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的呼喚

一天孔子的學生子路掉隊了，在追趕的途中他碰到一位長者，隻見他用拐杖挑著自己的勞動工具，子路上前打了個問詢：“老先生，你看見我的老師了馬？”長者回答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哪一個是你的老師？”長者說完引子路來到了家裏，殺雞宰鵝款待了子路。第二天，子路趕上了孔子。孔子知道後說：“那是一位隱士。”孔子讓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裏，卻不見長者的身影。子路發感慨說：“不 仕不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對子路來說，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那位長者為何不去做官而寧願去當隱士。但是那位沒有留下姓名的長者還是走了，帶著家眷遠遠地走了。我想子路見到他時，他的樣子一定要比孔子瀟灑，他有著因為在太陽下勞作而曬得黑黑的皮膚，沒準在他袒露的胸懷裏還能看到他強健的肌肉，他之所以沒有在第二天留下來等待子路的感謝，一定是聽到了遠山的呼喚。
 幾年來，我的腦海裏一直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形象，這個形象有點像唐詩裏獨釣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有點像“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但又沒有那麽清晰，這個形象一直是一個背影，我看不清他的麵容，這個若即若離的背影消瘦而又飄逸，他們是曆史上獨特的一個群體，他們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隱士”。 說他們是個群體並不確切，他們都是單獨的存在，他們都是些有著強烈的生命意識的個體。是什麽促使他們、誘惑他們歸隱山林、委身於山水之間？是什麽樣一種動力促使他們拋家舍業、廢長幼之序、忘君臣大意？他們又都是些什麽人？這些疑問折磨著我，我不得不循著他們的背影，以期走近一點、再走近一點，看看他們清瘦而又安詳的麵容。
 孔子是不會做隱士的，他說：“君子疾沒世不稱焉。”他懼怕的便是死了以後沒有名氣。而當隱士顯然不是“君子”所選擇的道路。“君子”應該從事一些“顯達”的事業，“做官”即是最好的途經。隱士的選擇正好是“顯達”的對立麵。一直有個說法，中國的文人入世則是儒家，出世則是道家，遁世則是佛家。那麽隱士隱士又算作什麽呢？看來，隱士介於道家與佛家之間，又不據泥於任何一家，既不相信太上老君長生不老的仙術，又不相信釋迦牟尼輪回轉世的因果報應。隱士的精神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獨立的。他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世俗處。”隱士就是那些隱而不仕的人，和仕對立，他們處鬧市如居深穀，視功名如糞土，真真實實體驗生命，感悟宇宙。莊子說：“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聞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令大謬也。當時令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令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莊子在他的寓言裏虛構了一個中國最早的隱士——許由。並且說堯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卻推辭說：“您治理得已經很好了，讓我代替您，我是為了名嗎？鷦鷯住在樹林裏不過一枝，偃鼠到河裏喝水不過滿腹。廚師不在難道我還要替他烹調嗎？”但是，據司馬遷報道，曆史上非但真有許由，他還在箕山上看到過許由的墓。並且許由在聽了堯讓天下的話以後，跑到河邊洗他的耳朵。被另外一個隱士巢父碰到了，巢父牽著牛準備飲牛，問許由為什麽洗耳朵？許由說了堯想讓天下的話，巢父聽了後氣憤地說：“您要是呆在高山深穀裏，人道不通，誰還知道您。您肯定是有浮糟、又想做官，所以才名聲在外。您洗了耳朵的水豈不是弄髒了我的牛口？”巢父牽著牛到上遊飲牛去了。 在這裏，巢父詰問許由的問題其實就是你如果是個真隱士，有誰知道你？因此他從堯讓天下給許由這件事上推論出許由是個偽隱士，堯為什麽不把天下讓給巢父呢？在這則故事裏隱士最顯著的特點也就突現出了，那就是沉默。這讓我想起春秋時晉國的介之推。晉文公要獎賞那些曾跟著他流亡的功臣，惟介之推不受。介之推說了一番話，很能概括隱士的特點。他說：“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介之推於是和他的母親一起隱居在綿山上。晉文公知道後，派人把綿山團團圍住，並放火燒綿山，介之推還是沒有按晉文公想象的那樣走出綿山，最終被燒死在綿山上。晉文公為了悼念他，用綿山上的木頭做了一雙木屐，成天穿在腳上，“足下”、“足下”地叫介之推。那座山從此改為介山，那個地方也由原來的界休改名為介休。
 我以為，介之推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隱士。隱士並不是說官場上失意或者厭倦官場才歸隱山林，隱士一開始就把生命定位在永不出仕的原則上。但如果不把介之推算作隱士，我的麻煩也來了。曆史上就沒有隱士了，起碼沒有了那些有名有姓的隱士了。因為隱士都是些沉默的人，這種沉默不僅表現在不參政議政上，還應該表現在不著名不求顯上，而做到這兩點隱士們不就連姓名也沒有了嗎？因為他們真的是悄無聲息地當了隱士。
 隱士實際上是想擺脫社會化的管理和政治上的製約，說白了就是辭去公職、遠離組織，成為一個“自然人”。實踐證明，當人類在精神上最自由時所釋放出的創造能力也呈最大值。大才子蘇東坡一些輝煌的詩篇和散文大都是在他被貶黃州時寫的，他在黃州時不僅沒有了官職，而且沒有了奉祿，成了“自然人”。
 中國的隱士可以分為這樣幾種：一、官場失意後當了隱士，著一種隱士在朝代更換、政治集團間相互鬥爭之後顯得格外多。中國的文人從本質上說都是想當官的，如果滿腹學識得不到重用，他們就會在著書立說時把牢騷的情緒反映出來。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就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話。他們又跟山林在文化修養上有著某種親緣關係，比較容易地滑向隱士的行列。二、自始至終就是隱士。這是一種純粹意義上的隱士，他們結廬山間，或看行雲流水，或與天籟唱和、怡然自樂。他們跟政治的距離很遠很遠。三、把隱士看作是一種等待。這種隱士隻是把隱士當作一種姿態，大有伺機而動的味道，有點像賭徒，把東山再起的籌碼押在“明君出世”上。就跟垂釣渭水之濱的薑子牙一般。四、還有一種隱士把自己打扮得更高尚，他們不等明君出世，而是昏君當道才出仕。他們並不是助紂為虐，而是力挽狂瀾於頹敗，他們深信自己有這個能力。 後兩種隱士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隱士，他們把隱士看作是臨時扮演的角色。第一種隱士把隱士看成是生命歸宿，第二種隱士則把隱士當成是生命的全部。
 讓我們把曆史翻到使中國隱士麵目大為改觀的魏晉，我以為魏晉以前的隱士和政治的聯係太密切，如諸葛亮之流當隱士隻是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自魏晉以降，這種和政治上的聯係逐漸淡了下來。而且魏晉之時，是受儒家思想的汙染比較輕的時代。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儒家思想積極的入世哲學正好是隱士精神的反對，魏晉幸虧擺脫了儒術禮法的束縛，佛教思想也開始在士族當中大流行，魏晉的學人崇尚談玄，上承老莊之學，而老莊又沒有完全被納入道家的體係，這就為隱士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魏晉時期，最出名的隱士可能要數有五柳先生之稱的陶潛。宗白華先生在他的《美學散步》中寫道：“漢末魏晉是中國曆史上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魏晉是一段迷人的曆史，在史書上一些名士的傳記幾乎都寫著：“好老莊、嗜酒”的字樣。這為我的論說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論據，可以這樣說，隱士在委身山水的同時，還應該選擇一種東西，這就是酒。他們幾乎是代表中國文化做出了這一選擇。酒神的加入使中國文化有了張狂的生命個性，中國的詩文也有了灑脫不羈、豪邁奔放的精神風骨。
 隱士往往被罩上一層神秘的麵紗，在世人眼裏隱士被看成是一些身懷絕技的世外高人。他們如果出仕，勢必把整個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治大國若烹小鮮；他們如果從軍，肯定是運籌帷幄的龍城飛將之類的人物；他們如果從文，也一定是學貫古今的一代大師。但是他們沒有，這未免讓人們有些失望。他們的棲居被詩化了，如賈島寫的那樣：“鬆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不僅普通人覺得他們高不可測，就連一些著名的人物，如阮籍、嵇康之流對隱士也抱有神秘的看法。阮籍和嵇康最終被好奇心所驅，先後拜謁了當時“著名”的隱士孫登。阮籍為此專門寫了一篇《大人先生傳》，把隱士比作大人，把褲檔裏的虱子比作小人。嵇康則從孫登那裏學到了古曲《廣陵散》。這就更加應征了人們認為隱士都是些身懷絕技的世外高人的看法。
 讓我們還是通過陶淵明來看看一個隱士的遭遇吧。
 陶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於公元365年。他在當時崇尚老莊、黜六經的情況下讀了老莊、也讀了六經，於是構成他性格的兩麵性，在他身上濃縮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人格，既有兼濟天下的濟世之誌，又有獨善其身的退隱之意。公元393年，29的陶淵明踏上了兼濟天下的仕途，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回家了。州裏又召他幹主簿，他也不去，在家裏閑了六七年以後，終於有閑不住了，到荊州刺史桓玄那裏當了手下。公元401年因母親辭世，複有回到了家裏，開始躬耕生活。公元404年，劉裕起兵打敗了桓玄，陶淵明也背井離鄉、沿江東下，在劉裕的幕俯裏當了幕僚。41歲那年，又因生計所迫，做起了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時逢督郵來縣，縣吏要求要束帶相見。這時，陶淵明說出了令中國知識分子揚眉吐氣、充滿氣節、底氣十足的話。他說：“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區區五百圓的工資算什麽，讓我像狗一樣去伺候鄉裏來的小兔崽子！”說完，陶淵明把官帽一扔，走了。這一走便再也沒有回來，官場裏少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吏，文化史上卻走來了一個重量級的大師。酒和山水從此成了陶淵明相攜左右的知己。其實陶淵明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隱士，但曆史書上卻把他歸如隱士的行列。顯然是將他致仕以後的後半生劃歸到隱士裏了。41歲的他，拿起筆來，寫道：“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文章一出，立時成了中國隱士的宣言，千百年來，一直在文人心中激蕩！“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複駕言兮焉求。”是的，我們沒什麽理由不歸去，田園將蕪隻是其中的理由之一，歸去歸去，看雲卷雲舒；歸去歸去，聽猿嘯雁鳴；歸去歸去，體會那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至境。 陶淵明並沒有至此輟筆，他又為有意歸去的人們描繪了一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桃花源。那裏的人們“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那裏的人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於是桃花源成了千百萬文人的精神家園。現代西方人的香格裏拉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文字續寫的桃花源的神話。 陶淵明寫完《歸去來辭》以後，有人讓他當著作郎，他沒有答應。和三五個親朋好友整天介飲酒作樂。這其間他有大量的詩篇問世，他的“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難道不是李白“人生得意需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最早的淵源嗎？刺史王弘對陶淵明仰慕以久，來見陶淵明，陶淵明稱病不見。陶淵明想到廬山去遊玩，王弘得到消息後便在半道上擺好酒席，等著邀請陶淵明，陶淵明欣然接受。也許陶淵明覺得這種方式很特別，可以免去一些酒場上的繁文縟節。喝了幾天酒，王弘發現陶淵明沒有鞋，便想送他一雙，卻有不知道他的尺碼。陶淵明便把腳伸到酒席上，讓王弘的隨從量。王弘要回去辦公了，盛情邀請陶淵明到州裏耍幾日。陶淵明說我沒車，我還是回去吧。王弘便命令隨從把陶淵明抬到了州裏，公元427年，大詩人 陶淵明撒手人寰，享年63歲。
 從陶淵明的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中國的隱士文化是一種農業文明的產物。不管隱士是士大夫出身，還是一介書生，他們都能直接或間接從事農業勞動，在自產自足的小農經濟中得以養命。也就是說“隱士”這一非社會化的行為在農業社會裏方能成立。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為隱士的茁壯成長提供了營養十足的土壤。隱士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功莫大焉，它的空靈飄逸、灑脫不羈、親近自然、落寞惆悵的旋律一次次在唐詩、宋詞、元曲中奏響。隱士鮮明的生命個性，獨特的生命主張無疑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以至於古老的文明直到今天都顯得生機勃勃、魅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