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後的辯白

        1989年，詩人默默跟鬱鬱來到蘭州。在我的蝸居內喝酒聊天，默默給我講了個故事，說有個叫薩賓娜的女的，站在鏡子麵前發現自己的鼻子比以前長了，她立刻感到一陣恐慌。她想如果自己的鼻子每天都長長一點點，那麽鏡子裏的那張臉就會變成完全陌生的臉，那將還會是我嗎？他告訴我這個故事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裏的。默默走後，我在書店裏發現了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立刻買回來讀了起來。然後陸陸續續地買了《為了告別的聚會》、《笑忘錄》、《玩笑》、《生活在別處》、《欲望的金蘋果》等昆德拉的作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帶給我的閱讀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小說居然可以這樣寫！在小說中他以辭典的方式解釋了在小說中經常出現的幾個關鍵詞。“媚俗”這個嶄新的漢語詞匯就是由這部小說提供的。小說裏的一些觀念也是顛覆性的。主人公外科醫生托馬斯說他可以忍受自己的祖國被侵略、人民被屠殺，可是他卻不能忍受女朋友記者特麗沙的一個夢。在這個夢中特麗沙夢見自己為了等待托馬斯而重重地跌到一座墳墓裏，為了不讓自己錯過托馬斯她不得不每天都睜著眼睛.她的眼睛裏全都是泥,過了一個月,托馬斯來看她,因為缺乏睡眠,她覺得自己塌陷的雙頰讓托馬斯感到很難看,托馬斯看到他疲倦的麵容說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就這一句話,又使特麗沙重新跌進了墳墓裏.托馬斯在聽了這個夢以後,心都碎了。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蕩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承受這一切,隻是難於大膽承認。可是,特麗沙夢中的悲傷之夢卻讓他承受不了。這就是作者所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這個細節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極具震撼性的，因為從小到大我受到的教育都是國家是至高無上的，你怎麽可以說讓群蠻掠奪呢，你就是自己慘遭塗炭也不能讓你的國家受到淩辱，甚至連這樣的想法都是極大的犯罪。應該說，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國掀起閱讀熱潮，是因為他的作品無一不是以他的祖國——捷克和斯洛伐克為背景；再就是小說家的身份。我們知道，捷克和斯洛伐克跟中國一樣是共產主義國家，布拉格之春以後昆德拉成了一名流亡者。
        流亡作家好像隻有社會主義國家和納粹德國才有，像《西線無戰事》的作者雷馬克，蘇聯的詩人布羅茨基，都是流亡者。在新近翻譯出版的昆德拉的隨筆集《相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曆史讓世人對於被祖國放逐的流亡者的命運極其敏感。如此充滿同情的敏感給流亡的問題罩上了催人熱淚的道學濃霧，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體特質，而依照薇拉•林哈托（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流亡女詩人——本文作者注）的說法，流亡生活經常可以將放逐變成一次解放的開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義而言陌生的地方，走向對一切可能性開放的地方’。”在這裏“被祖國放逐”我覺得是不準確的，祖國何曾放逐過你？應該說是“被自己的國家放逐”。我以為這位女詩人的話給人以流亡者是歡欣鼓舞地去流亡的錯覺，從而掩蓋了流亡者是被迫無奈才去流亡的這一事實。這裏有個非常值得探討的現象，那就是為什麽流亡者都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為什麽在民主國家裏沒有流亡者？看來流亡者是專製國家的產物。在對付不同意見的時候，專製國家隻有一種辦法，那就是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關進監獄。有人問過毛澤東，魯迅要是能活著話會怎樣？毛澤東回答說，要麽閉嘴，要麽進監獄。其實在法國昆德拉也是一名流亡者，正是這一身份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國迅速走紅。但是在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帷幕》裏，有這樣一段文字：“七十年代末，我收到了一位著名的斯拉夫專家為我的一部小說寫的序言的手稿。序言中他將我不斷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寧、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施塔姆，以及俄國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相比（當然，這種比較其實是在吹捧我，當時沒有任何人對我有惡意）。我害怕了，阻止了序言的發表。並非我對這些偉大的俄國人有什麽反感，相反，我敬仰他們，但跟他們在一起，我就成了另外一個人。我後來一直都能想起這篇文字給我帶來的焦慮感：被放置到一個並非屬於我的環境中，我就感到是被流放了一樣。”
        顯然，昆德拉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流亡者。而是我們誤解了這位來自社會主義的作家，不光是我們，美國，還有昆德拉所說的斯拉夫人也都誤解了他。正是這種誤解讓昆德拉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所以，閱讀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正是在閱讀的時候“這是一部流亡者寫的作品”的意識才讓我們在讀昆德拉的作品的時候讀的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