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我們是不是焦慮錯了問題？現在人們都在關心社會矛盾、社會衝突、群體性事件等問題。之所以有這樣的關心，是擔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
2.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製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說的形象一點，動蕩好比是健康的身體被別人打傷了，而潰敗則是自身的組織或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費孝通先生的“社會侵蝕”和亨廷頓的“政治衰敗”兩個概念可以深化我們對這個現象的認識，盡管這兩個概念與我們這裏討論的“社會潰敗”的含義並不完全一樣。其中後者的含義可能會更接近一些。
3.社會動蕩的反麵是社會穩定，社會潰敗的反麵是社會健康。盡管這兩者經常是有關聯的，但需要加以區別。現在的問題是，對前者的誤判往往成為治愈後者的障礙。這就好比一個癌症病人，需要做手術。但醫生誤診其有嚴重心髒病，無法做手術。實際上這個人可能並沒有心髒病，或即使有也比較輕。但這種對前者的誤判無疑會導致對後者的治療。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對克服社會潰敗所必須進行的一些變革，往往由於擔心其威脅社會穩定而被束之高閣，結果是使社會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強調，盡管目前社會矛盾較多，甚至有激化的跡象，但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對於這個問題，大約10年前我就曾經寫過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兩個版的訪談，一再強調的就是這個觀點。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由於對不穩定因素、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估計過高，使得我們形成了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思維定勢中，穩定似乎成了一種終極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為穩定讓路。結果是許多該做的事情無法去做。其實，一年365天，不是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有那樣的事情；一個國家13億人口，大災小難也總是免不了的。如果總是刻意尋找不穩定因素，當然會找得到的。更何況失控的權力還會不斷製造出“群體性事件”（如最近貴州銅仁地區德江縣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由政府異想天開的製止群眾性娛樂活動引起的）。關鍵是用什麽樣的心態看待這些問題。世界上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刻意地去尋找不穩定因素，都是找得出來的。但隻有我們有穩定壓倒一切，有“維穩辦”這樣的機構。
5.近些年來，社會潰敗的跡象已經明顯開始出現。其中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在過去30年改革的過程中，盡管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中樞。因此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我這裏所說的權力失控是指，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盡管外部約束是缺乏的，但內部約束是相對有效的；權威基礎削弱，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麵約束，又無下麵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製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升官不惜犧牲體製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
6.這種社會的潰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對此吳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裏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係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製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
7.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正月元宵節央視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然而，網絡上一片幸災樂禍之聲。沒有悲傷，沒有痛心。幸災樂禍中透露的是某種難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說，這表明了人們的冷漠；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沒救了；還有人問，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就沒想想燒掉的幾十億當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視畢竟是國有資產啊）？這讓我想起大約是80年代沈陽的一場大火，當時許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聲。用國民性來解釋說不過去吧？！問題在哪裏？在對我們這個社會還認同不認同上。在沈陽大火中的痛哭失聲，是他們感覺被燒掉的是“我們的”；而在這場央視大火中，有人這樣說，幾十個億燒掉就燒掉吧，不被燒掉也會被吃掉。這裏的吃喝當然是指公款吃喝。還有人說，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現在天旱啊。在這些議論的背後，實際上是一種心理上的疏離感，即那些“東西”是“他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心理的疏離是結構性疏離的反射。
8.社會失去進行長遠思維的能力。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又過於注重眼前，既無古代帝王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又有無貴族的超脫和超越精神。在我們的社會中，一種傾向，即短期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症並存。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製性行為。在資源和環境問題上的竭澤而漁，在體製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鄲十年換了七任市長，全國市長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馬前半段是被“扶上馬，送一程”，後半段則是尋找培養接班人。眼前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時間沒有多少。
9.反腐敗為什麽不能有效進行？體現了從既得利益出發的一種權衡，即是腐敗更可怕還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可怕。這樣的邏輯對於某一個具體的腐敗分子而言，當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將其轉化為一種體製性邏輯，問題就嚴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邏輯遠非是非體製性的。多年來的反腐敗，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殺雞儆猴的層麵，而對於實質性的反腐敗措施，盡管從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推進，特別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是噤若寒蟬。
10.維護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們社會把精力和資源過多地用到了這個地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不壓製言論自由。可以想想，為了壓製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可以想想，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就不得不壓製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於是釀出了多少群體性事件，為了解決群體性事件就花費了多大的精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措施我們都不敢采用，為此我們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無效的運動型辦法，為此又浪費了多少的資源和精力？須知，要同時實現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這兩個目標，是一件相當困難和費力的事情。因此，我們這個體製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從體製到管理者的心理負擔都很重。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這個社會要付出更深遠的代價。比如，為什麽要如此大張旗鼓批普適價值？是普適價值中的什麽讓我們大動肝火？說穿了無非是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威脅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聽，隻能拿普適價值說事了。但在信仰盡失、道德淪落的今天，連普適的價值也成了批判的對象，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會衰敗的根本原因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過去很多人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截然對立的東西，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了。好比原來人們眼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過去認為權力在市場情況下會受到限製，現在恰恰是市場的出現使得權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機會和場所。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而且，現在的權力因為市場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機會和場所，賣出了好價格。這是我們現在麵對的問題。在2002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權貴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集團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或區隔。正如上麵的分析所表明的，這種區隔已經在造成一種心理上的疏離感。
12.麵對權錢結合時的中國思想界。對於權錢的結合，既要規範權力，也要規範市場。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兩者結合的鏈條。最近茅於軾先生提出，不讓有錢的人有勢，不讓有權的人撈錢。說的也是這個道理。要看到，關鍵的問題是權錢的結合。但目前中國思想界的情況好有一比：權力和金錢兩個看起來不能結婚的兩個人組成了一個小家庭，而且日子過的還相當不錯。這時，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說，你家的丈夫是個好丈夫，妻子是個壞妻子；另一派說，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個壞丈夫。並為此吵得不可開交。殊不知，人家小兩口日子過得甜甜蜜蜜。
13.由於思路錯誤，“維護穩定”的種種措施導致使社會健康化的變革無法進行，結果是進一步加劇社會的潰敗。社會動蕩是可以用“維護穩定”去對付的，而社會潰敗卻更難辦。記得在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因腐敗而倒台的時候，美國的一家媒體評論道，這個國家的腐敗所造成的內傷，可能需要這個社會的人用100年的時間為之付出代價。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腐敗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當腐敗成為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生活開始進入變態的狀態。曆史將會證明，“穩定”不僅不會壓倒一切，很可能會毀滅一切。因為這種僵硬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會將那些使我們這個國家健康起來的努力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14.權錢結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敗，從根本上扭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去年是中國改革30周年。本來，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人們期待著對改革的認真總結和深刻反思，期待將30年這樣一個時刻作為發展新的起點。但遺憾的是，廉價的頌揚、言不及義的套話，使得這個大好的時機被放過。這說明，我們已經失去了麵對現實，包括麵對改革的勇氣和能力。實際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係列文章中所強調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開始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已經基本喪失。原因何在？就在於改革已經受製於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開明的改革者也無法擺脫這種製約。在這種情況下，扭曲改革的機製已經形成。即使是出發點良好的改革，最後的結果往往也是南轅北轍。
15.其實，中國的改革既沒有有些人說的那麽好，也沒有有些人說的那麽壞。我一直不同意將經濟發展速度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完全歸功於改革，隻要沒有特殊的天災人禍，經濟本來就會發展。有人經常用今天的物質生活和30年前對比，以說明改革的成功，其實這當中除了在技術進步推動下社會正常發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減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試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許多家庭是3個孩子的話，其生活是一種什麽樣的生活？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沾了計劃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開放的光（加快了技術進步）。我這樣說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說對改革也要有一種理性的態度。改革的真正意義是使中國從一個扭曲和變態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匯入人類發展的主流文明。市場經濟隻是其中一個有限的部分。而這個過程其實遠沒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勢。
16.中國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點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些問題。中國的改革其實並不是始於“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的啟動是幾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結果。這當中有民眾改善經濟狀況的現實要求，有知識分子改變現狀的理想，但其實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勢者重歸權力中心的要求。後者又有兩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種是想借此走向一種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過，能夠和當時形成對比的，是文革的荒唐歲月，所以掌握權力者充滿自信。這種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開明。然而開明的表象掩蓋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沒有一種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價值目標。
17.穩定已經開始演變為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種手段。
孫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年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1983年獲學士學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轉到清華大學工作。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社會結構變遷和口述社會史。
2.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製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說的形象一點，動蕩好比是健康的身體被別人打傷了，而潰敗則是自身的組織或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費孝通先生的“社會侵蝕”和亨廷頓的“政治衰敗”兩個概念可以深化我們對這個現象的認識，盡管這兩個概念與我們這裏討論的“社會潰敗”的含義並不完全一樣。其中後者的含義可能會更接近一些。
3.社會動蕩的反麵是社會穩定，社會潰敗的反麵是社會健康。盡管這兩者經常是有關聯的，但需要加以區別。現在的問題是，對前者的誤判往往成為治愈後者的障礙。這就好比一個癌症病人，需要做手術。但醫生誤診其有嚴重心髒病，無法做手術。實際上這個人可能並沒有心髒病，或即使有也比較輕。但這種對前者的誤判無疑會導致對後者的治療。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對克服社會潰敗所必須進行的一些變革，往往由於擔心其威脅社會穩定而被束之高閣，結果是使社會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強調，盡管目前社會矛盾較多，甚至有激化的跡象，但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對於這個問題，大約10年前我就曾經寫過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兩個版的訪談，一再強調的就是這個觀點。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由於對不穩定因素、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估計過高，使得我們形成了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思維定勢中，穩定似乎成了一種終極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為穩定讓路。結果是許多該做的事情無法去做。其實，一年365天，不是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有那樣的事情；一個國家13億人口，大災小難也總是免不了的。如果總是刻意尋找不穩定因素，當然會找得到的。更何況失控的權力還會不斷製造出“群體性事件”（如最近貴州銅仁地區德江縣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由政府異想天開的製止群眾性娛樂活動引起的）。關鍵是用什麽樣的心態看待這些問題。世界上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刻意地去尋找不穩定因素，都是找得出來的。但隻有我們有穩定壓倒一切，有“維穩辦”這樣的機構。
5.近些年來，社會潰敗的跡象已經明顯開始出現。其中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在過去30年改革的過程中，盡管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中樞。因此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我這裏所說的權力失控是指，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盡管外部約束是缺乏的，但內部約束是相對有效的；權威基礎削弱，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麵約束，又無下麵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製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升官不惜犧牲體製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
6.這種社會的潰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對此吳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裏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係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製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
7.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正月元宵節央視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然而，網絡上一片幸災樂禍之聲。沒有悲傷，沒有痛心。幸災樂禍中透露的是某種難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說，這表明了人們的冷漠；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沒救了；還有人問，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就沒想想燒掉的幾十億當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視畢竟是國有資產啊）？這讓我想起大約是80年代沈陽的一場大火，當時許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聲。用國民性來解釋說不過去吧？！問題在哪裏？在對我們這個社會還認同不認同上。在沈陽大火中的痛哭失聲，是他們感覺被燒掉的是“我們的”；而在這場央視大火中，有人這樣說，幾十個億燒掉就燒掉吧，不被燒掉也會被吃掉。這裏的吃喝當然是指公款吃喝。還有人說，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現在天旱啊。在這些議論的背後，實際上是一種心理上的疏離感，即那些“東西”是“他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心理的疏離是結構性疏離的反射。
8.社會失去進行長遠思維的能力。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又過於注重眼前，既無古代帝王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又有無貴族的超脫和超越精神。在我們的社會中，一種傾向，即短期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症並存。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製性行為。在資源和環境問題上的竭澤而漁，在體製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鄲十年換了七任市長，全國市長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馬前半段是被“扶上馬，送一程”，後半段則是尋找培養接班人。眼前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時間沒有多少。
9.反腐敗為什麽不能有效進行？體現了從既得利益出發的一種權衡，即是腐敗更可怕還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可怕。這樣的邏輯對於某一個具體的腐敗分子而言，當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將其轉化為一種體製性邏輯，問題就嚴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邏輯遠非是非體製性的。多年來的反腐敗，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殺雞儆猴的層麵，而對於實質性的反腐敗措施，盡管從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推進，特別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是噤若寒蟬。
10.維護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們社會把精力和資源過多地用到了這個地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不壓製言論自由。可以想想，為了壓製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可以想想，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就不得不壓製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於是釀出了多少群體性事件，為了解決群體性事件就花費了多大的精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措施我們都不敢采用，為此我們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無效的運動型辦法，為此又浪費了多少的資源和精力？須知，要同時實現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這兩個目標，是一件相當困難和費力的事情。因此，我們這個體製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從體製到管理者的心理負擔都很重。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這個社會要付出更深遠的代價。比如，為什麽要如此大張旗鼓批普適價值？是普適價值中的什麽讓我們大動肝火？說穿了無非是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威脅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聽，隻能拿普適價值說事了。但在信仰盡失、道德淪落的今天，連普適的價值也成了批判的對象，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會衰敗的根本原因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過去很多人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截然對立的東西，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了。好比原來人們眼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過去認為權力在市場情況下會受到限製，現在恰恰是市場的出現使得權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機會和場所。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而且，現在的權力因為市場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機會和場所，賣出了好價格。這是我們現在麵對的問題。在2002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權貴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集團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或區隔。正如上麵的分析所表明的，這種區隔已經在造成一種心理上的疏離感。
12.麵對權錢結合時的中國思想界。對於權錢的結合，既要規範權力，也要規範市場。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兩者結合的鏈條。最近茅於軾先生提出，不讓有錢的人有勢，不讓有權的人撈錢。說的也是這個道理。要看到，關鍵的問題是權錢的結合。但目前中國思想界的情況好有一比：權力和金錢兩個看起來不能結婚的兩個人組成了一個小家庭，而且日子過的還相當不錯。這時，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說，你家的丈夫是個好丈夫，妻子是個壞妻子；另一派說，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個壞丈夫。並為此吵得不可開交。殊不知，人家小兩口日子過得甜甜蜜蜜。
13.由於思路錯誤，“維護穩定”的種種措施導致使社會健康化的變革無法進行，結果是進一步加劇社會的潰敗。社會動蕩是可以用“維護穩定”去對付的，而社會潰敗卻更難辦。記得在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因腐敗而倒台的時候，美國的一家媒體評論道，這個國家的腐敗所造成的內傷，可能需要這個社會的人用100年的時間為之付出代價。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腐敗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當腐敗成為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生活開始進入變態的狀態。曆史將會證明，“穩定”不僅不會壓倒一切，很可能會毀滅一切。因為這種僵硬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會將那些使我們這個國家健康起來的努力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14.權錢結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敗，從根本上扭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去年是中國改革30周年。本來，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人們期待著對改革的認真總結和深刻反思，期待將30年這樣一個時刻作為發展新的起點。但遺憾的是，廉價的頌揚、言不及義的套話，使得這個大好的時機被放過。這說明，我們已經失去了麵對現實，包括麵對改革的勇氣和能力。實際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係列文章中所強調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開始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已經基本喪失。原因何在？就在於改革已經受製於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開明的改革者也無法擺脫這種製約。在這種情況下，扭曲改革的機製已經形成。即使是出發點良好的改革，最後的結果往往也是南轅北轍。
15.其實，中國的改革既沒有有些人說的那麽好，也沒有有些人說的那麽壞。我一直不同意將經濟發展速度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完全歸功於改革，隻要沒有特殊的天災人禍，經濟本來就會發展。有人經常用今天的物質生活和30年前對比，以說明改革的成功，其實這當中除了在技術進步推動下社會正常發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減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試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許多家庭是3個孩子的話，其生活是一種什麽樣的生活？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沾了計劃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開放的光（加快了技術進步）。我這樣說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說對改革也要有一種理性的態度。改革的真正意義是使中國從一個扭曲和變態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匯入人類發展的主流文明。市場經濟隻是其中一個有限的部分。而這個過程其實遠沒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勢。
16.中國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點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些問題。中國的改革其實並不是始於“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的啟動是幾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結果。這當中有民眾改善經濟狀況的現實要求，有知識分子改變現狀的理想，但其實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勢者重歸權力中心的要求。後者又有兩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種是想借此走向一種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過，能夠和當時形成對比的，是文革的荒唐歲月，所以掌握權力者充滿自信。這種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開明。然而開明的表象掩蓋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沒有一種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價值目標。
17.穩定已經開始演變為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種手段。
孫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年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1983年獲學士學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轉到清華大學工作。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社會結構變遷和口述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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