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憨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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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這是一支近代史上最暴虐、最野蠻、最反人類的軍隊，這是一個被宗教狂熱式的天皇崇拜武裝起來的披著文明外衣，卻活在前現代的民族。我們詛咒這支軍隊，我們也同樣警惕產生這樣一支軍隊的民族和文明土壤，因為屠殺是他們的常態。
本文摘自《侵華日軍獸行不完全檔案》 作者：《軍事世界畫刊》雜誌社 出版社：《軍事世界畫刊》雜誌社
這是一支近代史上最暴虐、最野蠻、最反人類的軍隊，從1932年的平頂山慘案到1945年的馬尼拉慘案，一路攻伐一路殺。我們以為奧斯維辛已經是終極的殘暴，但日本“蝗軍”在亞洲的暴行時隔65年仍然在挑戰著所有人承受力的極限。
“九·一八”事變的幕後策劃者石原莞爾曾說，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對白人殖民者的最後決戰；日本陸軍皇道派領袖荒木貞夫說，太平洋戰爭之於日本就如同越戰之於美國，都是為了幫助文明世界遏製共產主義而進行的“犧牲之戰”。
可是，不管是訴諸種族理論，還是意識形態，我們都無法理解日本“蝗軍”所到之處留下的累累白骨。1937年在南京，穀壽夫第6師團大開殺戒，屠30萬平民；1941年，本間雅晴炮製巴丹死亡行軍，虐殺4萬戰俘；旋踵，新加坡甄別華僑，數萬華人遭受有計劃的種族清洗；即使在日本帝國大廈將傾的1945年，他們還在馬尼拉殺10萬平民。
一路攻伐一路殺！
1942年新加坡的淪陷是對大英帝國殖民體係的一次沉重打擊，丘吉爾戰後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刻。這個號稱永不會陷落的“遠東堡壘”的淪陷震驚了所有還沉浸在帝國殘夢中的英國人。
如果說新加坡失陷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說是一記沉重的心理重拳，那麽對於生活在這個彈丸小島上的數十萬華人而言，則是一場真實的噩夢。
自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起，230萬新馬華人就全力支持祖國抗戰。據華人領袖陳嘉庚估算，抗戰初期5年，華僑直接匯款回國給家人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而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戰費不過18億，南洋華僑貢獻之巨，可見一斑。更有許多華僑回到國投身抗戰一線。
日本軍部早就對新馬華人欲除之而後快。
占領新加坡後，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要求全島日軍在三天內肅清以下人員：
1.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
3.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5.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為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征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6.凡是紋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7.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9.凡是擁有武器，並嚐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備司令河村三郎：“將潛伏著的持敵對態度的華僑連根鏟除，以絕我軍作戰的後顧之憂。”參謀長鈴木則明確指示：“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劃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周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不到3天，7個集中地的學校、工廠、住宅、街道都擠滿了華人。白天烈日曝曬，夜晚寒風侵肌，華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驚膽戰地等待著審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盡管有《抗日華僑名冊》(新加坡的日本僑民和柔佛州警方有關人員提供)和漢奸的協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內，從七八十萬華僑中甄別出五六萬名“抗日分子”，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甄別過程實際上充滿了“兒戲”——隻盤問職業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簽抓鬮者有之——總之，是生是殺，完全隨“皇軍”意誌支配。
日本陸軍中鼎鼎大名的戰爭狂人政信當時正擔任馬來方麵作戰處主任參謀，他也是“肅清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2月22日，政信巡視了負責惹蘭勿殺地段“肅清”工作的日軍部隊。在聽說大西覺的分隊隻甄別出了70人後，政信大為光火，嚴厲斥責道：“你還在磨蹭什麽？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這一句話便讓大西覺的分隊一口氣抓了幾千人，塞滿了幾十輛汽車，風景宜人的樟宜海濱遂成屠場。
海南華僑是被重點搜殺的對象，因而遇難的比例特別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芽籠區則為日軍施虐最殘酷慘毒之地區也。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場，忍饑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厘(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產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裏半處屠殺，為數之眾，為各區之冠”。
“肅清大屠殺”中，究竟有多少華人被殘殺？
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為人數達到5萬。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匯報》引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彼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餘人”。日本曆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東亞年報》提供的資料，也說新加坡被甄別出的華僑有7萬名。
1947年3月10日開審的戰犯法庭上，控方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5000以上的華人。但谘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為不止此數，由於“全家遭難或遇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隻餘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為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麵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山下奉文被馬尼拉特別軍事法庭處以死刑；馬來亞戰俘收容所司令官，參與“肅清”的福萊中將在樟宜海灘被槍決；1947年，7名參與新加坡大屠殺的日本戰犯受審。最後，河村三郎中將和大石正行中佐兩名戰犯被處絞刑，西村琢磨中將、大西覺少佐等5名戰犯被判無期徒刑。
新加坡獨立後，當地的華僑曾強烈要求日本對“肅清大屠殺”進行道歉和賠償，但最後隻拿出5000萬美元作為賠償，官方仍然拒絕道歉。
新加坡“肅清大屠殺”是太平洋戰爭中規模最大的屠殺平民事件，它與馬尼拉慘案和南京大屠殺一起被列為二戰日軍屠殺平民的三大慘案。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正式落成。每年的2月15日，即日軍占領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萬的新加坡人都會來到紀念碑公園，焚香燒燭，祭奠亡靈。
菲律賓戰敗是驕傲的麥克阿瑟一生的恥辱，而本間雅晴在攻克克雷吉多要塞後所下達的命令就是在麥克阿瑟的傷口上撒的一把鹽。這道命令在戰後的回憶錄裏有很多種不同的版本，大致的意思是：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於是，15000名美軍戰俘成為菲律賓叢林裏的冤魂。
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是馬裏韋萊斯以東2英裏，終點是62英裏外的奧唐奈集中營。78000名美菲戰俘徒步踏上了這條死亡之路。62英裏的行軍途中，日內瓦公約是不存在的，除了出發時給予的少許食物外(根據幸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即便有若幹僥幸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汙染，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沿路上因饑渴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抵達戰俘營後也並不意味著就擺脫了死亡，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兩個月內又死去了26000人。
巴丹死亡行軍的幸存者在戰後多有著述，回顧這段慘痛經曆，他們最大的感慨是：生存與死亡沒有規則。有人偷跑去河邊喝水，前三個可能都沒事兒，第四個卻可能被一槍打死；你可能被一個和顏悅色的日本兵優待，但轉眼就會有一個不那麽和顏悅色的日本兵砍掉你的頭；你也許精疲力竭，脫水而亡，也可能身強體壯走到終點卻因為一個矮小的日本兵看你不順眼而暴打致死。總之，沒有人能保證你的安全，也沒有人能告訴你怎樣能活下來。
沒有規則就沒有文明，1941年的巴丹是被文明遺棄的死地。
1957年，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出品的《桂河大橋》一舉奪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於是人們知道在遙遠而神秘的東南亞，在曼穀西北122公裏的北碧府，曾經有過一座由盟軍戰俘修築最終又被盟軍轟炸機炸毀的大橋。而彼時，桂河橋東岸的墓地裏，9000戰俘的冤魂已經在這裏靜靜的躺了15年。
如同桂河大橋本身是泰緬鐵路的一部分，橋邊的這9000屍骨也隻是為泰緬鐵路殉葬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
1941年，日軍占領泰國和緬甸後，由於無法安全使用馬六甲海峽，運往緬甸的軍隊以及後續補給必須靠陸路維持。日本遂決定以最快速度修築一條連接泰國曼穀和緬甸仰光的鐵路。工程總共募集了盟軍俘虜6萬2千人(6318英國人，2815澳大利亞人，2490荷蘭人，剩下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數萬泰國人、18萬緬甸人、8萬馬來西亞人、4萬5千印尼人進行施工。
20世紀初，英國曾勘測一條通泰國和緬甸的鐵路，因建設難度太高而放棄。日本人沿用了英國人的探勘路線，他們不擔心建設難度，因為有無數的勞動力可以隨時使用和犧牲。
1942年6月，緬甸戰事稍平，泰緬鐵路在泰國北碧和緬甸丹彪紮亞一起開工，經由三塔山口連接。
原計劃6年完工的鐵路在工人高死亡率的代價下僅用17個月(1943年10月17日)就完成了415公裏。鐵路沿線，本來就多有蠻荒險惡之地，加上刺刀、皮鞭和瘴癘、瘧疾等疾患，築路者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艱難到不可想象——約25%的戰俘因過度疲勞，營養不良，虐待或各種傳染病(如霍亂，瘧疾，痢疾)喪生。1萬2千名戰俘、4萬緬甸勞工、4萬2千名馬來西亞勞工，十萬冤魂鑄就了死亡鐵路。
每年11月28日，北碧府都會有桂河大橋的紀念活動。常有英美荷澳等當年盟國遊客、遺屬，不遠萬裏而來，但都隻是作匆匆一日的憑吊，從不在此過夜。當地人說，這裏冤魂太多，夜裏常有遊魂忽至，照相留影時，身後常常多出一個人來。
1945年2月，卷土重來的麥克阿瑟率美軍直逼馬尼拉城下。日本第14方麵軍司令山下奉文大將下令馬尼拉為不設防城市，但海軍部隊拒絕服從。在美軍強攻馬尼拉期間發生了持續達一個月之久的屠殺事件，直到2月23日，美國軍隊重新奪回馬尼拉。
戰後據統計，馬尼拉圍城期間，死亡的菲律賓人總數達10萬人以上，平均每天有3000人遇害。考慮到美軍攻城期間也動用了大量重武器，10萬人中有一部分死於美日兩軍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賓人肯定是死於日軍有組織的大屠殺。美軍繳獲了一份這樣的日軍命令：“殺死菲律賓人時，盡量集中在一個地方，采用節省彈藥和人力的方式進行，屍體的處理很麻煩，應把屍體塞進預定燒掉或炸毀的房屋裏，或扔進河裏。”
在“馬尼拉慘案”中，最殘忍，最駭人聽聞的是日軍在聖保羅大學一次殺害994名菲律賓兒童。日軍先在大學餐廳裏擺放了一些點心，把孩子們哄騙進來。正當孩子們吃點心的時候，一個獸兵拉動了藏在燈架內的集束手榴彈，懸掛在兒童頭頂的五盞枝型吊燈轟然一聲巨響，屋頂掀開了，孩子們被炸得血肉橫飛，沒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機槍的火舌下。
1945年2月4日-2月10日日軍在巴石河南岸肆意奸淫屠殺，燒毀了教堂和圖書館，將避難所的3000名難民燒死，2月5日勒令城中男女分開排列街上，將男子用機關槍射殺，女子肆意強奸後射殺，來不及殺害的無辜百姓則用手榴彈爆炸，屍橫遍地。
從1932年的平頂山慘案到1945年的馬尼拉慘案，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是以屠殺開始而以屠殺終結。我們以為奧斯維辛已經是終極的殘暴，但日本“蝗軍”在亞洲的暴行時隔65年仍然在挑戰著所有人承受力的極限。整個近代史上，我們找不到有哪一支軍隊這樣廣泛的製造和參與對平民的大屠殺。
這是一支近代史上最暴虐、最野蠻、最反人類的軍隊，這是一個被宗教狂熱式的天皇崇拜武裝起來的披著文明外衣，卻活在前現代的民族。我們詛咒這支軍隊，我們也同樣警惕產生這樣一支軍隊的民族和文明土壤，因為屠殺是他們的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