日軍殺戮中國人3000多萬 武士道提倡"殺伐為榮" 
2012年10月11日 08:02　來源：人民網　參與互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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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略軍為何凶殘屠殺中國人？

　　——與軍旅作家、《滄桑旅順口》作者陳明福對話

　　日本對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施所謂“國有化”的舉動，嚴重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嚴重傷害了中日關係，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懣和抗議，也喚起人們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滔天罪行的痛苦回憶：

　　1894年11月，日本侵略軍在攻占旅順口過程中，殺害清軍2000人左右。占領旅順口後，對手無寸鐵的百姓挨戶搜殺，1.8萬市民慘遭殺戮，全城僅逃出六七百人，旅順口成了一座空城、死城、血城。

 

　　1905-1945年的40年，日本對旅大地區進行殖民統治，僅在旅順“關東都督府監獄署”(今旅順日俄監獄)，就關押過成千上萬中國人，其中多為中國抗日誌士與和平居民。1930年日軍對27.6萬人次實行酷刑。1940年被折磨者達44.3萬人次，被迫害致死者也激增。1936年受重刑而亡者150人。1942~1945年8月，被累死、餓死、凍死、打死和絞死者有700多人。

　　1931-1945年，東北淪陷的14年間，日軍殘殺群眾無數。僅在撫順平頂山，一次便屠殺了3000多無辜平民。美國記者愛德華·漢特於1932年11月下旬，化裝成神父模樣，進入“禁止各國僑民前往”的屠殺現場，得出結論：“撫順三千人之大屠殺，男女老少，無所幸免，乃係確鑿事實。”

　　1935年5月中旬，日軍在吉林省吉林市老黑溝(今榆樹溝鄉)殺人放火達5天，把抓到的人用鐵絲穿進鎖骨，三五個人一串，然後用刺刀將其挑死，再扔進火海，或用鐵絲捆綁居民雙手，用木杆將20多人串起來，推入河泡子溺死。全村300戶1000多人全部被殺。

　　1936年5月，日軍放火燒毀吉林省通化縣的白家堡子，槍殺無辜百姓368人。

　　1937年4月至11月，日軍在哈爾濱一帶殺害民眾198人。

　　1937年9月，日軍殺害修建孫吳縣飛機場勞工250餘人。

　　此外，日軍還在撫順、營口、虎石溝、遼源方家櫃等地各殺害萬餘人。

　　1895—1945年，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的50年，製造許多殺人慘案。

　　日本在掠奪中國的數十年中，製造許多殺人慘案。1928年日軍在濟南肆意奸淫擄掠，造成6123人死亡，1700餘人受傷。

　　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進行長達6周的大規模燒殺淫掠，製造殺害30萬人的特大慘案。日軍在中國各地製造了多起屠殺萬人以上的慘案，留下了很多萬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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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不完全統計，自甲午戰爭以來，日軍在中國製造的慘案，有據可查的達150多起，殺戮中國人達3000多萬！這些並不遙遠的民族恥辱，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痛。

　　我曾去過日本，對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社會秩序井然，國民謙卑有禮，碰麵或分別時頻頻相向鞠躬。據日本友人介紹，這是日本的傳統習慣。筆者疑竇叢生：按這位友人的說法，既然是傳統習慣，就是說過去的日本及其國民也是如此。然而，追溯日本軍隊征戰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罪惡史，每一次征戰，總是犯下屠殺、奸淫、搶奪等等極其殘忍的罪行。這樣一個注重秩序禮儀的國家，為什麽一次次發起對中國和朝鮮等鄰國的侵略戰爭？這樣一群在國內謙卑有禮的人，為什麽到了國外就如此殘忍、如此人倫盡喪，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這究竟是出於一種什麽樣的民族心理？

　　帶著這些疑問，我向自己的昔日恩師、大連艦艇學院專業技術四級(正軍級)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陳明福請教。

　　陳教授今年75歲，出版各種著作30餘部、逾千萬字，可謂著作等身。他曾走遍甲午戰爭遺址的每一個山頭和海灣，遍覽幾千萬字的曆史資料，曆經14年，寫成80萬字驚心動魄的曆史紀實巨著《滄桑旅順口》。書中不僅深刻地揭示了“落後就要挨打”、“懦弱必定受欺”的曆史規律，還從理性思考著眼，深入研究了日軍多次殘殺中國人的文化根源、旅順口陷落的曆史沉思等。該書的背麵寫著四句話：“明羞知恥，鑒往知來；憶昔知福，勵誌知責。”這十六個字既體現了此書的社會價值，也寄托了作者的殷切期望。

　　“關於這一點，多年來有各種研究人士試圖解開這個謎團，研究日本民族特征和文化心理的著作也層出不窮。一個飽經苦難的國家，一個理性的民族，一個沉穩的人，遇事就不應受感情支配和情緒化，而是應多一點冷靜、清醒和深沉的思考，善於從曆史教訓中得到有益的啟示，來指導自己的正確行動，這才是有力量和成熟的表現，才不會重蹈覆轍。我們應摒棄激憤和成見，以冷靜的頭腦、平和的心態、理性的思維、辯證的觀點，作個客觀、全麵、公正、合理的分析。”陳明福說。

 日本國民表現出“小人秉性”

　　徐錦庚：一些親眼目睹日軍的歐美記者、外交官員，如美國《世界報》記者詹姆斯 。克裏曼等人，曾經這樣評價：日軍“絕對是文明外衣遮掩著的野性放縱地發泄出來”；隨著“權力的失控”，便造成了“野性失控”；“日本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野蠻民族，同時還是一個讓人無法相信的君主政權，盡管它控製著全國的生靈和已經文明化了的那部分人的財富”；“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盡管用詞和句法稍有不同，但表達出的意思是一致的。“文明”與“野蠻”，如此強烈排斥的一對矛盾，為什麽會在日本及國民身上如此高度統一？

　　陳明福：研究一下日本的曆史，便能發現，日本維護和延續皇權至上年代久遠。當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將國王一個個押上斷頭台，一頂頂王冠落地之後多少年，日本仍然狂熱地崇尚皇權，並將其推至至高無上、主宰一切、絕對神化的頂峰。從19世紀中葉明治維新推翻幕府製急遽進入資本主義之後，仍殘存諸多的中世紀黑暗落後的封建意識。這是“脫亞入歐”的日本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顯著區別。資本主義發育不成熟，封建性、野蠻性卻保留頗多，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博愛等在日本國內十分陌生，正因為“文明”僅僅是“皮膚”和披上的“外衣”，所以，野獸的筋骨和實質，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對外侵略中表現出來，且暴露得淋漓盡致，毫無遺漏。

　　一些中國人習慣上把日本稱之為“小日本”。這裏的“小”不僅指狹小的國土和矮小的人種，而且還包含了非“君子”意義上的“小人”。為此，日本人對這一叫法十分惱火，並視為是相當不友好的表現。

 

　　但是，日本有一位相當著名的學者卻對此分析道：日本被鄰國視為“小人”使他深感遺憾。不過他認為，“這遺憾的理由恰恰在於中國人的這一看法很難說是個誤解。”這也就是說，日本也確實存在著具有“小人國”的一麵。這主要表現在日本缺乏理性精神，而自有一套視天皇為至高無上的國民倫理觀。這種倫理觀的強化和潛意識化，使得這麽一種說法在國民意識中得以正當化：為天皇而戰，究竟何罪之有？

　　於是，二次大戰中的戰犯岸信介，在戰後竟然就任了首相；於是，日本天皇也在戰爭犯罪問題上一直逍遙法外……這位學者認為，這就是“小人秉性”的表現。他說：作為一個日本知識分子，我為大部分日本人對自己的小人秉性無所覺察的現狀痛心疾首。而要克服這些弱點的最好途徑是“廢除天皇製”。

　　這位學者就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溝口雄三先生。他是在《“小日本”與21世紀》的文章裏，提出了上述的觀點。還有比這更坦誠、更直率的嗎？還有比這更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的嗎？這是擺脫了政治附庸，沉浸於學術理念之中的獨立人格的表現。學者要做到這點，並非易事。因為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度，學者拜倒在權勢陰影下，成為他人理念的“捉刀”者，並不少見。

武士道提倡、崇尚以“殺伐為榮”

　　徐錦庚：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於1872年以天皇名義頒布了《征兵令》，仿照歐洲的近代軍隊組織體製建立了近代常備軍隊。軍隊的領導基本上由薩、長等藩閥武士出生的人擔任；軍隊名曰“皇軍”，強調對天皇的絕對效忠，在軍隊內部進行武士道的精神教育。1878年，陸軍卿山縣有朋發布《軍人訓誡》，說軍人精神的根本在於“忠誠”、“勇敢”和“服從”等等。“武士道”精神對日本軍人產生了哪些影響？

　　陳明福：所謂“武士道”，是指封建武士的道德規範。10世紀時，武士領主不斷興起以來，在武士集團內部就逐漸開始形成一套武士的道德規範。自12世紀末日本曆史上的第一個幕府——鐮倉幕府創立以後，為了鞏固內部的等級製度和秩序，武士領主又不斷製定一些“家規”、“家法”來約束武士的行為。1232年(貞永元年)製定的《貞永式目》第一條就強調武士必須敬神、保護神社和重視祭祀活動，把武士精神與神道結合在一起，為武士製定了從精神修養到行為規範的準則。

　　作為武士道的具體內容，首先強調絕對“忠誠”。武士必須無條件地效忠於自己的主君，要以為主君獻出自己的生命為榮。下級對上級要絕對服從，上級可以任意打罵和處罰下級，不準稍有反抗。他們沒有是非曲直的評判標準。其次，要養成“武勇”精神。武士必須經常磨煉武功、武藝，以殺伐為榮。特別是在江戶幕府時期，明確規定武士擁有“砍頭權”，即有權殺戮認為對他們不忠的人。為了挽回戰敗等他們認為的恥辱，武士要勇於切腹自殺，這被看成是武士“忠節”、“義烈”的表現而加以提倡。再次，作為武士道精神的物質表現，強調崇拜“日本刀”，規定武士擁有“佩刀權”。宣揚日本刀如不見血就算不上一個武士。

 

　　日本軍人在侵略中國時的“百人斬”，那更是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殘酷典型：兩個日本軍人，高高舉起戰刀，麵無表情地向麵前跪著的中國人砍去。他們在比賽，一個砍了106個中國人的頭顱，另一個則是105個。

　　日軍的殘忍和暴行，是與他們少年時殘酷的武士訓練是分不開的。再聯想到二戰時的“神風”特攻飛機，“回天”潛艇以及“死亡鐵路”，他們是當今恐怖分子“人肉炸彈”的鼻祖，都是由“亡命徒”“敢死隊”駕駛，與目標同歸於盡。加上武士道的日本軍國主義比任何其他的軍國主義都要殘酷，毫無人性。從這點上來說，武士道的極致也就是殺人之道，中國人民深受其害。

　　武士道狂人、戰後自殺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我與葉隱的密碼》一文中，替武士道叫魂：“出鞘的日本刀在不曾砍過什麽東西和什麽人之前，不應該入鞘。”真是充滿了殺氣，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武士道的殘忍。

　　新渡戶稻造為向西方人介紹武士道，竟如此不顧事實美化說：“ 對一名真正的武士而言，最高的勝利無須用血來祭祀。”

　　實際上，對武士而言，檢閱其勝利之果的就是看其殺人多少。那個時候，為了試一把新刀的利鈍，就可以隨便找個人來殺。

　　江戶前期成書的《葉隱》，對武士道作了係統總結，“所謂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則成常住死身，於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發展成為近代軍人的信條，同時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武器。

　　另外，武士道由於其尚武的本性，也就決定了它是要向外超越和擴張的，一旦給予外部條件時，勢必要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日本曆史上多次對外侵略，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就是武士道精神對外擴張的典型。當時自稱下級武士出生的福澤諭吉就公開唱起了新形勢下的武士道宣言：“一百部國際法抵不上幾門大炮；幾項友好條約值不到一桶火藥。大炮和火藥並非用來實施已有的道德準則。它們是在沒有道德的地方創造道德的工具。”

　　伊藤博文這位日本近代史上的政治強人，17歲時就師從吉田鬆蔭，而此人乃是武士道思想源頭的師祖之一。他自己亦在29歲被處死前寫下了《留魂錄》，聲稱：“吾軀縱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滅”。

日本佛教成為軍國主義幫凶

　　徐錦庚：日本佛教師承中國，也是個佛教大國。佛教宣傳、提倡“慈悲”，在佛教教義中，小到一隻蟻螻，大至芸芸眾生，毀滅生命，便是極大的罪過。既然如此，為什麽佛教對日本軍人沒有教化作用和約束力？

　　陳明福：日本雖然是個佛教大國，但佛教中的輪回涅槃的思想卻不是國民信奉佛教的內容。更不相信什麽因果報應。它宣揚什麽人死後都要成佛，當然就沒什麽善惡之分。事實上，日本的佛教已經失去勸善功能，成為軍國主義的幫凶。

　　禪宗是佛教的宗派之一，以靜坐默念為修行方法。相傳南朝宋末(公元5世紀)由印度和尚菩提達摩傳入中國，唐宋時極盛。後由鑒真等高僧傳入日本。禪宗後分成北方神秀的漸悟說和南方慧能的頓悟說兩宗。但後世唯南方頓悟說盛行，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頓悟成佛。這便是後來人們常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語的來曆。

 

　　“頓悟說”故然有勸人改惡從然的作用，但教義不如“漸悟說”嚴謹，尚留有給壞人作惡的“慰藉”作用。即“揮舞”屠刀、作惡再多、罪孽深重也無妨，隻要“放下”，便可“立地成佛”。換句話說，這樣一來，為使信徒覺得不必要去作長期的、苦苦的修煉，甚至可以這麽想和做：今日持刀放縱“揮”，明日“放下”便成佛！

　　日本十分流行坐禪，但卻不是為了進入禪的悟證境界，而是武士道訓練自己的控製能力，以適應肉搏的需要。禪宗對生死的超然，成了武士的精神支柱。

　　於是，武士道精神就與禪宗聯係在一起了，禪宗成了武士鍛煉武技的必修課。要求武士念念悟死，達到禪宗對死的覺悟的精神境界。禪宗對意義的揚棄，正好被用來奴化武士，成了武士效忠主人的思想武器，成了無條件盡忠的行為模式。

　　把殺害人、結束別人生命當作兒戲，死是光榮的歸宿。

　　所以日本兵把中國人脖子和胸腹視作是最好的“磨刀石”和“試刀器”，不僅軍官士兵都嗜殺成性，甚至連軍夫之流也要借來戰刀，抓個中國人試試身手。

　　江戶前期成書的《葉隱》，對武士道作了係統總結，“所謂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則成常住死身，於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發展成為近代軍人的信條，同時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武器。

　　在甲午戰爭前與後，曾任日清貿易研究所代理所長、為攻占金州、大連灣和旅順口多次獻策、引路的根津一都到京都林丘參禪，在他意誌消沉時得到過寺裏一個叫滴水和尚的參禪激勵。

　　隨後，潦倒的川島浪速也前去京都林丘寺時，也是這個滴水對川島不懈鼓勵，使川島浪速再次打起精神，來中國尋求發跡。

　　滴水和尚雖身披袈裟，卻滿腦子軍國主義思想，誌滅中華。這在日本和尚中不在少數。

　　還有一個名叫一休的禪宗傳人，認為“入佛界易，進魔界難”。他對“進魔界難”的心情是：既想進入而又害怕，隻好求助於神靈的保佑，這種心境有時表露出來，有時深藏在內心底裏。按這個理論作推斷，即沒有“魔界”，便沒有“佛界”，凡意誌薄弱的人是進入不了魔界的。於是，就有了禪宗另一句眾所周知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逢佛殺佛，逢祖殺祖”。若將佛教按“他力本願”和“自力本願”不定期劃分宗派，那麽主張自力的禪宗，當然會有這種激烈而又嚴厲的語言了。

　　主張“他力本願”的日本淨土真宗的始祖親鸞，也有一句話：“善人尚向往生，況惡人乎”，這同一休的“佛界”、“魔界”，在心靈上有相通之處，也有差異之點。那位親鸞也說，他“沒有一個弟子”。一心想進入“魔界”，“逢祖殺祖”、“沒有一個弟子”，信奉這樣禪語之人，什麽樣的駭人聽聞的事做不出來？

　既不信奉因果報應，又極端看重死後名譽

　　徐錦庚：“因果報應”是一句重要的佛教語，“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佛教和某些宗教，都主張“修來世”，謂今世多做好事、善事，定會得到報應，能使“來世”擺脫困境和苦難，更加美好地生活。日本人不相信“因果報因”嗎？

　　陳明福：早在公元11世紀，日本王朝衰落，政權也由公卿轉到武士手裏，從而進入鐮倉時代，武家政治——由武士階級掌握政權、實行統治，一直延續到明治元年，約達七百年之久。西行法師(1118~1190)是跨平安和鐮倉這兩個朝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且來看他的一首詩：夢裏相逢人不見/若知是夢何須醒/縱然夢裏堂幽會/怎比真如見一回。

　　這雖是夢之歌，但卻直率且具有它的現實性。此後的詩人，就變得更微妙的寫實了：竹子枝頭群雀語/滿園秋色映夕陽/蕭瑟秋風荻葉凋/夕陽投影壁間消。

 

　　有代表性的詩歌是民族的心聲，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日本民族重實見輕幻覺，重當今輕未來，重現世輕死後，重既得輕憧憬的思維方式與處世之道。

　　存在主義哲學在日本深入人心，他們信奉：人不免有一死，但你思死時表明你還活著，你就必須為你的當下的存在(生)負責，必須為你的選擇負責。日本人對死的不同理解和感悟，凸顯出了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不同活法。正是由於這種獨特的生死觀，使得日本世風普遍鄙視“好死不如賴活”的人生觀。

　　日本戰後最傑出的文學評論家江藤淳在家中割腕自殺前留下的遺書中自嘲：自己不過是隻形骸，而自殺是自己處決此一形骸。日本另一位作家吉田兼好在《徒然草》裏就有這樣的說法：在四十歲以內死了最為得體。

　　武士道要求武士為名譽不惜一死，在武士看來，利和名這兩種東西，誰都喜歡。不過，利隻是一時的過眼煙雲，而名卻是萬世流芳的。日本“風土”學者第一人哲郎說：武士之所以肯舍去一切，不過是為了名譽罷了。在他們看來，名譽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得失，還關係到祖先和兒孫的榮譽，所以在必要的時候，武士會不惜犧牲生命而保全名譽。這就是日本軍人有那麽多人選擇切腹自殺的原因。

　道德相對主義與雙重性格

　　徐錦庚：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與刀》中寫道：“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 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觀感，但當別人對其行為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她的軍隊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如何理解日本人這種矛盾性格？

　　陳明福：菊花是日本皇帝的家徽，刀則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的書名形象地道出了日本人性格的雙重性，也指出其劣質性。

　　在日本，善與惡、是與非都是相對的。對日本人來說，忠才是最重要的道德，為天皇盡忠是日本人最高道德，不論行為本身是對與錯或善與惡。他們既可以是狼又可以是羊，對下級是狼，對上級是羊，對外是狼，對內是羊。道德取向摒棄了“仁”，崇尚“忠”，實際上是“愚忠”。

 

　　這裏，關於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確實有一種一脈相承的邏輯連帶。日本獨特的武士道精神和獨特的道德土壤，確實有利於軍國主義的滋生；而軍國主義也巧妙地利用了武士道，利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動國民對天皇的絕對效忠，煽動國民對外侵略。

　　中國學者李冬君這麽一種說法，頗為深刻：武士文化及其思維模式具有複雜多變、極端矛盾的特點，服膺強者藐視弱者，對主子、對強權，恭順忠誠，可以切腹、集體自殺；對弱者則刀劈、槍刺，拿來做活體實驗。若技不如人則會虛心求助，一旦自覺強大則侵略擴張。明治政府建立後，又將這種本來是封建領主為約束武士的行為而製訂的道德規範沿用下來，在軍隊內部大力宣揚，訓練出一支毫無人性的、嗜殺成性的軍隊。

　　就以作為大和民族重要精神支柱的武士道來說，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說得中肯，它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節而又野蠻殘暴。它是一個日本體係，這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點。”

　　殘酷無情是日本人的天性。灌輸這種思想的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日本的教育製度。日本人是最重名譽、重麵子的民族，但是，虐待、嘲弄和侮辱又是日本社會最常見、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在學校裏，不僅教師隨時隨意懲罰學生，高年級學生也都有戲弄和虐待低年級學生的習慣。在軍隊中，這一切自然就更為極端。

　　虐待狂與受虐待狂的性格結構，使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了最強大的號召力。而一旦成為一種集團心理和社會行為，它的毀滅欲和破壞力還要增強千百倍。

　　日軍虐待俘虜在世界上的軍隊中是最嚴重的。據資料記載，在二戰中，被德國法西斯軍隊關押的盟軍俘虜的俘虜死亡率是1.4%，而被日軍俘虜的盟軍戰俘死亡率高達10%—12%，即比德軍高出七八倍。

在凶獸麵前是羊，在羊麵前是凶獸

　　徐錦庚：同情弱者，憐貧惜弱，應該說是人類的天性。麵對手無寸鐵、苦苦哀求的平民百姓，為什麽日本軍人無動於衷、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泯滅人性？

　　陳明福：按照日軍將帥、官兵的邏輯與心理，應該是任憑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長驅直入，為所欲為，中國軍人和百姓都應當是忠於“皇軍”和“太君”的漢奸，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抵觸和反抗，更不能損害日本人的一根毫毛；都應當笑臉相迎，低眉順眼，主動獻物慰問，熱情為皇軍效勞。即使這樣，中國人也不能免遭屠殺的命運。何則？因為這麽多英勇的武士要磨刀、試刀怎麽辦？需要中國人的脖子、腦袋、胸腔、腹部作工具，需要中國人的鮮血潤鋒、染旗；日本兵要進行殺人比賽需要很多真道具，不將中國人當活靶還能去找誰？還有，這麽多日本兵要發泄強烈的性欲，需要千千萬萬中國的“花姑娘”供他們輪奸，任他們蹂躪……如果中國人不遂日本人的心願，有“負”日本人的反抗行為，有懲罰日本間諜的做法，那還了得，便要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列寧語)，無休止的殘酷報複，來發泄他們心頭之積忿。這已被一百多年來日本發動的曆次侵華戰爭實踐所證明。

　　但再深入研究一下便可以發現：日本的“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中的“人”，特定是指弱者中國人，再擴大一點範圍也包括朝鮮人、東南亞人，即亞洲的黃種人，絕非歐美人甚至俄國人。這是與日本“欺軟怕硬”，“在凶獸麵前是羊，在羊麵前是凶獸”的德性是一脈相承的。

 

　　在日俄戰爭中，日軍死傷成千上萬，屍體覆蓋戰場，而當俄軍投降後，他們並未虐待俘虜，更未殺戮報複，相反，將他們遣送回國時可以攜帶財物，關照備至。至於在二戰期間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遭美國報複，當秘密研製的“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廣島、長崎初顯身手，讓日本人第一次嚐到了“原子核”的味道，在盟軍的致命打擊下，最後不得不無條件投降。日本人並沒有對美國人結下什麽深仇大恨，而是拜倒在美國腳下，甘當仆從。

　　戰後，日本人給盟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大量信中，大部分是問安，激勵，感謝乃至臣服的表示。同時，贈送家寶、土地、物產的也相當多。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日本居然有數百女性在信中對這個“至高無上”的男性寫道：請讓我生您的孩子吧。

　　這就是日本人的隻信服勝利者的邏輯。

民族歧視導致民族仇視

　　徐錦庚：納粹德國之所以對猶太人趕盡殺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自詡為日耳曼民族是優等民族，而猶太人是劣等民族。日本把中國人蔑稱為“支那人”，對中國人痛下殺手，可否理解為：由民族歧視導致民族仇視，是否也是日本統治者屢屢侵華的原因之一？

　　陳明福：日本基本上是一個單民族的國家。語言文學、曆史文化及文明程度，都有著高度的同一性，在血緣、地域和世代的演變中，有著極為密切的相關性和延續性。在日本，天皇“萬世一係”，世代承襲直至今天，而不像中國的皇帝可以由其他姓氏通過戰爭等手段取而代之。日本文化也沒有中國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文化毀滅現象，沒有歐洲中世紀長達千年的文化斷層，沒有過大陸國家那種異民族間的文化衝突和相互交融的現象。這樣就形成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很容易衍生出優越、自豪、自我欣賞、自命不凡的民族心理。

　　日本曾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虛心學習者和大量吸收者，由於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不思進取和改革，特別是幾乎同一時期起步的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前者以失敗告終，後者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而使兩國的差距迅速拉大。日本“脫亞入歐”後，對落於他後麵的中國及朝鮮等國竭盡蔑視、鄙夷、醜化之能事，似乎認為他們隻配匍伏於日本人的腳下，永遠當馴順的奴隸。這是日本之所以對他們“殺戮不異犬與雞”的重要原因。

 

　　日本人不論過去和現在，都存極端歧視中國人和朝鮮人的成見。“對中國這種劣等民族就是要殺。不殺，他們的‘漢心’就換不成‘大和心。’”這是當時侵華日軍的主旨。在抗日戰爭期間，一些日本官兵當了戰俘之後，仍以其“優秀民族”自居，他們鄙視朝鮮籍戰俘。他們甚至認為，把他們與朝鮮人關在一起，“簡直是把人和豬狗等同起來”。而朝鮮籍俘虜公開控訴日本人繼續壓迫、欺淩他們的種種劣跡。

　　在這個問題上，早年便提倡“脫亞論”、日本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福澤及其弟子尾崎行雄，他們曾竭力宣傳過：“並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他們說：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並吞中國者，是為反對人類之幸福，亦為反對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無道之國，宜等閑視之，斷行我之天職可也。今雖等閑視之，他日中國果能踏上開明革新之途，列國皆能分享其福利，則會豁然感悟，唯感謝我之恩澤而不遑也。

　　侵略者的邏輯總是自以為是，在人類的曆史上，有哪個民族可以被殺戮，侵略而毀滅的？何況是中國這樣具有千年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呢？

　　日本的有識之士長期以來也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和好事，中日友好相處成為時代主流，且在不斷發展，這些事實必須看到。但在日本的國民中，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見消除是不容易的。特別是當中國強盛了之後，一些日本人的心態更是失衡。

島國民族“天狗吞月”的瘋狂

　　徐錦庚：日本是個島國，四周被汪洋大海包圍。日本統治者屢屢侵犯中國，在其擴張野心的背後，是否也受一種島國危機感的驅使？

　　陳明福：由於日本長期處於鎖國狀態，四周被大海包圍，缺乏在大的國際環境中的磨煉，國民養成了一種獨善主義性格，日本學者稱之為“島國根性”。他們習慣於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和衡量外部世界。因此，麵對外部世界，要麽妄自尊大，要麽自慚形穢。倭五王時代也好，聖德太子也好，豐臣秀吉也好，當他們在國內擁有強大的政治勢力，羽翼略顯豐滿時，就表現得不可一世，急欲征服其他民族，而這種嚐試一旦遭到失敗又會馬上掉轉頭來虛心學習，甚至俯首稱臣。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地質特點，使得一些日本人對自己生活的列島有一種危機意識。日本列島多山，平原極少，地下資源十分有限。同時，由於日本列島處在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地質構造帶上，因此火山、地震頻發。再加上台風、暴雪等自然災害也經常襲擊日本列島。一些日本人就借這種危機意識，強調其國土狹小、物產貧乏、人口眾多，必須向外發展。並且，把向外發動以擴張領土為目的的侵略戰爭看成是全民利益，是解決民族生存的根本途徑。這種觀點在日本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成為主張對外侵略者蠱惑人心的重要思想依據。

 

　　李兆忠在《曖昧的日本人》中寫道：這個島國民族的血液裏，流淌著一種天狗吞月的瘋狂。其思想精神具有無邊的威力，可以創造人間奇跡。

　　這種民族特性、思想精神有優長也有缺陷，是柄雙刃劍，看你怎麽引導，怎樣揚長避短。據我之愚見，這如同中華民族一貫崇尚和奉行“和為貴”一樣，既能以德感人，以誠待友，又易柔弱有餘，強悍不足；既能謙光自抑，厥輝愈揚，又易過於忍讓，遭人欺淩；既能和衷共濟，安分守己，又易守拙過甚，忠厚成迂。中國的固有領土和領海不斷被周邊國家蠶食，從曆史上來看，列強瓜分中國，而當今是“列弱”蠶食中國，南沙海域外國的石油井架林立，釣魚島仍被日本占領著，中國漁船和漁民常受日軍巡邏隊驅趕、拘捕、毆打，中國從“和為貴”的古訓出發，不輕易動幹戈，隻是提提抗議而已，這固然有從戰略全局考慮的因素，不能因此便認為政策軟弱了。

　　日本民族血液裏流淌的“天狗吞月的瘋狂”，能使千千萬萬的青年為天皇慷慨赴死，更令人驚愕的消息是，“兒子因健康原因被拒絕參軍而母親自殺的事不乏其例”。發出一個征求誌願敢死隊的號召，就會有數百人麵臨必死的境地而爭相報名。許多軍官和士兵在開赴前線之前都為自己舉行了葬禮，表示要為國捐軀，作戰中被俘虜就自殺。日本青年一心要在軍隊中服役，所有的名門望族都試圖為國效力，或送子弟從軍，或捐獻錢財……能產生小小島國以武力征服世界、實現“八紘一宇”的狂想，最後落得自己付出巨大的犧牲，飽嚐失敗的苦果；但當他們將這種思想精神用在另一方麵後，也能在戰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確實創造了諸多人間奇跡，成為令世界驚愕的“經濟動物”。

日本民族的曆史觀：不懺悔

　　徐錦庚：一個民族想要複興，想要重新崛起，就要正視自己的錯誤。知恥而後勇，這是一種非常負責的態度。二戰結束後，德國將反法西斯教育列為德國民眾基本政治教育，德國政要每年都參加反法西斯勝利紀念日活動並發表演講，都是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曆史。1970年12月7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對波蘭進行國事訪問時，雙膝跪在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統赫利同時向全世界發表了著名的贖罪書。德國正是憑借其反省曆史的真誠，重新贏得了鄰國的信任和尊重。後人稱之為“德國總理跪下去，德國人民站起來”。反觀日本，既沒有從戰敗中汲取教訓，更沒有對軍國主義思想徹底清算。這是什麽原因？

　　陳明福：這是日本民族的特性決定的。戰後德國的認罪和懺悔，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了納粹時代的罪惡。而日本民族的曆史觀則是從不懺悔，寧願永遠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前行，日本政府不以為惡，反以為榮。甲午戰爭後，對違背國際法，縱容日軍肆意燒殺搶掠的軍事指揮官，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懲罰，反而視為英雄，予以表彰。如大山岩戰後敘侯爵，1898年晉升陸軍元帥。野津道貫以功晉大將，授伯爵。奧保鞏授男爵。桂太郎任台灣總督等等。甲午戰後，日本政府狂熱地獎勵侵華、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罪犯，致使日本戰犯，不但沒有罪惡感，反而產生了自豪感。這就為日本後來繼續侵占旅大40年，奴役東北14年，霸占台灣50年，犯下種種罪行埋下了禍根。

　　還有一條眾所周知的原因，因為二戰結束後日本由美軍單獨進駐，並非如德國被盟軍分割占領。美國為了狹隘私利，故意在東亞保留和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以對抗蘇聯、壓製中國，並未清算過戰犯罪行，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根子從未鏟除過，釣魚島等問題就是美國一手製造的“玄機”。

 

　　基於這些原因，為了掩蓋罪惡，逃避國際社會的譴責，日本政府采取了如下應對措施：

　　一是采取“抵賴”、“不予理睬”、“置之不理”、“不承認主義”，這是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定下的國策，被曆屆日本政府堅定地奉行。

　　旅順口血腥屠城後，日本政府采取了掩飾和回避責任的態度。如參謀本部編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一書，完全掩蓋日軍的旅順屠殺事件。正如日本曆史學家藤村道生在《日清戰爭》一書中所指出的：“這樣一來，旅順屠殺事件的責任問題就被擱在一邊。但結果從日軍的軍紀來說，卻產生了一個不能掩蓋的汙點，對殘暴行為毫無罪惡感，以致後來又連續發生了這種行為。”

　日本《朝日新聞》1988年9月26日有篇《從南京大屠殺想到旅順大屠殺》的文章寫到：日本政府始終沒有追究侵略者的責任，也沒有采取善後對策，並對日本國民隱瞞了事實真相。因此，世界上特別是日本國內的人就逐漸將此事淡忘了。於是，43年後就爆發了南京大屠殺的慘案。參與南京大屠殺的侵略者不記得旅順大屠殺。但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沒有忘記旅順大屠殺，直到今日也銘刻在心。

 

　　二是正因為不承認種種暴行和罪行，所以便不需懺悔，不更弦改轍，繼續我行我素，這是日軍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國大規模地殺戮平民的根本原因。二戰期間，日侵略軍不僅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製造許多無人區，而且侵占東南亞各國後，所到之處亦進行多次大屠殺。這些暴行都是甲午戰爭中旅順大屠殺的繼續和重演，完全是由於日本政府的支持、包庇、縱容所造成的。

　　三是實在抵賴不過去，則采取纂改曆史，避重就輕，多找借口，輕描淡寫的手段，繼續欺騙公眾和後代。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日本學校的“教科書”上斟酌字句，一再修改，大做文章，比如創造性地用“進入”一詞代替“侵略”。須知，他們的前輩早就用過“占領”。

　　四是吹捧、紀念、崇拜、神化戰爭罪魁，將他們的亡靈供奉在靖國神社，讓世世代代的日本人都將他們視為民族英雄。首相等政界要人，頂住世界輿論的壓力，堅持年年參拜；假如迫不得已需要稍作收斂，那麽便用改換日期參拜來掩人耳目。正因為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英雄”自有後來人。

　　魯迅先生在一篇雜感中說過：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這讓我想起了唐代柳宗元的《蝜蝂傳》：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墮地死。

　　記者  徐錦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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