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識分子的仇恨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幹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若是在30多年前，以上所引的就必須用黑體字印刷，因為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的一段文字。從毛澤東的經曆來看，他的這段講話是他真實感情的表露。他的這種想法為建國後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埋下了伏筆。毛澤東第一次談論知識分子是在1939年國難當頭的時候。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會議上，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一事無成。”12月，毛澤東又說：“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為往往是動搖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有了認識，但同時他又指出重要性的附加條件。在12月1日時，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決定，名字就叫《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在這個決定裏，他共分四條來談論知識分子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不僅要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而且要讓他們參軍，讓他們參加政府的工作。同時，“毫無疑義應該充分注意拒絕敵人和資產階級政黨派遣進來的分子，拒絕不忠實的分子。對於這類分子的拒絕，應取嚴肅的態度。這類分子已經混進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和政府者，則應依靠真憑實據，堅決地有分別地洗刷出去。”在複雜的革命鬥爭中，這一原則很難掌握，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濫殺無辜。毛澤東之所以說要吸收知識分子，而且要大量吸收，是因為要最大限度地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付我們的敵人——日本鬼子。知識分子的介入可以對在全民中普及這種認識、形成一股有效的戰鬥力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而且在當時，“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吸收知識分子實在是提高革命的水平和革命的效率的好辦法。但凡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知識分子很容易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被中國老百姓醜化為一代奸雄的曹操也認識到這一點。《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令說：“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在二十二年令中又說：“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敢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誌，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對知識分子的渴求已到了對禮法棄之不顧的地步了。到了1942年，毛澤東在談論知識分子問題時，口氣發生了很大變化。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說：“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道理，就是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知識分子在當時四萬萬中國人中占多大的比例？現在由於缺乏準確的數據很難說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文盲和半文盲在總人口中要占到半數以上。試想，在這些人的眼裏，知識分子是什麽樣的一群人呢？知識分子跟人群中的其他分子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在說話的時候愛引經據典，他們好為人師、他們憂國憂民、他們深信，在教育救國的重任裏，隻有他們是最重要的承擔者；他們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使他們恥於與之為伍；他們往往扮演愛國者的角色而向統治者死諫；他們對社會采取的批判姿態很容易惹惱統治者。這些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通病，在旁人看來這種通病很容易被理解為“有臭架子”、“愛翹尾巴”。知識分子無組織無紀律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他們的厄運招致了理所當然的必然性。從1944年到1949年的這段時間裏，毛澤東的精力主要放在打日本鬼子以及跟國民黨做最後的鬥爭和新中國成立的設想上，對知識分子問題尚無暇顧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致力於建立一個新國家、抗美援朝、及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擁護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認識上來，也曾一度放鬆了對知識分子的敲打。行文至此，我覺得有必要先搞清毛澤東所說的知識分子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在喜歡用階級的觀念劃分人類的毛澤東那裏，知識分子究竟指什麽樣的人。在詞典裏“知識分子”一詞是這樣解釋的：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編輯、記者等。但在毛澤東的詞典裏知識分子的概念似乎是：舊時學校畢業（程度？按當時的曆史條件應該定義為有相當於高中以上的文化），以腦力勞動謀生（包括教師、文人、翻譯人員、編輯等等）的人。在毛澤東那裏從來沒有純粹的知識分子，有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舊時的知識分子大多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為在不發達的舊中國，能供得起孩子上學和出國留學的肯定都是些有產階級，即便你是一個農民你也會在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學校”裏受教育。被毛澤東極力推崇的工人和農民，受教育的可能性非常小。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寫道：“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毛澤東所說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不僅需要改造，而且恰好是農民領袖深惡痛絕的人。毛澤東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在感情的立場上他更傾向於農民。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專門把知識分子問題作為一個章節。他說：“廣大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滿足。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逐步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他還說：“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至此，毛澤東重新考慮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並付諸實施。在文革中，知識分子有個綽號叫“臭老九”，究其原因是因為在舊時的中國有一種說法：一流皇帝二流官，三僧四道五流醫，六工七匠八娼妓，九流書生十乞丐。知識分子被劃到妓女的後麵。“百無一用是書生。”在中國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歧視由來已久。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知識分子的口氣就已經非常嚴厲了。他說：“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他們非常之怕改造，說改造就是那麽一種感，叫做自卑感，越改越自卑。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應當是越改越自尊，應當是自尊感，因為是自己覺悟到需要改造。”把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放在一起，其中有什麽內在的聯係尚不清楚，也許毛澤東覺得以靠剝削生活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一樣都是寄生的，所以都需要改造。在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成了右派的最主要的構成。在這篇講話裏，毛澤東還說：“智慧是從群眾那裏來的。我曆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後把尾巴變成個旗杆，那麽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麽呀？你們是‘阿鬥’，又不認得幾個字。’”這番連諷刺帶挖苦的話是後來在文革中提出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的最強有力的支持。想想看吧，在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上述的話會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後果。就在這篇講話裏，毛澤東闡述了精彩的“皮毛論”，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看看。至於毛澤東為何瞧不起知識分子還是一個謎，他或許更多地從統治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老子就說過：“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的話，他因此提出了“絕聖棄智”的命題。遺憾的是他從沒有實現過他的政治理想。就在這篇文章寫就數年後，作者看到了一則資料。1918年的夏天，毛澤東從湖南的鄉下走進了北京大學的校園。事隔多年以後毛澤東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向朋友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必須馬上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是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尋找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見《人物紀實•陳寅恪與傅斯年——一代國學大師的世紀人生》，轉引自《北京晚報》2008年8月2日3日）這篇文章的作者接著寫道：“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倍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通過這段文字我們或許可以了解毛澤東為什麽對知識分子反複地說，對一個青年人來說，這種記憶實在是太深刻了。從毛澤東的論述中，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命運應該有個預感。在法製不健全的年代，毛澤東的話成了最高指示，成了指導人們思想與行動的準則，成了形成人們好惡的標準，他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看法都可能成為具有法律效應的條款。在毛澤東那裏對知識分子的厭惡就可能變成全民對知識分子的仇恨甚至迫害。對知識分子的仇恨，使我們的十年的教育為之癱瘓，交白卷的白癡居然成了官方認可的英雄，反潮流的小將成了學生們競相模仿的“明星”。無知和愚昧再一次成了我們這個落後民族的命運的主宰。現在是該清算這筆賬的時候了。對知識分子的仇恨與迫害，使我們原本就已十分落後的科學技術水平遠遠地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等我們清醒地看世界時，才發現我們不僅僅在載人航天技術、計算機等尖端學科上落後於人，而且在物理、化學、醫學、生物等一些基礎學科方麵也不盡如人意。就連一些社會科學諸如文學、經濟學、心理學、哲學等學科也缺乏建樹。在科學的殿堂裏，中國人再一次充當了小學生，這個學費交得實在太昂貴了！

[婭米]

文章很好，排版不好。你想用你黑壓壓的思想砸死我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