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

普列漢諾夫1856年12月11日（俄曆11月28日）誕生於沃羅涅什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他父親是世襲貴族、退職上尉瓦連廷·彼得羅維奇·普列漢諾夫，母親馬麗亞·費多羅夫娜是維·格·別林斯基的侄孫女。普列漢諾夫，童年時代在素有教養的父母的教育下，學完了中學一年級的課程。於1868年進入了沃羅涅什軍事學校二年級。在該校畢業後於1873年進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諾夫炮兵學校。1874年秋轉入彼得堡礦業學院。

　　在礦院學習期間他結識了著名的革命家、經濟學說史專家伊萬·費多羅維奇·費先柯以及在當時先進青年學生中聞名的民粹派工人代表米特羅範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普列漢諾夫從1875年起就參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動。1876年12月6日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前組織了一次政治性示威遊行，普列漢諾夫在演說中宣告：“土地和自由歸農民和工人！”“土地和自由萬歲！”

　　此後，他逐漸變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1877年他秘密出國，先到柏林後到巴黎，織識了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羅夫（此人和馬克思、恩格斯有書信往來）等人。同年7月又回到彼得堡。7月底他到薩拉托夫在青年學生和工人中進行革命宣傳。1878年夏天他決心“到民間去”，在頓河地區活動。出任民粹派機關報《土地與自由》的編輯。這時，普列漢諾夫自認為是“徹頭徹尾的民粹派”。

　　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代表小生產者的利益，對沙皇專製製度的鬥爭相當堅決，但他們的理論卻是錯誤的。他們認為農民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隻要一發動，就會像幹柴著火似地起來暴動。然而“到民間去”運動的失敗，使大部分民粹主義者開始對這種看法產生懷疑。他們轉而采取個人恐怖手段。這就導致“土地與自由社”在1879年沃龍涅什大會上的分裂。會後，恐怖主義者成立了“民意社”。1881年3月，他們終於炸死了沙皇亞曆山大二世，但這並不能改變專製製度的統治，隻是招來更殘酷的鎮壓。民粹派運動走上了絕路。另一部分人以普列漢諾夫為代表，主張保留原有的策略，組成“黑土重分社”，但他們也已無所作為。

　　1880年初，第二次逃亡國外，自此開始了長達37年（直至1917年回國），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泛濫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1901年至1916年）的流亡生活。同年年底，他到了巴黎，結識了茹爾·蓋得、卡爾·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內西和愛德華·伯恩施坦等人。1881年底普列漢諾夫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他後來寫道：“閱讀《共產黨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時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並立即決定將它譯成俄文”。1882年當他收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後，很快把《宣言》印了出來。鑽研和翻譯馬克思主義重要文獻促使普列漢諾夫從民粹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曾寫道：“我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1883年普列漢諾夫與巴維爾·波利索維奇·阿克雪裏羅得、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等誌同道合者在日內瓦創立了“勞動解放社”。該社把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如《雇傭勞動與資本》、《哲學的貧困》、《費爾巴哈論》、《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變》、《恩格斯論俄國》等書譯成俄文出版。他們領導的“勞動解放社”的活動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勞動解放社”為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奠定了基礎。普列漢諾夫的一些著作曾受到恩格斯的稱讚和列寧的推崇。恩格斯看過《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後說：“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曆史理論……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那他本人也同樣會以此自豪的。”《論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一書出版後，恩格斯在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中說：“您爭取到使這本書在本國出版，這本身無論如何是一次巨大的勝利”。列寧認為本書“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1889年，應拉法格邀請，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出席了國際工人代表大會（即“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1889年7月14日至21日於巴黎），他在大會上發言說：“俄國的革命運動，隻有作為革命的工人運動，才能取得勝利。我們沒有其它的前途，也不可能有其它的前途。革命的俄國無論如何不應置身於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歐洲現代社會主義運動接近起來，必將給全世界無產階級事業帶來巨大的好處。”他的發言受到恩格斯的好評。這次大會結束後，他前往倫敦拜會恩格斯，以實現他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宿願。他得到恩格斯非常盛情地接待。普列漢諾夫後來回憶說：“我很高興我能在幾乎整整一個星期中和他就各種實際和理論的問題作長時間的談話。”

　　1893年8月在第二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第二次見到恩格斯。1894年7月普列漢諾夫秘密來到英國，第三次會晤恩格斯。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艾威林等都勸普列漢諾夫留在英國。他也喜歡能夠與恩格斯經常會麵。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普列漢諾夫一生中最光輝的年代。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剛一出現，普列漢諾夫就立即給《新時代》主編考茨基寫信，請他在雜誌上留出位置，以便回答伯恩施坦的挑戰。他寫道：“今天的問題就是誰埋葬誰的問題，是伯恩施坦埋葬社會民主黨，還是社會民主黨埋葬伯恩施坦？我個人是不懷疑而且從沒有懷疑過這一爭論的結局的。”

　　當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的變種——“經濟派”出現以後，普列漢諾夫一邊繼續與伯恩施坦論戰，一邊同“經濟派”鬥爭。他指出，“經濟派”與西歐修正主義者沆瀣一氣，試圖使工人變為聽命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工具。

　　1895年，列寧以療養為名出國去瑞士會見普列漢諾夫和“勞動解放社”其他成員。列寧的博學多才、堅定的革命人生觀和充沛的精力，給普列漢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有這樣的年青人，這是多麽幸運呀!”

　　1900年普列漢諾夫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三個俄譯本，回擊了“經濟派”篡改《宣言》的企圖。同年，他支持列寧創辦《火星報》，為《火星報》撰稿37篇。闡明正在創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許多理論和政策性問題。

　　在1903年7月30日開幕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並由他宣布大會開幕。在討論究竟什麽人可以做黨員的黨章第一條條文時，他說，他深信真理在列寧一邊，對馬爾托夫草案的擁護者所說的不敢苟同。“列寧的草案可以成為防止他們鑽入黨內的保障，單是由於這一點，一切反對機會主義的人就應當讚成這個草案。”這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二大”上是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的，會上他被選為《火星報》編輯和布爾什維克的總委員會主席。

  

20世紀初的普列漢諾夫

　　從1903年到1918年是普列漢諾夫生命的最後15年。1914年，列寧在評論普列漢諾夫時寫道：“普列漢諾夫個人功績在過去是很大的。但是從1903年以來，普列漢諾夫就在策略和組織的問題上極可笑地動搖著。”列寧的這一評述，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應成為研究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後活動的指針。在黨的二大以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國外的組織——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國外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03年10月26日到31日在日內瓦召開。普列漢諾夫希望二大上的分歧能在這次會上得到消除。但是，由於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孟什維克繼續堅持錯誤路線，致使分歧更加擴大了。在這次會上普列漢諾夫是同列寧站在一起的。但在會議剛一結束，普列漢諾夫就動搖了。他囿於和他共同創立“勞動解放社”的幾個老朋友的關係，從黨二大的正確立場倒退，開始同孟什維克調和，終於轉到了“另一個陣營”去了。他擅自把阿克雪裏羅得等補選到《火星報》編輯中來，遂使該報急向右轉，成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二大決議的機關報。在《火星報》52號（從此被稱之為新火星報）上發表了《不該這麽辦》一文，反對列寧維護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的堅定的立場。

　　普列漢諾夫對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采取了國際主義的立場。在社會黨國際局全體會議上，根據他的倡議通過了譴責日俄戰爭的宣言。在第二國際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與日本社會主義者片山潛熱烈握手，引起了與會者的歡呼。普列漢諾夫認為，對這次罪惡的戰爭承擔責任的不是俄國人民，而是它最凶惡的敵人——沙皇政府。

　　當普列漢諾夫聽到俄國1905年革命消息時，感到歡欣鼓舞。他寫了《分開走，一起打》一文，說明布爾什維克在新條件下的策略思想。他認為，首先必須使人民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種更嚴肅更現實的東西武裝起來。其次是無產階級必須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要得到軍官們的支持。因為軍官”是我國‘社會人士’的親骨肉”。其中心思想是要同資產階級聯盟，完全忽視了農民的作用。這是他轉向孟什維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為了製定1905年革命的戰略和策略路線，由布爾什維克在倫敦召開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普列漢諾夫硬以“不合法”為借口拒絕參加，並以布爾什維克的總委員會名義通過決議不準其他代表出席，否則開除出黨。但不久，他卻參加了孟什維克在日內瓦召開的所謂黨的工作人員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會上按照孟什維主義修改了布爾什維克的“二大”決議。大會後，把決議給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了解了決議內容後，認為這些決議給了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構以致命的打擊，他因此於1905年5月29日發表聲明退出《火星報》和黨總委員會。開始采取所謂站在“派別之外”的特殊立場。列寧對此表示歡迎，並希望同普列漢諾夫聯合起來，但後者對列寧的熱情不予理睬。

　　1905年10月17日沙皇發表召開立法杜馬宣言，普列漢諾夫急切地希望回國參加鬥爭。但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失敗後，他不是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反而責怪政治罷工“開始得不合時宜”，“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列寧批判了他這種對待武裝起義的機會主義觀點。

　　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1907至1912年），特別是1908年和1909兩年，他幾乎完全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實際工作而從事大量理論研究與寫作。當孟什維克的取消主義剛一露頭時，普列漢諾夫就開始同取消派鬥爭，尤其是同以波格丹諾夫為代表的“新式的取消派”、“改頭換麵的孟什維克”作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他領導的“護黨派”主張保存布爾什維克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在1908年發表的《戰鬥的唯物主義》就是直接針對取消派。

　　普列漢諾夫反對取消派的鬥爭，是他政治經曆中的光輝一頁。普列漢諾夫的過去的策略上的錯誤“沒有妨礙他在1908年代裏歌頌地下工作並揭露其敵人和對手”。

　　但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會議後他反對開除取消派分子出黨，卻指責布爾什維克分裂統一的黨，他說“問題不在於尋找誰有過錯，而隻在於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同分裂作鬥爭”。他企圖不惜任何代價在一個黨內使革命者和機會主義者的重新“膠合”。社會黨國際局為了實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派別的聯合，於1914年7月16至18日召開了布魯塞爾“統一”會議。普列漢諾夫仍站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立場上，為不惜任何代價的“統一”辯護，攻擊列寧起草的關於布爾什維克準備進行談判的條件是“新的刑法典的條款”。列寧在一封信中說，普列漢諾夫思想“十分模糊”，“模糊之處就在於他想同誰統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普列漢諾夫攻擊這個口號是“夢話”。普列漢諾夫在洛桑的一次講演中尖銳地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其黨團在國會投票讚成預算，“充當了德國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政策的支柱”的可恥行為；但在許多方麵竟同意法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沙文主義觀點。列寧稱讚普列漢諾夫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批評；譴責他為法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沙文主義立場所作的辯護。列寧不止一次批評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立場是對社會主義利益的背叛。是“俄國的（和英法的）社會沙文主義，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的代表”。從此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徹底地分道揚鑣了。

　　俄國“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4月13日，普列漢諾夫回到闊別37年的祖國。他在幾次講演中極力鼓吹把對德戰爭進行到底的必要性。這就迎合了反革命勢力的需要。為了戰勝德國，他親自出任臨時政府的鐵路職工生活改善委員會的領導，並親赴莫斯科參加臨時政府為動員反革命勢力“將戰爭進行到底”和製止社會主義革命而召開的國務會議。他在會上號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應當（根據自願）尋求一條經濟和政治妥協的道路”。8月，普列漢諾夫在臨時政府召集的國事會議上作了一生最後一次政治演說。在演說中，他公開號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否則兩者都會滅亡，“整個國家都會滅亡”。他還提到一則愛爾蘭神話，說有兩隻好鬥的貓，彼此各不相讓，結果兩敗俱傷，雙方都隻剩下一條尾巴。這是他對自己以前革命活動的徹底背叛。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普列漢諾夫仍堅持他的立場，對十月革命持否定態度。他看不到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認為無產階級隻有在占人口多數的時候才能奪取政權。但是，當有人動員普列漢諾夫參加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活動，並請他擔任新政府的首腦時，他堅決予以拒絕：“我把一生中的40年獻給了無產階級，我是不會向它射擊的，即使它正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

　　1918年5月30日，普列漢諾夫因肺病死於芬蘭的皮特凱雅爾維療養院。死後埋於彼得格勒的沃爾科夫公墓，在別林斯基墓的旁邊。在普列漢諾夫的墓碑上，雕有他正在閱讀思索的半身像，墓碑的一側刻有他病重時為安慰他的妻子而念誦的詩句：“他已和自然融為一體”，表明了他對待死亡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

　　列寧在普列漢諾夫死後，曾號召年青黨員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認為不這樣做，“就不能成為一個覺悟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4]

個人作品

　　普列漢諾夫在成立“勞動解放社”期間寫了一係列反對民粹派、伯恩施坦主義以及俄國經濟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優秀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1883年）、《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論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1885年）、《論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唯物主義史論叢》（1886年）等等。這些都說明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此外，普列漢諾夫還曾在《新火星報》上發表《不該這麽辦》一文，1905年發表《分開走，一起打》一文，1908年發表《戰鬥的唯物主義》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出版《論戰爭》文集等。^[1][3-4]

人物評價

　　在普列漢諾夫62歲的人生中，他一次又一次推翻過去的自己。1903年，當由他參與創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時，他先是堅決支持列寧為主的布爾什維克，後來卻又轉而與主張溫和的孟什維克關係密切；當孟什維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棄地下鬥爭時，他又對他們激烈批評；到後來，列寧主張將“取消派”開除出黨，他再一次改變立場，反對這一激進主張。

　　“這些小集團總是沒完沒了地搖來擺去，今天倒向這一邊，明天倒向那一邊。”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模糊”，列寧在一次爭論期間刊文評價道。

　　這句片麵評價，某種程度上的確反映了普列漢諾夫的困境。他更像一個學者而不是革命家。他一生的大半時間在國外流亡，於二月革命勝利後回到闊別37年的俄國，又在十月革命後離開，隻待了幾個月。因此，多數時候，他潛心讀書並鑽研理論、發表文章，而不是直接參與革命活動本身。在那個急劇變化的社會裏，他艱難地試圖找一個恰當立場：既主張前進，又反對冒進；他渴望社會進步，卻發自內心地對狂暴和極端的行為充滿警惕。

　　但普列漢諾夫並未反對過社會主義革命。作為馬克思的信徒和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先驅，普列漢諾夫自始至終相信社會主義終將到來，而資本主義會失敗。^[5]

大事年表

　　1856年12月11日生於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一小地主之家。

　　1868至1873年進沃羅涅什陸軍中學學習，畢業後進入康士坦丁諾夫軍官學校深造。

　　1874年9月考取彼得堡礦業學院。

　　1875年同民粹派秘密組織建立聯係。

　　1876年12月18日他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組織俄國曆史上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旋被礦業學院開除。

　　1876年創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組，1878年改稱土地和自由社，任機關報《土地與自由》編輯。

　　1879年9月另組土地平分社，在工農中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三次被捕。

　　1880年1月流亡國外，逐漸脫離民粹派，研究馬克思主義，同恩格斯建立聯係，了解西歐工人運動，並陸續將《共產黨宣言》等一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譯成俄文。

　　1883年在日內瓦創立並領導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培養了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俄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批判民粹主義。

　　1900年同列寧一起創辦無產階級報刊《火星報》和《曙光》雜誌，草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從1900年社會黨國際局成立時起，長期擔任國際局委員。

　　1903年主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黨的總委員會主席，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1905年革命時期提出“分進合擊”的機會主義策略，實際上把革命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責備無產階級“本來用不著拿起武器”。這期間，普列漢諾夫的政治立場經常動搖於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

　　1905至1907年革命失敗後，黨內出現公開要求取消黨的取消派，大多數孟什維克成了取消派分子。普列漢諾夫反對取消派，1908年12月聲明退出取消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

　　1909年8月恢複出版《社會民主黨人日誌》，正式對取消派宣戰，同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結成護黨聯盟，開始為布爾什維克報刊撰稿，參與批判馬赫主義。

　　1912年黨的布拉格代表會議後，反對把取消派分子清除出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普列漢諾夫發表演說，出版《論戰爭》文集，公開為沙皇政府的掠奪戰爭辯護，號召俄國工人“保衛祖國”，墮落為社會沙文主義者。

　　1917年二月革命後回到闊別37年的俄國。

　　1917年5月至1918年1月在其主辦的《統一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以條件不成熟為由，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但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拒絕參加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叛亂。

　　1918年5月30日在芬蘭病逝。
 

　　格.瓦.普列漢諾夫最後的想法：
 

　　我，格奧爾吉.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將幾乎整個有意識的一生獻給了俄國和歐洲的革命運動，不僅目擊和參加了祖國矛盾衝突極為激烈的種種事件，而且依照許多人的看法是造成這些事件的直接禍首，在結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說出我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在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之後，四麵八方對我的痛斥紛至遝來。我雖然並不認為有必要分辯，但仍應指出，我的罪過並沒有像切爾諾夫先生及其誌同道合者以為的那麽大。正如不能因為人們濫玩火而責難普羅米修斯一樣，不應該因為列寧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來加強其錯誤的結論和有害的行動而責怪我。

　　我認為在開始敘述我最後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談兩點意見。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詞"我們"，因為我寫作時從來都是代表我的同誌們的。在這個文件中一切都應使用單數第一人稱來寫，因為隻應由我而不是別人來承擔因我的"叛逆"思想而應對曆史負的責任。

　　第二.我放棄了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其原因下麵將要談到)，因此，隻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
 

名言警句

　　（1）有教養的頭腦的第一個標誌就是善於提問。

　　（2）誰也不能將陽光裝進自己的口袋，誰也不能將真理霸占。

　　（3）謙虛的學生珍視真理，不關心對自己個人的頌揚；不謙虛的學生首先想到的是炫耀個人得到的讚譽，對真理漠不關心。思想史上載明，謙虛幾乎總是和學生的才能成正比，不謙虛則成反比。

　　（4）船錨是不怕埋沒自己的。當人們看不見它的時候，正是它在為人類服務的時候。^[7]

預言

　　（1）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份子的隊伍比無產階級增加得更快，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躍居首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已經過時。

　　（2）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而建立在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炸藥，一旦真相大白，便會土崩瓦解。

　　（3）“布”黨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崩潰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最後政權瓦解，這一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這個結局誰也無法改變。

　　（4）國家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曆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的生活水平。隻要公民還在受窮，隻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蕩，直至政權垮台。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