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人性的共產黨人（有附件）
---讀“巍巍萬裏”（胡啟立口述）有感。
細讀巍巍萬裏一文後，真感到萬裏同誌在改革開放征途上開創創新精神，在中央改革開放派中，頗有萬馬奔騰，一馬當先的氣勢，他為改革開放立下的汗馬功勞和影響力越發顯得突出和持久，當然這也與他的興衰機遇沒有遭遇反改革勢力首檔其衝有關。他與小平是牌友夥伴，關係一直不錯。
但是如果小平把萬裏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萬裏的命運可能就是另外一種走向，甚至他的生命曆程也不可能接近三位數。 從胡啟立這篇口述實錄文章中看出，萬裏確實有勇有謀。從胡啟立唐山大地震剛結束主持天津工作過程來看，除了唐山，天津也是較重災區，有15萬戶因為危樓而住街道棚屋，水質鹽堿成分高，還鬧過水荒。
胡啟立常向時任副總理的萬裏請教指導，萬裏要麽能給解決問題的點子，要麽應邀親自跑到天津宣傳鼓動，讓胡啟立的個人才智和勇於擔當精神變成天津整個上下領導班子的決心和動力，把被認為不可能按時實現的承諾和任務實現了，完成了。特別是像“引灤濟津”這樣的大工程的策劃運作和實現，需要多大的智慧和魄力啊！
萬裏和胡啟立是“引灤濟津”功不可沒的兩位重要人物。沒有看到胡啟立這篇口述文章，普通老百姓哪裏會知道有關萬裏胡啟立李瑞環解決天津15萬人住地震棚的細節，解決八條河七條河斷流缺水而“引灤濟津”問題的細節。這種事跡值得大書一筆。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胡啟立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剛上任就碰到這樣一個請示報告：要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西側建全國人大大樓。按說人大招牌，除了黨中央國務院，就是人大了，打報告的人一定想到黨中央國務院會給人大這塊招牌一點麵子。哪知，胡啟立覺得輕易在天安門周圍見縫插針蓋大樓不妥，便征求主政的胡耀邦意見，耀邦說全國人大有辦公地方，不要再建了，而且也沒錢建這個樓。所以胡啟立才把這份報告壓下，沒有送到書記處討論。
打報告的人絕非一般人，竟然追問報告為何遲遲無下文？一聽說被胡啟立壓下了，便豪氣地問：誰是胡啟立，他是幹什麽的，竟敢扣押我的報告？胡啟立覺得自己不便出麵回答，也不好拿胡耀邦做擋箭牌，怎麽辦？他又想到有問題找萬裏。萬裏說容他想想，過了兩天，萬裏要他們查檔案，一查才知：周恩來生前有指示：人民大會堂西側那塊地留作將來建國家級的歌劇院用，這才把胡啟立救了。
應該說在中共高層中看起來好像都被馬列斯毛化了，但並非都化得那麽徹底，骨子裏還留有民主法治思想者不乏其人。如習仲勳胡耀邦萬裏趙紫陽等。但是他們民主法治思想不足以影響比他們年長幾歲的獨裁專製主義頑固的元老們，即使他們有的分別充任過黨魁，照樣被打下去。
80年代中期，上層毛左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得到鄧大人支持，並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毛左欲借鄧大人之勢，要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這時，萬裏首先站出來說，農村不搞清理精神汙染，接著方毅提出科技部門不搞，趙紫陽提出經濟領域不搞。最後獲得胡耀邦支持讚同。一場文革式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此夭折。結果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夭折，以鄧大人為代表的毛左元老們隻好把氣撒在胡耀邦頭上，把新中國第一個複蘇人性複蘇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黨魁打下去了。
從胡啟立口述中，我們進一步得知：“在討論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過程中，圍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產生了不同意見。萬裏明確表示，不讚成這個提法。他在中央一次會議上公開說，我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問題，一是封建主義的遺毒，一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無產階級沒什麽自由化，資產階級也沒什麽自由化。他還認為，對全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要敢於學習和借鑒。他對那種凡是一提到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就斥之為資產階級的觀點頗不以為然。一次，他在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們把一些好的東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都拱手送給了資產階級，我們共產黨人還剩下什麽?就剩下批判啦，鬥爭啦，專政啦，這怎麽能行!”讀到這裏，筆者感慨萬端：在中共高層裏邊，難得見到還有懷揣普世價值思想的人士，而且還大膽地在書記處會議上發表出來。同時筆者又想到，如果那時胡耀邦和萬裏掉換一下位置，鄧大人能放過萬裏一馬嗎？我的回答是：絕不會！所以萬裏是幸運的。
從胡啟立口述中，我們看到了專製體製確實有效率高的一麵：就以胡啟立解決天津街頭15萬住地震棚這個問題來說，一級壓一級的官管官效應很頂用。上級命令下級限期完成任務，否則就撤你的職！麵對這種局麵，隻能看上邊決策人是否英明，執行人是否精明，操作人是否內行了。幸虧萬裏胡啟立李瑞環都是幹事業的佼佼者，他們的事跡可以留芳。反之，高效率的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革就是大災大難，遺臭萬年。
精神綠洲2017年1月7日發自微信
附：
巍巍萬裏（胡啟立口述，張宏遵執筆）
步程12122015-11-30 07:33
巍巍 萬 裏（胡啟立口述，張宏遵執筆）
摘要：一次，他在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們把一些好的東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都拱手送給了資產階級，我們共產黨人還剩下什麽?就剩下批判啦，鬥爭啦，專政啦，這怎麽能行!
2015年7月15日淩晨，我接到萬裏同誌病危的消息，第一時間趕到北京醫院進入病房，隻見他仰臥病床，雙目微睜，氣息微弱，口鼻都插著管子，已不能說話。看得出，他在竭盡生命之力，和死亡做最後的抗爭。
我禁不住悲從中來，老淚盈眶。萬家的孩子對我說，胡叔叔，你這種難過心情千萬不要顯出來，你可以和他說幾句話，他可以聽得見的。
我強忍悲痛，彎下身子對他說：萬裏同誌，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農村改革起步於安徽，你在安徽創造了一個奇跡，率先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啟了中國農村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先河，"要吃米，找萬裏"，中國農民會永遠記住你。你是中國改革事業的大功臣，你無私無畏的改革精神永遠激勵著我，你是我永遠的楷模和導師。
也許是心靈感應，隻見他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
離開病房不過4個小時，傳來噩耗：萬裏同誌逝世。我頓時淚眼蒙朧：又一棵大樹，倒了。
在無盡哀痛之中，萬裏同誌的許多往事又曆曆展現於我的眼前。
請萬裏狠狠批我一頓
我和萬裏同誌相交、相知於上個世紀80年代。
1980年，我在天津任市長。這是我初次主持一個特大城市政府的全麵工作。一上任，就麵臨一場嚴峻的考驗。
天津號稱中國的第三大城市，北方最大的商埠重鎮和交通要津，也是國家的重要工業基地，曆來是繁茂富華之地。然而我走馬上任時所見到的情景，幾乎無法和這座名城聯係起來。
這已經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的第4個年頭了，遭震災重創的天津依然是滿目破爛殘敗的狀況：震殘的樓房齜牙咧嘴、歪七扭八地側立街頭;市民自搭自建的臨建棚、抗震棚，有塑料布的，葦子片的，油氈的，雜亂無序地塞滿全城的大街小巷。據不完全估計，全城約15萬居民住在馬路上。天津市馬路本來就擁擠，加上成千上萬的臨建棚擠占了馬路，更加擁擠不堪。城市的主幹道上，公交車、貨運車、自行車、摩托車、三輪車和步行的人流混在一起，有如過江之鯽。
樂觀幽默的天津市民自嘲地給自己居住的城市總結了"三大怪"，叫作"高樓不住住在外"，"汽車沒有自行車快"，"自來水能醃鹹菜"。這第一怪就是說有大樓，是危房，不敢住，隻能住在馬路上;第二怪是說交通堵塞，有人做過統計，公交車一小時跑不了10公裏，還不如騎自行車;第三怪是說，天津幹旱缺水，一條海河穿城而過，但是城市建設落後，地下排水係統不配套、不健全，排雨管道承擔排汙功能，成了城區幾百萬人的尿盆。天旱年頭，海河就要關閘，加上海水滲漏，海河又成了幾百萬人的水碗，水裏鹽堿重，又苦又鹹，市民做飯做湯不用放鹽。
一房、一路、一水，三大難題，直接涉及幾百萬市民的生存，成了市民的切身之苦，老百姓忍耐了已經不是一天兩天，而是三四年了。期待、焦慮、不滿，各種情緒已經積攢在人們心頭。
1980年秋天，天氣已有些涼意。天津大學操場上一大片抗震棚發生了火災。臨建棚連綴在一起，救火車開不進去，風一刮，頃刻間濃煙滾滾，火燒連營。這是天津大學臨建棚的第二次火災。許多人家僅以身免，衣物家具均付之一炬。一把大火點燃了百姓心中的怨憤，大量居民自發地聚集到一起，哭著喊著叫著，點名要見市長。
當時我正在北京開會，聞訊立即趕回天津，直奔火災現場，當即被義憤的人群所包圍。四周怨責聲一片：
"家裏都燒光了，讓我們怎麽活?眼看就要入冬了，吃什麽，穿什麽?"
"我們在這操場上住了兩年了，還要讓我們住多久?"
"你們政府是幹什麽吃的?還有沒有點良心?還管不管我們死活?"
麵對群情激憤的市民，我大聲喊道：市民同誌們，我是市長胡啟立，大家受苦了!你們住在臨建棚，幾年進不了家，責任在我，你們受了災，政府一定要管。是我這個市長沒當好，政府的工作沒做好，對不起大家，我向大家道歉!
望著四周責備的目光，我給市民們深深鞠了一躬，說：請大家推選代表，明天一早到市政府來開會，我們聽取大家意見，共同研究怎麽解決大家的生活問題。並當眾承諾，從現在起，市政府抓緊修房蓋房，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大家明年回家過年!
我的真情承諾，無人喝彩。回到市政府，有同誌向我提出忠告說，市長，一年之內讓市民回家過年，你這個講話冒了。在你之前幾位市長都講過同樣的話，但是沒一個兌現的，你現在又講，沒人信了。天津的現狀是人均住房麵積不足5平方米，地震中又損壞了上千萬平方米，缺口太大了。做不到就不如不說，再給老百姓開空頭支票，隻能失信於民。
這個幹部跟我說的是實話。
我腦子一下蒙了。我明白，我麵臨的困難不僅有住房缺口問題，還有民心問題，還有廣大幹部的精神狀態問題。大家已經缺乏信心了，更沒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信心、決心問題不解決，就沒精氣神，就隻能無所作為，最後真可能給全市老百姓一個空頭支票。我就這麽當這個市長嗎?
就在這種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我想到了時任常務副總理的萬裏同誌。晚上，我跑到北京向萬裏請教。見了萬裏，我把天津的形勢向他如實匯報，然後說，我下了決心，要解決15萬市民長期住在馬路上的問題，請你支持。萬裏說：工作我支持，要錢我沒有。我說，我不跟你要錢，請你到天津去視察一下，上綱上線地發一通火，把天津工作狠狠批一頓，責令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萬裏說，就這個?我說，就這個。萬裏說，行，這個忙我能幫。
萬裏迅速來到天津，把天津的市容看了個遍。看著看著，他真的動了氣了。在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全市領導幹部大會上，萬裏講話，講著講著就動了肝火。他說：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地震都過去好幾年了，你們自己住在大樓裏，還有那麽多老百姓住在既不擋風、又不避雨的臨建棚裏，住在大馬路上，天津這麽大個城市，髒亂差的狀況在全國都少見，你們這些年在幹什麽?就這麽為人民服務嗎?就這麽對老百姓負責嗎?你們的階級感情到哪裏去了?
萬裏當著全體幹部的麵，指著在主席台坐著的我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提高了嗓門，聲色俱厲地問道：你們想不想把天津市的麵貌變一變?你們有沒有決心和能力把天津這個狀況改一改?如果不行，做不到，你們說一聲，我回去向中央報告，先撤換你們，換人!
萬裏下來，怕我們臉上掛不住，問：我今天火氣是不是太大了?過了吧?我連聲說，不過，正好!
萬裏前腳走，我隨即召集政府幹部開會，說，大家都聽見了吧?中央動真的了。這個問題不解決，萬裏要撤我的職。咱們已沒有退路，隻能盡全力、下狠心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了，我先撤你們，然後自動下台。當官不為民造福，不如回家賣紅薯。
隨之，我們把萬裏批評我們的話原原本本傳達給全市幹部、群眾。這一下，老百姓高興了，都知道中央不滿意，天津挨批了;各級領導幹部坐不住了，都知道再不改變天津麵貌既對不住廣大百姓，也沒法向中央交代。原來壓在我市長一個人身上的壓力，現在變成了全市領導幹部共同的壓力。我們乘風借勢，把壓力變成決心和動力。
事情還得靠人來幹，靠內行來幹。就在向萬裏求救的同時，1981年，我又找到中組部，要求把當過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環調來天津當副市長。李瑞環一到天津，我就給他交底：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十幾萬市民一年之內全部安置回屋，可是市政府沒這麽多房源，指望市政府一年拿出這麽多房，門兒都沒有，你來想轍。
李瑞環腦子快，點子多，他出了個主意：從現在起，全市不管哪個係統、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包括中央駐津單位在內，所有新蓋的房子，統統由市政府借用，全部用來優先安置住在馬路上的災民。等政府把房子蓋好了，保證如數歸還，一平方米都不會少。
"特殊時期，特殊情況，特事特辦，為了老百姓，顧不了那麽多了。"我也沒有更高明的辦法，一咬牙，在市政府借房文件上簽了字。
文件發下去了。雖說是借，那也是政府帶強製性的行為，也確實會影響一些部門和單位眼前的現實利益。那時沒有哪個單位不缺房，沒有哪個單位不想為自己的職工改善居住條件。有的幹部對政府借房想不通，可以理解，問題是有些幹部私心作怪，利用手中的權力，置群眾利益於不顧，甚至公開和群眾爭利益。就在市政府部署借房方案的當口，有一個區房管局局長得知了消息，搶先布置分房，連夜給頭頭腦腦、機關幹部辦入住手續，發鑰匙，而這個局幾十戶住臨建棚的職工一間房也沒給分。還有個廳級部門，領導成員聽說政府要借房，也打了個時間差，偷偷通知機關幹部連夜搬家，造成既成事實。這兩件事若不加以阻止，不正之風就可能蔓延，整個災民安置計劃就可能泡湯。我急了，立即把最先搶占房子的部門領導一把手叫到市政府，告訴他：萬裏副總理說了，臨建棚年內解決不了就撤我的職，這個話你也聽見了，你如果置受災群眾困難於不顧，拒不執行市政府的決定，幹擾了市政府的安置計劃，那麽，在中央撤我之前，我先撤了你。限你三天之內，怎麽搬進去的，怎麽搬出來!如果勸你不聽，就建議市委開除你的黨籍。要房票還是要黨票，你自己考慮。
畢竟是共產黨的幹部，關鍵時刻還是要聽從組織決定。他趕回去，動員機關幹部統統從新樓裏搬出來，支持市政府安置災民。有類似情況的單位也都立即收手了。
萬裏的講話幫我把全市動員起來。首先，市政府的借房計劃得以實現。同時，全市各部門、各單位一改拖拉作風，抓緊搶修地震中受損的房屋。一年之內，馬路上的臨建棚全部拆光，十幾萬飽受無家之苦的災民全部搬進了住宅。春節，市民回到家裏包餃子過年。繼而，市政府投入資金，以每年300萬平方米的速度展開住房建設。
解決水荒，趙紫陽批示：請萬裏同誌定
就在住房問題讓我寢食難安的同時，另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又提到了我的麵前。
從1981年夏天起，華北地區遭到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幹旱，天津遇到了曆史上罕見的水荒。天津市地處9河下梢，其中有8條河水斷流;專為天津供水的北大港、團泊窪、於橋等幾個大型水庫，水位均已降至死水位以下。天津的地下水因抽取過度，已引起地麵下沉，不能再抽。於是，海河成了天津市賴以生存的唯一水源。當時天津屬全國第二大工業城市，工業品的1/4供出口，3/4調往全國各地，是全國化工原料的主要供應基地。天津工業一旦停產，將殃及全國。
一天，我接到報告：海河水僅存1000萬立方米，而維持全市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每天至少要180萬立方米。就是說，全市幾百萬人僅剩下一周的淡水了!
山窮水盡了。市委、市政府再次被推到了絕地。我再次感覺到一座大山壓到了肩上。事不宜遲。我立即組織人馬，到與天津毗鄰的河北省尋找水源，最後選中了河北省灤河上遊的潘家口水庫。但這關係到河北省，天津做不了主，隻能找中央。
情急之下，我和市委第一書記陳偉達同誌直奔北京進了中南海，麵見總書記胡耀邦，向他提出引灤濟津的構想。胡耀邦聽了匯報說，天津市水的問題看來不解決不行了。但是，這麽大的事，我一人定不了，你們給黨中央、國務院寫正式書麵報告，集體討論決定。
一出中南海，我和陳偉達同誌就在北京駐地給中央、國務院寫報告。報告除了陳述天津水荒的嚴峻形勢及解決水問題的迫切性，還要求中央批準引灤濟津並將工程任務下達給天津，由天津市對該工程的勘測、設計、施工負全責。因來不及回天津開常委會，就派人將報告星夜帶回天津，挨個登門征求常委意見，於當夜送回北京。
時隔一天，以天津市委、市政府名義的請示報告送到了總書記的案頭。總書記胡耀邦在報告上批示：這是件大事，要一抓到底，決不可誤事。同一天，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同一份報告上批示：請萬裏同誌定。
拿著總書記、總理的批示，我和陳偉達同誌直奔萬裏辦公室，當麵請他拍板。萬裏對天津缺水的情況有所了解，當他知道全市淡水僅夠7天用量時，也著急了。他當即表示：天津市幾百萬人民生活的用水一定要保證，寧可多花點錢，也要讓人民喝上好一點的水。引灤濟津工程非上不可了。為了爭取時間，避免扯皮，由你們負全責，這個辦法好。把全部權力給你們，全部責任也給你們，你們一定要抓好，要對中央負責。總書記、總理要我定，那我看就這樣定了。
萬裏當過城建部部長，對基建工程是行家。針對引灤入津工程工期緊、項目多、戰線長的情況，他批準可以在施工中合理交叉，以縮短工期;但他同時強調：一要保質量，二要加快速度，三要盡量節約，要在此前提下加快速度，節省開支。
我當場向萬裏立下軍令狀：當年動工，3年通水，一定給中央一份滿意答案。
大的方案定下來之後，圍繞引水工程線路的選擇問題，天津市和水利部、河北省發生了分歧。水利部和河北省主張走北線，開明渠，經過唐山再到天津，這樣可以讓唐山、天津和沿途都受益。但這個方案一是線路長，投資大;二是沿途截水，天津、唐山兩個城市均不能保。天津市主張，取水源至天津的最近線路，即走南線，有些地方要挖暗渠，使之成為天津的供水專線，一次性從根本上解決天津市工業和生活用水問題。因為涉及不同利益，雙方分歧很大。無奈之下，我們又去找萬裏。萬裏同誌認真聽取了各方意見，著眼大局，權衡利弊，深思熟慮，協調各方，最後拍板說：按天津的方案辦。
萬裏與網球賽獲獎者合影
中南海的決策，水利部、河北省的支持，萬裏同誌親自過問、指導，引灤濟津工程迅速啟動。為了盡快結束天津市700萬人民喝鹹水、喝苦水的曆史，全市黨、政、軍民萬眾一心，投入引灤入津工程。1983年，引灤入津工程在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領導下順利實現全線貫通，天津市從此結束了斷水之虞。
那幾年，萬裏同誌經常到天津，問工程進度和工程質量，全市人民都知道萬裏副總理關心天津。老實說，我這個市長要是沒萬裏支持和幫助，天津一房一水的難題解決不了。即使中央不罷免，百姓不罷免，我也沒有臉再當這個市長，自己也得把自己給撤了。
我有了困難就想到找萬裏
1982年我奉調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到任之後就陸續拜訪老一代革命家和主要領導同誌，聽取他們的教誨及對中辦工作的要求。他們各自給了真誠的勉勵和告誡……隻有萬裏同誌對我的要求跟別人不同。
那天我到了萬裏辦公室。那時，萬裏還稱我小胡，後來才叫我名字。
萬裏問："小胡，你打牌嗎?"
我回答："不打。"
"你下棋嗎?"
答："不下。"
"你打球嗎?"
答："不打。"
"那你都幹什麽?"
"我上班啊，工作啊!"
"你這個人沒文化"，萬裏說，"我告訴你，你這樣不行的，中央工作很累，像你這樣，不用幾年準把你拖垮。我教你一招吧，保證你健康、精力充沛地為黨工作20年。"我一時聽不太明白萬裏要教我什麽招數。
"從現在起，你跟我去打球。你去不去?"
一聽說讓我打球，我當場表態："我去，我去。"
萬裏當場拿出一副新網球拍子遞到我手裏："我到時叫著你，說清楚，不許請假。"從那時起，我就跟著萬裏在業餘時間學打網球，這一打就是20多年。正是20多年不間斷地體育鍛煉，讓我嚐到了甜頭，二三十年來東奔西跑，加班熬夜，所幸始終保持著健康的身體、飽滿的精力堅持工作，沒有因身體原因拖累工作。說起來真得感謝萬裏同誌。
都說中央工作無小事。我剛到中央工作時，因缺乏經驗，處理一些問題常感到左右為難。每當碰到棘手的問題，我總是習慣性地找萬裏。當時全國人大一位老同誌提出，要在大會堂西側修建全國人大辦公樓，給中央打了專項報告。我看了報告，心裏想，我們這麽一個大國的首都，又是國家門麵的天安門廣場上，不能見縫插針地都蓋成辦公樓，總得給老百姓留一個文化娛樂的地方吧。於是就把這份報告壓下了。為了慎重穩妥起見，我向耀邦口頭報告了人大這份報告的事。耀邦的意見是，全國人大已經有了辦公場所，沒有必要再蓋大樓;二者，不能把中央國家機關都建在天安門廣場;再說，中央也拿不出這筆錢來。聽了耀邦的意見，我就沒將人大的報告提交書記處討論。
沒幾天，有人私下告訴我，你闖大禍了，捅大婁子了。
原來，全國人大那位老同誌遲遲沒見批複，就追問報告壓在誰那兒了。人說是壓胡啟立那兒了。老同誌火了：誰是胡啟立?他是幹什麽的，敢壓我的報告?我得知了消息，頗為緊張，既不能說是我的意見，也不能說是耀邦的意見，還不能當麵向老人解釋。怎麽辦呢?隻好又去找萬裏想轍。萬裏說，你容我想想。過了兩天，萬裏說，有了，我讓他們查檔案了，周總理生前有指示，大會堂西邊那塊地留作將來建一個國家級的歌劇院用。周總理的指示把我救了。我讓人把這話傳給全國人大。於是沒人再追問。這才給今天的國家大劇院留了塊地。
十二大之後，我和萬裏同誌同在政治局、書記處，一起議事謀政，深為他的那種改革開放的堅定態度和敢做敢當的政治勇氣所激勵，所鼓舞。
1984年2月1日(農曆除夕)，作者隨萬裏到山東省長島縣慰問守島駐軍
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大潮中，鄧小平作為主帥，坐鎮中帳;胡耀邦、趙紫陽聯手布局，彼此呼應;萬裏則橫刀策馬，衝鋒陷陣，發揮了開路先鋒的作用。在農村改革上自不必說，在胡耀邦、趙紫陽等同誌大力支持下，他親自主持連續製定了5個中央"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走出烏托邦式的製度藩籬;揖別"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荒誕邪說，讓中國農業重獲創造的生機;讓8億農民掙脫"一大二公"的桎梏，告別饑餓和貧困。正是由於農村改革，使中國"三農"豁然開一新局麵，且為後來的城市經濟改革乃至全麵改革開辟了道路，提供了經驗。
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萬裏以極大的熱情予以促進和推動。
1984年春節期間，我跟隨他到天津、山東做關於城市改革的專題調研。在調研過程中，他從農村鄉鎮企業的興起，從農村改革後對辦商業、外貿、交通、運輸業的內在需求，感受到因部門分割、條條專政而造成的巨大障礙，深刻認識到城市改革的緊迫性。一路上，他一邊不斷鼓勵各地同誌解放思想，大膽嚐試，勇於突破舊的條條框框，探索新的路子，一邊思考著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點。6月，書記處討論《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的文件初稿，萬裏在會上結合這次調研中的思考說：如果說農村改革的經驗是活、勤、富，我們經濟體製的弊端就是3個字：死、懶、窮。死，就是體製僵化，管得過死。死在哪兒呢?死在我們曲解馬克思主義，曲解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我們搞建設，全盤照抄照搬蘇聯的經濟模式，加上我們自己的供給製，形成了一個僵化體製，人、財、物、產、供、銷，高度集中統一。公有製，鐵飯碗，平均主義，大鍋飯，這種體製，扼殺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把企業管死了，把人管懶了，造成越管越死、越管越懶、越管越窮的惡性循環。城市管死了，又限製、阻礙了農村的"活"。上麵有那麽多衙門，一個衙門一個戳，一個衙門一道關，缺了哪個也辦不成事。企業成了行政部門的附屬物，一點活力也沒有。城市改革，最關鍵就是改變這個體製。社會主義就是要體現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體現在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不提高勞動生產率，不發展生產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
1984 年春節期間，作者隨萬裏在膠東半島慰問海軍某部指戰員
當時，有人說改革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萬裏旗幟鮮明地提出：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
萬裏給我壓擔子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頒布後，鄧小平提出了科技體製改革和教育體製改革的任務。於是中央決定將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成立領導小組，由胡耀邦、趙紫陽掛帥，日常工作由萬裏主持。領導小組下設立兩個工作班子，分別由教育部、國家科委主要負責人牽頭，組織調研並提出初步方案。
關於教育體製改革文件，書記處會議上確定由萬裏主持。當時，中央主要領導同誌包括萬裏、習仲勳一些老同誌，為了鍛煉我們新進中央年輕一點的同誌，總是把我們往前推，給我們壓擔子。所以萬裏當時就說，我主持，可以，讓啟立負責。我理解，萬裏讓我負責，就是讓我當個項目經理，用意在於讓我了解中國的教育問題，參與教育改革的實踐。
在萬裏指導下，我組織了一個工作班子，先後到4個省進行專題調研，考察了幾十所大中小學，開了近百個座談會，有逾千人參與座談、討論，為教育改革出謀劃策。在此基礎上，按萬裏同誌意見，給中央寫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書麵報告。報告闡述了現行教育體製的弊端，提出了建立和經濟體製相配套的、符合中國國情、適應經濟、社會全麵發展要求的教育體製的目標。報告提出，要改革高校管理體製，改變完全按國家計劃統一招生，畢業生由國家包分配的製度，使高校增強適應社會需要的動力和活力，逐步成為相對獨立的辦學實體;改革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強基礎教育，在全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製度。報告送上去之後，政治局常委們都很重視，陳雲、李先念看過後在報告上畫了圈，沒提具體意見。趙紫陽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則都同意。同一天，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陽同誌意見。報告送給鄧小平，小平批示：很讚成。
大的原則、精神定下來了，我們就動手起草文件，經過八易其稿，書記處和文件領導小組反複討論，最終在書記處會上定稿。
1985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修改《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草案)》。在這次大會上，萬裏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講話。他強調了教育改革的緊迫性，指出教育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地位，宣布全國實行九年義務製教育，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和權力交給地方;今後一定時期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並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經費逐步增長;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改革招生分配製度，改革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
會上，鄧小平做了《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的講話。他說：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草案是個好文件，綱領有了，藍圖有了，關鍵是要真正落實。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並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有戰略眼光的一招。如果現在不向全黨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會誤大事，就要負曆史的責任。小平還說，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如果隻抓經濟，不抓教育，那裏的工作重點就是沒有轉移好，或者說轉移得不完全。忽視教育的領導者，是缺乏遠見的，不成熟的領導者，就領導不了現代化建設。
萬裏和小平的講話把會議推向了高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這個文件並正式頒發。會後，教育改革迅速呈現空前強勁的態勢。
這次教改文件從調研、醞釀、討論到最後形成，是一次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過程，對於如何依據中國國情，遵循事物規律，適應時代和人民群眾的要求，做出宏觀決策，製定路線、方針、政策，是一次全麵的學習和鍛煉。在這個過程中，我從老一代革命家特別是萬裏同誌身上學習了許多極為寶貴的東西。
萬裏不讚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
在80年代改革開放的浪潮中，萬裏同誌既高屋建瓴、旗幟鮮明，又細致縝密、冷靜睿智，任憑風吹浪打，腳下有定力，胸中有正氣。80年代中期，小平同誌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有的同誌"運動細胞"活躍，搞階級鬥爭有癮，借這個口號隨意延伸擴大，遷延到經濟領域和群眾日常生活領域，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運動。當時萬裏第一個站出來說，農村不搞清理精神汙染。後來，方毅提出科技部門不搞，趙紫陽提出經濟領域不搞。胡耀邦讚同、支持他們的意見，這才把一場文革式的運動遏製住。
在討論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過程中，圍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產生了不同意見。萬裏明確表示，不讚成這個提法。他在中央一次會議上公開說，我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問題，一是封建主義的遺毒，一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無產階級沒什麽自由化，資產階級也沒什麽自由化。他還認為，對全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要敢於學習和借鑒。他對那種凡是一提到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就斥之為資產階級的觀點頗不以為然。一次，他在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們把一些好的東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都拱手送給了資產階級，我們共產黨人還剩下什麽?就剩下批判啦，鬥爭啦，專政啦，這怎麽能行!
萬裏對民主法製建設也有高度認識和實踐自覺。早在1980年，他就鮮明地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改革的兩大主題。他說，不講民主與法製的社會不是文明的社會，也不會是安定的社會。1986年，萬裏又率先提出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問題。他指出，我國政治體製上的一個重要弊端，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製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就是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裏當選常委會委員長。他更加專注地致力於民主法製建設。在他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製定了一係列推動和保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法律法規，為推進改革開放和民主法製建設做出了獨特貢獻，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我一生中，無論是在地方工作還是到中央工作，萬裏同誌都曾給過我極大的幫助和支持。他胸懷天下、心係蒼生、正直無私、光明磊落、敢做敢當的精神品質，使我深受啟發和教育。
萬裏同誌是我終生的良師益友。他永遠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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