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顏

-- 淺議中國文人心理的重建

      1.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似乎是孔老夫子為中國文人訂的一條規矩，但中國文人遵守得卻不盡人意。文人們往往“不在其位亂謀其政”，因為孔夫子本人也“不在其位愛謀其政”。“亂謀”往往給文人們引來殺身之禍。如何保全性命便成了文人們在屢遭塗炭時想的最多的事。於是，文人們在幾經磨難以後，變得沉默了，變得圓滑了，變得世故了，變得逆來順受了，變得越來越沒有脾氣了，變得越來越沒有尊嚴了。這一切都為了“好死不如賴活著，”活著成了作人的全部意義了。

    2.孔子在談到如何作人時說過很多話，他說：“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誌。”他還說：“士可殺，不可辱。”但從十年浩劫文人們的遭遇及其反應來看，孔子的話可以改為“三軍可以奪帥，匹夫可以奪誌。”“士不僅可殺，而且可辱。”為什麽成了這樣呢？文人們變成了溫順的羔羊，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沒有人站出來說半個不字。隻有一個高中畢業生和一個女人，高中生因寫過一篇《出身論》而遭殺身之禍，死的時候年僅27歲，他就是遇羅克。女人也因不同的意見而被殺，死之前被活生生地割掉了喉管，因為人們懼怕她的聲音，盡管那聲音出自一個女人，非常微弱，但人們還是懼怕她，因為那是真話的聲音，她就是張誌新。而更多的文人，全成了幸存者，並以此身份講述著他們作為羔羊的經曆。

3.孔子既然已經說了匹夫不可以奪誌，那麽如何才能奪誌呢？孔子發現隻有當人進入一種關係的製約後，人便身不由己了，這種關係就叫“仁”。並且以“忠”以“孝”來體現“仁”。這可能是曆史上最早的攻心術。他的學說把人的理念看得如此輕賤，讓人自內心深處自覺地作奴才，不能不說是孔子的一大發明。

4.人都是怕死的，恩斯特·卡西爾在他的《人論》中寫道：“對死亡的恐懼無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類本能之一。”當然中國的文人也不能例外，在他們的眼裏，活著是最重要的。隻要活著，對真理的堅持，對尊嚴的維護，統統都可以不要，蠅營狗苟才是最重要的。文人們變得奴顏十足，他們不僅思想裏嚴重缺鈣，而且在靈魂深處就多了一塊媚骨。正是這塊骨頭，使他們對邪惡喪失了批判的勇氣，對正義喪失了維護的力量。正是這塊骨頭，使他們對霸權頂禮膜拜，對暴政唯唯諾諾。

5.怕死是有曆史根源的。從中國古代文人的遭遇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等待文人的便是沒完沒了的厄運，黨錮之禍，文字獄等等曆史事件使文人們在性格上變得小心翼翼了。“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個憂患是什麽呢？肯定不是對國家，對民族的憂患，而是對自己生命的憂患，識了字就等於有了文化，有了文化就可能因此而喪命。中國古代的文人似乎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從政，二是從不上政。從政的人就要謀其政，從不上政的也要去謀其政。這一“謀”謀不好就可能被殺頭。古語說，文死諫，武死戰。這就是說，文官因為諫而丟掉性命，武官因為打仗而丟掉性命。如果遇上一些愛搞文字遊戲的暴君，文人們就更加膽戰心驚，即便是自己不犯錯誤，也保不準被哪個想也想不起來的親戚株連進去。

   司馬遷往往被當作身處逆境依然成才的典範，就是這個典範也是被去掉生殖器以後才寫出的《史記》。而那些慘遭流放的文人們則就幸運多了，他們最多就是客死他鄉。正是在如此惡劣的曆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文人，你能期望他們什麽呢？如何保全性命便成了他們考慮最多的事情。

6.中國文化有很大的“禦用”成分。這也是那些想保全性命的文人賣身求榮經營起來的，如司馬相如之流。於是每朝的皇帝身邊都有幾個弄臣，這些弄臣在劊子手們大開殺戒的時候，在民不聊生的時候，便用他們婉轉的歌喉開始歌唱。讓所有的人都毋庸質疑地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個太平盛世，盡管我們已是餓殍遍地。這群文化奴才所從事的勞作的惡劣影響已滲入到我們的文化血液裏了，如果不把他們批倒批臭，它很有可能將成為我們文化的全部。

7.在惡劣的曆史環境中，中國文化發展出一套蔚為大觀的體係，這便是明哲保身。它的罪魁禍首就是老子，他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他還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以知無為之有益。”他還說：“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在他的諄諄教導下，中國文人懂得了“剛強是惹禍之胎，柔弱是立命之本。”於是，剛強不見了，勇敢不見了。英雄們都死在了剛強上，死在了勇敢上，那些勇而不敢的人成了幸存者。

8.中國的文人非常推崇竹子的“人格”，認為竹子“虛心有節”。非常推崇梅花的“人品”，認為梅花“不是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非常推崇鬆柏的“人性”，認為“歲寒而知鬆柏之後凋也。”但是這些從植物身上抽象出的東西，在人的身上已經看不到了。即便看到也是個人修身的內容，也就是說是隻顧自掃門前雪的東西。這些植物的品格絲毫不會培養出我們外向型的美德，如仗義執言，扶危濟貧，同情心，見義勇為等等。結果，曆史上倒有一片片鬱鬱的竹林，一片片挺拔的勁鬆，而你伐掉其中的幾棵，那些竹子鬆樹們不會覺得少了什麽。於是，在沒有任何的反抗當中，那一片片鬱鬱挺拔的竹們鬆們倒下了，在重新成為荒原的土地上，隻有伐木工像一個獨裁者一樣站在那裏。

9.圓滑是中國文人在曆史中又培養出的一個性格特點。圓滑就是沒有棱角，修改自己以適應某種需要。王小波曾說學者馮友蘭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這便是典型的圓滑。自己的立場可以放棄，自己的觀點可以修改，這樣以來，他的學術觀點豈不跟垃圾一樣了嗎？汪曾祺也是例子，他為了討好江青，小心翼翼地創作樣板戲。圓滑的中國文人還可以找到一個聊以自遣的事情，就是奪進故紙堆裏去。因為當禦用文人冒得風險比較大，當趕潮流的文人就更危險，馬屁拍不對地方可就不是尷尬的事情了，不如鑽進故紙堆裏去，考證一下某個古人的家譜，再把某個古人的長相及嗜好重新整理一番，這樣總不至於犯錯誤吧。到頭來還能背上一個學貫中西，通古博今的美譽。

10.中國文人的心理陰暗麵還有很多，沉默便是一種。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沉默就是不表態，沉默就是不表述自己的觀點，沉默就是妥協。盧梭說：“沉思默想乃是一種墮落的動物。”

11.加繆在《反抗的人》中說：“反抗本身並不是文明的一種因素，但卻是一切文明的先聲。在我們生活的死胡同裏唯有反抗才能希冀尼采所夢想的未來：‘不要法官和壓迫者，而要創造者’。”中國文人的性格中缺乏的就是反抗的精神。這裏“反抗”一詞很容易引起歧義，人們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個政治詞匯，以為反抗就是煽動人們與政治作對，反抗政府。但如果政治黑暗，政府平庸無能，即使反抗也沒什麽錯誤，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中國的文人老是跟政治聯係得比較密切，治理國家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從來都是政治家的事，而中國文人總是願意對政治指手畫腳，在先秦諸子那裏就有很多如何做官，如何治理國家的論述，就連老子也對為政津津樂道，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似乎先秦的政治家都是弱智，非教他就不會做官似的。我想，諸子把談論如何做官的言論看成了一個智力標準，所以大談特談經國治世的辦法。結果諸子給後來的文人們開了個極壞的頭，文人們都熱衷於談論政治，並樂此不疲，大有越俎代庖之勢。在民國的酒館裏都張貼著“莫談國是”的標語以告誡人們，文人們似乎並沒有聽從，他們談論國是比談論他們的家事還要自然，這就為他們的厄運種下了禍根。現在是把文人們從這種泥淖中解救出來的時候了。

12.中國文化仲有“忍”的精神，“忍”就是忍耐，容忍，忍讓。忍耐到了極限會怎麽樣？繼續忍。誰也不知道中國人的忍耐極限在哪裏？有沒有？因為極限就意味著一個係統的崩潰，中國人的忍耐卻從不曾崩潰。中國人覺得自己“忍”不夠，不但要自己忍，而且要教會別人忍，“小不忍者亂大謀”嘛。這個“大謀”不是“謀”天下，不是謀民眾，不是謀報仇，最多是謀自己的生命如何得以保全，所謂“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樂”是也。在忍耐中，不同的意見聽不到了，反抗的精神不見了，立場沒有了，原則拋棄了。在這種“無可無不可”的情況下奢談什麽民主和民權，連起碼的進步都無從談起。

13。我們的文化隻所以死氣沉沉，就因為我們的文人缺乏個性化的創造。對既成事實的認同與禮讚，使我們喪失了為中國文化輸送新鮮血液的可能，而現在我們無疑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創造曆史的絕好機會的麵前，如果我們的文人還沒有擺脫掉性格中的陋習，還是四平八穩地如縮頭烏龜一般沒有創造性地工作，我們將斷送這一可能。美國批評家保羅·古德曼說得好：“一個人有這樣一種持久的信念，即如果各行各業中有一萬人勇敢地站出來直抒己見，並堅持下去，我們就將奪回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