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文化遺產的掠奪

略論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文化遺產的掠奪
　　——從《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談起
　　趙曉剛
　　
　　
　　1894年秋，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宮中顧問官兼帝國博物館總長九鬼隆一將一封題為《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的書簡寄給日本政府和陸海軍將領，從此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對我國文化遺產的有計劃和有規模的掠奪。作為重要物證的《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筆者未能睹其全貌，隻是從一篇文章中看到該文的一部分。本文就從此資料入手，結合實際情況，分析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文化遺產掠奪的目的、方法和影響，揭露其文化侵略的實質。
　　
　　
　　
　　一、關於《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
　　資料中雖然不是全文，但文中關於掠奪我國文化遺產的內容還是較為豐富的，現摘錄於下，以饗讀者。
　　
　　《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要旨》①
　　戰時向清國派遣人員搜集收買其寶物要旨大略如下：
　　
　　第一，本邦文化之根基，與支那、朝鮮密切相關。為闡明我邦文化之固有性質，亦有必要與之相對照，故此，搜集大陸鄰邦之遺存，乃是學術上最大之要務。
　　
　　第二，本邦實則堪稱東亞之寶庫，支那、朝鮮曆代之古物，於其本國雖無卻存於我邦者甚多。如今為進而充實之，必須將東洋寶物之精粹搜集完成於本邦，以此宣揚國威，使之無愧於東洋學術之大本營，進而促使本國資產之長足的增進。這實在是發揚國光之事業，所以必須利用平時和一切良好機會力圖付諸實施。
　　
　　第三，戰時搜集，便於獲取平時無法得到的名品。
　　
　　第四，戰時搜集，便於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獲得名品。
　　
　　第五，戰時搜集，便於搬運較為沉重之物品。
　　
　　(中略)
　　
　　第八，戰時搜集的名品，伴有戰勝之榮耀，可留作千載紀念。
　　(中略)
　　
　　方法 搜集方法大略如下：
　　
　　第一，搜集者須遵照陸軍大臣或者軍團長之指揮，附隨於軍中適宜之部門，於戰地近旁實行搜集和收購。
　　
　　第二，將搜集之物品包裝堅固，送至兵站部，然後由該部負責運往本部。
　　
　　第三，搜集品到本邦之後，先進行分類，或者成為皇室禦藏品，或者充作帝國博物館之陳列品。
　　
　　第四，派出人員5名，2人由官員兼任：3人選拔堅忍不拔的有識之士，不問官民，臨時充任。
　　
　　(中略)
　　
　　第九，派出人員，一律選拔廉潔有為、堅忍不拔的有識之士，以期搜集無誤。
　　
　　(中略)
　　
　　第十一，派出人員配屬帝國博物館總長管轄之下，但赴戰地之後接受軍長或者所附隨之師長的監督指揮。
　　
　　
　　二、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我國文化遺產的目的、方法和影響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掠奪我國文化遺產是早有預謀的，不僅目的明確，而且戰時搜集“好處多多”；在操作方麵也是安排周密，措施得當；由此收到了非常顯著的效果，同時也給我國的文化遺產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1、搜集寶物的目的：
　　在《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中對於搜集我國寶物的目的寫得非常清楚，試逐條分析如下：
　　
　　學術上最大之要務。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大陸政策的出台早就預示出日本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以學術研究為實現其侵略目標製造曆史根據並為之開路，是侵略者慣用的伎倆，日本帝國主義也不例外。實物是學術研究最直接的證據，由此文物的搜集也就成為學術上最大之要務。所以當日本派遣的調查團在吉林省渤海東京城第5宮殿址出土1枚“和同開寶”銅錢時，他們為之歡呼，因為這枚銅錢可以作為日本與渤海，乃至於日本與“滿洲”友好的寶貴物證②。
　　促使日本國資產之長足的增進。眾所周知，文物不僅有曆史、藝術等研究價值，同時文物本身也有著極高的經濟價值，這也就是文物會作為國家財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日本帝國主義通過侵略低價收購或掠奪大量中國文物無疑會增加日本的國家資產。現在日本存有的大量中國珍貴文物基本上全是在侵華期間掠奪過去的，其經濟價值不可估量。據統計，日本侵華期間僅南京市的各類公私文物損失合計就達1180982件又1449箱，按戰前價值估價為2330430元。這其中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拓片、古籍損失，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所考古組的人獸骨、陶片等標本954箱，因價值卓特而無法估列③。由此，我們可以窺見當年日本國家資產的增長是多麽的迅速。
　　宣揚國威，發揚國光。通過戰爭掠奪他國財物當然可以起到宣揚日本強大的作用。1933年lO月16日到11月17日，在東京上野皇室博物館舉行的東京城出土遺物展覽會④，從一開始就是為此目的而設置的。
　　2、戰時搜集文物的好處：
　　便於獲取平時無法得到的名品。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占東北，扶植傀儡溥儀建立偽滿洲國。日軍為霸占東北，極為關注所謂“滿蒙問題”，竟以“保護為名”派憲兵闖進沈陽故宮，掠走清代文溯閣的《四庫全書》。日本投降後，由蘇聯接收，才歸還我國⑤。
　　便於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獲得名品。1908至1911年期間桔瑞超等幾次深入中國西北地區，除了盜掘文物外，又在敦煌從王道士手中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騙走600多份經卷和其它文物⑥。
　　便於搬運較為沉重之物品。1911年，日本海軍旅順鎮守府司令長官富岡定恭，把中國東北地區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順黃金山麓的“鴻臚井”刻石，盜藏於日本宮內省帝室博物館⑦。這塊石刻寬300厘米、厚200厘米、高180厘米，如非戰爭時期，如此龐大的石刻不會悄無聲息地被運至日本的。
　　3、對我國文化遺產進行掠奪的方法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掠奪我國的文化遺產主要采用了以下幾種方法：
　　在陸軍的協助下將鑒賞家遣往我國從事搜集。日軍師團一級一般專門配備“文物搜集員”，這些人大多受過專門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這些派出人員，“一律選拔廉潔有為、堅忍不拔的有識之士”，而且“附隨於軍中適宜之部門，於戰地近旁實行搜集和收購”。在人員組成上，“派出人員5名，2人由官員兼任：3人選拔堅忍不拔的有識之士，不問官民，臨時充任”。在人員管理上，“派出人員配屬帝國博物館總長管轄之下，但赴戰地之後接受軍長或者所附隨之師長的監督指揮”。可以說日軍打到哪裏，哪裏的文化遺產就會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劫掠。
　　派遣各種調查團體以學術名義到我國各地進行盜掘。二十年代初，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與京都帝國大學合作成立了東亞考古學會，隨即該學會就跟隨著日本侵略軍的步伐，在我國各地開展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活動。在該學會和東亞文化協會的組織下，原田淑人等發掘渤海東京城、北魏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齊國故城、膝薛二國故城、曲阜漢魯靈光殿遺址、周口店和殷墟遺址。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考察團體，在我國各地進行盜掘。例如，1927年春由濱田耕作等組成的所謂國際考察隊發掘了貔子窩遺址。1933年，東亞考古學會又組織以德永重康為首的滿蒙學術考察團，主要考察熱河省，在朝陽、淩源、承德、興隆、赤峰一帶廣事調查。1941年以梅原末治為首的近十位著名學者組成的考察團，還對旅大地區進行過一次考察並發掘了長山列島上馬石貝塚遺跡。東京帝國大學在大同等地的發掘。據統計，日本帝國主義僅在遼寧、吉林等地，就有為數達17起之多的盜掘。各地盜掘出土的大量文物，絕大多數被日軍運回日本，部分存留於偽滿洲國內的各個博物館中⑧。
　　
　　在殖民機構中設置部門進行文物的搜集。1907年3月第一任滿鐵總裁後藤新平在大連本社設立了調查部。1908年1月，“滿鐵”在東京支社內設立滿洲及朝鮮曆史地理調查部。“滿鐵調查部” 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專門從事“滿洲”等地文化古跡之調查研究並進行文物搜集的特殊部門。此外，日本帝國主義還設有搜集“散亂圖書”和文物的日軍特科科“圖書委員會”、“新民會”、“學術資料接收委員會”等機構⑨。
　　私人搜集。在戰爭期間日本軍人中亦有私自進行文物搜集的。1900年8月，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燒殺劫掠，搶走大量文物，僅日本聯隊長栗屋大佐1人就除搶銀元寶、銀塊外、還掠走文徵明繪畫1卷，明代銅製香爐1個，玉器10件，及香爐、手箱等文物多件⑩。在日本一些博物館中就有大量參與侵華戰爭士兵私人捐贈的中國文物。
　　4、對搜集來文物的處理
　　按照《戰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由軍方搜集來的文物或者作為“皇室禦藏品”，或者收藏於帝國博物館。“皇室禦藏品”均收藏在“禦府”中。所謂禦府就是各戰役的紀念館，日本通過侵略戰爭相繼建立了懷遠府(北清事變)、建安府(日俄戰爭)、悖明府(日德戰爭、出兵西伯利亞)、顯忠府(濟南、滿洲、上海事變)等⑾。在這些“禦府”中就存放著大量侵華所獲得的文物。前文提到的鴻臚井石刻就放置在建安府的前院。
　　1902年至1914年間，大穀光瑞為首的中亞西亞探險隊，在中國西部地區先後竊取的9具人體標本（木乃伊）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誌銘，以及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身）圖”等共7531件文物，部分被盜運到日本的京都恩賜博物館⑿。
　　5、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遺產掠奪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給我國的文化遺產造成巨大損失。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數十年間，各地古建築被毀無數，公私文物被劫掠者不計其數，圖書典籍被損毀或被搶奪走的難以計數。在戰後民國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匯編了《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它先闡明中國損失的數量及其估計價格，然後按地區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蘇、河南、湖南、湖北、陝西、東北、安徽、河北、福建、廣東及香港、廣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個省、市、區，分別記述其圖書、文物、字畫碑帖、古跡古建築等的被掠奪和破壞的情況。該目錄所列戰時中國被劫遭毀公私文物，查明有據者計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總價值9885546元。但這隻能占當時實際發生情況的一小部分，因為“惟以公私收藏家對於文物損失之申報均不踴躍，此數未能盡括戰時實際之損失。”而且在整個文物損失中，私人文物損失應占相當比重，但實際統計中則以公共文物為主⒀。誠然如此，就統計數字而言，也是驚人的。
　　其次，嚴重影響了我國學術研究的發展。戰爭年代從事研究本已很難，加之日本帝國主義有意識的掠奪我國文化遺產，大量珍貴文物和圖書典籍的損失，對我國學界無疑是雪上加霜。山東日照兩城鎮的發掘報告，尹達在戰爭前已經寫了初稿，但終於因戰爭的關係而沒有把這項工作完成，兩城鎮的許多珍貴資料被日軍墊了鐵路。中國猿人的珍貴化石，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材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材料等，都有曾在戰爭中丟失或被日本侵略者破壞⒁。就是在現在進行東北地區的考古研究，有時還不得不借鑒當時日本人所發表的資料。
　　
　　第三，影響國際視聽。在掠奪了大量中國文化遺產後，日本學者大肆研究中國曆史文化，隨意歪曲曆史，附會傳說，為所欲為，嚴重影響了國際的視聽。
　　
　　
　　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文化遺產掠奪的實質
　　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文化遺產進行掠奪是其文化侵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一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就不僅僅是領土上的野心，對文化的侵略才是其骨子裏的東西。因為侵略者都知道，隻有滅亡一個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將這個民族從曆史上消失。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朝鮮、中國台灣、東北時，就一步步通過文化侵略來消磨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反抗意識，文化遺產的掠奪、奴化教育，都是其文化侵略的手段。通過對我國文化遺產的掠奪，故意製造文化上的混亂，想從根上徹底消除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緊接著又通過“奴化教育”，向中國人大力灌輸日本文化，將中國人改造成日本的良民、順民，以達到真正占領中國，滅亡中國，變中國為日本一部分的目的。
　　
　　由上可知，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文化遺產掠奪的實質就是要從根上消亡中國傳統文化，對文物財產的占有倒在其次。所以我們在進行研究時要給予特殊的注意，不要因為掠奪的大量文化遺產有著極大的經濟價值而呼視日本帝國主義真正的用心所在。
　　
　　
　　
　　（作者單位：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釋：
　　①②④⑾[日]酒寄雅誌 著，李東源 譯：《近代日本與渤海史研究》，《駿台史學》108號，1999年12月，明治大學。轉引自《東北亞教研資料譯文集·高句麗、渤海專號》（第3輯），《北方文物》雜誌社，2001年。
　　③⑤⑦⑨⑩⑿⒀孟國祥：《大劫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⑥⑧⒁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