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女救護神

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女救護神

2012-05-24 06: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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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明妮·魏特琳（1886-1941）

在上篇文章的後麵，有不少反美人士評論說：美國人不是有意在給南京大屠殺死難的中國人報仇，所以沒有必要感謝他們。這種觀點我早有預料，實為忘恩負義之輩的無知借口而已。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一位在南京大屠殺時期有意救助中國婦女兒童的美國女人的英雄事跡吧，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該感謝這位救助過一萬多中國婦女兒童的美國女人，是否應該牢記這位女救護神的恩情呢？！

在抗日戰爭時期，有無數的國際友人來華無私地幫助中國人。他們當中，白求恩是最為著名的一個，那是因為毛澤東的文章的緣故。其實，在那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比白求恩貢獻大得多的國際友人不在少數，美國女人明妮·魏特琳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她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時期，以一己之力，無私無畏地救助了一萬多名中國婦女兒童，受到了國民政府的最高榮譽嘉獎。但同時，南京大屠殺的殘酷，也把她推向了死亡。

明妮·魏特琳(MinnieVantrin)，中國名華群，美國傳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西科爾Secor小鎮。家境不裕，從小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奮勇敢的個性，花費了大量時間用於打工掙取上大學的學費。1912年畢業於伊利諾伊斯大學，同年受美國基督會差會（UnitedChristianMissionarySociety）派遣來中國，擔任安徽廬州府（合肥）基督會三育女中校長,矢誌推動中國女子教育。由於過去的洗腦宣傳，外國傳教士幾乎就是以文化侵略中國的西方特務或強盜的代名詞。那麽，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美國女傳教士在中國都做了些什麽吧。

1919年魏特琳應聘金陵女子大學，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並鼓勵學生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譬如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衛生知識，每周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等，發揚光大了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魏特琳還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圖：1923年 南京 金陵女子大學 去參加新校園慶典

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並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TheClassmate)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鑒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卷，供曆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日軍除殘酷屠殺無辜外，還肆意強奸、輪奸中國婦女。在占領後的一個月中，南京市內就發生２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連八、九歲的幼女和７０多歲的老嫗都不能幸免。許多婦女在慘遭蹂躪後又慘遭殺害。下麵這組圖片展現了日軍屠殺中國婦女兒童、強奸婦女後還要將其汙辱的罪行。

 

由於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裏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個人親曆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如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奸。丈夫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奸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鬥，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國大使館，建議設立一個安全區，讓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有一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以躲避戰火。她在信中表示：“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了”。不久，由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接著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魏特琳為紅十字會委員。在日軍占領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設立了婦女兒童難民收容所。華女士臨危受命，不敢貽誤。魏特琳自己說，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後於夜晚寫的”(1937年9月26日)，但這並不影響它的重要價值，反而讓後人欽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軍首批由中華門入城後，到處奸淫掠燒殺。此時婦女兒童蜂擁而來金女院的難民收容所。有青年婦女裝扮成老婦的，有女扮男裝的，還有老婦、兒童和男人，一個個驚恐萬分。華女士守著大門勸說，為了多保護一些年輕女子和兒童，請男士和老婦回家。難民們哭著求著，隻要能在草坪上有一個立足之地。保護上萬婦孺的人生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裏，談何容易！華女士麵對的是一群比野獸更為凶殘的日本侵略兵，他們不可理喻。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布告，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裏，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奸婦女、搶劫錢財。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牆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裏，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對她強奸。

華群女士一麵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麵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裏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餘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

在難民所裏，許多難民失散了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籠罩著難民營。華女士安慰鼓勵他們，給他們勝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她說，“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同時她為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去設法尋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與包抄。12月1日，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簽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環境與工作在學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軍令人發指的暴行，感到震驚與憤怒。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他們不是士兵。”

盡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著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對凶暴發狂的日軍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軍或從校門口強行入校，或爬過圍牆入校。魏特琳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牆的日軍。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所寫：“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許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隨時起來去應對突發事件。她還組織起巡邏隊，日夜守衛校園，保護難民的安全。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複。”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日本國旗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占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麵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她獎勵外僑的最高榮譽——藍、白、紅三色襟綬——采玉勳章。魏特琳在那緊張恐怖的日子裏，殫精竭慮工作了數十個日日夜夜。過度的疲勞與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傷害了她的身體，她在此期間的日記中常常寫道：“太倦了，倦得連字都寫不出來，”“倦得無法思考”。她在救護了許許多多的中國難民與中國婦女以後，自己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不久），《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的西方人。自稱“真相衛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事實上，日軍幾乎把所謂“金女大”當成一個妓院對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軍的某一高級軍事顧問表明：“我們從1萬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魏特琳要求對方必須“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並且要讓姑娘們自願。”為了保護更多的上萬名中國婦女兒童，這完全屬於權衡之舉，因為當時的日軍十分猖狂，太沒有人性了。但是，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實際負責人）十分憤怒，不聽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釋。

幾天後，魏特琳遞交了辭職報告。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

上述內容在《南京安魂曲》中有載，並且刊於《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47期以及《讀者》2012年第五期，十分真實。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勸說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著金陵女大，並且試圖盡力幫助她。”她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現在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選擇這一有意義的日子，在美國寓所打開廚房的煤氣自殺，年僅55歲。在遺書中，她寫道，她在中國的傳教失敗了，與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臨終前仍然說：“我有兩個生命，仍願為華人服務。”她被安葬在美國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鎮，她的墓碑上刻著“金陵永生”四個中國字，下麵用英文刻著：明妮·魏特林,觀音菩薩，到中國去的傳教士。6月10日，國民政府頒布了嘉獎令，以褒揚魏特琳在中國的特殊功績。在《拉貝日記》中，她的功績，被記敘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