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銀河針對毛派憤青打老右派事件所寫的《打架還不如去做愛》一文，正引起熱議。當然褒貶者多為憤青，多有謾罵者，令人寒心。看來毛澤東所留下的負麵遺產——文革，成了永遠說不清道不白的問題。隻要社會存在貪官汙吏，毛的文革“遺產”就是社會底層人的造反武器。他們不相信改革，隻相信毛氏造反，這不能完全怪罪他們，他們對文革一知半解，對毛本人的曆史真相更是所知甚少。所以毛在他們心目中，絕不是大災星，而是大救星。先知先覺者們，隻能對他們報以諒解。但是，對打人者還是要懲罰的，不能像文革期間，想抄抄誰家就抄誰家，想打誰就打誰，甚至把人打死，甚至殺了人也不追究，這樣的社會不能重演。正如李銀河所說，“ 如果不嚴懲打人凶手，社會秩序的底線就會失守，紅衛兵滿街掄皮帶打人的情況將會再現。” 在傷害無辜平民上，可以說，毛澤東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的更遠。
“昨天我還在台灣開會，已經從台灣的報紙上看到憤青打老人事件的報道：一幫憤青正在唱紅歌，一些被打過右派的老人對他們說：毛澤東是暴君，結果幾位老人遭到憤青圍毆。”這是李銀河開頭的一段。
接著她對打人事件作了這樣的分析：“首先，這個事件反映出，毛澤東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毛澤東還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究其原因，毛澤東打擊和傷害的從來都是社會群體中的少數上層人士，地主、富農、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以至文革中的幹部，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被掌握在 5% 以下。雖然 1960 年餓死的 3000 萬人是貧苦農民，但是那隻是政策出錯，所謂 “ 好心辦壞事 ” ，不是故意指明要打擊的對象，比較容易得到諒解。所以廣大中下層民眾對毛沒有惡感。斯大林打擊和消滅的也都是精英人士。希特勒打擊的猶太人大都是富人，所以也能得到廣大社會中低層的擁護。”
“其次，這個事件反映出，人們對現狀相當不滿，因為官員腐敗，也因為貧富分化，因此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既沒有官員腐敗，也沒有貧富分化。”
“再次，青年不了解曆史，他們不知道反右是怎麽回事，不知道文革後為什麽要給右派平反，也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怎麽回事。這個責任在老一輩人，因為關於文革和反右至今還是研究的禁區，人們對之諱莫如深，青年沒有了解這段曆史的途徑。”
李銀河的上述分析不無道理。遺憾的是，官員很少有人能這樣冷靜分析毛與憤青，或者說，憤青與毛的思想聯係，更不要說以這種冷靜心態做青年思想工作。我們通常隻看到七千人大會失勢後的毛，要用自己已被神化的地位和淫威維護自己的至高無上尊嚴和永不敗的統治，不惜天下大亂，亡黨亡國也要發動群眾打倒敢於對他進行批評並挑戰他的皇權的劉少奇們。而憤青們看到的則是，發動文革打擊從上到下的官僚主義的當權派，尤其那些動不動訓人整人羞辱人的掌權者，他們一句話就可以定誰是右派。他們終於有機會出一口惡氣，報複一下說一不二的領導，特別不討好的領導。否則，永遠沒有機會教訓這些說一不二的領導，都像毛澤東一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不想讓很多人騎在人民頭上做威作福，而寧願毛一人作威作福。
下麵兩段是李銀河最出彩的話：
“ 最後，對於青年的青春期衝動，與其為其提供政治行動的宣泄口 —— 對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施暴，還不如為其提供做愛的宣泄口。前者是為了恨，後者是為了 愛。對於無法壓製的青春期衝動，應當盡量將其疏導到追求愛情方麵，讓這種宣泄成為青年追求愛心、追求快樂的行動，而不是宣泄仇恨、敗壞社會的行動。” “總之，在嚴懲打人凶手之餘，我們整個社會應當對這一事件有深刻反思，汲取教訓，增進理性，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倒退。”
李銀河不愧為社會學者，這一觀點確實有點新意，確切地說是創意。但這隻能在徹底實行民主法治的社會才能實現。否則，在專製社會，就會給你戴上引導青年墮落的帽子，罵你沒商量。
在對該文的評論中，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療” -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療”一文，好像三位作者，是一篇很長的論文，是崇毛中比較有點理論有點分量的東西。該文把現實的矛盾和弊端看得很透，也說得很透。他們繞開了政治體製改革不提，但歸根結底把根源都算在精英頭上，是不公正的，雖然有單獨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精英。因為精英不等於決策人。現實的政治體製核心與毛澤東體製沒有根本區別，是毛的專製體製的擴大。毛當年一人說了算，整個國家財富都屬於他一人的，他可以隨意取用，他一人過著國家全免費的隨心所欲的共產主義生活。外加他的稿費是特級的，他一個人首先至少達到了萬元戶。在那窮的叮當響的年代，萬元堪比現代版的億萬富翁。
而現在的體製，是由權貴利益集團專製，是一個官商相勾結的利益集團富裕起來了。當然也讓普通老百姓活命，即使分享一點富人的殘羹剩飯，也比毛澤東時代要飯無門強。雖然也有在圈地和拆遷過程中，官商勾結用不法手段弄死人、整死人、打死人，甚至逼人自焚事件時有多發，但與毛殺人無數時代相比，還算有點進步。毛時代在外援問題上，是瘦驢拉硬屎，一邊大量餓飯，一邊外援。而如今有能力跑到國際上去救市，還真有點世界大救星的味道。但是仍然不願意徹底實行民主法治，不願意接受輿論監督、媒體監督和人民監督。這就是毛澤東政治體製的核心部分。所以官商勾結、貪官汙吏有恃無恐，前仆後繼，層出不窮，帶動整個社會全麵墮落，人民當然不滿。當然這是崇毛們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借口和理由，受到無數不知道毛澤東曆史真相的人的擁護。毛分子們還想用文革辦法，無非重演毛的那一套。殊不知，二次文革除了打倒你們不喜歡的那些精英們和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更多的陪葬者還是普通老百姓。建國後的老毛擴大化的鏟除了地富反壞再加右，殃及的無辜比土改中還要多。那些在土改中（土改期間，好多地區政權被革命正義所包裝的流氓無產者所把持，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想打死誰就打死誰，甚至還要斬草除根，因地富反壞被擴大化而整死人無數，是文革早期在農村的排練。三反五反，是土改在城市的再現。文革中，那些打砸搶的紅衛兵，甚至打老師的紅小兵們都是毛澤東和流氓無產者們下的蛋。）
分到田地的貧雇農不願意在 1956 年被合作化中，不是被強製合作化，乃至再後來的被人民公社化，就是被“專政”了，未被專政的後來被餓死了。有的不想餓死，跑出去要飯，不是抓回來被打死，就是等著餓死，所以要飯無門。這是指走出去無門。還有，即使走了出去，到哪兒去要？連城裏人都餓飯。所以要飯絕對無門。
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療” - 是醫治政治癌症“放療”一說，好像新冒出來的江湖醫接受了一點現代醫學。怎麽不想想，患惡性腫瘤的有幾個靠化療療好的？那是要一個政權加速滅亡的托詞，來掩蓋發動群眾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實質。
我們承認，當前社會經濟上去了，道德下來了，這是不爭的現實。這是當政者必須考慮的嚴重問題。但是也要看到，現在多少我們還可以講些真話，發發對社會不滿的牢騷，甚至也敢對最高領導者指名道姓的數落批評，盡管有維穩有噤聲問題。而對當年的毛澤東，誰敢說個不字？誰敢批評他？他比古代皇帝還皇帝。不錯，因為沿襲了他的專製政治體製，走上了道德淪落當然不可取，但滅絕人性更不可取，這就是我們與崇毛者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