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意義不宜過度解讀
近日微信熱傳《曆史：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文。讀過之後，有話要說。意在宣揚強調黨內民主作風開始恢複，對後毛但時代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文中最核心的一段話【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會不會導致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也曾是使一些人困擾的問題。全會在堅持實事求是地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同時，按照曆史實際，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曆史功勳並且指出，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毛澤東曆來對自己的評價。這次全會把對“文化大革命全麵的總結留適當時候去做（兩年半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走了這件事）。】
且看對六中全會的總概括報道：【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32年來的功過是非，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增選習仲勳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對毛的最關鍵一句評價就是“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應該承認就是這句話才基本穩定了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局勢，當然還有對8964民主運動的鎮壓，更起到了穩定二十年的威懾作用。但別忘了：六中全會之後，為什麽又會出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什麽對支持元老派讓位的改革先鋒胡耀邦以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借口，以軍委主席為代表的鄧小平等元老將黨主席胡耀邦拿下，促其不僅早日離開政治舞台，還促其早日離開人間。
為什麽又會出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請看鄧力群的回憶：“ 1987年1月上旬，關於胡耀邦辭職的生活會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誌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3個半小時。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汙染和自由化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鄧力群是極左元老中的代表人物，是民主元老派李銳的死對頭。
接著鄧力群又講出了這樣一段話：“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後，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於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誌的態度直接相關的。”（引自《鄧力群憶：胡耀邦下台是因為反對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一文）可見在那時對形勢的估計和對待學朝問題，左右政治勢力打過幾個回合的組合拳，但最後左爺們勝了。
再看鄧小平一段話：【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刹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衝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引自同上）
鄧把中共政治這番套話，說得天花亂墜。不要說從毛時代過來的人，就是從改開之後過來人都知道：學潮是衝著既得利益集團特權不受監督，高幹子弟紅色家族子弟利用雙軌製倒買倒賣而來，是衝著製造兩極分化苗頭而來。同樣不是國家主席也不是黨主席的鄧小平為代表的元老派要對學潮鎮壓，主政的趙紫陽反對調兵野戰軍進京鎮壓學潮而被剝奪職權，落得個“國家囚徒”之命運。
鎮壓學潮之後，社會基本上鴉雀無聲，在足足穩定二十年中，不錯，萬民，尤其農民要改變不再餓死的命運，掙脫了公有製，農民才有了飯吃。也不再有監督農民管控農民的白吃農民煩的幹部。與此同時也帶動了城市的經濟改革，無數（尤其南方）家庭作坊高來料加工創外匯，知識分子也不再“臭老九”了，經濟趨勢確實騰飛了。大家都向錢看，悶頭發大財。整個社會就像在CASINO裏一樣，底層人玩一分二分五分（當然也可以加倍）的老虎機，嫌錢多一些的玩兩毛五、五毛、一元的；而富翁們則玩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玩桌牌。原來富翁們的錢是在沒有人敢監督他們而貪汙來的，而巧取豪奪來的。兩極分化也在騰飛，而且勢不可擋。
口口聲聲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結果走了一條比資本主義還低級的權貴資本主義邪路，兩極分化程度規模世界第一，貪汙腐敗程度遠超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還還在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卻不知“社會主義”早已將汙名化。
習近平當政以來確實出現過新氣象，尤其反腐打虎改革，比前幾任走的更遠一些。但是仍然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緊箍咒罩著，乃至走上與美國貿戰之路。世界總體上是站在美國一邊的，特別在社會製度上、價值觀上不會站在中國一邊。當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否則八國聯軍不會老遠跑來轟開清王朝那個閉關自守的大門），與中國的生意還是要做的，甚至為了賺你的錢，一時可以默認你這個，默認你那個，還有的幹脆為你叫好！我們有些人就開始覺得中國比誰都牛了，專製體製效率就是高。他們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毛時代效率更高，說合作化一下子就合作化了，說公社化一下子就公社化了，說大煉鋼鐵，不要說城市工人，就連中學生也參加大煉鋼鐵。更可悲的是：抽調9000千萬強壯體力的農民參加大煉鋼鐵，致使1958年農村勞動力不足，大麵積莊稼糧食無人收，爛在地裏。而公糧確實按著浮誇畝產數字照收不誤。餓死農民三四千萬，那是必然。被周總理下令燒毀證據，也是必然。所以嘛，至今死不認賬，像根本沒發生一樣。毛黨統治下臣民，尤其農民餓死也不敢造反，甚至走出自己所在的村社去討飯也不敢，哪像中東國家難民還敢逃向西方，當上國際難民。盡管毛倡導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那些活著的崇毛者、毛分子、極左分子就是崇拜毛式的這種專政。
鄧對文革的否定可以理解，因為不僅他自己和家人深受其害，他的長子更受其害。但對反右派鬥爭的否定卻留了尾巴，因為這事是他主辦的。所以他對毛前十七年獨裁統治是肯定的。對毛的問題隻承認一般性的缺點錯誤，回避通過五六十次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整死幾千萬、餓死幾千萬的滔天大罪隻字不提，回避掩蓋。然後還要高舉馬列毛的旗幟，不準公開發表異議，者不是鄧的個人問題，而是貫穿整個後毛時代。但這總不是長久之計吧。難道世界潮流是低端人群學習並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義，殺向統治階層、殺向高端人群嗎？死也不願意放棄政權的比當年國民黨更腐敗的共產黨願意被低端人群推翻嗎？顯然是不願意的。既然不願意，你倡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有何意義呢？那豈不是讓人家搬起你家大石頭砸你的腳嗎？請問：文革十年浩劫是孤立現象嗎？能與文革之前那十七年的不斷整人的紅魔運動相切割嗎？好在說真話說實話的《評毛集》已經在互聯網上流傳，還有《墓碑》及無數揭開黨史真相的文章都在網上流傳。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六中全會那個時代所沒有的。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意義不宜過度解讀，“為尊者諱”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了，特別是在民生關天人命關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凡犯反人類罪、屠殺人類罪、滅絕人類罪的都應該被曆史清算，而不是掩蓋。否則，天下還有什麽正義可言。
習所處的時代與打倒“四人幫”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代幾乎沒有可比性。那時主旋律是撥亂反正，批判四人幫。明明毛是“四人幫”的總後台，還顧不上也不敢批判毛澤東，因為保毛的元老們還健在，不可能公開形成勢不兩立對立派。即使到了十一屆六中全會否定文革時代，也沒有改變獨裁專製政體。要將獨裁專製進行到底，就必須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旗。雖然元老們都謝世了,馬恩列斯毛的幽靈還遊蕩在神州大地。
筆者不認為習就是喜歡毛式的獨裁專製，從十九大的召開的跡象來看，習近平想順從民主憲政法治的民意，卻有心無力。筆者原以為習可以以專製之道，還治專製之身。但從六年實踐來看，他被“四個自信”綁架了，反以為高舉馬克思主義旗號，就可以在戰無不勝，就可以引領世界，指哪打哪。貿戰打響前後，星火燎原式的個人或群體事件像地雷一樣被引爆。 從中國國情來看，不僅不會出現赫魯曉夫（他的最主要功勞就是批判了否定了斯大林，等於否定了馬列主義），也不會出現解體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更不會有葉利欽式的民舉總統。因為神州至少還有上億人每年去祭拜那個幽靈，向習政權示威。
所幸的是，現在是互聯網信息化時代，科技的驚人進步勢力正在騰飛，可以超越一切政治勢力。筆者還看到，不管對言論自由怎麽封鎖管製，國人對神州以外的世界越來了解的越多，有了更多的比較和鑒別，國人覺悟的普遍崛起，認識上的提高之快速令我這個老匹夫感到驚訝。很多人越來越自覺地要遠離自己心目中的那個禍國殃民的政治偶像和保護那個偶像的政治集團的意識形態。（精神綠洲2018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