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鐵根長子敘述蔡鐵根平反經過
[ 作者：蔡金剛 ]http://www.k57.com.cn/dispbbs.asp?boardid=45&id=8824
我們已無從知道父親在臨刑前想了些什麽，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將變成孤兒的我們時，是會肝腸寸斷的。
然而，當我們懷著萬分恐怖回到家時，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一陣敲門聲後，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們陰沉著臉，在他們身後是臉色同樣陰沉的幾個警察，當他們開口之後，我們半天才明白，原來他們是來向我們收取殺害爸爸的子彈錢的，我至今清楚的記得他們要收取的費用是五毛錢一發。我們完全驚呆著發傻，目瞪口呆的看著來人，因為就是五毛錢我們也沒有，真要也隻能去找管我們生活費的陳婆婆要，一番沉默後，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說“他們沒有錢，生活還是國家救濟的。”警察在老太太們答應出具證明之後才悻悻的走了。
到現在我也不明白，在我國的法律上或者是相關的政策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規定，想出這樣一條規定的又是個什麽樣極陰毒，極無心肝的人，這種做法對無辜的家屬的傷害是多麽的殘忍。
父親的死，在當時是一件影響很大的事，此案先後牽連百餘人，被槍殺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一人，被判徒刑多人，“戴帽子改造”多人，他們大都是部隊的轉業退伍軍人，不少都是一些單位的領導幹部。此案在當地可謂人盡皆知。直至今天，蘇南一帶一提起此案，人們大都知道。過後不久，對父親這一案，常州地方有一名青年工人，寫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對父親的被殺害表示了疑慮和不滿，這封信被當成“大案要案”限期偵破。而在破案後僅僅一周，這名青年工人也被槍殺了，罪名是“替蔡鐵根鳴冤叫屈”。
父親死後，我們3個“反革命子女”的命運更慘了。挨餓、挨打是宗常便飯，常常彼打得鼻青臉腫，生活不僅是暗淡的，而且充滿了屈辱、恐怖和危臉
父親死後，我們又被趕出了原來的住處，搬到一處平房去住了。此時我們的命運更慘了，幾乎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對我們指指點點，甚至被人圍觀議論。而挨起罵來，除了“反革命子女”外又多了個極具侮辱與傷害的詞“槍斃鬼的兒子”，這些都給我們幼年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
挨打更是家常便飯，我們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看著各自的傷痕，我們隻能沉默，因為那時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
有一次，因為我有一個五十代解放軍的帽徽，不知怎麽被那個管片的戶籍警察知道了，這個人也是個年輕人，平時趾高氣揚的，街道老太太們把他哄得特別驕橫。走起路來左搖右晃，我曾看見他訓斥“四類分子”，真是凶相畢露，令人恐怖。一般人都對他唯恐避之不及，見我帶著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給他，他二話沒說，一把抓住我，拉到居委會裏，對我拳打腳踢，邊打邊說：“你給不給，你給不給？”他抓住我的頭發狠命地往牆上撞，一次又一次，直撞得我口鼻流血，我那時才十多歲，瘦弱的身體哪經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頭暈目眩，我哭喊著問：“你為什麽打人／”他邊打邊罵，“反革命子女，不打你打誰？”最後還是搶走了帽徽，他凶殘的嘴臉和那拳打腳踢，惡狠狠的咒罵，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裏。
學校“複課鬧革命”了，那時，學校課業不多，卻經常要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還要打起背包“拉練”學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學農”，臨行前，學校最熱鬧，同學們互相比試著，擺弄著家長為他們準備的各種食物與用品。有的家長還親自來送，那時的我們也最別扭，我們什麽也沒有，默默地站在邊上看著，聽著，心裏說不出的孤獨，既沒有食物，也無什麽用品。但到了勞動時，雖然我們因為挨餓營養不足，發育不良，身體瘦弱，但決不能比那些身材高大的同學差，因為這時最能說明我們是否有決心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我的老師常常緊盯著我，她說：“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選擇，勞動時就要努力表現自己……”有一次，挑豬圈裏起出的糞肥，一擔就有百八十斤，13歲的我踞起腳尖，雙手用力撐持著壓在肩頭的重擔，一搖一晃地在窄小的田埂上走著，隻覺得脊柱馬上就要斷了似的。咬牙幹一天下來，肩膀上皮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可我絕不能比別人少挑一擔。。
就是到了很遠的農村，隻要有人知道我們的身份，仍然會有人跑過來看，我們雖然不太懂事不明白這些給我們心理上的傷害有多重，隻知道，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有罪的人，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要比別人低一等，不能也不應該和別人比，這種沉重的負罪感始終伴隨著我們。這世界，這生活對我們來說，都是暗淡的，充滿了危險與恐怖。
但是有一次，學農中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我終身難忘。那是又一年的夏季，也是“學農”下鄉，學校這次去的－地方很遠，記得是個叫夏溪的地方。那個地方很美，一望無際的田野裏，等待收割的水稻泛著金黃，在湛藍的天幕下隨著微風蕩起波浪，江南農村特有的那種白牆黑瓦的農舍點綴在團團綠蔭之中，平靜的池塘邊上垂柳依依，比起城市中的紛亂與嘈雜，這兒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一切都顯得靜溢、安祥。
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生產隊長的家裏，這個生產隊長是個結實的中年漢子，他的眼睛特別黑，特別亮，因而也就顯得有精神。他愛開玩笑，在地裏幹活時，他開的一些粗俗的玩笑常令女生們臉紅，卻使那些農婦們開心大笑。他的妻子卻是個穩重，不大愛說笑的女人，她遠比那個當隊長的丈夫要忙得多。南方人勤快，清晨，她先起來給大人小孩做早飯，同時煮豬食，喂完豬，和人們一起下地。中午回來要做飯，待人們吃完午飯“歇晌”的時候（因為南方夏季酷熱，中午一般是不幹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一遍，洗洗涮涮，縫縫補補，下午照常出工。待晚上吃完飯還要參加生產隊的會議或者學習，她的衣著很幹淨，說話和藹。特別是對我們幾個學生，經常問我們習慣不習慣，需要什麽嗎，她很快從同學們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聽見她對同學們說：“他可憐，你們要多幫幫他。”
這天中午，吃過飯，同學們都倒頭大睡了，我隻聽見這位主婦在廚房叮叮當當忙個不停，很快，我聞到了一股芝麻的香味，一會兒，她輕輕地走到我們學生住的房門口，往裏探身張望，見我醒著，便向我擺了擺手，示意我跟她出去。我當然願意有機會為貧下中農做點什麽，到了廚房，她卻從灶台上端起一大碗拌好的黑芝麻糊，遞給我，微笑著道：“給你，嚐嚐看好吃不？”我一時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學校宣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忙說：“大嫂。這可不行……”她不等我說完，攔住我的話頭說：“沒事，不要緊，吃吧！”我於是又想，這是貧下中農關心支農學生，再說這碗黑芝麻糊對我有著比別人更強的誘惑力，可是同學之間是不能獨吞的，我便輕聲地說了句：“那我去叫大家一起吃。”她卻伸手攔住我說：“唉，別，這是專門給你做的。”我不由好奇問：“那為什麽？”她說：“你和他們不一樣，他們都有大人疼的呀……”我一時怔住了，端著這碗黑芝麻糊，隻覺得一種多時未有過的被親人關懷的溫暖和幸福溢滿了心頭。才吃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淚水了。這時我才看見，坐在那灶後燒火的，就是那生產隊長。他正用那雙黑亮的眼睛向我微笑著……時間過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香噴噴的黑芝麻糊和他們的微笑一起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裏。
那時，不幸的生活中隻有一件事能使我們暫時忘卻痛苦與悲傷，能給我們以快樂，那就是讀書。我們去借，去找，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借到盡可能多的書，那時，我們兄妹3人誰能借到最多的書，就是我們之間最值得驕傲和炫耀的事。書藉忠誠地伴隨著我們度過了多少饑餓寒冷的夜晚。我們從書中去追尋生活中被剝奪了的快樂。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書，撕得沒頭沒尾的，紙張泛了黃的書頁卷起來的，隻要是書，我們都想盡辦法弄來看。無論是古代的現在的，中國的外國的，從美麗的童話到高爾基《我的童年》；從孫悟空的桀驁不馴到水滸英雄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青年保爾坎坷的命運，動人的愛情和他不屈不撓的奮鬥生活；曆史上皇權鬥爭的宮廷喋血；農民起義的刀光劍影；魯迅先生冷眼看人生那犀利的筆鋒；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情趣；範仲淹“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都令我們神往，讀得懂的，讀不懂的都如饑似渴的讀，讀書的快樂，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書使我們暫時忘卻了痛苦和悲傷，書使我們理解了人生不平，世事滄桑。書使我們超然物外，物我兩忘。我們的思想在書中的世界自由倘佯。我們為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討論、爭論甚至吵架，書也使我們增加了對音樂的理解，《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訴，《命運》的悲壯，都使我們流下過淚水，我們偷偷地聽、偷偷地唱，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的歌聲時常令窗外的人們駐足傾聽。
隨著時光流逝，艱苦的歲月使父親在我們的記憶中漸漸地越來越淡了。我們慢慢長大了，可是他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卻越來越沉重了。
現在，在教師節的時候，從報紙或電視裏，常見到人們對自己老師的回憶，她們都是溫文爾雅，誨人不倦的好老師，因此學生們能記住她們。可是在我記憶中的一位中學時代的老師，卻是以另一種形象令我難以忘懷的。
這位我中學的老師，女性，個子不高，略有些駝背，戴副眼鏡，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鏡後邊老在不停地轉動，她很少笑容，記不清什麽時候，也真不知為了什麽，在她的主持下，班級裏突然開始了對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學都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同班的同學，雖然尚不知同學之間的感情，但全班同學一同升入初中，除了一個人人側目的馬屁精“紅衛兵團長”而外，從未有過大的矛盾。在我遭受別人欺侮時，班裏的同學往往還會幫助我。可那次不知怎麽回事，幾天之間，在我的課桌周圍貼滿了大字報，因為我個子小，坐在教室一側靠牆的第一個，牆上對著我的地方和身邊的一麵牆上都貼上了大字報，後來更幹脆貼到了我的課桌上，內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動老子”，且都不署名，我弄不明白是怎麽回事，同學們都躲著我。
幾天之後，內容越來越荒唐，也越來越惡毒，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我去問老師，這是怎麽回事。這位老師，背著手，踱著步，不停地轉著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你還能怎麽樣？”我惱火地問“那我是不是可以回擊呢？”她說：“你自己考慮吧。”掉頭走了。
第二天，牆上又增加了新的大字報，其中標題有“蔡金剛，你要向誰還擊？”我這才明白，這些大字報的幕後主持正是這位老師。可是又過了幾天，大字報又突然自己消失了，而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麽也沒發生過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過了很長時間，在學校組織的一次“拉練”途中，才有同學告訴我，原來，學校新調來的副校長看見了大字報，他皺著眉頭說：“這不是胡鬧嗎？一個小孩子懂得個什麽，這是人身攻擊，當教師的怎麽能這麽幹？”一甩手走了。大字報就這樣消失了。我隻知道這位姓紀的副校長是從部隊轉業來的，我永遠感激他，是他使我飽受創傷的心靈上少了些許傷痕。
可是那位為人之師的老師，怎麽想起來要拿我立功，立什麽功，恐怕隻有她自己知道了。那年頭，陷害同誌，賣友求榮，甚至出賣親人的不少，但是想拿自己的學生立功的，還真不多。這顯然是有違師德的。
妹妹在學校也有類似的經曆。她在上高中時，一次一個同學問她：“你說牆那邊是什麽？”妹妹回答說：“牆那邊是豬。”這是事實，牆那邊確實是豬圈，豬圈裏當然是豬，可是這豬圈卻是駐軍醫院的。於是問題嚴重了，這個腦子好使，想象力豐富的同學把此事匯報給了“工宣隊”，於是妹妹被停課檢查了，什麽動機，什麽意思，聯係“反動老子”，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嚇壞了，她非常緊張，很害怕，回來告訴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卻不太在意，說不就寫個檢查嗎，寫就寫嘛。妹妹說“工宣隊”說了這是一件大事，不那麽簡單。於是我和弟弟就和她一起認真寫了份檢查，還不錯，可能是檢查寫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個女孩子，認識得好（寫檢查是我們的必修課），這事也就過去了。可是卻給心重的，本來就生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刺激。
我初中畢業時不過十四歲，在一家絲綢印染廠勞動了兩年，才正式分配，我這樣的家庭背景自然不會有什麽好去處，我被分到了一家街道運輸站工作，就是拉人力車。這個運輸站辦了個小工廠，主要加工做電焊條用的細鋼絲。這個工作很危險，它是用大馬力的電機經過變速器帶動巨大的滾筒將那粗鋼筋通過小口徑的模具硬拉成細絲，鋼絲在被滾筒巨大的拉力拉細時隨時會繃斷，而最危險的是每次必須先要將粗鋼筋頭碾壓成能通過模具口的尖端，再用銷子砸死在鐵鏈上，再用鐵鏈一的鉤子待滾筒上的缺口轉到操作者身邊時，迅速準確的將鉤子掛上正在轉動的滾筒上，這樣滾筒再用它巨大的力量生把粗鋼筋拉成細鐵絲。這個工作不僅危險，也非常需要體力，每捆幾百公斤鋼條先要放到一口盛滿硫酸的大缸裏，以腐蝕掉表麵的鏽，之後要撈出來用水衝幹淨硫酸，再放到另一口大缸中浸泡上石灰和牛油的混合物，再抬到一座大爐子上烤幹，之後才能拿去拉絲。這之間每捆幾百公斤中的鋼筋全靠人力抬上抬下，我營養不良，個子瘦小，每天幹下來，骨頭節都要斷了，那種疲勞真是難以言盡。特別是上夜班的時候，又困又累，終於有一天，我掛那滾筒上的鐵鉤時，連人也被掛上了旋轉的滾筒，我隻覺忽悠一下，就沒有了知覺，待我醒來，我正躺在夥伴們的懷裏，原來還是工友們關機快，滾筒隻帶著我轉了一圈，把我砸在地上機器也停住了。要再慢一點，我也就完了。
我的工資是學徒標準，每月14 元，8元錢要好多了，可是不久妹妹畢業了，那時正是上山下鄉運動期間，我們這樣的“可教子女”隻能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來了，況且她是個女孩子，盡管不敢說不去，可也就不去辦手續，拖了沒多久，妹妹的生活費就被斷絕了。幸好我已經工作了，錢雖不多，但總不至於餓死。
一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發現正在上學的弟弟還沒有回來，我問妹妹是怎麽回事，妹妹說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學校了。我急忙趕到學校，看到弟弟垂頭站在教室的中央，幾盞雪亮的大燈泡照著他，幾個大漢正圍著他。我急忙進去問是怎麽回事，原來這幾個人是工人宣傳隊和學校的老師，說他犯了“很嚴重的政治錯誤，性質惡劣，影響很壞。”原來這天下午，廣播中反常的反複播送通知，說有重要廣播，要求組織收聽，弟弟的同學問他，你猜猜會是什麽事，弟弟推測說，“可能是一位超級首長死了。”下午的廣播中說“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逝世了。這下弟弟的話就有了大問題了，學校當即把他看管了起來，“你是怎麽知道的？”“誰讓你說的？”“為什麽要說？”弟弟說是猜的，可誰也不信，但是反複盤問，弟弟也確實回答不出來，這時已經很晚了，我趕緊代弟弟認錯，再斥責他，再請原諒他，回去一定好好認識問題，……也許是太晚了，看弟弟是個孩子，也確實交代不出來，也不可能交代出來什麽問題，於是又是要寫檢查，我自然趕緊答應了。可能是那會情況太緊張，人們顧不上，這次事情總算又過去了。
“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們也和所有的人一樣，為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興，可是我們發現這一切好象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父親的那頂“反革命”帽子，依然壓得我們喘不上氣來
1976年10月，這金色的秋天終於來到了，“四人幫”被粉碎了，滿街都是興奮的人群，人們喜笑顏開，敲鑼打鼓，那氣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遊行“批鄧”顯然大不一樣，那喜悅是發自內心的，人人都帶著笑臉，眉飛色舞地傳著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我們也和所有的人一樣，為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興。
可是不久，我們發現那喜悅好像和我們沒有什麽關係。那年，因為考慮到父親這頂沉重的帽子，高中畢業的弟弟沒有參加高考。恢複高考後，說有政策，“可教子女”也可參加高考，而且分數夠，表現好的也可錄取。弟弟的同學們也都動員他一試，於是他借了五毛錢報名費，參加了第二年的高考。發榜了，他取得了高考分數全校第一的好成績，超過了全國重點院校錄取分數16分。可是在錄取時，他卻榜上無名，也沒有任何人來向他解釋任何理由，雖然他在報誌願時，小心謹慎地填寫了遠離政治的醫學院，這當然不是他的心願，但這似乎應該說是最不敏感的專業了，可就連這也不行。他的幾個同學憤憤不平之餘，拉著他一同去了市招生辦公室，招生辦工作人員一聽分數說，這個分數不可能不錄取，於是忙著給查分數，查學校，查姓名，一查，再一看弟弟身上穿著的父親的舊軍裝就問：“你是蔡鐵根的兒子吧？”弟弟當然不能也無法否認，那人倒也痛快，一抬手說：“原來是你，那你走吧，沒有你！”沒有任何理由，或者說這就是理由。
不久，我自己也出了事，我工作的那個街道運輸站，有個姓D的人，是個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被“群眾專政組”弄去當了個小頭目，他平時不參加任何生產勞動，成天東遊西逛。因為是“群眾專政組”的人員，他對工人常常是張口就罵，動手就打，單位曾有很多工人被他打過，甚至打傷。他對領導奴顏婢膝，對工人則是橫眉怒目，凶神惡煞一般，是個人人痛恨的“打手”，可對他又敢怒不敢言。我和單位裏的青年工人們關係很好，我們經常一起出去郊遊，在一起談天說地，他們都比較信服我，這其中有一個姓葉的小青年，一次在工作時間看書，被那個D某發現了，D沒收了他的書，還臭罵了他一通。葉跑來告訴我，我和大家商量後認為葉雖然不對，但大家更恨D某的驕橫，準備收抬一下這個人見人恨的壞蛋。幾天後的一個下午，當D某在工作時間又去下棋的時候，這個姓葉的小青年就去找他要書，他當然不給。葉問他為什麽D說工作時間看書就該沒收。葉反過來問他，你為什麽不工作，為什麽可以在工作時間下棋。這自然惹惱了D某，他故態重萌，對葉破口大罵，可沒想到葉不買帳，問他為什麽罵人。D某大怒，說：“罵你，我還要打你呢！”劈手打了葉一個耳光，於是葉大叫“D某打人啦……！”至此，我的小小的計謀全部實現。早已埋伏在汽車後邊的小青年們一哄而出，有男有女，七手八腳地拉扯住D某，讓葉狠狠地把這個D某揍了一通。當D某發現情況不妙，而且看見有的小青年手中還拿著扳手等工具時（這絕對不是我讓拿的），他一點都未敢反抗，我也就製止了拿工具的夥伴們。
於是，我們全體青年工人紛紛要求領導解釋D某是根據什麽當了不幹活的幹部的，憑什麽屢次三番毆打工人，要求把他開除出“群專組”。領導麵對眾怒，一下也抓了瞎，既恨D某惹事，同時也看出我是“鬧事”的主謀，於是找我談話，要求給D某一個機會，要相信領導。可這時工人們的憤怒情緒都很激烈，連上了年紀的工人也參加了進來，他們紛紛亮出過去被D某打傷的傷疤，要求處理D某。小青年們也都在看著我，年輕幼稚的我覺得，不能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於是推說不知道，領導一麵做我的工作，一麵警告那些小青年：“你們怎麽跟著蔡金剛跑？”青年工人們也齊心，不理會威脅，事情鬧大了，區委派來了工作組，私下調查我的言行，很快，就以“企圖為反革命老子翻案，收聽敵台廣播（我曾把在收音機中聽到過莫斯科廣播電台播送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告訴過別人）等罪名，把我抓了起來。公安局還抄了我那破爛不堪的家，當然也是一無所獲，那時憑良心說，還真不知什麽是翻案，也不敢翻案。
後來，關了我約一個多月後，因查無實據，由單位給了我一個記過處分後，又把我放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開始想了，為什麽我們要受到這些痛苦與磨難，這一次次的打擊，這重重的苦難，這無盡的屈辱何時又是個頭呢？難逍是我們做錯了什麽嗎？別人不費力氣可以得到的，我們花上十倍百倍的努力也得不到，那時有地、富、反、壞、右等罪名，我們又算哪一類呢？我們比他們還要多一重苦難，那就是孤兒的苦。生活中所有的苦難與打擊都隻有自己默默地承受，而沒有傾訴的地方，也沒有得到安慰的地方，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無疑，這一切都隻是為了我們的父親，那麽父親究竟是什麽人？他幹了些什麽？他對這個黨和國家究竟犯下了什麽十惡不赦的罪行？以致於他自己死無葬身之地，過要殃及無辜的我們。這些疑問越來趙沉重地壓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翻出抄家僅剩的兩枚勳章和一塊獎章，這是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了，一塊後麵刻著“八一獎章”一個五角星，還有1927－1937的宇樣；另一枚勳章後邊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勳章”，正麵是延安寶塔山的圖樣，在上麵有一顆紅色的五星。還有一枚勳章後邊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解放勳章”，正麵是天安門的圖樣，上方也有一顆紅五星。這些東西都已很舊了，但是人們告訴我們，它的中間是純金製成的，雖已年代久遠了，但每次打開它，仍然熠熠生輝。這些勳章和獎章，都有各自的證書，其中還有一張父親的照片，這是父親的一張半身像，身著軍禮服的父親胸佩勳章，微笑著注視著遠方，是那樣英姿勃發。這也是我們手中僅有的一張父親的照片了。
是三中全會的精神，是黨對一係列重大案件的平反舉措，使我們從懦弱走向勇敢，從秘害走向公開，走上了為父親乎反昭雪的艱難路程
時間到了1978年，這年的9月，開始了給“右派”摘帽的工作。黨中央批發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指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耍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
11月，又正式為聞名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
這年年底，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黨“開始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傾錯誤，全會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在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同誌被確定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秘書長。
年底的一天，一位多年來常在暗中關心我們的阿姨，悄悄地來告訴我們，一個和父親同案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已被提前釋放回來了。這意味著什麽呢？於是我們大著膽子，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這個人的家裏。他叫俞須湧，我們對他似乎還有些印象，
那還是小時候，他常來和父親下圍棋，令我們沒想到的是門一打開，他一看到我們3個已經長大了的孩子時，竟然一把拉住我們放聲痛哭：“孩子們，你們長大啦，10 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沒有啦！那真是痛哭失聲，聲淚俱下，一個這麽大年齡的人竟會這樣痛哭，真令我們吃驚。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的哭聲像驚醒了我們的一個漫長的夢，已經被歲月的流逝在我們記憶裏變得淡漠了的父親的形象，就在這時又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俞須湧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雖然經過長期監禁，但沒有一點懦弱與害怕，沒有變得小心謹慎，他是那麽堅定與堅決，絲毫不認為父親和他自己有什麽罪，後來我知道他獄中10 年，從未停止過申訴。雖然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年是新四軍中的老同誌，後來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父親當年那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裏，絕大多數是這些轉業退伍軍人。
經過商量，我們決定找有關單位試著打聽一下，父親的案子屬不屬於當時正在開展的對過去一些案件的複查範圍。當然這是十分危險的舉動，這顯然是有“翻案”企圖的行動。但是我們經過考慮，以我們自己的處境，也似乎沒有什麽可顧慮的了，還能再壞到哪裏去呢？至多就是把我們再關起來罷了。既然如此，為什麽不去問問試試呢？父親是什麽人？為什麽要“反革命”？那就是我們要求的答複。
我們先找到父親的原單位機械局，被告之：他們不清楚，可以去問問原來的老局長。費了許多周折，我們找到了當年的局長苗海波，當他聽明白我們是誰和來意後，顯得驚恐萬狀，連連搖手，又說什麽都不知道。還是他妻子比他鎮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麽，孩子隻是問問。”苗這才說，案子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麽都不知道。於是我們下決心到市落實政策辦公室去問一下，這個落實政策辦公室就在當年那個看守所的後麵。我們大著膽子進去說明了來意後．一個工作人員疑慮地盯了我們很久．非常謹慎地表示，他隻是聽聽我們的要求．向領導匯報以後再說。他在淡話中幾次跑到隔壁房間去，從他的緊張的態度，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根本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經過和俞須湧等人的商量，他們認為隻有上北京才能弄明白，這時很多受父親一案牽連的同誌也悄悄地來找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上北京去。大家湊了一些錢以做我們的路 費。俞須湧給我們一封信，是寫給北京一個叫劉懦增的部隊幹部的。俞告訴我們，劉儒增因為反對江青的什麽罪名被判刑和俞監禁在一起的。俞在獄中常常向他談起父親及此案，劉深 為所動，相約將來有可能，他一定會幫助打這個官司的。此時．他已先獲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劉儒增老人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的。
1978 年年底的一天．陰風陣陣，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走在通向火車站的路上，送我們的隻有妹妹和我的一個好朋友小宋。我們邊走邊警惕觀察著四周，盡可能不被相識的人發現，因為在那個城市裏，認識我們的人太多了，一旦被發現，很可能會把我們抓回去關起來。我們隨身攜帶的就是能證明父親過去的那兩枚勳章和獎章．還有俞須湧的那封信及父親的一張照片。直到剪票進站，我們的心情始終沒有放鬆過，生怕會聽到一聲：“晦，蔡鐵根的兒子！”那就麻煩了。上了站台，我們就盼著火車趕緊進站，隻有上了車，似乎才會安全一些。
隨著汽笛的長鳴，一列深綠色的快車呼嘯著進站了，車輪輾壓著閃亮的鋼軌發出沉重的聲響，腳下的站台為之震顫。慕然，我們幾乎同時看見了那時還不多見的內燃機車車頭上懸掛著一個銅像：“周恩來號”；車頭從眼前一閃而過，列車很快減速停穩了，小宋興奮地對我們喊道：“看見沒有，周恩來號，看來你們這次一定順利！”他興奮的情緒也感染了我們，忐忑不安的心清似乎也踏實了一些，但願這真是一種吉兆吧：“周恩來號”似乎預示著一個重大的機會，而我們恰恰趕上了。
冬天的北京，籠罩在灰蒙蒙的霧氣之中，清晨，穿著厚實的人們或騎車、或步行急匆匆地穿過街道，無軌電車輕快地滑行在寬闊的馬路上，女售票員以好聽的京腔不時催促乘客買票，飛快地報著站名。我和弟弟按著俞須湧信上的地址，在東城內務部街找到了劉儒增的家。這是一個很大的舊式院落，裏麵曲曲折折，一個院子連著一個院子，雖然裏邊已經有後來的住戶各自建起的小屋，因而顯得雜亂，但從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殘存的太湖石來看，過去曾是相當的一個大戶人家的宅院。
劉家住在最後的一進院落裏，他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訴我們他去大連休養了，我們隻好帶著一絲失望離開了。
我和弟弟決定先住在生母那裏，她知道我們的來意後，頗不以為然，但也並未反對。
我們先到位於廠橋的一個胡同裏的總政上訪接待站去，排了很長的隊，等輪到我們時，一個滿臉不耐煩的工作人員接過我們寫的要求複查的申訴材料後，叫我們回去等，留下地址電話後，我們隻好回來了。
幾天以後，忽聽樓下有人喊我們，一個年輕的軍人找我們，他說他牲穆，是總政信訪處的。他似乎有些興奮，說：“已經查到了，有這個人，還是個大校呢！”他是騎車跑來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的。
當我們第二次去劉儒增家時，老人已回來了，他頭發全白了，但很健康。他給我們的印象是個非常痛快的人，說話快，走路快，動作也快，一看就是個豪爽的人。他看過俞須湧的信，問了一下現在的情況，很快寫了個條子，叫我們去找總政一個姓高的人。
總政這位姓高的是個大個子，戴著副眼鏡，他看過劉儒增的條後，進去了一會，同另一個年歲較大的軍人一同出來了，看樣子是個負責的，姓趙。高說這是趙部長，趙對我們說：“這個事情，好像1975年鄧副主席就有過批示。但因為你父親後來到地方那一段問題沒有處理，所以也就無法處理，地方那一段不解決，部隊這一段也不好辦。因為他是經過公檢法判決的，所以還要通過地方司法機關，你們必須首先想辦法解決地方這一段的問題。”
總政給我們開了封介紹信，是給“人定湖接濟站”的，說在那裏可以免費吃住。我和弟弟決定去看看。
這個接濟站位於永定門外護城河邊上，是當時為了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人員設立的，必須是相當一級部門認可後開具的的介紹信，才能在指定時間內到那裏去獲得食宿，聽說吃的是幾毛錢最低的標準，雖然心理有準備，但當我們找到這個接濟站一看，還是不禁吃了一驚，這隻是一座空樓，裏麵什麽都沒有，一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麵的人們就在肮髒的水泥地上席地而臥，男女老少，真像似地獄裏的景象，我們隻能放棄了想離開生母居所，以少添麻煩的念頭。
既然案子要通過司法部門，於是我們開始尋找最高法院的所在，費了很大勁才在東交民巷附近找到，門衛以一種見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話沒說遞過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印著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線。那時節，北京的各大國家機關，大都印製有這種指示路線的小紙條，以應付越來越多的各地各部門來的上訪者。明白簡單。可許多初次來京上訪的人們都把這小紙條當成了某種通行證，他們拿著這種印有黑色印刷體文字的小紙條，往往在問路時和在乘坐公共汽車時，小心且不無得意地向人們出示。可往往招來的是京城人傲慢和鄙視的嘲笑.
最高法院的上訪接待站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曆史博物館南麵的一個胡同裏。在一個不大的院落裏，有一排臨時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區分成華東、華北、東北等組。初到這裏，門前的景象令我們吃了一驚，那緊緊關閉著的門口人頭攢動，黑壓壓一片。整個胡同裏到處都是人。男女老少，各種口音，他們大都衣衫檻樓，麵容肮髒，或坐或臥，臉上都掛著同樣的憔悴，緊張，沉重。眼神裏又都閃著希望的光亮。“文革”10年和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劇，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無門誰又會忍饑挨餓，千裏迢迢來這裏受這份罪呢？他們大多都是帶著滿腔悲憤和冤苦，經過多年在當地的申告而無人問津才下決心背井離鄉來到北京的。他們中間，每個人都有一個痛苦的經曆，一段淒慘的冤情。
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的接待處，似乎應該是高大、寬敞、明亮的地方，因而才是嚴肅的地方。那裏的秩序也應該是最好的。那兒的工作人員因為代表著國家也應該是和藹可親，當然也應該是嚴肅認真的。可是眼前的這番景象，就像是馬上要向難民施粥的地方，一進入這個環境，會使你心裏陡然增加了一層沉重。我看到一個滿臉汙黑的缺了一條腿的老人，穿著一件快分辯不出顏色的舊軍裝，坐在地下，胸前掛著也不知什麽時候的什麽內容的獎章，嘴裏不知在嘮叨什麽。一個中年婦女帶著一大一小兩個孩子，跪在路旁，麵前放著一張白紙，上麵用紅筆寫著個觸目驚心的大“冤”字，兩個又髒又瘦的孩子，凍得直流鼻涕，呆呆地站在一邊。一個盲人則在一邊拉著一把二胡，細聽原來他把他的冤情編成了曲子在唱給人聽。還有一群人正圍著一個中年人在聽他說著什麽，那中年人的衣服很髒，但是領子上的風紀扣卻係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動，不知在說些什麽。而更多的人則是用期待的目光望著那緊閉的接待處的大鐵門。他們麵無表情任憑冬日呼嘯的寒風卷起的陣陣塵土從他們的頭上、身上刮過。眼前的景象使我們不安的心情變得更為壓抑和沉重，也平添了難以言喻的焦急與煩躁。
上訪者首先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交上申訴材料，然後每天來等，直到鐵門開時，叫到你的名字，再進去接談。幾天後的一個上午，大門開了：“江蘇常州的蔡金剛有沒有？”我們趕緊答應著擠了過去。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小的中年人，聽口音像是南方人，可能因為天冷，他戴著一頂有些顯大的黃軍帽。他是個很穩重的人，說話慢條斯理，動作也慢，他讓我們坐下後，邊聽我們講，邊慢慢翻動著我們寫的申訴材料。他沉穩平和但是認真的態度，使我們的不安心情好像平靜了些，他又仔細地看著我們遞給他的父親留下的照片和勳章，一直沒有說話。隻是翻來複去地看這些東西。沉思了一會後，他起身到隔壁房間去了，我們感覺到他是去打電話了。過了一會，他回來了，慢慢說道，你們的這個案子，我要向領導匯報，還要經過調查方能弄清楚，以後會給你們答複的！他的聲音並不大，但一字一句，語氣堅定，這幾句話使我們一直懸著的心放了下來。這時他往椅背上一靠，像在考慮著什麽，又說了幾句令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話：“這個案子，根據我們判斷，是存在問題的，很可能是個重大冤假錯案，這本不該和你們說的，還要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確定。你父親過去在部隊工作，所以你們還要去找總政，要他們盡快和我們聯係。‘’
難以形容我們聽到這幾句話的心清，我們強捺住悲喜交加的心情，請教他的姓名。他告訴我們說他叫黃仁賢，是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負責華東地區的，我們的這個案子以後也就經由他負責辦理了。
出了高法，順胡同向西不遠，出口就是天安門廣場，我和弟弟像是卸下了個沉重的包袱，心情變得輕鬆了。這時風也小了，一縷冬日的陽光照射在廣場上，也好像照到了我們的心裏，使我們感覺到了一絲暖意。
可是，等我們再去總政時，總政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你們的案子要等地方複查完了並且推翻原判後，部隊的平反才有意義，態度忽然變得很冷淡。當我們提出再見姓高和姓趙的兩位同誌時，也遭到了拒絕。要是這樣下去，部隊要等地方，地方要等部隊，結果是誰也不辦，那該怎麽辦！我們覺得一種說法是對的，那就是後來到地方的原因在於前段部隊的處理，正是因為有部隊的前因才有後來地方的後果，理應部隊先複查。
無奈，我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劉儒增老人，他不動聲色地聽完了我們的話後，略一沉思，迅速地又寫了一封信，口吻堅決地說：“拿著他去找陳沂去！”他告訴我們，陳沂是原總政文化部少將部長，當年被劃成右派，最近剛剛平反，現在正住在他女兒家裏，要我們找他試試。
劉儒增老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多次給了我們堅決的支持，他從未有過一次猶豫，也從未有過懷疑。他常常放聲大笑，笑聲爽朗豪放，說到那些害人的宵小時，他怒形於色，在談到遭受迫害的同誌時，他又痛心疾首。他對人毫無戒備之心，樂於幫助所有求助於他的人。他並不認識我的父親，但他認為父親是他的戰友，幫助我們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天壇南門外的永定河邊上的一片住宅樓群裏，我們敲開了一戶普通住宅的門，開門的是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她告訴我們陳沂不在家，當問明我們的來意後，她要過我們的申訴書，叫我們坐下，她戴上老花鏡，認真地慢慢念了起來，當念到我們寫的所經受的苦難時，這位心慈麵善的老太太聲音哽咽了，她顯然被打動了，拿出手絹擦著眼淚，抬起頭對我們說：“放心吧，孩子們，我一定把它交給陳沂，他也一定會管好。”後來知道，她就是陳沂同誌的夫人馬楠同誌。
當我們離開他家時，外麵的天已經快黑了，這時已到年關了，人們都在為即將到來的新年而忙碌著。到處張燈結彩，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這一切不由使我們想到，出來這麽長時 間了，事情好像還遠未有進展，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來，我和弟弟一人買了一個火燒充饑，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頭，心裏一陣陣發慌。
我們再到最高法院，隻有這裏的情況是令我們感到欣慰的。黃仁賢告訴我們，高法領導和刑庭的同誌們經過研究，決定而且已經打電話通知江蘇省高級法院和常州法院來人攜案卷進京匯報。這個消息實在太讓我們高興了。這說明了案子所受到的重視已非同一般了。
過了幾天，我們再到陳沂家裏拜訪，這次他在家，他是個戴著眼鏡的瘦瘦的老人，他告訴我們，他已把我們的材料送到“黃老”那裏去了。“黃老”說他清楚並且記得這件事情，問這幾個孩子在什麽地方，陳沂老人叫我們留下地址電話。看來他心情不錯，在送我們出來時，老人開玩笑地用手指往上一指：“放心吧，孩子，我把你們的事捅到天上去嘍！”臨走，他安慰我們：“別著急，先過年再說。”還送了不少食物給我們。
他說的黃老，就是曾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這時他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書記。
初去陳沂家裏時，他剛從北大荒回來，隻是平反，並未有新的任職，門庭冷落，家中很清淨，我們可以和他談談話，不久，人民日報上發了他一篇文章，隨即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再去他家裏時，那裏已經是賓客盈門了，樓下停了許多小車，記得有一次去他家裏，陳沂頭上圍著一塊毛巾，斜臥在小床上，不少訪客你一言，我一語的淨是逢迎阿諛的話，老人明顯的並不高興，皺著眉頭不時勉強應付著，一個身穿黑呢製服大衣的胖子，一進門就雙手一拱笑道：“哈哈，老陳哪，恭喜啊，哈哈！”他身後還跟著一個滿麵趨媚的胖太太，令我不由想起了戲台上的官員形象。心想在陳老遭難的時候，這些人大概不僅不會來，估計還會退避三舍的。冷眼看著這些，我簡單向陳沂告了別，迅即離開了這個顯然不能再呆下去的地方。沒有想到的是躺在床上的陳沂卻居然頭頂著那塊毛巾起身追了出來，他在樓道裏一手捂著毛巾對我說：“孩子啊，你的事，放心好了。”又搖了搖頭歎道：“唉，這些人哪……”
後來我們知道，我們的申訴材料黃老看後由中央紀委發了簡報，很快胡耀邦同誌看到了並做了批示。
不久後的一天，我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說他姓叢，奉首長之命開始負責處理我們的問題。他即是黃老辦公室的秘書，於是我們按他的指示住進了總參第二招待所，介紹信是軍委辦公廳的，原由是“晉見首長”，事情顯然已經開始起變化了。
我們的生母看到了這種變化，在一天晚上帶著我們找到了肖克的家裏。
肖克這個名字，我們並不陌生，在父親留下的那枚印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後麵，就蓋著他的印章。也聽說父親的罪名中有一條是“肖克反黨集團幹將”和“包庇肖克”，知道他是父親多年的老首長，從看過的書中也知道他曾是當年紅六軍團的軍團長，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
在政協禮堂附近的一個院子裏，警衛帶我們進人會客室，我們見到了這位老將軍。他表情沉重地握著我們的手，—一問過名字後，他長長地歎了口氣。沉默了許久，他站起身來在室內來回踱步，突然又站住對我們慢慢說道：“你爸爸是個好同誌啊，是個好同誌——你們要堅強起來，這個事我們一定要管，應該管。”他的聲音略有些激動，語氣堅定。當聽說黃老在過問這件事時，注意地“唔”了一聲。我們告訴了他現在的情況，老將軍很感寬慰地點點頭。臨別，老人拿出一筆錢塞給我說：“你們現在很困難，一定需要……”我感激之餘想我們真正需要的還是複查時的支持，再說初次見麵就拿別人的錢多不好。臨走時，我又把錢悄悄放回到他那寬大的寫字台上，不料被老人看見了，他似乎有些不高興了，又把錢重新塞回到我手中說：“我和你爸爸是老戰友啦
不久，在北京西山腳下一處僻靜的小摟裏，我見到了父親很久以前的另一位老首長鄧華，當他在老伴的攙扶下吃力地從樓上下來時，我驚訝地發現這位曾是誌願軍司令員的老人身體很虛弱，他說話吃力，氣喘噓噓，老人告訴我，他有嚴重的哮喘病，一般不大會客，聽說是父親的名子後才非下來看看。在吃飯時他告訴我：“你爸爸是個非常勇敢的好同誌，非常有能力，1938年被日寇抓去，他帶頭砸了鬼子的監獄跑了回來，後來還有人糾纏這段曆史，真不像話。後來張家口解放後，從繳獲的敵偽檔案裏證明了你爸爸他們的鬥爭是英勇的……”他給我夾了口萊，接著說道：“如果有人再提這個事情，你叫他來找我好了.
在301醫院，我又找到了父親的另一位老戰友，時任總參政治部主任的馮征，提到父親，他向在座的其他同誌連聲說：“那可是個好同誌啊，是個很好的同誌啊……，”他告訴我，江華和黃火青同誌也在這裏住院，他說他找他們去反映情況。
經過在北京的一段時間的奔走，從父親的一些老首長、老戰友們的口中，我們漸漸知道了父親不少過去的情況，這更堅定了我們爭取為他平反的決心。
總參第二招待所位於東單的煤渣胡同裏，是個有許多進院落的大宅子，據說原先是民國將領宋哲元給他母親蓋的房子。住所須知上寫明要有軍以上單位的介紹信方能入住，除了過往公幹的軍人外，這裏住了許多不少因為過去曆史上的種種問題等待相關部門甑別和複查的人員，其中既有高級幹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員。
在這裏我見過前北海艦隊的司令易耀彩，（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曾經是我父親在平西抗日根據地的戰友）某老帥的前夫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林彪的原機要秘書，他聽說我之後，專門來看我，他感歎的說：“小蔡啊，你知道嗎？在軍委擴大會上，你爸爸被監視的啊，他走到哪裏都有專人跟著，就是上廁所也有人跟著。他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有專人報告的，我是親眼見過的。”
我們白天東奔西跑，有時晚上就住在生母那裏。一天我們回到二所，二所的管理員慌慌張張地跑來找我們說：“哎呀，我的老天，你們跑到哪裏去了？可找到你們了，快去接電話！”他一邊帶我們走，一邊嘮叨：“這能怪我嗎，你們一天到晚不在，我哪知道你們到哪去了。”電話原來是軍委辦公廳的肖宏達主任打來的，他已經找了我們幾次了。我接過電話，傳來了肖主任熱情的聲音，他說：“黃老說你們能活下來不容易，你們受苦啦，你們是咱們老紅軍的後代，有什麽困難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們二所講也行，我已和他們交代過啦，你們吃好，休息好，費用由軍委負責…… ”這些從未聽過的熱情關切的話語，使我不知說什麽好，隻是嗯嗯地答應著，我忍住感激的淚水，謝謝他並請轉達對黃老的謝意。肖主任又叫二所管理員接電話，那管理員滿臉堆笑，對著話筒一個勁地說“是”。放下電話，他抹了一下頭上的汗水說：“好了，小蔡啊，實在對不起，我們不了解你們的情況，工作沒做好，沒照顧好你們，以後有事盡管找我。”正好食堂開飯了，他拉著我們進了食堂，熱情地親自為我們端了兩份紅燒肉，還說：“來來，還要什麽。”我一看這顯然已大大超出了當時定的“上訪”夥食標準，就說：“這菜太貴了，我們沒那麽多錢。”他說：“哎呀，首長交代了，你們的開支軍委報銷，你不知道，過去也有這種情況，說是這首長，那首長的關係，盡是假的，你們這是首長親自交代的，盡管放心吧！”從此每個月底，管理員都拿來一張單據，叫我在上邊簽字，飯菜可以隨便吃了。
我們的上訪已經有些“貴族”味了，已經大大區別於那些露宿街頭，遭人白眼且被各個機關衙門驅來趕去的大多數上訪者。我們終於擺脫了忍饑挨餓的困窘生活，不久，軍事學院還給我們兄妹三人每人發了一套新軍裝，比起那些普通上訪者來說，簡直就是天堂般的神話了。可是我和弟弟在街頭親眼目睹的一幕，卻給了我們深深的刺激。
那天我和弟弟路過西四路口，見身邊走過一個三十上下年歲的人，他急步走到路邊的垃圾筒，迅速拉開垃圾筒下麵供清潔工人清掃用的門，蹲下身子在裏麵翻檢起來。他的穿著很整齊，不象是個揀垃圾的，也不象個乞丐，但我們從他身上背著的那隻黑色人造革包來判斷，他也是來京上訪的，這是上訪者最常見的打扮，雖然他很幹淨。因為我們離他很近，所以停下腳步觀察他的行動，隻見他從垃圾筒裏翻出一盒被人扔掉的點心，打開一看，裏麵的點心不僅發了黴，而且還生了細小白色的蟲子，點心則已經變成了豆渣狀，這個人沒有任何猶豫，捧起這叫人一看就惡心的點心渣滓，大口大口的吞食起來，他動作極快，但是也已經引起了路人的駐足觀看，他並不理會人們驚詫的目光，迅速吃完，起身拍了拍雙手抹掉嘴邊的點心末，而且還沒有忘記關好垃圾筒的門，抬腿大步流星的走了，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我們從他整齊幹淨的衣著判斷，他一定是個有文化有教養的人，雖然是上訪，但他不願蓬頭垢麵，伸手乞討，以維持他人格的尊嚴，但是饑餓又使他不得不去揀食垃圾筒中的食物，他的動作很快，是為了減少別人對他的注意，以盡可能的維持自己的自尊，他寧願去揀食垃圾筒裏的食物，也不願去行乞，我相信，他還有一點辦法的話，他一定不會這樣做的。直到今天，我有時還在猜測，這位年輕人的來曆，他究竟是為了什麽來北京的？以後又怎麽樣了，在他的身後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許多辛酸乃至血淚吧！這件在我們眼前發生的小事，轉瞬即逝，可曾幾何時，那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我和弟弟久久的站在路口，看著那垃圾筒，心裏翻騰起的波濤許久不能平靜。
自黃老的叢秘書把我們安排進總參二所後，他曾多次來找我們了解情況，總參李達副總長、軍事學院肖克院長也都先後派人來過。那時，肖克同誌複出後，任軍事學院院長兼第一政委。而父親的原處理單位南京軍事學院，此時已經撤消。於是經各方首長協商決定，父親的案子由當時的軍事學院來複查。開始，父親這一職級的幹部複查尚需經過總政負責解決，肖克老人曾對我說過：“因為他還是個大校哩。”隨著落實政策的深度和廣度的發展，過去曆史積累需要複查的越來越多，於是經中央軍委決定，由當時的軍事學院全部負起過去南京軍事學院、高等軍事學院等單位所有曆史遺案的複查及落實政策工作，範圍也由過去“文革”遺留問題直擴大到紅軍時代的“AB團”等所有曆史遺留問題。為此軍事學院專門組織了有四五十人力量的落實政策辦公室，由當時的組織部部長石建華同誌任主任負責此項工作。父親的案子由於在曆史上的影響及他所涉及的人物，顯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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