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員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原因 甲級戰犯執掌日本國家領導權

日本官員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原因  甲級戰犯執掌日本國家領導權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 作者：宋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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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簽署投降文件的人員。香港，中國，1945年10月[詳細]
核心提示：當德國朝野追討漏網戰犯的時候，日本朝野卻在為釋放戰犯奔走呼號。對於東京審判及其他乙級戰犯法庭判處的罪惡累累的戰犯，日本朝野上下，與其說表現出憤怒，不如說表現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對戰犯罪責的認同極為有限，甚至不少人認為他們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後，日本律師聯合會發表了《關於勸告赦免戰犯的意見》，進而引發了一場要求為戰犯減刑、釋放戰犯的廣泛的國民運動。在當時人口隻有1億的日本，據稱簽名支持釋放戰犯的日本國民達到4000萬人，可見其具有廣泛的國民基礎。

本文節選自《戰犯審判、曆史認識、民族和解——關於“二戰後東亞與歐洲曆史反思與和解進程比較”的討論之一》 作者：宋誌勇 原載於：史學理論研究

另一個二戰侵略戰爭的加害者日本，情況卻大不相同。由於實施對日占領的美國沒有摧毀天皇製政權，而是利用日本舊的政治體製對日實行間接統治，原有的龐大的侵略戰爭策劃和領導集團，除了東京審判受到處罰的25名戰犯外，其餘的絕大部分都沒有受到處罰，更談不到思想改過。僅有的“解除公職”處理【7】也半途而廢，被解除公職者遠談不到反省戰爭責任。不僅如此，東京審判餘音未了，大批重要的戰爭罪犯搖身一變，重登政治舞台，不少人成為日本政黨領袖和政府首腦。這些人根本沒有認識和反省自己的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把戰前日本的殘渣餘孽帶到了戰後，直接影響到了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觀。由於侵略戰爭的受害對象都是外國人，戰爭罪行都是在國外發生的，絕大部分日本人沒有目睹日本侵略戰爭給受害國人民帶來災難的場景，加上戰時的日本統治者竭力封鎖日本在外暴行的消息，因而日本國民沒有足夠的戰爭罪惡感。相反，美軍對日本的轟炸和原子彈的投擲，反而使日本國民更具受害者之感。戰後日本政府極力回避戰爭責任的言行，給日本國民的曆史認識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與德國政府和人民積極反省戰爭罪行的行動相比，兩者大相徑庭。

（1）當德國朝野追討漏網戰犯的時候，日本朝野卻在為釋放戰犯奔走呼號。對於東京審判及其他乙級戰犯法庭判處的罪惡累累的戰犯，日本朝野上下，與其說表現出憤怒，不如說表現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對戰犯罪責的認同極為有限，甚至不少人認為他們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後，日本律師聯合會發表了《關於勸告赦免戰犯的意見》，進而引發了一場要求為戰犯減刑、釋放戰犯的廣泛的國民運動。在當時人口隻有1億的日本，據稱簽名支持釋放戰犯的日本國民達到4000萬人，可見其具有廣泛的國民基礎。與此同時，眾多個人、團體還積極做國會、政黨、政府的工作，要求盡快赦免或釋放在押戰犯。除共產黨和勞農黨微弱的反對聲音外，日本可謂舉國一致，要求赦免戰犯。

經過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l953年8月3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了由占國會統治地位的自由黨、改進黨、兩社會黨和無所屬俱樂部共同提出的《關於赦免服刑中的戰爭犯罪者的決議》。而類似的決議，從1952至1955年的3年間，先後通過了4項。【8】日本對立的主要政黨，雖然在其他問題上打得不可開交，但在釋放戰犯問題上，卻是驚人的一致。在國會討論中，幾乎沒有人談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爭罪行，更沒有人為這些戰犯犯下的慘絕人寰的罪行向受害國及其人民謝罪，而是竭力為戰犯鳴冤叫屈，攻擊戰後的東京甲級戰犯審判及各地的乙級戰犯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審判”，戰犯是“戰爭犧牲者”。【9】對於政黨的這些提案，日本政府一向表態支持。國務大臣木村篤太郎在國會表示，這些戰犯為國家“不幸被追究戰爭犯罪，心中念及，實同情不已”。日本政府的另一國務大臣犬養健也在國會表態說，赦免戰犯“凝聚了國民的真切心願”。日本政府敢於為之奔走，也是因為背後有國民的“鼓勵、鞭策”。【10】於是，日本舉國一致，朝野呼應，日本政府則利用冷戰的有利時機到處活動。說服有關國家政府，終使所有甲級戰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級戰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釋放。

在上述背景下，東京審判後的日本政府和司法機構，從來也沒有打算自己審判戰犯，也談不到追討漏網戰犯。甚至被東京審判判處有罪的甲級戰犯重光葵後來當上了外務大臣，另一名被判刑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當上了法務大臣。而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戰犯岸信介（1896-1987），他戰前身居高位，曾出任過偽滿洲國實業部次長、總務廳次長，操縱偽滿政權，後升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參與策劃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二戰結束後，被定為甲級戰爭嫌疑犯逮捕入獄。後因東京審判提前結束，岸信介逃脫審判。1952年他重返政界，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對自己的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毫無反省之意。由戰犯執掌日本國家領導權，何談反省戰爭罪責、民族和解！

（2）屢屢發表否定東京審判、否定侵略戰爭曆史的言論。東京審判結束之初，在占領軍的威壓下，日本雖然否定東京審判、否定侵略戰爭曆史的傾向也很強烈，但沒有發泄和傳播的良好渠道。1953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覺得自己已經恢複獨立了，可以對美國和其他原盟國說“不”字了。尤其是1955年自由民主黨執掌政權後，政治上長期推行保守路線，對東京審判大肆攻擊。1980年代以後，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大國，追求政治大國目標。自民黨主流把東京審判對其過去侵略戰爭的定性看做是其走向政治大國的障礙，進而與學界或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勾結，掀起了戰後否定東京審判的高潮。他們把承認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曆史稱作“自虐”，稱這種定性史觀是東京審判強加給日本的，並稱之為“東京審判史觀”，開展了一場圍剿“東京審判史觀”的運動，企圖以此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曆史。

（3）在戰後賠償問題上，態度極為消極。與前述德國積極承擔戰爭責任和進行戰爭賠償的做法相反，日本則是消極對待戰爭責任和戰後賠償。戰後幾十年來，日本僅向東南亞和韓國等國支付戰爭賠償6565億日元，按當時的比價，僅合區區18億美元。而對於戰後大量的侵略受害者個人、團體提出的賠償，日本政府均消極對待；日本的司法機構以“過時效”、“國家無答責”等借口推托；除一些有良知的媒體和國民外，日本主流輿論和國民也抱著與己無關的態度，不支持、聲援包括慰安婦、化學戰、勞工等戰爭受害者的賠償要求。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所關心的是日本人“受害者”的撫恤。早在1952年4月30日，日本國會就通過了《戰時日本軍人或軍屬因公傷病者、死亡者及其家屬救濟法》，決定“按照國家補償的精神”，向原軍人、軍屬、遺屬發放撫恤金。到2005年為止，已發放各種養老金、撫恤金等合計超過50兆日元（每年都在1兆日元以上），這與支付給亞洲國家的6565億日元賠償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此外，每到戰爭結束整十年數的時候，日本政府還向有關戰死者家屬發放特別慰問金。根據日本撫恤法規定，對原軍人的撫恤金，按其過去在日軍中的官位區分發放額的多少。例如，原具有大將軍銜的軍官，撫恤金最高額每年為761萬日元，而原普通士兵每年最低額是104萬日元。而這種撫恤金，對被判有罪的戰犯也照樣支付。【11】

（4）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二戰結束50周年之際，發表了關於曆史問題的“村山談話”。稱“我國在不久前的一段時期，國策發生錯誤，走上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我們應謙虛地接受曆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是戰後以來日本政府首次明確承認侵略的事實，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定評價。但就在“村山談話”發表的當天，8名自民黨內閣成員參拜了靖國神社。次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又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1997年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國會議員達到200多人。日本的這種做法，使“村山談話”的價值大打折扣。

戰後，以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代表的納粹德國的罪行地，成為德國人民反省戰爭、追悼受害人民的重要場所，德國的政要幾乎每年都參加反省戰爭、悼念戰爭受害者的活動。而在日本，長期以來日本政府的要員和保守政黨、政治家向往的是紀念戰爭死難者的場所，是日本侵略戰爭象征的靖國神社。日本的政治家到這裏祭奠，不是反省戰爭，不是紀念數以千萬計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追悼那些戰死於侵略戰爭的加害者，包括甲級戰犯。盡管在亞洲受害國政府和人民的屢屢抗議之下，日本政府和政治家有所顧忌，但也不乏不為其所動的堅持參拜者。時任首相、自民黨總裁的小泉純一郎便是其代表人物。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作為政治活動參拜靖國神社，傷害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更加遠離東亞民族的和解之路。

兩大國際軍事審判後德日對待戰爭責任問題的不同態度，反映了兩國不同的曆史認識，也決定了東、西不同的民族和解的走向。德國超越了國家、民族的界限，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和高度反省曆史，追究戰爭責任，追求真正的和平發展道路。而日本則局限於本國和本民族的眼前利益，消極對待、極力回避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輕視、無視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擴散受害者意識。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充分表現出日本政府和政治家在戰爭責任、曆史認識上的局限性。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化學細菌戰受害者、強擄勞工等問題上逃避責任的做法，也離民族和解相去甚遠。如果日本政府不堅持正確的曆史觀，積極對待過去犯下的錯誤，真誠地以實際行動向被害國人民道歉、謝罪，東亞的民族和解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有良知的13本知識分子、政治家和普通國民為反省侵略戰爭、促進民族和解進行的不懈努力。我們也看到南京也從未間斷過日本人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身影。作為受害者，我們積極評價日本各方對反省戰爭、促進民族和解做出的努力，也應該積極主動地以寬容的態度去推動民族和解。

民主黨上台以來，重視亞洲外交，倡導建設東亞共同體，在曆史認識問題上比自民黨政權有所前進。今年所有內閣成員不參拜靖國神社，也是日本政府和政治家重視亞洲的體現。但是，我們也看到，菅內閣的曆史認識基本上還是在“村山談話”的水平上踏步，還沒有本質上的前進。日本政府必須認識到，東亞民族的真正和解是建設東亞共同體的必要條件。沒有東亞民族的和解，東亞共同體隻能是空中樓閣，不可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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