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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主義者就釣魚島問題抗議中國。 資料圖片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國民性格、曆史文化乃至國家戰略都受其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的地理環境往往培育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一般說來，遼闊的陸地環境會造就人們豁達開朗的性格，而狹小的島國環境則培育出狹隘排外的島民性格，這就是所謂的“島國根性”，其典型例證即為日本。這種由地理環境造就的民族特性常常滲透到該民族或國家的各個領域。
狹小而封閉的地理環境養成日本民族的“島國根性”
從地理上看，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島國。它的國土主要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國4個島嶼及其他數千個小島嶼組成，東西短窄，南北狹長，總麵積37萬平方公裏，是美國國土麵積的1/25、中國國土麵積的1/27。
日本東瀕太平洋，西臨日本海、黃海、東海，與朝鮮半島和中國隔海相望，北部是接近高寒極地的鄂霍次克海。這種四麵環海的地緣特征使日本獲得了相對安全的自然條件。曆史上，除受忽必烈蒙古大軍的兩次進犯和19世紀美國艦隊從太平洋彼岸入侵外，沒有受過其他外來入侵的記載。但是，長期居住在這種狹小而封閉的環境中，也使得日本人逐漸形成了一種島國民族的心態，即“島國根性”。
“島國根性”概念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是由當時的日本留美學者大米邦武等人提出來的。據日本《新辭林》解釋，“島國根性”是指“島國特有的視野狹窄而封閉的性格”，其特點是封閉排外，狹隘固執，狂傲自大，不甘於生存在狹小的空間，要衝出小島開拓疆域。香港《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曾於1939年對日本民族的這種特性做過精辟的概括：“日本是國小而強，其人民就亦驕亦淺，充滿著島國根性，好動而急激，偏狹而多疑，加以一直受著狹義的國家主義教育，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武力崇拜，差不多成了日本人的第二天性。”
具體來說，島國根性表現為4種心態。一是自我封閉的心態。四麵環海的地理環境使日本長期處於閉鎖、孤立的狀態。在久遠的古代，由於海上和陸路交通都不發達，日本不僅無法與周邊國家開展交流，就連島內各地之間也很少有交往和貿易往來。正如日本史學家阪本太郎所說：“素稱島國根性的閉鎖、排他的精神，就是從四麵環海的地理環境中產生的，還由於島國內部地形的孤立性而變得更為嚴重。”正是在這種封閉孤立的環境中，日本形成了封閉保守、自卑小氣但又盲目自信、妄自尊大的國民性格。
二是濃厚的排他意識。由於日本列島本身資源不足，自然災害頻發，生存空間有限，所以人們不得不固守已有的生存空間，並產生濃厚的排他意識。從古到今，這種排他意識已經成為日本民族性格中難以消退的一部分。15世紀以後，為了排除歐洲天主教對日本文化的衝擊，日本人為地實行了長達200多年的鎖國政策。近代日本推行“脫亞入歐”政策，對落後的亞洲近鄰百般排斥和欺淩。今天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的日本，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麵，卻位居世界百位以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自有統計數據以來，外國在日直接投資累計金額僅為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1.2%。而在美國和歐洲，這一數字接近30%。日本至今既沒有接受難民的政策，也沒有移民的法律。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外國人要想加入日本國籍，其審查之嚴格、手續之繁瑣，超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尤其是亞洲人，要想完全融入日本社會是很困難的。
三是強烈的危機感。日本不僅國土狹小、資源嚴重短缺、自然災害較多，而且與外部世界存在著很大的文明落差，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強烈的危機意識。當身處封閉的地理環境時，如果社會安定、經濟平穩發展，排他意識和危機意識就不會表現得那麽明顯。但一旦封閉的大門或自願或被迫打開，並且外部文明以相當的優勢炫耀於自身時，爭強好勝的日本人就很容易產生群體危機感。懸殊的文明落差會使人們產生強烈的好奇心和危機意識，激發起不甘落後的民族自尊心。好強的民族會因此效仿先師、革故鼎新，而好戰的民族則萌生掠奪他人財富之野心。從曆史上看，日本既好強又好戰，兩者兼而有之。
四是狂傲頑執又不安於現狀的性格。日本在經受各種自然災害的不斷考驗中，磨煉出吃苦耐勞、勤儉謙恭、頑強堅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性格，但同時又滋生出自卑小氣、頑執不化等痼疾。自卑畸變為狂傲自大，小氣則變為偏狹固執、心態不平衡、盲目狂傲。地理麵積狹小卻自稱為“大日本帝國”，就是狂傲心態的表露。由於不安於國土狹小、資源貧乏，日本常常對外實行擴張與掠奪，以彌補生存資源的不足，具有明顯的外張性特征。長期以來日本之所以屢屢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應該說與這種“島國根性”不無關係。
“島國根性”催生了日本極端民族主義
四麵環海的孤島環境培養了日本人既堅韌又固執、既自卑又狂傲、既保守排外又對外界充滿好奇的原始秉性。這種偏狹固執、狂傲自大的“島國根性”與惶惶不可終日的危機意識相結合，就在這片狹小土壤中滋生出極端民族主義。
日本統治階層的“島國根性”，開始時表現為追求物質財富。日本古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裏記載了一個傳說：古代日本神功皇後得到神的指示，說西方有個國家，除金銀之外，還有許多燦爛奪目的珠寶，神把那裏的國土賜給了日本。於是，神功皇後發兵渡海攻打朝鮮半島的新羅國，使該國“臣服”。這則傳說不僅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統治階級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同時它也成為奴隸社會以來日本屢屢侵略朝鮮半島的借口。
到了近代，日本統治階層已不滿足於劫掠金銀財寶，而是要大肆擴張領土、奴役別國人民、稱霸世界，從而把“島國根性”發展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其中起推波助瀾作用的主要有兩方麵因素：一是灌輸“皇國思想”。以古代傳說為根據，宣揚天皇是“天日之嗣，世禦宸極，終古不變”，天皇“萬世一係”，應當“君臨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廣”；二是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日本人優秀論”，認為日本是“日出之國”，是“太陽的故鄉”，比中國、朝鮮、印度等文明之國享受更多太陽的恩澤。大和民族居於“神州”，是“天之子孫”，而世界其他民族皆係“戎狄”，是“暮氣也，邪氣也”。
日本社會學家遠藤隆吉在《日本我》一書中竭力鼓吹日本民族之優秀。他認為，“日本我”即日本精神，意味著擁戴“萬世一係”的皇統，不受外國淩辱、富有勇氣，以崇拜祖先為核心的忠孝思想發達，日本因而是世界上卓越的國家，能夠產生與外國競爭、發揚神州正氣的氣概。天眼子在《國民的真精神》中強調，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種核心信仰，即“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國家”。另一個為日本國民性歌功頌德的學者芳賀矢一在《國民性十論》中列舉了忠君愛國、崇拜祖先、重視家族名譽、現實實際性等十大國民特性。他們都完全站在日本國家主義的立場上，強調敬神、忠君、愛國，鼓噪極端民族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為日本帝國主義塗脂抹粉，對日本的對外侵略行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不少“變革先驅”以此為基礎，提出“興邦治國”的對策建議，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淵在1823年發表的《宇內混同秘策》中說：“世界當為郡縣，萬國之君當為臣仆。”為實現這一征服世界的目標，他竭力主張侵略中國，“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鬆陰則主張“取朝鮮，掠滿洲，壓中國，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豐國（指豐臣秀吉）未果者得果”。事實上，這些所謂“變革先驅”大多是極端民族主義者，隻不過他們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強先進的技術思想和擴張理論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後來均被日本政府所采納，“大陸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的政策、戰略文件，就是這些思想主張的具體化。
宣揚民族優越以至種族優越，不僅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提供了理論依據，也使普通日本人飄飄然起來，自我膨脹，不能正視自己，難以與其他民族友好相處。給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論就深深植根於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優秀論”之中。
可見，產生自特定人文地理土壤的思想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國家戰略思維取向具有規定性作用，在一定曆史條件下還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日本統治階級的“島國根性”，一旦發展到極端民族主義階段，就決定了日本要走上瘋狂的侵略擴張之路。這就是為什麽不是別的島國而隻有日本屢屢成為戰爭策源地的原因之一。
“島國根性”影響著日本的地緣戰略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時代過去了，但“島國根性”作為日本的國民性格卻依然存在，而且還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今日本的地緣戰略。
所謂地緣戰略，即對地緣政治利益作戰略上的掌管。從對外戰略的地緣特征來看，日本靠近大陸但又有海峽隔阻，使其“進”可以朝鮮半島為陸橋窺探亞洲大陸，“退”可以遼闊海域為天然屏障。但由於其國土地形狹長，加之海岸線漫長，不利於日本在本土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日本工業在沿海地帶高度集中，人口高度密集，戰時極易遭受破壞。此外，日本資源匱乏，對外依賴性很強，確保海上交通線關乎日本的生死存亡。這些地理特征決定日本必然產生向外尤其是向隔海相望的大陸拓展生存和安全空間的需求和欲望，其地緣戰略必然呈現出明顯的外張性特征。
近代以來的日本地緣戰略正是走了這樣一條不斷向外拓展的軌道。形成於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地緣戰略，長期存在著以陸為主的“北進”和以海為主的“南進”之爭。但由於地理環境與曆史文化傳統的原因，日本曆史上一直把建立亞洲大陸霸權作為主要目標，而把建立西太平洋海上霸權作為輔助目標。“北進”的假想敵是中國和俄羅斯，目標是占據朝鮮半島、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也是為“北進”服務的，是日美圍繞亞洲問題矛盾激化的產物。
冷戰結束後，日本作為美國霸權秩序下的附庸，一方麵追隨美國，在遏製陸權的同時尋求東亞均勢，維持中俄力量平衡；另一方麵則利用地緣經濟手段開拓東南亞市場，獲得了過去通過戰爭手段想獲得而沒有獲得的一些利益。日本南北對進的戰略趨向越來越明朗，重點表現在對中國東線地緣三大問題——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以及南海海域的深切關注上。尤其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日本掀起了推動海洋國家戰略的熱潮，意圖使日本從“島國”變為海洋大國。
一方麵，日本從民間到政府官員，通過召開會議或撰寫文章等各種形式，提出日本的海洋戰略理論。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機構“日本國際論壇”啟動了為期4年的係列研討會項目——“海洋國家日本：其文明與戰略”研討會，提出了“海洋國家日本的世界秩序和地區秩序構想”，其宗旨是聯合東盟削弱中國，從而確保日本在東亞的主導地位。2005年4月，日本在“船舶與海洋財團”的基礎上，成立“海洋政策研究財團”。該智囊機構於2006年1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為日本製定海洋戰略出謀劃策，使日本在“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方麵都成為與“海洋國家”相稱的海洋國家。
另一方麵，為實現海洋戰略目標，日本展開了與中國乃至世界爭奪海洋權益的攻勢。如在東海海域劃界問題上，日本主張以等距離的所謂“中間線”與中國劃分東海，並荒謬地以釣魚島為基線與中國劃分所謂“中間線”，企圖從中國的東海管轄區中劃走大麵積海域；在東海油氣開采問題上，日本反對並百般阻撓中國在位於日方所謂“中間線”以西一側的春曉油田的生產，提出所謂“吸管效應”，即中方的開采像吸管一樣，將“日方一側”的海底油氣資源吸走；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否認與中國存在主權爭議，並通過修燈塔、建神社、豎國旗、政府接管燈塔、向釣魚島“地主”租借乃至購買（使釣魚島“國有化”）等形式，宣示對釣魚島的主權，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製，並公開製定“西南島嶼有事對策”，表示將武力“保衛”釣魚島，甚至揚言要與美國實施“聯合反擊”；在衝之鳥礁問題上，日本通過對該礁進行加固等手段，企圖變“礁”為“島”，主張擁有該礁周圍200海裏（麵積達12.6萬平方海裏，合43萬平方公裏）的專屬經濟區；在大陸架劃分問題上，日本竭力拓展大陸架的範圍，投入巨資用於大陸架調查，並向聯合國提交大陸架申請。日本勘測的範圍包括日本東部、東南部太平洋上的小笠原諸島、南鳥島、衝之鳥礁島、與韓國有爭議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以及中國釣魚島列島等麵積約65萬平方公裏的海域，這相當於日本國土麵積的1.7倍！據日本方麵稱，一旦這些大陸架延伸獲得通過，日本不僅將解決困擾其數百年的資源問題，而且將擁有405萬平方公裏的專屬經濟區，其200海裏內的國土總麵積將達到447萬平方公裏，日本將由目前世界第59位一躍成為世界第6位的海洋國家！
不甘於生存在狹小空間的“島國根性”，正驅使著日本向廣袤的海洋擴張。因為這既可以獲取海洋資源，又可以拓展地緣戰略空間。通過對海洋權益的爭奪，日本即可以實現過去以戰爭手段未能實現的“大國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